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时间开始了》:现代政治抒情诗的一个范本
在刚刚过去的20世纪,中国政治抒情诗有了长足的发展。在20世纪20年代末、30代初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兴起的时候,新诗史上的政治抒情诗出现了第一次高潮,瞿秋白、蒋光慈、殷夫以及郭沫若、彭湃、邓中夏等都写作了很有影响的政治抒情诗,表现了无产阶级的斗争气魄和诗人们高涨的政治激情与革命英雄主义精神;抗日战争时期在国统区诞生的朗诵诗、街头诗、讽刺诗等,构成了新诗史上政治抒情诗的第二个发展期;50年代中、后期,以郭小川、贺敬之等的“楼梯式”为代表,又出现了政治抒情诗的第三个发展期。“政治抒情诗”的概念得到承认,基本特征也已形成:正面地反映重大的社会问题,激情充沛,气势雄浑。“政治抒情诗”至此走向成熟。70年代后期出现的政治抒情诗是其第四个发展阶段。它继承了新诗政治抒情诗的传统,并有新的发展。
胡风的《时间开始了》即是20世纪50年代政治抒情诗中的佼佼者。
新中国成立之初,胡风进入了旺盛的创作期。这位长期战斗在国统区的文艺斗士完全沉醉在充满着蓬勃向上气息的伟大时代之中,所到之处他都认真地观察着、感受着,并迅速而真诚地记录下来。从1949年初踏入解放区,至1952年初文艺界的批评给他造成压力,短短三年的时间,他在繁忙的政务、社交之余,创作、发表了约20万字的散文和5000余行的诗歌。此时的胡风似乎来不及选字炼词,也似乎忘记了“诗”与“文”的疆界,而一任那浓得化不开的情绪没有任何阻拦地在其文字中奔涌着,这就是对于祖国的热爱与祝福,对于领袖和人民的崇敬和赞美。它构成了胡风建国初诗文的基本主题。
在这批作品中,最撼人心魄的是其长篇政治抒情诗《时间开始了》。它包括《欢乐颂》(1949年11月11日)、《光荣赞》(1949年11月26日)、《青春曲(1949年12月至1951年4月)、《英雄谱》(1949年12月31日)、《胜利颂》(1950年1月13日)五个乐章,计4000余行。除《青春曲》外,其他几个乐章都是他参加建国前后重大的政治事件有感而作:《欢乐颂》是诗人在1949年9月参加共和国首届政协会议有感而作;《光荣赞》是诗人参加英模大会有感而作;《英雄谱》(初版时名为《安魂曲》)是诗人参加人民英雄纪念碑奠基典礼有感而作;《胜利颂》(初次发表时名为《又一个欢乐颂》)是诗人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有感而作。
《欢乐颂》为第一乐章,它名为《欢乐颂》,实为“毛泽东颂”。全诗的主体形象是毛泽东,诗是围绕着他组织材料、蕴蓄情感的。胡风调动自己的所有艺术想像,从不同的角度,在“实”与“虚”的高度结合中,塑造了一个叱咤风云、一呼百应、万众归心的领袖形象。就“实”的方面看,通篇只有“毛泽东站在主席台上”、“三万干部群众欢呼”及主席台悬挂的马、恩、列、斯的四幅画像,分量极轻。而通篇的主要成分是诗人的想像与抒情。可以说,胡风站在革命发展的潮头,从宏观的角度,充分凋动联想、象征、比喻、衬托、拟人等艺术手段,运用“掌声”、“大海”、“高峰”、“雷声”等物象,百鸟朝凤般地抒写了毛泽东——他所崇拜的人:
毛泽东
他屹然地站在那最高峰上
妤像他在向着自己
也就是向着全世界宣布:
让从地层最深处冲出来的
流到这里来
让从连山最高处飞泄下来的
流到这里来
让从嵯峨峥嵘的岩石中搏斗过的
流到这里来
让沾着树木花草香气的
流到这里来
让映着日光月色星影云彩的
流到这里来
让千千万万的清流含笑地载歌载舞地
流到这里来
同时
也让带着泥沙的
流到这里来
让浮着血污的
流到这里来
让沾着尸臭的
流到这里来
让百百千千的浊流含羞地迟迟疑疑地
流到这里来
我是海
我要大
大到能够
环抱世界
大到能够
流贯永远
我是海
要容纳应该容纳的一切
能澄清应该澄清的一切
我这晶莹无际的碧蓝
永远地
永远地
要用它纯洁的幸福光波
映照在这个大宇宙中间
…………
今天
中国人民底诗人毛泽东
在中国新生的时间大门上面
写下了
但丁没有幸运写下的
使人感到幸福
而不是感到痛苦的句子:
“一切愿意新生的
到这里来罢
最美好最纯洁的希望
在等待着你!”
祖国
伟大的祖国呵
在你承担着灾难的怀抱里
在你忍受着痛楚的怀抱里
我所分得的微小的屈辱
和微小的悲痛
也是永世难忘的
但终于到了今天这个日子
今天
为了你的新生
我奉上这欢喜的泪
为了你的母爱
我奉上这感激的泪
…………
三万个激动的声音
欢呼了起来
好像从地面飞起的暴雨一片
三万个激动的面孔
朝向了一边
好像是被大旋风卷向着一点
三万个激动的心
拥抱着、融合着
汇成了掀播着的不能分割的海面
…………
胡风是一位大诗人、大诗论家。他对诗有着不同于时人而又异常深刻精辟的见解。他特别强调真诚(而非时人之所谓“真实”),强调主观对客观的突人,反对泛泛地表层地描述客观。他说:“在实生活上,对于客观事物的理解和发现需要主观精神的突击:在诗的创作过程上,客观事物只有通过主观精神的燃烧才能够使杂质成灰,使精英更亮,而凝成浑然的艺术生命。”[39]“诗人底力量最后要归结到他和他要歌唱的对象的完全融合。”[40]“诗是作者在客观生活中接触到了客观的形象,得到了心底跳动,于是,通过这客观的形象来表现作者自己的情绪体验。”[41]胡风的这首《欢乐颂》正是他一生诗歌理论的出色实践。他有感于现实生活——政协会上的情形,然而又决没有拘泥于此,而是充分地调动想像的力量,写政协会议和毛泽东的举止、功绩所给予他的情绪体验。虽然写作时情不可遏,但是胡风并未让情感泛滥,流于空洞,而是时时依着具体物象,使主观与客观充分燃烧,达到融合。由于作者的想像奇特、情绪奔涌,因而这首诗又有着明显的浪漫主义色彩。20世纪40~50年代,歌颂毛泽东的诗篇很多,然而在气势之雄浑、抒情与叙事结合之美妙、艺术表现之精湛等方面能与之匹敌者却极为罕见。50年代袁水拍等人对它的批判是武断的、粗暴的。袁水拍采取拿词句同现实相比附的办法,批评胡风“把毛泽东同志的形象歪曲地描画成为脱离人民群众的站到了云端里的神”,并呵斥道:“这种夸大口气同毛泽东同志经常说的‘老老实实,勤勤恳恳’、‘甘为孺子牛’、‘甘当小学生’的思想是多么不同!”[42]诗是对现实生活的一种情绪与想像的反映,它在本质上是一种抒情与想像的艺术。唱过“马凡陀的山歌”的袁水拍肯定懂得这个道理。然而为了击倒胡风,他采取了如此上纲上线的办法,以蛮横的政治评判代替了精细的艺术辨析。这是他的悲剧,也是艺术的悲剧。退一万步说,倘若胡风真的像袁水拍所指出的那样去写毛泽东,会不会又被扣上“歪曲领袖”、“贬低领袖的作用”甚至“仇视革命领袖”的帽子呢?当脱离了艺术原则,进行无限上纲的时候,还有什么平等公正的道理可言呢?
《欢乐颂》给胡风赢得了极高的声誉。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之后,立即受到了热烈欢迎,到处被朗诵、广播,不久又被译成俄文,刊登在苏联的《十月》杂志上。接着,他又开始了第二乐章《光荣赞》、第四乐章《英雄谱》、第五乐章《胜利颂》的创作。然而它们已没有《欢乐颂》那样幸运了,一面世就遭到了批判。当然,这种批判是宗派的、政治的,非艺术的,从艺术的角度看,已无什么价值可言。
这三个乐章是胡风生活经历和人生体验的总抒发。在《光荣赞》里,诗人通过对三位贫苦出身的女性的遭遇及成长过程的抒写,控诉了旧社会的残酷,歌颂了新社会的幸福和共产党的伟大,同时,胡风还饱含热泪地抒写了自己的劳苦一生的母亲的经历;在《英雄谱》中,胡风以极其崇敬与庄严的心情,抒写了杨天真、扶国权、宛希俨、丘东平、鲁迅、小林多喜二等战友与导师,对他们寄寓了深深的悼念之情;在《胜利颂》中,胡风以饱满的激情,抒写了开国大典的盛况,以激动的心绪歌颂了革命的胜利、新中国的到来。这些乐章在主题与抒情方面与第一乐章是一致的,体现了胡风式的磅礴气势。(www.daowen.com)
胡风完全沉浸在忘我的政治热情之中,流溢在其笔端的激情似一团烈火,滚烫灼人。这是郁积其心头十数载的热流的总喷发。1951年1月16日,他在给牛汉的信中清晰地表述了他创作时的情绪状态:“我写《时间》等的时候,完全证实了布洛克底话。写的时候,整个历史,整个宇宙都汇成了一个奔腾的海(《欢乐颂》)、奔腾的大河(《光荣赞》、《安魂曲》)、阳光灿烂的海(《欢乐颂》)在我心里响着,有时候甚至感到了呼吸窒息似地燃烧。”[43]绿原也回忆说:“他那时给我来信常说,为了写诗,他彻夜难眠。……他沉醉地彻夜不眠地写着,写出了巨型交响乐般的史诗长卷《时间开始了》。他仿佛在履行自己对历史所负的不可推卸的义务:他不得不写这几篇长诗,不得不唱出亿万人所想唱的歌,同时这几篇长诗也似乎不得不由他这位‘曾经沧海’的诗人来写。”[44]
用“燃烧”来形容胡风当时的情绪是十分恰当的。他的心确实被“燃烧”得厉害,从动笔写作《欢乐颂》,至《胜利颂》完稿,仅仅用了三个月的时间。几乎是一气呵成。在这里,他的诗格与人格得到了高度张扬和升华。
自进入解放区以后,胡风发现一个不正常的现象正笼罩着诗坛:以顺口溜或新格律为基础的“民歌体”极度盛行,大有征服诗坛一统天下之势;而新文化运动以来形成的自由体新诗,却遭受着不公正的待遇,甚至背上了“小资产阶级情调”的黑锅。胡风十分焦急,然而又不敢公开指出。照他自己的说法,他若一说又会引出“哇哇乱叫的”。为了不使“新诗这个武器”彻底地“被缴械”,他决定以自己的创作实践来做一下抗争。因此,《时间开始了》的成功使他异常兴奋,他当即给朋友写信说“它可以替新诗去路加一点什么”。正如牛汉所说:“最能印证胡风的诗论的,我以为是波澜壮阔的《时间开始了》。”“《时间开始了》揭开了胡风诗歌创作的一个新阶段的序幕。”[45]的确,总体看来,无论是从视野的高阔、内涵的深邃、感情的浓密,还是从形式的活脱、风格的奔放等方面来考察,它都是政治抒倩诗中的佼佼者。这当是无可置疑的。它是胡风激情燃烧的结果,也是胡风接受自由体诗,尤其是马雅可夫斯基的自由奔放的政治抒情诗的积极影响的结果。长期以来,人们习惯于将20世纪50年代中期定为中国政治抒情诗的成熟期。那是因为郭小川、贺敬之的一批成熟的政治抒情诗诞生于此时而又引发了一代诗风的缘故。然而,考察新中国的政治抒情诗,如果不把胡风的诗篇算上,那是不公正的,也是不科学的。事实上,恰恰因为有了如此厚重的《时间开始了》,我们才有理由把政治抒情诗的成熟期向前推移几年。这是中国政治抒情诗的幸事。
《时间开始了》也存在着不应忽视的缺陷,主要表现为胡风太沉溺于自己所置身的生活,以至于常常被生活的波涛所淹没,成了具体事象的俘虏。这在《光荣赞》和《英雄谱》中表现得较为明显。尤其是《英雄谱》,在抒写自己的战友与尊师时,或许由于不忍割爱的原因,常常让事件自己说话,诗人站在一旁“乘凉”。有些地方,诗人尽管也在抒情,然而那“情”又被作者总也拽不断的事件叙述排挤得支离破碎。他曾经批评七月派诗人侯唯动:“你太相信题材本身了,以为既然题材本身那么好,作者只要尽了叙述(!)的任务就尽够。”“你底诗还是止于义务地叙述出来的故事。”[46]胡风自己也犯了这个错误。最起码他是被题材本身淹没了,没有露出“自己”来。或者用他自己的话说是没有进行充分的“自我扩张”。因而致使在不少地方,诗的史料价值大于诗美价值。他曾经有感于革命诗歌中的概念化和情绪不够等弊病,指出:“诗不是分析,说理,也不是新闻记事,应该是具体的生活事象在诗人底感动里面所搅起的波纹,所凝成的晶体。”他非常反感用抽象的词句来表现“热烈”的情绪或“革命”的道理;或者不经过主观的充分燃烧,而“只是分行分节地用韵语写出‘豪壮’的或‘悲壮’的故事”。[47]胡风十多年前指出的这些弊病不幸也染在了他的身上。大概由于后来他没有时间、更没有精力进行修改,这个遗憾便永久地留给了我们。
作为一首完整的“巨型交响乐”,它的第二个缺憾是存在着“缺页”现象。即其初始结构中的第三曲——《青春曲》没有能够最终完成。这主要是由于20世纪50年代对他进行的日益严厉的批判使得他无法进行创作的缘故。80年代重获自由后,胡风将其50年代创作的五个散曲《小草对阳光这样说》、《晨光曲》、《雪花对土地这样说》、《月光曲》、《睡了的村庄这样说》(除《小草对阳光这样说》1950年发表之外,其余的均在80年代发表)修改、辑录一起,作为《青春曲》补入《时间开始了》之中。实际上,它们与《时间开始了》的另外四篇完全不是一个风格,是不应该“住”在一起的。首先,《时》中的四篇写的都是“重大题材”,是受了建国前后的重大历史事件或先进人物的感染而写作的政治抒情诗;而《青春曲》中的作品,则是些因身边小事的感染而即兴写出的抒情短章,基本上没有具体的人、事,更没有真人真事。其次,风格上,《时》中的四篇格调高昂,气势雄浑,属于阳刚美之类;而《青春曲》中的诗篇,意境优美,语言清丽,格调较为委婉,是其早期诗集《野花与箭》的基本风格的延续。当然去掉了其中的感伤情调,增添了明朗的色彩。所以,我们说,《时间开始了》所存在的“缺页”只能是永久的缺憾。虽然胡风生前已将它“补”全,然而,那只能算是在形式上圆了这位一生追求完美的诗人的梦。
不过,《青春曲》中的诗却不存在《时间开始了》所有的粘于题材表象、主客观交融不够等毛病。虽然就影响而言,它远不及后者,然而这些精美的抒情诗在艺术上毫不逊色于它。从某种意义上说,它们较之《时间开始了》更加切近于“诗”的神经。牛汉在编完《胡风诗全编》之后,曾担心今天的青年读者没有足够的历史感,恐怕不容易走进作者的精神世界。这种担心在《青春曲》中是不存在的。
《青春曲》虽然相当重视诗的审美属性,但它的思想内容没有丝毫的削减,诗中依然浓烈地流淌着胡风对于党和人民、祖国和时代的依恋、热爱之情,在思想情感上与《时间开始了》是一致的。他深情地写道:
我从你得到了热
我的生命有了力气
我的小叶片儿青过
我的小花朵儿红过
我结了一球妤种子
你是奶我的奶母
你是爱我的爱人
…………
我要永远永远地爱你
——《第一曲 小草对阳光这样说》
亲爱的
我又来了
举着我洁白的小身躯
轻轻地来了
无声地来了
…………
我越过了海洋
越过了高山
又越过了森林
为了投向你的怀抱
为了听到你胸脯里面心跳的声音
…………
我要还原成你身上的一滴水
我要还原成你心里的一滴血
我要把我的血肉当作肥料
献给你去孕育神圣的新的生命
…………
让你笑得更沉也更醉
让你更甜地想着这多情和深情的大宇宙的恩惠……
——《第三曲 雪花对土地这样说》
从这些诗句中,我们明显地能够听到诗人急促的心跳,感觉到诗人炽热的血液的流动。它是在抒情旋律和构思规模上有别于《时间开始了》的另一种类型的抒情诗,与《时间开始了》一起,以艺术的力量,形象地表述了胡风几十年来甚至在被抛入炼狱时也没有丝毫动摇的人生信念:“如果不是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我个人……是找不到安身立命之地的。”
【注释】
[1]谢冕:《告别20世纪——在大连诗歌研讨会上的发言》,见白烨选编《2001中国年度文论选》,漓江出版社,2002年版,第269页。
[2]梁启超:《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见郭绍虞主编《中国历代文论选》(一卷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408页。
[3]梁启超:《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见郭绍虞主编《中国历代文论选》(一卷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412页。
[4]胡适:《谈新诗——八年来一件大事》,见杨匡汉、刘富春编《中国现代诗论》(上),花城出版社,1985年版,第5页。
[5]谢冕:《告别20世纪——在大连诗歌研讨会上的发言》,见白烨选编《2001中国年度文论选》,漓江出版社,2002年版,第272页。
[6]胡风:《关于人与诗,关于第二义的诗人》,见《胡风评论集》(中),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358页。
[7]胡风:《关于人与诗,关于第二义的诗人》,见《胡风评论集》(中),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358页。
[8]胡风:《给为人民而歌的歌手们》,见《胡风评论集》(下),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237页。
[9]胡风:《关于人与诗,关于第二义的诗人》,见《胡风评论集》(中),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359~360页。
[10]胡风:《关于人与诗,关于第二义的诗人》,《胡风评论集》(中),人民文学出版,1984年版,第360页。
[11]万家骥、赵金钟:《胡风评传》,重庆出版社,2001年版,第263页。
[12]胡风:《为初执笔者的创作谈》,见《胡风评论集》(上),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229页。
[13]胡风:《为初执笔者的创作谈》,见《胡风评论集》(上),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229页。
[14]胡风:《略观战争以来的诗》,见《胡风评论集》(中),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53页。
[15]胡风:《略观战争以来的诗》,见《胡风评论集》(中),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53~54页。
[16]胡风:《略观战争以来的诗》,见《胡风评论集》(中),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54页。
[17]胡风:《吹芦笛的诗人》,见《胡风评论集》(上),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416页。
[18]胡风:《四年读诗小记——〈我是初来的〉代序,并作为〈七月诗丛〉底引言》,见《胡风评论集》(中),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350页。
[19]胡风:《关于“诗的形象化”》,见《胡风评论集》(中),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372页。
[20]胡风:《关于题材,关于“技巧”,关于接受遗产》,见《胡风评论集》(中),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362页。
[21]潘颂德:《中国现代新诗理论批评史》,学林出版社,2002年版,第464页。
[22]胡风:《今天,我们的中心问题是什么?——其一:关于创作与生活的小感》,见《胡风评论集》(中),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116~117页。
[23]胡风:《关于题材,关于“技巧”,关于接受遗产》,见《胡风评论集》(中),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362页。
[24]赵金钟:《论胡风的现实主义观》,见《河南科技大学学报》社科版,2002年第4期,第46页。
[25]胡风:《关于题材,关于“技巧”,关于接受遗产》,见《胡风评论集》(中),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362页。
[26]龙泉明,邹建军:《现代诗学》,湖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92页。
[27]胡风:《关于“诗的形象化”》,见《胡风评论集》(中),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372页。
[28]胡风:《关于题材,关于“技巧”,关于接受遗产》,见《胡风评论集》(中),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363~364页。
[29]胡风:《吹芦笛的诗人》,见《胡风评论集》(上),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416~422页。
[30]胡风:《关于诗和田间的诗》,见《胡风评论集》(中),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102页。
[31]胡风:《文学与生活》,见《胡风评论集》(上),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305页。
[32]胡风:《文学与生活》,见《胡风评论集》(上),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309页。
[33]胡风:《自然主义倾向底一理解》,见《胡风评论集》(上),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389~390页。
[34]胡风:《文学与生活》,见《胡风评论集》(上),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312页。
[35]胡风:《略观战争以来的诗》,见《胡风评论集》(中),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55页。
[36]闻一多:《时代的鼓手——读田间的诗》,载1943年11月13日《生活导报》。
[37]绿原:《白色花·序》,《白色花》,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4页。
[38]绿原:《白色花·序》,见《白色花》,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7~9页。
[39]胡风:《关于题材,关于“技巧”,关于接受遗产》,见《胡风评论集》(中),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362页。
[40]胡风:《田间底诗——〈中国牧歌〉序》,见《胡风评论集》(上),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407页。
[41]胡风:《略观战争以来的诗》,见《胡风评论集》(中),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53页。
[42]袁水拍:《从胡风的创作看他的理论的破产》,见《胡风文艺思想批判》,新文艺出版社,1955年版,第101页。
[43]胡风:《胡风诗全编》,浙江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第749页。
[44]胡风:《胡风诗全编》,浙江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第776页。
[45]胡风:《胡风诗全编》,浙江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第776页。
[46]胡风:《关于题材,关于“技巧”,关于接受遗产》,见《胡风评论集》(中),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362页
[47]胡风:《田间底诗——〈中国牧歌〉序》,见《胡风评论集》(上),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40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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