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志》自诞生起已两千年，关于它的研究也贯穿这一历史时期。由于《汉志》在目录学和学术史上的重要作用，历代学者倾力研究，使得《汉志》研究中形成了一系列的重点和焦点问题。我们试举数例，以更加清楚认识《汉志》研究的进展和关节点。

第一，《汉志》与《别录》《七略》的关系问题。三者之间存在着沿袭关系，历来均无异词。由于三书分别成于刘向、刘歆和班固之手，这个问题也可以视为如何区分三人在《汉志》内容、体例、学术取向等的不同作用问题。三者的关系问题，最原始可信的记载莫过于《汉书》。《艺文志》载刘向奉命校书，“每一书已，向辄条其篇目，撮其指意，录而奏之”，为《别录》；刘向死后，“歆于是总群书而奏其《七略》”；班固作《汉书》时，又在《七略》的基础上“今删其要，以备篇籍”，为《汉志》。^[12]《楚元王传》言“诏向领校中《五经》秘书”，刘向死后，“歆乃集六艺群书，种别为《七略》”。《汉书》所载大体已具，三书的基本关系也较清楚，但细节略而不详，也为后世围绕此问题的争论埋下了伏笔。

《汉书》之后，又有阮孝绪之《七录序》。阮氏在序中追溯了《汉志》的成书过程，“光禄大夫刘向及子俊、歆等，雠校篇籍，每一篇已辄录而奏之”，后来“歆遂总括群篇，奏其《七略》”，再后来“固乃因《七略》之辞，为《汉书·艺文志》”。^[13] 阮序所载条理更为清晰，三者的因袭关系更加清楚，只是提供的细节也未能超出《汉书》。阮序和《汉书》的记载，也成为后世探讨《汉志》与《别录》《七略》问题的基本依据。

由于史书记载的疏阔，加之《别录》《七略》均已散佚，一些问题也逐渐显现出来。如有学人以三书的因袭关系为凭，以《汉志》为资料探讨《别录》《七略》问题，将《汉志》的体例特点、学术倾向推阐至二书，带来一些认知上的误区。如古今多将《别录》视为与《汉志》《七略》性质相类的目录之作，这实际是忽视了《别录》的产生背景及其历史功用，《别录》乃校对某一典籍时的“工作简报”，著录该典籍的存佚、篇卷、文字讹误、主旨及校对依据等，乃是校对工作的自然产物，与《汉志》《七略》作为目录的效用还是有明显差异的。

又如《汉志》之体例承自《别录》还是《七略》的问题，即《别录》是否存在六分法的问题。古今学者多将六分法创始归于《七略》，《别录》并无此类例。如郑樵、章学诚谈及《汉志》体例，必从《七略》言之，实则默认六分之法乃刘歆所创。近代以来学者也多从此说，如姚名达依据《汉书》所载刘歆“种别为《七略》”语，认为“盖所谓种别者，即依书之种类而分别之，明乎‘时又别集众录，谓之《别录》’，并未分类，至《七略》始分类编目也”^[14]。但也有学者认为《别录》也已有了类似《七略》的体例，如姚振宗之辑佚《别录》佚文，将所汇集之条目以《汉志》之框架分布，大小部类均无二致。今人钟肇鹏也认为：“《别录》把这些散于各书的书录，汇集起来，按六略的次第编成”。^[15]

第二，《汉志》学术价值的定位问题。从总体看来，《汉志》体例较为严整，六分法也基本符合当时的知识结构，加之大小部类后均有“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文字，所以古今学人多将其视为先秦两汉学术史的上乘之作。但也有人从刘向父子校书的实际过程出发，认为《汉志》体例的形成具有一定的偶然性，《汉志》之体例乃是校书之人分工的附带结果，如钟肇鹏表示：“窃疑《七略》诸子兵书、数术、方技之分，盖以刘向领校诸子，兵书校自任宏，太史令尹咸校数术，侍医李柱国校方技，因校理人殊，故歆纂《七略》亦各别为部。其于分合之故，初未必有何深意，后人亦不必过事深求，转失本真也”。^[16]

这种观点在某种程度上是有一定道理的。《七略》是在官藏书籍的整理过程中产生的，藏书目录是其原始和基本功能；刘歆虽在其中尤其是《诸子略》中倾注了学术关怀，使之部分具有了学术史的功能，但仍不能完全撼动《七略》书籍目录的基本性质。所谓“考镜源流”的文字，并非学术梳理的预定学术标准，应将其视为在图书整理业已完成之后所做的补充，虽带有一定学术总结的意味，但绝非《七略》六分法的真实依据。就刘向等人的校书过程来看，几人的校书活动是并行不悖的，刘向对其他几人的校书工作基本采取不干预的态度。从《七略》的整体来看，尚缺乏系统、严密的学术关照。由此，我们不能简单认为《汉志》是一个体系严密的学术史篇章。当然，此次分工的依据是图书的性质和各人的学术所长。而对图书性质的判定，还是应有相当的学术依据的，刘向等人的分工也不能说全无学术依据。

总体看来，《汉志》的类例是融合了学术和目录的双重规制，且在多数情况下两者的结合还是较为圆融的，但两者的效用毕竟各有侧重，一些地方也带有杂糅和混合的特点，这在《诸子略》部分较为明显，这是我们在本书中将要提到的。

第三，“六艺”概念辨析。《汉志》对当时之五经经传曾予以著录，并冠以“六艺”之名。《汉志》此举，牵涉经学史上两个“六艺”的关系问题。六艺之内涵有两个系统：一为礼乐射御书数，始见于《周礼》，我们权称之为“礼乐六艺”；一为《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见于汉初，我们权称之为“诗书六艺”。两种六艺的关系，学人也有涉及，徐复观依据《周礼》“伪造说”，认为“礼乐六艺”为后起，乃是对“诗书六艺”概念“旧瓶装新酒式的创造”^[17]。也有人认为，两种六艺关系的转变实际代表了儒学史上一次教育变革，即由重礼乐、重军事的西周贵族教育向重教化、重义理的儒家教育转化^[18]，“诗书六艺”的概念借自“礼乐六艺”。两种观点对两种六艺称谓的先后顺序判断截然相反，却都默认两种概念之间存在借用与因袭的关系。

但正如我们在后面将要指出的，无论从《周礼》在秦汉时期的普及程度及其重要性上看，还是从两个“六艺”称谓出现的时间线索看，都不好得出定论说两者存在直接的概念上的借鉴关系。“诗书六艺”的称谓，当与经学的世俗化与政治化密切相关；而《周礼》中“礼乐六艺”的称谓，乃是作者在“尚六”思想的指导下，对西周贵族教育的建构和整理，“六”与“艺”的结合只是一种不固定的搭配，在《周礼》的框架内并无深意。两种“六艺”的称谓，乃是字面上的巧合，围绕两者的先后及借鉴问题，似乎不足以成为一个难点（详见本书第二章）。

第四，《汉志》所见《易》地位的提升。《六艺略》中对《易》有较为明显的推崇，各家小序中多引《易》作为小序的起首句，在总序中直接将《易》称为五经之原。这种现象在其他部类也有出现，《汉志》共引据《易》多达十几次。《汉志》的做法引出了经学史上两种六经次序的问题，即“以《易》为首”和“以《诗》为首”。

最早谈及此问题的是陆德明，其在《经典释文》中指出“以《易》为首”的六经次序乃是以各经产生的时间先后为据^[19]；周予同认为，在清末以来的今古文经的范式下，六经之所以分别有《诗》《易》为首的两种排序，乃是由于汉代今古文对孔子定位的不同^[20]；当代学者廖名春依据马王堆汉墓帛书及《史记》《汉书》等，认为孔子晚年喜《易》，“以《易》为首”的六经之序乃是孔子晚年学术重心发生转移的结果^[21]；黄丽丽则认为“以《诗》为首”的六经次序源于西周礼乐社会，是《诗》在当时政治、社会及贵族礼仪等各方面效用的真实体现，而后来儒学对《易》的介入，及汉代五经博士的设立，使得《易》地位扶摇直上，出现了“以《易》为首”的六经次序^[22]；王凤则从刘向父子的学术背景入手，以《汉书》中“歆及向始皆治《易》”的记载为据，认为“刘向、刘歆父子都是春秋学的大师，他们同时又治《周易》，那么在他们身上，《周易》与《春秋》发生关系是迟早的事”^[23]。

以上诸说，各有所据。我们认为，《易》地位的提升还应从更长的历史断限来考察，易学本身的流变、儒门对易学的统摄、汉代易学的新进展等，都应当是《汉志》中易学地位抬升所要考虑的因素。如我们所要讲到的，儒门对《易》的义理化、道德化注解只是易学发展的一个向度，筮占易学和天道易学也一直流传，且在西汉中后期有了汇流的趋势，即所谓象数易的崛起。西汉象数易以孟喜的卦气说和京房的象数易为代表，其主旨即以《易》为核心，建立一个囊括天地人事、阴阳万物的庞大体系，这种思维无疑对刘歆有所影响。在汉末的谶纬中，纬书对《易》的解读也是沿袭这种思路在进行，只不过更加侧重天人感应的层面。西汉时期《易》地位的抬升有过程可考，刘歆对《易》的推崇，是这个过程的重要一环。《汉志》中“以《易》为首”的六经次序的出现，似乎也可以从中寻得一些答案。

第五，《诸子略》之“九流十家”的内在逻辑。《诸子略》是先秦学派体系演进的重要环节，也是对诸子学派划分的集大成和终结之作。历来围绕“九流十家”的争议也一直存在。如杂家，许多人认为其不当成为学派，也有学者以“黄老”或“新道家”取代之；又如农家，有学者认为其为技艺之学，当与兵家或方技并列，不可附于诸子。

这些质疑虽有一定道理，但某种程度上没有深入考察《汉志》的现实背景和学术考虑。《汉志》之前，已有《论六家之要指》的铺垫，《汉志》对前人的成果无法回避，将其六分法引入到诸子分类中。而《汉志》首先作为目录存在，又势必以实存书籍为据，对体例进行扩充。这种扩充又不得不首先服务于目录学的需要，学术考虑和现实需要成为《诸子略》“九流十家”分类法一系列扞格的关键所在。如杂家类，在司马谈抽象谈论学派的情境下，六家学派都是虚指，纯粹的学派在概念层面上是存在的；而在《汉志》的条件下，学派概念被赋予了现实内容，即典籍和学人。这就使得学派概念丧失了灵活度，《吕氏春秋》等内容复杂的典籍是无法归入某一纯粹学派的，《汉志》的“杂家”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得以成立。与此相类，《汉志》所增设之纵横家、小说家、农家等，都有自己的现实考虑和学术逻辑。脱离《汉志》成书的现实场景，孤立地考察“九流十家”，是无法寻得真正的答案的，也无法达到“历史的理解”。

第六，诸子出于王官说的历史考察。在《诸子略》每一家的最后，刘歆曾谈及诸家的学术起源，且将其与周代王官之学挂钩，这一提法引起了很大争议。若从整体看来，诸子学术起于官学当为不虚，章学诚言：“刘歆盖深明乎古人官师合一之道，而有以知乎私门初无著述之故也”。^[24]但刘歆“王官说”的表述十分模糊，其所论职官来源复杂，与《周礼》当无直接关系。《隋书·经籍志》在《汉志》基础上，将诸子所出之王官具体到《周礼》中对应的职官，“王官说”由此与《周礼》牵涉一起。近代，康有为《新学伪经考》指斥《汉志》之“王官说”乃是为刘歆伪造的《周礼》张目^[25]，将《汉志》所涉之职官直接与《周礼》挂钩。后来胡适《诸子不出于王官说》，亦将矛头指向《汉志》与《周礼》的关系。其实，所谓王官说在《汉志》那里只是一个模糊的表述，其作为一个确凿的提法和与《周礼》附会乃是后人增益的结果，是对《汉志》本意的极大误解和推阐过度。

《汉志》据引王官谈论诸子起源是有自己的考虑的。一方面，将诸子起源归于上古官守，说明诸子仍源出官学，六艺与诸子本是同源同根，为六艺统摄诸子提供了一个重大的佐证，也为诸子存在的合理性提供了论证。另一方面，与《庄子》之《天下》篇和《淮南子》之《要略》中“诸子起于救弊说”相较，《汉志》从官制入手考虑诸子起源问题，还应有其特殊原因。刘歆的时代，经学已深入到政治层面，其从制度层面阐释这个问题也可以理解。且当时出现了一种儒生复古思潮，而复古的很多议题都是在礼制和官制的基础上产生的，刘歆从上古官制解释诸子起源，也是时风使然。

从以上数点可见，《汉志》研究存在一系列的基础性和全局性难题。前辈学者在这些问题上都曾辛勤耕耘过，也带来了很多建树性的观点。但任何问题的解决都不是一劳永逸的，我等后学也应在《汉志》研究上有所推进。

【注释】

[1]王鸣盛：《十七史商榷》卷二十二《汉书二十六》“汉艺文志考证”条引，凤凰出版社，2008年，第125页。

[2]《汉书》卷三十六《楚元王传》，中华书局，1962年，第1972～1973页。

[3]荀悦：《两汉纪》，中华书局，2002年，第438页。

[4]傅荣贤：《〈汉书·艺文志〉研究源流考》，黄山书社，2007年，第23～24页。(www.daowen.com)

[5]阮孝绪：《七录序》，《广弘明集》卷三，见于《四部精华》（子部四），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 97页。

[6]同上。

[7]郑樵：《通志二十略》，中华书局，1995年，第1821页。

[8]郑樵：《通志二十略》，中华书局，1995年，第1809页。

[9]叶瑛：《文史通义校注》，中华书局，1985年，第952页。

[10]叶瑛：《文史通义校注》，中华书局，1985年，第972页。

[11]叶瑛：《文史通义校注》，中华书局，1985年，第951页。

[12]《汉书》卷三十《艺文志》，第1701页。

[13]阮孝绪：《七录序》，《广弘明集》卷三，见于《四部精华》（子部四），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 97页。

[14]姚名达：《中国目录学史》，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第39页。

[15]钟肇鹏：《校雠目录学论丛》，见于《求是斋丛稿》，巴蜀书社，2001年，第116页。

[16]钟肇鹏：《校雠目录学论丛》，见于《求是斋丛稿》，巴蜀书社，2001年，第19页。

[17]徐复观：《徐复观论经学史二种》，上海书店出版社，2006年，第335页。

[18]吴龙辉：《六艺的变迁及其与六经的关系》，《中国哲学史》，2005年第2期。

[19]黄焯：《经典释文汇校》，中华书局，2006年，第5页。

[20]周予同：《群经概论》，岳麓书社，2011年，第8页。

[21]廖名春：《“六经”次序探源》，《历史研究》，2002年第2期。本文亦收录于廖氏著《中国学术史新证》，四川大学出版社，2005年。

[22]黄丽丽：《六经次序辨》，《甘肃社会科学》，2008年第5期。

[23]王凤：《刘歆与〈周易〉最高经典地位的确立》，见于姜广辉主编：《中国经学思想史》（第二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第332页。

[24]叶瑛：《文史通义校注》，中华书局，1985年，第952页。

[25]康有为：《新学伪经考》，三联书店，1998年，第12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