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述两个原因都是从大的政治运动或动乱着眼的。毫无疑问，这种大的事件对典籍存亡的影响也是最明显的。但我们也不能忽略一些看似平静的因素，这些平稳背后的变数，有时也隐藏着一部分历史的真实。

谈及秦汉的交替，我们可能很简单地认为，汉就是对秦的拨乱反正，这种理解有时只是一厢情愿。就汉初的实际情况看，“汉承秦制”才更贴近历史。起码从典籍传播的角度来看，汉初相当一段时间内并没有什么起色。当然，这部分要归结于汉初百废待兴，无暇顾及文化，也可能由于汉初功臣集团多是草莽出身，惯于行伍，文化修养偏低，不解《诗》《书》为何物。但汉初文化的低迷和典籍的散乱，毕竟是一个客观事实。惠帝四年（前191年）才开始废除挟书律，而此时距刘邦称汉王已有15年，距刘邦称帝也有11年。秦朝博士伏生壁藏《尚书》，直到文帝时才派晁错到九十有余的伏生那里问学；虽然史载高祖时已有萧何、韩信等人审定律令和军法，但此与整理典籍之事差距甚大，性质也迥然有异，不可等而视之，我们后面将详述。汉廷对典籍的有意识整理，还要等到汉武帝之时。因此，在西汉开国的前百年中，典籍的整理几乎没有，这种忽视不能不被视为典籍散佚的一个原因。

且当时的典籍，或书于简册，或书于绢帛，历时一久，编连之绳朽断，木椟和竹简脱落、错乱，都有可能带来典籍字句的颠倒与遗失；自然风化、虫蛀叮咬，也可能带来文字的漫漶或脱衍。考《汉志》所载，有些书籍虽然篇章主体犹存，但偶尔也有字句的脱漏，如刘向校《尚书》时，就出现了“《酒诰》脱简一，《召诰》脱简二”^[30]的情况，这很可能就是由于典籍的长久闲置、缺乏必要的管理及维护造成的。而且，史载汉武帝时曾“置写书之官”^[31]，想必有对典籍的重新整理和写定，而成帝时要再次搜括、校对，想必也是由于武帝时整理的典籍至此已经有些散乱。(www.daowen.com)

武帝至成帝之间隔，约为百年，期间长安仅有一次兵乱，即巫蛊之祸。但我们认为这次兵乱的范围十分有限，虽在长安城中，但并未危及禁中诸宫殿。兵乱的战场，《戾太子传》的记载十分简单，仅言“遂部宾客为将率，与丞相刘屈氂等战，长安中扰乱”^[32]，战火是否波及宫内，没有交代。幸好《刘屈氂传》记载更加详细，其云戾太子“驱四市人凡数万众，至长乐西阙下，逢丞相军，合战五日，死者数万人，血流入沟中”^[33]，则战场范围乃在宫禁之外，兵灾不曾危及藏于内府的典籍。所以，成帝所见的典籍散乱，还应以自然损毁释之更为恰当。

可见，从秦末至汉初的情况看，无论是焚书坑儒、项羽焚烧咸阳，还是书籍的自然损毁，都有可能带来典籍的散乱和遗失，至于三者何为主因，我们不得而知。不过，通过这些我们可以知道，成帝时的校书确实事出有因，“书颇散亡”也并非全是史家的渲染之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