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廷的图书搜集，表面的原因是典籍散乱、文化凋零，其实背后还有控制文化、统一学术的潜意识。此说并非妄自猜测，实乃中国历史上一隐性的文化线索，只不过与秦焚书坑儒这种极端露骨的举动相比，西汉的文化控制显得更为隐蔽而已。除了我们熟知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外，控制典籍其实也是一个重要手段。汉武帝及成帝的两次校书，都有这个意图在里面。

西汉的文化控制，史载不是很多，但在几次大的政治事件中，还是有一些端倪可寻。如西汉时几次王国谋叛事件中，就有学术的因素。王国问题一直是西汉中前期政局中的一个危险因素，高祖时的异姓王叛乱，文帝时的济北王刘兴居叛乱，景帝时的“七国之乱”，都是当时的政治大事。不过至“七国之乱”后，地方诸侯势力的巅峰期已经过去，加之人事权逐渐被中央控制，封地也在“推恩令”的作用下越来越小，王国的实质性威胁基本消除。但诸侯王毕竟还是享有一些特权，财富自不待言，更为重要的是他们与皇室同出一宗，有着先天的亲缘关系，在古代“家天下”的意识下，他们虽身处地方，但也有着入主大位、窥伺神器的条件与可能性。最起码在充满猜疑心理的君主眼里，这种可能性还是很大的。特别在朝廷混乱、权臣掌权的情况下，外王入继的可能性更大，西汉也不乏其例，文帝及昭、宣二帝都是这样的典型。(www.daowen.com)

除了这种皇位继承的危机感外，君主对地方诸侯的学术活动也颇有戒心。君主理想中的诸侯，是那种满足于富足生活、溺于安逸的“寓公”，君主并不希望他们有任何过人的作为。学术虽不像兵器、军队那样有直接的杀伤力，但毕竟也代表着一种资源，是一种话语权，足可威胁君主的权威，西汉皇帝对诸侯的防范，也就由“实”转“虚”，“至武帝，则诸侯王的领土与职权已不成问题，于是猜防的重点转向到诸王的宾客上面，尤其是转向到有学术意义的宾客上面”^[34]。总体看来，西汉初年对诸侯王学术的防范还是很宽疏的，如高祖少弟刘交，曾从浮丘伯学《诗》，被立为楚王后，又延请申公为楚国博士，并以《诗》传家，“元王好《诗》，诸子皆读《诗》”^[35]，并亲自为《诗》作传，号称《元王诗》。刘交的学术活动，并未受到高祖的猜忌。以文获罪，主要出现在武帝时期，尤其以淮南王和河间献王最为典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