《汉书·景十三王传》载河间献王“修学好古，实事求是”^[49]，喜好收罗典籍，“故得书与汉朝等”。因此河间学术大兴，“山东诸儒者从而游”，还置《毛诗》及《左氏春秋》博士，一派学术繁荣的景象。更为糟糕的是，刘德的才气还在武帝面前显露过，“献雅乐，对三雍宫，及诏策所问，三十余事”^[50]，其所对之事“文约指明”，可谓经明行修，通经达义。殊不知，他的这种崇好学术也无法被武帝容忍。刘德的结局，《汉书》记述十分简单，以“立二十六年薨”几字收尾。但《史记集解》引《汉名臣奏》说：“孝武帝时，献王朝，被服造次必于仁义。问以五策，献王辄对无穷。孝武帝艴然难之，谓献王曰：‘汤以七十里，文王百里，王其勉之。’王知其意，归即纵酒听乐，因以终”^[51]。

看来，武帝对这样一位上进的诸侯王十分不放心，当面讥讽他要以商汤、文王自效，但问题是汤与文王不仅是儒家眼里的圣人，还是德、位合一的开国之君，这无形中表达了武帝对献王崇尚学术之意图的猜忌。这种猜忌虽是没有端由，但在政治斗争中却是致命的。

因此，武帝时所谓的淮南王谋反及其对河间献王的猜忌，基本都是捕风捉影，《史》《汉》的那些证据，也应是张汤等人的罗织和编造，这一点时人就有评说，如狄山指斥说：“汤之治淮南、江都，以深文病诋诸侯，别疏骨肉，使藩臣不自安。”^[52]两案之发与武帝忌刻的心理密切相关，武帝诛杀大臣是非常典型的，仅《汉书》本纪中所载其诛杀的三公、宗室就达二十多人^[53]，更别提汇聚宾客、著书立说的地方诸王了。提倡学术在君主眼里是危险的，他们希望看到的是平庸、颓废的臣子。而站在君主的角度，他们一方面对诸侯的学术活动随时保持警惕，另一方面又要将以典籍为代表的文化学术掌握在自己手里，汉武帝时搜罗典籍的活动，很可能是受了刘安与刘德的刺激而来。就时间上看，这也是成立的。刘安献《内篇》之时，正是“初入朝”也就是武帝即位时；而刘德面见武帝的事，史籍未载，但元光五年（前130年）时刘德已死，而武帝搜罗典籍在此后的五六年，先后顺序还是比较明显的。(www.daowen.com)

在汉成帝这里，这一点依然成立。《楚元王传》记载：“上方精于《诗》《书》，观古文”，表面看来确实是出于对学术的钟爱，收书、校书是成帝自觉的学术活动。但史籍告诉我们，此举仍有控制典籍流播的意图。如《汉书》之《宣元六王传》载东平王曾上疏求诸子及《太史公书》，成帝对此请求犹豫不决，询问大将军王凤，王凤的回答颇有深意：“诸子书或反经术，非圣人，或明鬼神，信物怪；《太史公书》有战国纵横、权谲之谋，汉兴之初谋臣奇策，天官灾异，地形厄塞。皆不宜在诸侯王，不可予”^[54]。王凤的陈说，让成帝很受用，赐书之事遂作罢。细分析此事，有两点启示：第一，成帝时期的典籍搜集，确实有较明显的成效，以至于连地方诸侯王也没有像样的典籍，还须上疏求书；第二，成帝搜罗天下之书，其意图带有垄断学术，限制或禁绝地方文化的色彩。帝王往往习惯于从政治角度思考学术问题，搜书、校书只是表象，防止学术散播的潜在威胁，才是真正的原因。

由此可以说，武帝及成帝时期的校书，除了典籍散乱这种表面原因外，还有试图通过搜罗典籍，控制文化传播的意图。这种寓禁于征、寓毁于征的做法，实开启了后世文化控制的一个新范式，最明显的就是清以修《四库全书》为名，禁毁天下典籍了。钳天下之口舌，愚民众之耳目，才是他们隐藏在搜括图书背后不为外人道的秘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