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安之父刘长，史载是高祖刘邦少子，后来因“谋反”，文帝将他流放于蜀郡，刘长绝食死于途中。其实刘长是否谋反就很有疑问，《史记》提供的证据是“废先帝法，不听天子诏，居处无度，为黄屋盖乘舆，出入拟于天子，擅为法令，不用汉法”^[36]。这些很难说是确凿的谋反证据，因为刘长为高祖少子，从小又是由吕后带大的，所以薄太后及文帝也“皆惮”之，这只能说明他任性独断、行事乖张而已。这与“谋反”问题似乎性质还不完全一样，因为他并没有像吴王刘濞那样豢养死士、积聚兵甲之事。且刘长在临死前对左右有“吾以骄，故不闻吾过至此”^[37]之语，也说明他只有骄横之心，确无谋反之意。总之，刘长的“谋反”是不明不白的。

而刘安的谋反，看来也是疑点重重。《史》《汉》提供的刘安谋反的基本证据有两个：一个是“时时怨望厉王死，时欲畔逆”^[38]，要为其父刘长报仇；另一个是刘安以武帝无子，幻想入继大统，后来希望破灭，遂有反叛之举。第一个理由尚且说得过去，第二个显然是有点欲加之罪的嫌疑。此事《史记》载于建元二年（前139年），而且给刘安入继大统启示的，竟是田蚡，即武帝的舅舅，似于情理不合。因为武帝即位正是田蚡攀龙附凤的大好时机，建元元年武帝已任命他做了太尉，虽然次年其与丞相窦婴同时被免，但那也是窦太后不喜儒引起的，与武帝的旨意无涉。建元六年（前135年），窦太后一死，田蚡又立即出任丞相，他如何会希望刘安取而代之？且建元二年时，武帝刚即位两年，仅十八岁，没有太子也属正常，田蚡此时以无子为由怂恿刘安，显得时机不对。

另外，《史》《汉》对刘安谋反过程的记述也是矛盾百出。如所谓淮南王谋反事泄，起于太子因比剑被雷被误伤，雷被为避祸，应中央之征，要出征匈奴，被太子阻拦。后雷被逃至长安告发，武帝以不遵汉法为名要逮捕淮南太子。其时刘安与淮南相有隙，淮南相因他罪入诏狱之后，又牵连了刘安的一些情况。所以朝廷派中尉至淮南国讯验，调查案情，若刘安早有谋反之心，定不会坐以待毙，此时发难的可能性较大。但《史记》载曰：“计犹豫，十余日未定”^[39]，后来只是“令人衣卫士衣，持戟居庭中”^[40]，惊惧的色彩更多，并不像是蓄谋造反的心态。

又如《史》《汉》对伍被的前后记载反差太大，显然是真假参半，事实不清。伍被是刘安的宾客，对于他在刘安谋反中的立场，《史记》的记载飘忽不定，一方面，“王日夜与伍被、左吴案舆地图，部署兵从所出”^[41]，而且也交代了一些伍被参与谋议的具体细节，如为了清除中央委派的官员，“王及与伍被谋，先杀相、两千石，伪失火宫中，相、两千石救火，至即杀之”^[42]；为了制造谋反前的乱局，伍被还提出了一系列的诡计，“臣之愚计，可伪为丞相、御史请书，徙郡国豪杰任侠及有耐罪以上，赦令除其罪，产五十万以上者，皆徙其家属朔方之郡，益发甲卒，急其会日。又伪为左右都司空上林中都官诏狱书，逮诸侯太子幸臣。如此，则民怨，诸侯惧”^[43]，以疲敝民生，扰动天下；伍被甚至还参与谋划了将来谋反的用兵方向，“南收衡阳以击庐江，有寻阳之船，守下雉之城，结九江之浦，绝豫章之口，强弩临江而守，以禁南郡之下，东收江都、会稽，南通劲越，屈强江淮间，犹可得延岁月之寿”^[44]。从这些翔实的记载看，伍被应为刘安谋反事件的核心人物，其推波助澜之功当无可疑。

但另一方面，《史记》又把伍被描述成一位忠于汉廷、力劝刘安不要谋反的良臣，指斥刘安犯上之辞为“亡国之语”，“方今大王之兵众不能十分吴楚之一，天下安宁有万倍于秦之时”^[45]。进谏之后，伍被“气怒结而不扬，涕满匡而横流”^[46]，诚然一副苦谏不从、伤心失意的样子。而刘安对伍被也十分不满，还曾“系伍被父母，囚之三月”^[47]，即便这样，伍被也未曾屈服。很难想象，这样的人会是刘安谋逆的中坚人物。(www.daowen.com)

因此，《史记》对刘安谋反的记载闪烁其词、前后歧异。所以后世许多人认为刘安谋反是一个冤案，汉武帝的猜忌是造成这一冤案的主要原因，“左右承其意旨，便诬构成一大冤狱”^[48]。

不过，我们也应该反过来想一想，武帝虽有猜忌之心，但当时诸侯王甚多，为何将矛头对准了刘安呢？原因很简单，因为在武帝看来，刘安最不安分。《汉书》载其“为人好书、鼓琴，不喜弋猎狗马驰骋”，而且又懂得“拊循百姓，流名誉”，这正与武帝对诸侯王的期待相反。当然，刘安在学术上的活跃，也是招嫉的一个重要原因，下面我们着重谈这一点。

刘安“辩博善为文辞”，曾作《颂德》和《长安都国颂》献于武帝。这还没什么，因为武帝时辞赋盛行，他身边也汇聚了一大批文学之士。真正引起武帝关注的应是刘安聚宾客汇编《淮南子》一事。刘安本人喜好学术，又招揽宾客数千人，作《内书》《外书》及《中篇》，还将《内篇》献给武帝，殊不知他的这一举动已经触了“逆鳞”，也逼近了武帝容忍的底线。且不说《淮南子》中以道家为底色的无为之政，与武帝“好大喜功”的做派相悖，刘安作书这一行为本身，已经招致了武帝的怀疑。《淮南子》的成书，无疑是有政治诉求的，是要为天下规划秩序，树立框架，即《要略》所言“统天下，理万物，应变化，通殊类”，而这些是君主的职责，是天下之主思考的问题，刘安的举动被武帝视为越俎代庖，心怀不轨，他后来被以谋反定罪也是事出有因。在武帝看来，君主的权威是全方位的，对学术也有最后的发言权，涉及政治的学术更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