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文科：对徒弟的要求，我一开始就要求德艺双馨。因为一个人搞事业，没有德是不行的，一定要有德。这个社会光有法律，没有德是不行的，法律是以德为基础，所以首先我要德艺双馨。看人，首先要看品德。

邓文科作品《年年有余》　王立新陶瓷艺术馆　周志龙摄

黄碧兰：他的性格急躁，这在瓷业界是有名的。我前段时间和群力的财务科长聊天，他说，哎呀你老头子脾气差，是全瓷业有名的，可能说得上是第一名。我说为什么那么多人尊敬他呢，平常就脾气差，但是他没有势利眼，对大家都是一样的。你说有人技术高啊，他也不会另眼相待。我为什么能和他在一起生活63年？第一点就是他爱学习。但是他脾气差和爱学习两点中我宁愿偏重他爱学习。爱到什么程度啊？一辈子没帮我洗过床单被套。他礼拜天就贴一张纸条在门口“没有人在家里”，他就在里面画画。

邓效华：父亲有执着的精神值得我们崇尚。他中风是1998年，也是平时工作劳累过度，为了他的工艺美术事业，基本上是废寝忘食。中风的前期已经有征兆了，但是他为了画一件作品，作品的名称是“三顾茅庐”，从设计到创作过程，他花了很多精力，为了完成这件作品，在身体不佳的情况下还在坚持，最后是情况比较严重了才到医院治疗。虽然经过医院治疗，但还是留下了左偏瘫的后遗症。刚出院，他立马就去把这件作品创作完，这件作品后来被称为是“跨世纪之作”，即从20世纪到21世纪，从1998年到2002年才完成，这是他对这种事业的执着。

还有一点就是父亲对社会的作为。有段时间我们准备组织办一个家族企业，但是遭到了父亲的反对。他为什么反对？因为他为了醴陵的瓷业企业发扬光大，是无私为各个大小企业创作指导，对醴陵的未来，他是把这种思想放到了社会高度。他认为如果办一个家族企业，就会分散他的精力，他的心思都会放在家族企业上，所以一直不同意这件事。他就是为了社会，为了醴陵的釉下五彩的企业，他不为家庭，境界相当高，对我的启发也是很深。

陈志强：邓老师对自己的要求非常严格，对艺术的追求，他是无止境的。那么多年的陶瓷创作，特别是在我们金煌瓷艺创作陶瓷10多年，邓老师创作出来的作品烧制出来以后，他自己不满意，让我们拿去毁掉的情况是很多的。他对艺术的要求非常高，甚至我们其他的一些大师看了以后认为很好的艺术品，但是他自己不满意，就要毁掉。我烧制出来的邓老师的作品，我亲手拿去毁掉的是很多的。但是另外一个方面，邓老师对其他的一些大师，对他的一些学生，他表现出来又是很宽容的，更多是鼓励。不管是对同事，对学生，还是对一些企业，他都会宽容。当我们遇到一些困难的时候，邓老师更多的是鼓励。这种事情，这么多年来，这个是说不完的，我们对邓老师更多是感恩。醴陵瓷能够发展到今天，我们的企业能够成长到现在，我觉得是受了邓老师很大的鼓励，我们在他身上学了很多东西，不仅仅是在工艺艺术方面，还在于他的人格魅力方面。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他传承的不仅仅是工艺和美术，他身上的那种精神，我认为是传承的价值，是让我们这一辈享之不尽的财富。(www.daowen.com)

那天我到医院去看他，他那种乐观的精神很感染人。他讲，他现在身体确实不好，甚至遇到一些非常糟糕的身体状况。他还笑着对我们说：“阎王爷要收我，我就偏不去。为什么？我还有事情没做完。我现在85岁，我还要用余下的15年做很多事情，我要活到100岁，太多的事情等着我去做。”我觉得一个人他在这么病重的情况下，躺着病床上，说几句话就咳嗽很严重，在那种状态下，他还有这种乐观的人生态度是非常让人感动的。每一个人听到心里面了，都是感动得很想哭。像我们这辈年轻人，说老实话，有时候身体遇到一点点小的状况，感冒一下，就好像整个人打不起精神，话也不想说。我觉得，我们要学老一辈的乐观。我总结邓老师的传承，他第一个是艺术传承，第二个是工艺传承。他影响了我们下一代，影响了我们从业的每一个陶瓷艺术工作者。

邓文科作品《松鹤延年》　王立新陶瓷艺术馆　周志龙摄

周益军：邓老师对同事很真诚。评陶瓷大师的时候，我在陶瓷研究所办公室工作，湖南省陶瓷研究所就推荐了他。推荐之后，需要很多材料，包括他的工作经历、工作成果等，这些事就落在我的身上。我把他的材料全部找好、编好交上去了。评工艺美术大师，评的时间比较长，大概评了两年时间。因为那时是计划经济，报上去以后由于种种原因没有评下来。两年以后，他就问了我一下，他说这个东西送上去以后结果怎样。我就向中国轻工总会——那个时候已经改成轻工总会联系了。联系了以后对方说这个评奖还有一段时间，还没评下来。1996年他被评上了大师。邓老师是高级职称，又是大师。有一天，他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他说：“我评这个大师啊，你费了不少的力，我这里还有两个瓶子你拿过去。”我当时很不好意思。为什么呢？我也是做艺术的，我知道画一个瓶子很不容易。我说：“邓老师您的心意我领了，我要一个就好，就不拿您两个了。”这个事，我很感动。老一辈啊，帮他做了一点点事，他都记在心上，他都会想办法回报你。我觉得这是同事之间的一种情感。

邓老师这个人是一个很容易满足的人。1996年，我到北京参加艺术博览会，带了他的作品去了。当时去的时候我做了准备，让各个艺术家报作品价格，实际上就是去试探试探北京的艺术陶瓷市场。放到那里以后，邓老师那个花瓶有人要买，当时我们就把它卖了，卖了回来以后，就把这个情况跟邓老师说了。他很高兴，很满足，讲了一句很朴素的话：“乡下买条牛啊，都不要这么多钱。就凭我这么一个瓶子，卖了这么多钱，我已经很满足了，很高兴。”这些老艺术家对待这些名利不是那么贪，很容易满足。今天看来我觉得这种心态自有它的意义在里头。邓老确实是一个有骨气的人。很多事情，特别是在业务上、在创作上，他是要去争取的，这个可以说是废寝忘食。这位老先生啊，你想想看，他没有读过多少书，后来却成为能够著书立说的人，这个过程我们可想而知。在专业上有这么高的造诣，我觉得这与他的人格、与他的精神追求是分不开的。他给我最深印象的是他刻苦钻研的精神。他有思想，独立思考。他画的画上面有一方印章，这印章是他自己刻的，用陶瓷刻的，刻的章子叫作“我不善思”。这当然是自谦啊，其实他是个很有独立思考的人，他不人云亦云。在艺术创作上，他有自己的追求、理想。

这位老先生在工作的时候，有一种很强的拼搏精神。那个时候，他五十几岁，我们三十多岁，我们跑到峨眉山、张家界、黄村这些地方去写生。等我们到了五十多岁时，我们就有体会，到外面写生实际上是非常辛苦的。那时他跟我们年轻人一样工作。当时我们住在王村一个农民家里，自己做饭，他照样做。我们跟他开玩笑，他也照样开玩笑。反正很随和。但是专业上他不甘落后，他有竞争的心态。研究所当时是计划经济，看起来好像吃大锅饭，其实作为我们做专业的人来讲，那种无形的竞争压力并不比现在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