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的焚灭典籍，史载确有其事，秦始皇三十四年（前213年），李斯在与博士廷争的时候说：“臣请史官非秦记皆烧之，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1]这一举动，并非秦始皇或李斯个人的一时兴起，实与秦的整体政治、文化环境密切相关。一则，秦国地处西陲，与戎狄杂处，本身就缺乏基本的文化气息，诸侯亦不以中国视之。春秋战国时期，东方六国学术繁盛，诸子授徒讲学，蔚为壮观。但秦国似乎置身其外，除了一些崇尚实力的客卿之外，未闻有任何学术型的代表人物，无怪乎荀子有“其殆无儒邪”^[2]的感叹。二来，自商鞅在秦变法以来，其原有的粗放、狂野的文化与法家务实且功利的政治诉求结合起来，秦国的潜力被最大程度地释放，“虎狼之师”“尚首功之国”成为秦军、秦国的代称。同时，对文化的态度也更趋粗暴，在商鞅那里已有了“六虱”的称谓，《礼》《乐》《诗》《书》赫然在列，“国有《礼》，有《乐》，有《诗》，有《书》……上无使战，必削至之”^[3]，商鞅还建议孝公“燔诗书而明法令”^[4]。后来被秦始皇激赏的韩非，提出“五蠹”，也将礼乐文化视为国家祸乱的根源。因此，秦国上下一直充斥着反文化的气息，秦的焚书坑儒，很大程度上可视为东西方文化激烈碰撞的结果，也是秦地耕战文化向全国范围渗透的激进表现。

秦焚书之举，史书载之确凿，但与之相关的争论也不在少数，争论主要围绕焚书的范围、诸子之书是否在焚毁之列、焚书的实际效果等。学界多数学者对《史记》的记载表示信从，但也有一些学者依据部分较为晚出的说法，持有不同意见。

据《史记》所载，焚书范围包括非秦国之史记、非博士所藏之六艺及诸子，从《史记》《汉书》的其他纪、传、书、志提供的信息看，这个范围是比较真实的。秦朝建立后，在统治理念上仍没有树立真正的一统意识，而带有较强的诸侯意识，没有以平等的态度将六国纳入统治，这是秦朝统治的一大败笔。因此，秦刻意焚毁六国史记，抹除诸国印记，毁弃其历史，加之史记不同于六艺、诸子，仅藏于宫廷，流传范围更为有限，其毁灭是根本性的，“《诗》《书》所以复见者，多藏人家，而史记独藏周室，以故灭”^[5]。司马迁此说，表明其著《史记》时已无缘得见六国史书，这与汉初后逐渐复出的六艺、诸子类文献形成了较大的反差。

六艺和诸子类文献的情形有所不同，它们在先秦时期就有了较大范围的流传和普及，散于民间者应不在少数。如诸子之书多称引六经，六经之学应是知识界较为普及和认同之学术；而诸子号称“百家”，地域遍及南北，且儒、墨等还拥有了庞大的弟子群体，传承更为系统、稳定。因此，六艺和诸子典籍虽然也在焚毁之列，而且确实带来了后来学术进程中的争端，如《尚书》问题、今古文之争等，都在此埋下伏笔，但总体来看，六经和诸子作为学术主体尚存，不大可能在短期的焚书运动中彻底根绝。

尽管如此，就秦焚书的实际效果看，确实对当时的文化造成了一定的消极影响，《史记》即有“及至秦之季世，焚《诗》《书》，坑术士，六艺从此缺焉”^[6]的记载，且秦火之后《书》和《礼》确实是有较为严重的残缺，《尚书》“亡数十篇，独得二十九篇”^[7]，而《礼》“及至秦焚书，书散亡益多，于今独有《士礼》”^[8]，康有为所言之“秦焚六经未尝亡缺”^[9]与汉初史实不合。而且就近年出土的简帛资料看，从秦焚书令至汉初解除挟书律，期间出土之资料基本都限于律令、历谱、算书等，“出土的均符合律文所许可”^[10]。(www.daowen.com)

如进一步分析，焚书令之于汉初典籍的影响还有两个层次：一则，民间藏书的规模被极大压缩。就史载的痕迹来看，焚书令的确在一定程度上被执行，如伏生为秦博士，也不能私藏书籍，只好于墙壁中夹藏《尚书》，此事《史记》《汉书》均有记载，当为不虚。又如武帝末年，鲁共王坏孔子宅，得到了《古文尚书》《礼记》等典籍，此事后世虽有疑者，但也可想见当时将经书藏匿应是较为普遍的事情。而藏书的举动，应该就起于秦朝的焚书令。二则，秦焚书令明言，博士官可以典藏《诗》《书》、百家语，使得六艺、诸子有了一息尚存的机会，同时也极大压缩了书籍流通与传播的范围。而宫廷藏书与政治形势紧密相连，秦末的农民起义及项羽的火烧咸阳，很可能使这些保留最为完整的典籍受到破坏。对于这一后果，焚书令虽负间接责任，但无疑也是无法推卸的责任。

不过，对秦焚书的破坏性效果也不可无限制地夸大。将汉初之学术不兴、典籍散乱归罪于秦，是汉代以来的说法。而这种说法的出现，除了部分的事实依据外，更多的是一种对秦敌视文化政策的排斥和抵触。因为秦亡汉兴之后，“过秦”成为一种普遍的社会心理，焚书令的负面影响在汉儒的口诛笔伐中，也被放大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

我们认为焚书令的实际效果是值得怀疑的。一则，焚书令始于秦始皇三十四年（前213年），三年之后，始皇病死，次年，陈胜、吴广起义爆发。焚书的高峰应该就在这短短几年中，就政治环境来看，焚书令没有一个稳定的条件，加之古代的交通、信息条件有限，其连续性不能高估。二则，即便在焚书令中，也并非要将文化彻底根绝。焚书的起因源于儒生的以古非今和以下议上。所以，与其将焚书视为文化仇视，不如说是文化控制。与这个目的相应，焚书的主要对象包括秦国以外的诸国史记，及《诗》《书》等旧典，因为两者是以古非今的主要凭借，“秦既得意，烧天下《诗》《书》，诸侯史记尤甚，为其有所刺讥也”^[11]。至于诸子之书是否被焚，学术界有不同意见，如王充认为：“秦虽无道，不燔诸子”^[12]；赵岐在《孟子题辞》中语及《孟子》之书在秦的遭遇时说：“其书号为诸子，故篇籍得不泯绝”^[13]。但也有学者认为《史记》明言“百家语”在焚毁之列，而且焚诸子与法家一贯的禁空谈、禁游说的主张相合，焚诸子当无可疑，“不禁诸子的说法显然与此抵触”^[14]。我们认为《史记》的记载应是可信的，而后世之所以有不焚诸子的说法，可能是由于诸子数量庞大，而焚书令的对象主要是六国史籍及《诗》《书》，加之焚书令贯彻的时间较短，所以对诸子的影响不甚明显，才有了“秦不焚诸子”的说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