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是由于《汉志》的重要地位，历代均不乏关注和倾力之人，汉代之时已经有对其价值的评价，如《汉书》言：“《七略》剖判艺文，总百家之绪”^[2]，《汉纪》言：“刘向父子典校经籍，而新义分方，九流区别，典籍益彰矣”^[3]。鉴于《汉志》在目录学、学术史及史学考证方面的多重价值，亦有学者将《汉志》研究划分为史书注解派、目录本体派、学术考辨派和专题派^[4]。换言之，我们认为历代《汉志》研究的主要关注点有三个：以探讨“六分法”“九流十家”等为代表的《汉志》之体例；以疏解、辑佚为代表的《汉志》之文本；以“王官说”、经学传承为代表的《汉志》之学术思想。前人在这三个方面都取得了较大的成绩和进展。

第一，文本疏证方面，这是传统学术背景下《汉志》研究的主流。由于《艺文志》是《汉书》的一部分，所以历代注解《汉书》者均涉及《汉志》，著名者如颜师古之《汉书注》，汇集汉唐之间《汉书》注解的成果，影响最大，中华书局点校本《汉书》即采颜注；又如清代王先谦之《汉书补注》，代表了清代考据学《汉书》研究的最高水平。如此者还有很多，如杭世骏《汉书蒙拾》、王念孙《读汉书杂志》、沈钦韩《汉书疏证》及周寿昌《汉书注校补》等。当代一些著名学者也有类似之作品，如陈直《汉书新证》和杨树达《汉书窥管》，都有涉及《汉志》的内容。

以上关于《汉志》的研究都是注解《汉书》过程中的附带作品，虽有不少新解，但较之《汉书》之宏制，谈及《汉志》的地方毕竟有限，较为零散，系统性不足。因此，也有学者专门致力于《汉志》部分的疏解和考证，典型者如王应麟《汉艺文志考证》、姚振宗《汉书艺文志条理》、姚明辉《汉书艺文志注解》等，他们以《汉志》文本为线索，全面梳理《汉志》著录典籍的作者、篇卷、主旨、存佚情况，用力甚巨。近当代学者中有梁启超《汉书艺文志诸子略考释》、陈国庆《汉书艺文志注释汇编》、张舜徽《汉书艺文志通释》、顾实《汉书艺文志讲疏》等，李零的《兰台万卷——读〈汉书·艺文志〉》也可归为此类。这种研究可以帮助我们了解《汉志》收录书籍的来龙去脉，对史籍中关于《汉志》著录书籍、人物的痕迹进行钩沉，为我们全面把握《汉志》文本打下基础。

除了疏通文字外，对《汉志》前身——《别录》《七略》的辑佚也是文本研究的重要方面。此方面的工作主要起于清代考据之学，较有成绩者如洪颐煊《经典集林》、严可均《全汉文》、马国翰《玉函山房辑佚书》、姚振宗《七略别录佚文》和章太炎的《别录七略佚文征》，诸书所辑佚之内容主要出于《汉志》所存班固自注和历代注解《汉书》者所引《录》《略》内容，间或有引自其他史籍者。但由于《别录》《七略》原书已佚，散见于古籍者又多经后人剪裁，真假参半，辑佚之作不可信之过度。数种之中，以姚振宗所辑可信度为最高，本书引自《录》《略》者，主要依据姚书。

第二，对《汉志》体例的探讨。《汉志》起于皇家图书目录《七略》，虽有小的调整和增删，但变动有限，特别是保留了刘歆典籍部类划分及诸子学术类别的框架。后世艺文、经籍诸志在沿袭《汉志》规制的同时，也多有评论和改易。这方面的记载最早可追溯于南朝之阮孝绪，其在《七录序》中对《别录》《七略》《汉志》的成书过程有较为详细的记载，如“昔刘向校书，辄为一录，论其指归，辩其讹谬，随竟奏上，皆载在本书。时又别集众录，谓之别录”，“子歆探其旨要，著为《七略》，其一篇即六篇之总最，故以撮略为名”^[5]，对《别录》《七略》的由来和体例上的区分一一点明。阮氏对《汉志》体例上的一些处理也作出了解释，如“刘氏之世史书甚寡，附见《春秋》，诚得其例”^[6]。

南宋郑樵《通志》之二十略是著名志书，其中与目录学相关者有《校雠略》《艺文略》《图谱略》和《金石略》，尤以《校雠略》涉及《汉志》体例的内容最多。如郑樵对班固沿袭刘向父子的做法十分不满，“惟依缘他人，以成门户”^[7]；认为《汉志》遗漏了汉初萧何、张苍、韩信所整理之律令、章程、军法等。郑氏还对《汉志》一些具体典籍的类属提出质疑，如杂家有《尉缭子》，郑氏以为“见名不见书”^[8]；又如《汉志》将《司马法》由兵书类调整至六艺之礼类，《太公兵法》著录在道家类，郑樵亦表示不解，谓“此何意也”。

章学诚之《校雠通义》是传统学术中论述《汉志》体例的集大成之作，其中《原道》《宗刘》《互著》《别裁》《补郑》等中，都将《汉志》之类例作为核心问题加以讨论。如《原道》对《汉志》在目录学和学术史上的双重地位进行了肯定，“将以折衷六艺，宣明大道，不徒为甲乙纪数之需”^[9]；《宗刘》对《汉志》之六分法向四分法演进的原因进行了探讨，共有五点理由，涉及典籍数量之消长、学术盛衰、文体之变化等；《互著》与《别裁》则从《汉志》对《七略》所作之调整入手，认为《七略》对一些性质冗杂、内容多样的典籍进行有意识的重复著录，以保存此类典籍的多重功用，此即“互著”；《七略》之小学类，著录《管子》之《弟子职》，论语类又著录《三朝记》，章学诚认为此乃刘歆有意为之，谓之“别裁”，是为了“补苴部次，别出门类，以辨著述源流”^[10]。此说影响很大，后世信从者甚众。

传统学术范式下，除郑、章二书较为集中外，其他论及《汉志》之体例的也有不少，历代正史艺文志、经籍志或私家目录中间或有涉及者，如《隋书·经籍志》《四库全书总目》《郡斋读书志》《直斋书录解题》《书目答问》等，但基本都是一语而过，所论之问题也基本未超出郑、章两家。

近现代学术兴起后，特别是专门的目录学兴起后，学界对《汉志》体例的探讨又逐渐增多，名家辈出，论著迭出。较著名者如容肇祖《中国目录学大纲》、刘咸炘《校雠述林》《续校雠通义》、余嘉锡《目录学发微》、汪辟疆《目录学研究》、姚名达《中国目录学史》、蒋伯潜《校雠目录学纂要》等。这些论著中都有相当篇幅论及《汉志》的体例问题，虽然总体看来论及的问题很多承袭郑樵、章学诚等，但他们在论证方法上更加多样，视野更为广阔，特别是自觉地以目录学的立场来考察《汉志》的价值，这些都是传统学术无法比拟的。(www.daowen.com)

如余嘉锡《目录学发微》及《古书通例》。余氏对《汉志》的成书过程，二刘及班固与《汉志》的关系，《汉志》体例的意图，《汉志》在中国目录学史上的地位，《汉志》六分法向后世四分法的转变过程都有论述。《古书通例》谈及《汉志》之处也很多，其书还有许多章节直接以《汉志》为研究对象，如“诸史经籍志皆有不著录之书”，对《汉志》未收典籍情况予以说明，并指出这种情况出现的多重原因；“汉志著录之书名异同及别本单行”，探讨西汉同书异名之种种情况；“叙刘向之校雠编次”，对刘向整理书籍的基本过程、校雠的某些原则予以还原，很有启发意义。

姚名达《中国目录学史》在溯源篇中专门谈论《汉志》体例问题，内容包括刘向典籍和写定叙录的义例、《别录》与《七略》之体例同异、刘歆分类编目之义例等，分析细致，将两书体例的细微处一一点明，文字简洁，信息量大。

第三，对《汉志》学术思想的探索与挖掘。需要指出的是，我们对《汉志》研究三种路径的划分是相对的，因为《汉志》是一个整体，其目录学、学术史的双重价值是不可分割的。前面所述对《汉志》文本和体例研究的论著，也有很多涉及《汉志》思想内容的考察。如章学诚论及先秦学术起源时，曾有“有官斯有法，故法具于官；有法斯有书，故官守其书……私门无著述文字，则官守之分职，即群书之部次”^[11]，被视为“王官说”形成的重要一环。张舜徽在疏解文本的同时，对一些与学术相关的问题，除罗列前人意见外，还以“按语”的形式表明自己的立场。余嘉锡在《目录学发微》中，除探讨《汉志》体例外，还对《汉志》所体现的学术倾向和刘歆的关系，《汉志》之体例所体现的时代学术特点等都有精彩的评论。

但不可否认的是，较之前两种研究，传统学术体系中对《汉志》学术思想的研究起步较晚，涉及的内容多以偶尔的点评为主，缺乏系统、严密的梳理。对《汉志》本身学术思想内容的讨论，一直到了近现代学术兴起后才逐渐成为热点，如章太炎之《诸子学略说》《国故论衡》中均有从学术史角度探讨《汉志》的内容，胡适还以章太炎为驳斥对象，有《诸子不出于王官说》一文。由此带动了20世纪以来关于探讨诸子起源的讨论，成为《汉志》研究的一个热点，不少学界巨擘如傅斯年、冯友兰、胡适等都参与其中。另一个新近的问题是《汉志》中“以《易》为首”的六经次序问题，此问题在《经典释文》中已有涉及，陆德明以六经出现之早晚解释之；近代伴随清末“今古文”研究范式的凸显又有新说，周予同以今古文之别视之；当代学者廖名春、王凤及黄丽丽等，都撰文提出了自己的意见，详情见本书第二章。但总体看来，《汉志》学术思想的研究还是明显滞后于其他两个方面，引起学界较多关注的问题点乏善可陈。

因此，概观前人对《汉志》的研究，涉及内容较广，论著数量颇丰，对《汉志》研究的方方面面都已论及，某些重大问题业已达成基本一致，这无疑是值得肯定的。但同时也不免有所疏漏和基于视角、立场的误解，对《汉志》的一些基本问题仍然没有给出完全令人信服的答案。

我们认为《汉志》研究仍然存在一定的不足。首先，《汉志》研究的不平衡性。《汉志》三种研究的基本路径中，文本研究和体例研究历史悠久，从事者众，取得的成果汗牛充栋，取得的共识也最多。这两种研究虽在《汉志》研究中处于基础性地位，但毕竟尚属外围。古今对《汉志》本身在学术史、思想史的地位较少涉及，特别是对《汉志》在西汉学术和思想转型中的地位仍然缺乏较为明晰的认识。这就限制了对《汉志》在分类方法、分类次序上的深意的探讨，更无法认识《汉志》背后体现的学术选择和思想倾向。

其次，《汉志》研究的热点过于单一、集中，某些研究观点反复陈说、沿袭不改。研究《汉志》的论著、文章众多，但在这种表面繁荣的背后，其实隐含着研究范式陈旧、问题意识淡薄等不足。且有些论著仅限于一些概论、总括的研究，对一些核心的细节问题概而论之，对细节内容深究尚显不足。具体表现为脱离《汉志》文本，脱离《汉志》的成书过程，脱离《汉志》作者的知识背景，因而得出一些较为简单和草率的结论。

因此，《汉志》的研究有了丰硕的成果为积淀，前辈先贤为我等后辈开阔视野做了一些铺垫工作，同时也为我们留下了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汉志》研究仍有继续推进的必要和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