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书·艺文志》（以下简称《汉志》）在中国学术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清代学者金榜曾说：“不通《汉艺文志》，不可以读天下书。《艺文志》者，学问之眉目，著述之门户也”。^[1]《汉志》的学术价值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它保存了当时西汉中央政府藏书的详细目录（包括学派、作者、篇名、卷数等），为纵览先秦至西汉的思想、学术提供了基本的文献信息，这也是《汉志》作为藏书目录价值的自然体现。而且就《汉志》著录的典籍看，囊括了六艺、诸子、诗赋、兵书、方术、医学等各个领域，从精英学术至民众文化，涵盖了当时知识结构的各个层次，展现了时人精神世界的多重维度。

第二，《汉志》本身体现了西汉学术界和思想界的起伏和交融。一方面，从中国学术史发展的脉络来看，西汉处于一个承上启下的重要时期，上承先秦诸子的余绪，以较为自觉的姿态对诸子予以扬弃；另一方面，大一统的出现使得学术的统一也得到初步的实现，经学作为官方学术的地位得到认可。《汉志》在这种时代背景下出现，不可避免地要对这一学术转折作出回应。在经学作为“显学”的西汉，《汉志》是在经学思维指导下对西汉时期学术和思想变迁的一次总结，其在中国学术史上的地位不言自明。(www.daowen.com)

第三，《汉志》之主体——《七略》，虽出于皇家藏书目录，但其内容并不限于此，还注入了刘歆等人辨章学术的意味。如《六艺略》之论列六经，其中体现了刘歆较为强烈的信从“古文”的色彩，与其《移让太常博士书》之旨趣遥相呼应；且《汉志》对易类文献尤为重视，将易类列于诸经之首，视之为“五经之原”，多引《易》以论诸学，形成了“以《易》为首”的六经次序，标志着六经学术在西汉的一个崭新阶段。又如《诸子略》部分，“九流十家”的学派划分是先秦学术史的大事，刘歆在《庄子·天下》篇、《荀子·解蔽》《非十二子》、《韩非子·显学》、《吕氏春秋·不二》、《淮南子·要略》及司马谈《论六家之要指》的基础上将先秦学术厘定为十家，各家学派名目及所属典籍、人物第一次有了明确的归属。后世学者对某些人、书的学派归属虽有异议，间或有小的改动，甚至有新的学派如黄老等的创设，均是在《诸子略》基础上的修补，没有超出其框架。另外，《诸子略》推阐诸子起源，多与古之职官相涉，后被引申为所谓“诸子出于王官说”，成为与“救弊说”并列的探究诸子起源的两大范式。这些都是中国学术史上的重要议题。

第四，《汉志》六分法的体例，在目录学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与《隋书·经籍志》为代表的四分法，成为古代目录学两大规制。《汉志》的体例，与先秦秦汉时期典籍的结构、数量及知识类别是相互适应的，伴随各部类学术的消长及典籍分量的转化，及佛、道等新兴学术的涌现，其内容已非六分法所能涵盖。四分法虽代《汉志》而起，但相当程度上保留了《汉志》目录规制的痕迹，如子部之类例、名目基本取自《汉志》之诸子、兵书、数术、方技类文献，“九流十家”的诸子体系也一直被沿用；以《六艺略》为本的经部，在类例划分上也同样遵循着六经、《论语》、《孝经》、小学的区分。从这个角度看，《汉志》之于中国目录学的影响是深远而持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