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幕府古文群体的形成与意义

代　亮

清代幕府对于学术和文学的发展有巨大的推动作用，正如论者所指出的：“清代学人游幕非常普遍，而且他们总是不约而同地向某些大幕流动，或向某些地区——特别是江浙地区流动，这就给他们造成了许多交流学术的机会。”^[1]学人如此，文人亦不例外。何况清代学人常兼儒林文苑于一身，他们的“交流学术”，当也包括“词章”在内。晚清咸同时期，曾国藩幕府在政治、军事领域举足轻重，在文坛中亦扮演了重要角色。就古文而言，桐城派在晚清得以持续发展，与其有直接关系，其中，作为幕主的曾国藩所起作用尤为彰明较著。道咸年间，因梅曾亮古文群体的衰落，桐城派后继乏人。与此同时，曾国藩的政治地位不断提高，学术思想和古文之学也日趋博大圆融，具备了主持坛坫的条件和实力。他借助自身的政治地位和声望，延揽了一批后起之秀进入幕府，并对他们竭尽心力，栽培化育。其教诲幕僚者，于义理、考据、词章等无所不包，而桐城派尤其是姚鼐的古文之学，更是其时常称道的对象。幕府期间的师生授受，为宾僚的古文创作讲明了途径，也为桐城派培养了若干传人。

一

以梅曾亮为核心的古文群体，因时世动荡与主要人物的陆续离世，在咸丰年间渐趋衰落。在此期间，曾国藩的个人政治声望不断提升，学术思想和古文创作观念也日趋博大圆融。同时，他对桐城文派的发展一直保持高度的关切。诸多因素的综合，使他可以承担起发扬光大桐城文派的重任。

桐城文派发展到咸丰年间后，面临着后继乏人的严峻局面。姚鼐在嘉庆年间离世后，其诸多弟子不遗余力地传播桐城派的文法理论。其中，梅曾亮的作用尤其突出。从道光十八年（1838）开始，以他为核心，在京师地区形成了一个讲求桐城古文之学的群体。这一群体人员众多，声势一度颇为浩大。^[2]但好景不长，以道光二十九年（1849）梅氏的出都南归为转折，此后，由于群龙无首，他们的活动日趋减少，影响力每况愈下。咸丰初年（1851），太平天国起义在广西爆发，并迅速蔓延到江南各地，甚至一度威胁到清政府统治的心脏——京津地区。在风雨飘摇的政治局势下，士人也不可能有从容的心情去谈艺论文。群体中的一些重要人物在咸丰年间也陆续离世，如梅曾亮于咸丰六年（1866）去世，龙启瑞于咸丰八年（1858）去世，朱琦和邵懿辰死于咸丰十一年（1861）太平军攻破杭州城之时。在世者如王拯、冯志沂等人，既没有显赫的政治地位，也缺乏卓越的创作成就，不具备振臂一呼，天下景从的实力。可以说，梅曾亮古文群体至咸丰年间已几于解体。桐城派的传播至此遭逢到极大阻碍。

与此同时，曾国藩的政治声望得以不断提升，学术思想和古文之学也日趋深邃，具备了继梅曾亮而起主持坛坫的实力。咸丰二年（1852），曾国藩离京回乡，并以在籍侍郎的身份办理团练对抗太平军。在统兵初期，他与太平天国的作战，败多胜少，屡屡受挫。咸丰七年（1857）他回家守父丧。咸丰八年（1858）再次出山后，时来运转，由于清军的江南大营再度被攻破，曾国藩统率的湘军得到了朝廷的全力支持，成为其镇压太平军最可依赖的力量。曾国藩的政治地位也随之不断攀升。咸丰十年（1861），他荣膺两江总督，同治三年（1864），湘军攻破南京后，他又受封为一等毅勇侯，政治声望达到了巅峰，在士人群体中的号召力亦与日俱增。即便是在统兵鏖战期间，曾国藩也未尝辍于对学术和古文的研讨。在学术方面，他“于古人为学之津途，实已窥见其大”，^[3]咸丰九年（1859）他作《圣哲画像记》，具道一己力图兼容德行、言语、政事、文学四科之蕲向及抗希古人之意。他又以古文为日课，自称“钻研颇久，有敝帚之获”，^[4]“趋向略有所定”，^[5]已然窥见正道坦途。貌似谦逊，实则不无自负。在咸丰十年（1860），他又编成《经史百家杂钞》，以选本形式表明自己的古文观念，展现了源于桐城派又不拘于桐城派的立场。另外，他力追雄奇而又兼容惬适的风格论，以韩愈文为师法典范又兼取《文选》的文法论，也几乎都是在咸丰末年到同治年间而发。可以说，他的古文创作观念也渐臻成熟。

出于个人与桐城派尤其是姚鼐的深厚渊源，曾国藩从道光末年就开始留意桐城文派的发展，咸丰八年（1858）再次出山后，他对其在动荡的政治环境中如何延续自身命脉愈发关注。曾国藩对姚鼐的倾慕由来已久，道光年间他向学之初就明确说：“桐城姚郎中鼐之绪论，其言诚有可取。”^[6]正是在姚氏“绪论”的引导下，他阅读了大量前人的诗文别集和总集。在咸丰九年（1859）所作《圣哲画像记》中，他对姚氏的引领之功仍然念念不忘：“姚先生持论闳通，国藩之粗解文章，由姚先生启之也。”^[7]已然自认与姚鼐的师承关系。咸丰十年（1860），他编选《经史百家杂钞》，选录姚鼐文一篇，数量虽不为多，但考虑到姚氏是唯一入选的清代文家，此已足见他在曾国藩心目中的位置。可以说，曾国藩对姚氏的私淑之情，是他后来高擎桐城派大旗的重要心理因素。早在道光二十九年（1849）梅曾亮南归时，曾国藩作《送梅伯言归金陵三首》，已经流露出对桐城派承传的关切。其三有言曰：“文笔昌黎百世师，桐城诸老实宗之。方姚以后无孤诣，嘉道之间又一奇。碧海鳌呿鲸掣候，青山花放水流时。两般妙境知音寡，它日曹溪付与谁？”^[8]颔联称赏梅氏能承继方、姚轨辙，尾联展望未来，表达出对梅氏离京后传薪乏人的担忧。这一情结发展到后来，更是有增无减。咸丰八年（1858）十二月，曾国藩作《欧阳生文集序》，又进一步传达出对桐城派传衍的忧虑。这篇文章可以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介绍姚鼐的师法渊源和建立流派的巨大功劳，随后叙述桐城派在安徽、江西、广西和江苏等各地流衍的情形。继之将文笔一转，评述其在湖南地区的传播状况。他指出湖南籍的吴敏树、郭嵩焘、舒焘、孙鼎臣、杨彝珍等著名文家，皆是姚鼐的承传者，笔墨间流露出由衷的自豪之情。第二部分叙述太平天国战乱对桐城派的巨大冲击，总结说：“老者牵于人事，或遭乱不得竟其学，少者或中道夭殂。四方多故，求如姚先生之聪明早达，太平寿考，从容以跻于古之作者，卒不可得。”最后一部分，他评价欧阳勋的古文：“庄周云：‘逃空虚者，闻人足音，跫然而喜。’而况昆弟亲戚之謦欬其侧者乎？余之不闻桐城诸老之謦欬也久矣，观生之为，则岂直足音而已？”^[9]将欧阳氏的继承桐城诸老，比作在“虚空”中闻“昆弟亲戚之謦欬”，对桐城派的后继有人表露出欣喜之情。值得注意的是，曾国藩在此文中几乎将湖南籍的著名古文家，都纳入到桐城派的行列，隐隐然认定桐城派文章的正传已转移到湖南。虽然他未尝明确说自己是否也属于这一阵营，但在同文中他强调姚鼐文章是“文家正轨，舍此则又何求”，奉为圭臬之意，一览无余，实已暗示出自己的努力方向，即继承姚鼐的轨辙而前进。如果说曾国藩在居京期间（1839—1852）的政治声望和创作实力尚有欠缺，难以主持风会。到再次出山后，各方面因素的综合，使他已可以担当起桐城派传播的重任。

二

在梅曾亮群体的活动消歇一段时间后，曾国藩借助自身的政治地位和声望，延揽了一批后起之秀进入自己的幕府。一个以其为核心的古文群体也随之俨然成形。

曾国藩既有着显赫的政治威望，又能不拘一格，虚心求士，为幕府古文群体的形成提供了深厚的人才基础。早在京官期间，曾国藩就以好士著称，道光二十六年（1846）他作《原才》一文，批评在上者不能发现并擢拔人才，而他自己则以陶铸天下人才为己任。咸丰年间他起兵镇压太平军时，又作《讨粤匪檄》，借机延揽天下才俊。时人评价说：“自道光以来，公卿不下士久矣。近惟曾相国（曾国藩）及润芝宫保（胡林翼）开此风气耳。”^[10]后来他开幕江南，更是积极招引各方才俊，使其幕府成为人才的渊薮。作为一种政治机构，幕府为士人提供了衣食的场所，也给他们提供了锻炼才能进而获得荐举的机会，对于处在战乱时代的士人来说，自有非同寻常的吸引力。因而众多士人对其心向往之，纷纷前来投靠。关于幕府得人众多的情状，身历其境的容闳有这样的描述：“总督幕府中亦有百人左右。幕府外更有候补之官员、怀才之士子，几于举全国人才之精华，汇集于此。”^[11]这些幕宾各有优长，遍布曾国藩所谓的“义理”、“经济”、“考据”、“词章”四科，其中也不乏能尽心尽力于古文创作，并且取得了显著成就的成员。

关于曾国藩幕府古文群体的主要成员，当时人和后来者各有说法。薛福成《叙曾文正公幕府宾僚》在列举幕府以古文擅场的宾僚时，所列有吴敏树、吴嘉宾和张裕钊等人。但二吴是否可以当作幕府古文群体成员来看待，值得商榷。吴敏树婉拒曾国藩入幕的邀请，只是在同治七年（1868）短暂到访，旋又离去，而且吴氏一再声明不为姚鼐所拘，对于曾氏将自己归入桐城派传人的做法有所不满，他甚至说“果以姚氏为宗，桐城为派，则侍郎（曾国藩）之心，殊未必然”。^[12]其《己未上曾侍郎》一文中又有言曰：“序中所称文派，本近来风气实然，将来论者亦必援为案据，所以敏树尤欲自别耳。”^[13]吴嘉宾虽一度进入曾幕，协助其处理事务，但在二人的文集及曾氏日记中未见双方讨论文事的记录。后来刘声木作《桐城文学渊源考》，罗列幕府中师事曾国藩学文者，有张裕钊、吴汝纶、黎庶昌、薛福成、向师棣、陈代卿、刘庠、王定安、曾纪泽、敖册贤等十余人。其实，根据曾氏的日记和书信，幕府宾僚在古文创作上接受过其指导者，除了刘氏所举外，还有李榕、李元度、陈宝箴、许振祎、方宗诚等一时名流。因此，从宽泛的意义来看，幕府古文群体的成员并不为少。

但不能否认，以上所举诸人中，多数成就一般，文名不彰，或其兴趣又有转变。真正对古文创作的兴趣始终一贯，且又被曾氏寄予厚望者，有张裕钊、吴汝纶、黎庶昌、薛福成等人，即后世所谓的曾门四大弟子。其中，张裕钊早在道光三十年（1850）进京会考时就得到时为阅卷大臣的曾国藩欣赏。张氏《赠李芋仙》诗对此深情回忆说：“湘乡老眼赏神骏，一见识是渥洼姿。”^[14]他及第后授候选内阁中书，列于曾氏门墙。咸丰三年（1853）他赴曾国藩幕府，后来得其推荐担任江宁书院教席，仍时常往来于曾幕。吴汝纶早在同治三年（1864）就因方宗诚的推荐而闻于曾国藩，^[15]后来他于同治四年（1865）进入幕府，从此跟随曾氏直到其去世为止。黎庶昌在同治元年（1862）上书论时政，以廪贡生得授知县，随即进入曾幕。薛福成是曾国藩京官期间的故交薛湘之子，同治四年（1865）他上万言书于曾国藩，议论时政，甫受其邀请入幕，后来追随曾氏长达八年之久。随着他们的先后进入幕府，一个以幕府为主要活动场所的古文群体在同治年间逐渐成形。诸弟子得到乃师与前辈学人的教诲与熏陶，更有同人之间的切磋琢磨，得以坚定志向，开阔见闻。

曾国藩对门下诸生竭尽心力，栽培化育。在他标举的人生三乐中，“宏奖人才，诱人日进”^[16]为其中之一。在幕府中，曾国藩在饭后与宾僚“即围坐谈论，证经论史，娓娓不倦”，^[17]或者在营中治理军务完毕后，便集合宾僚，坐而论道，“剧谈良久，隽词闳义，涛涌猋至，间以文章相勖勉”。^[18]其教导诸人者，于义理、经济、考据、词章等无所不包，正如吴汝纶所谓“相君爱士，甄录在门。宏我道义，博我艺文”。^[19]诸生在幕期间，当面聆听其教诲；出幕之后，则通过书信接受他的指导。

曾国藩对幕僚的勖勉，包括了兵事、饷事、吏事、文事等多个方面。虽然时势板荡，内忧外患接踵而至，但由于幕主兼道德、经济、词章于一身，且对古文兴趣始终一贯，因此“文事”在曾国藩与宾僚的日常讲论中所占比重并不为低。曾国藩既引导弟子认识“文”的重要价值，更能因材施教，勉励有古文创作天赋者专心于此。他跟薛福成说：“文者，道德之钥，经济之舆也。自古文周孔孟之圣，周程张朱之贤，葛陆范马之才，鲜不借文以传。苟能探厥奥妙，足以自淑淑世，舍此则又何求？”^[20]强调文章对个人修身和经世的价值。受此影响，诸弟子异口同声地推尊文章的实用功能，并大力创作经世之文。曾国藩对弟子的作品时有佳评，而对吴汝纶和张裕钊期许之意尤为殷切。他在同治四年（1865）接见薛福成时，就赞誉其与黎庶昌的文章：“许余（薛福成）有论事才，谓莼斋生长边隅，行文颇得坚强之气，锲而不舍，均可成一家言。”^[21]在同治四年（1865）接见吴汝纶后，他在日记中称道对方说：“古文、经学、时文皆卓然不群，异材也。”^[22]并“劝令不必遽尔进京当差，明年可至余幕中专心读书，多作古文”。^[23]盖以其短于吏事，而将他当作古文的可造之才来培养。对于张裕钊，他勉励其一心向学：“足下精进不怠，实鄙怀第一惬心事。两湖学人无多，其不为事务所牵，而专一于学者尤少，愿吾子之振之也。”^[24]对于张氏，曾国藩自己既时时点拨，悉心培养他成才，更在与友人孙鼎臣信中言及他的状况：“武昌有张廉卿学为古文，笔力少弱，而志意高远，好学不倦，若邂逅相见，幸有以奖进之。”^[25]提携爱护之意，显然可见。曾国藩对他们的鼓励和奖掖，也帮助其树立自信，推动其探研讨古文的积极性。

曾国藩教导诸生，循循善诱，既有意通过具体的写作实践来锻炼其才能，又能不厌其烦，指导其具体的行文技巧与方法。由于幕府来往文书较多，曾国藩在办理奏疏时，“命诸同人各拟一稿以进，择其最善者用之。且遍告曰：‘某君文佳。’倘若不合，始出己文。如有胜己者，则曰：‘吾初意云云，今某君文胜吾，吾用之矣。’即将己搞弃去”，坚持优胜劣汰，自己又能虚怀若谷，无形当中也激发了僚属的热情，“于是人争濯磨，事理愈细，文思亦愈精”^[26]写作水平无形当中得以提高。而对于遣词谋篇的技巧，曾国藩也条分缕析，给宾僚以具体而微的点拨，比如他教诲陈宝箴说：“大抵剽窃前言，句摹字拟，是为戒律之首。称人之善，依于庸德，不宜褒扬溢量，动称奇行异征，邻于小说诞妄者之所为。贬人之恶，又加慎焉。一篇之内，端绪不宜繁多。譬如万山磅礴，必有主峰；龙衮九章，但挈一领。否则首尾衡决，陈义芜杂，兹足戒也。识度曾不异人，或乃竟为僻字涩句，以骇庸众，斫自然之元气，斯又才士之所同蔽。”^[27]在遣字造句上戒剽窃，防僻涩；褒贬需符合实际；行文需有主脑和中心。这些大抵是写作学中的一般规律。曾国藩娓娓道来，不惮词费，诚可见他作为幕主和老师的耐心程度。

在为文途径方面，曾国藩以桐城派尤其是姚鼐的文法理论来训导诸生，同时又掺入自家见解以弥补其不足。曾国藩以姚氏的私淑弟子自居，即便是在生命后期，他仍引姚鼐为同调。其同治三年和同治四年的日记中均有阅读其文集的记录，更有姚鼐入梦的记载：“梦见姚姬传先生颀长清癯，而生趣盎然。”^[28]“梦姚姬传先生谈文颇久。”^[29]足见他对姚氏的崇敬之情，这表现在对门生的教导中，就是以桐城派尤其是姚鼐文作为学文的正道坦途。他对方宗诚说：“方望溪侍郎谓：‘学行继程朱之后，文章介韩欧之间。’欲以韩欧之文达程朱之理。姚惜抱郎中谓：‘学问之道，义理、考据、词章三者不可偏废。’望溪为文，不说一句假话。惜抱为文，不用一古字，自然古雅。此风气开得极好。”^[30]对于方、姚二人的学术思想、古文批评和创作均表称赏，而姚鼐则尤为他津津乐道。张裕钊就说：“文正公论文，最服膺姚惜抱氏。裕钊亦旧从文正共为姚氏学。”^[31]吴汝纶回忆道：“往年侍文正公时，公数数为余称述姚氏之说，且曰：‘今天下动称姚氏，顾其知姚氏之法者不多，背而驰者皆是也。’”^[32]这既是曾氏瓣香桐城的明证，也能在无形当中影响其弟子的古文创作倾向。

需要指出，曾国藩对弟子的教诲虽以桐城文派的文法理论为主，但又不为其所束缚。咸丰八年（1858）再出后，曾氏论文，力追雄奇之风，而又兼容惬适；他奉韩愈文为师法典范，兼取《文选》，意欲打破骈散壁垒。以上这些观点，均超越了桐城派的藩篱，也渗透进他对弟子的指教之中。比如张裕钊在未入曾氏门庭之前，为文一法曾巩，趋于淡雅一路，不免流于柔弱无力。有见于此，曾国藩试图以韩文和汉赋的雄奇来矫正之：“足下气体近柔，望熟读扬、韩各文，而参以两汉古赋，以救其短，何如？”^[33]在师法典范方面，对于姚氏所倾慕的归有光文，少见曾氏向弟子提及。在桐城派所倡扬的唐宋文外，曾国藩又益以《汉书》和《文选》等。他指导张裕钊说：“徒摹唐宋文而不及《文选》，则训诂弗确，不能几于古。”^[34]又指导许振祎曰：“欲造句之古，宜仿效《汉书》、《文选》，而后可砭俗而裁伪；欲分段之古，宜熟读班、马、韩、欧之作，审其行气之短长，自然之节奏。”^[35]将文章的“造句”和“分段”分开来谈，指出各有效法的榜样，不仅仅局限于八家，秦汉与唐宋并重，这也使弟子一定程度上摆脱了桐城文派的藩篱。

三

曾国藩幕府虽然主要是政治和军事机构，但也为师生间学术、词章的授受和宾僚间的互动提供了良好的平台。幕府诸人的学术和文学造诣，也在潜移默化中也更上层楼。

咸丰八年（1858）再次出山后，曾国藩心态由高亢渐趋平和，他教导幕府宾僚，也不动辄作炎炎高论，“温温然如老诸生，不面折人过，或以书进规，或令他人转告之”。幕僚与他的关系，“直如弟子待先生函丈中，不知其为达官伟人也”。^[36]他与诸生的谈文论艺，未因职位、年龄等差距而产生隔阂。这从吴汝纶与张裕钊的“偷艺”中可以窥见一斑：

某日，文正出。吾偕濂亭检案牍，见公插架有《古文四象》一书，盖公手定稿本也。亟取之，录其目，越日归诸架。逾数月，文章大进。文正怪之曰：“子等岂窃窥吾秘本乎？”则相与大笑。^[37]

曾氏以“气势”、“识度”、“情韵”、“趣味”为标准，选录名篇为《古文四象》一书。吴、张二人在幕府中“窃窥”之，一段时间后，创作水平大幅长进，但并未因此而受责怪。此一轶事足见师生的相与无间、其乐融融之状。

幕府荟萃了各个学术领域的翘楚，以幕主曾国藩为核心，营造了讲求道德、学术和词章的浓郁氛围。张裕钊回忆幕府期间的生活说：“幕府辟召，皆一时英俊，并以学术风采相尚。暇则从文正公游览燕集，雍容赋咏以为常。”^[38]人才济济的良好环境，也为诸人提升自我创造了机会。他们在幕府中得见前辈名流，闻其绪论，开阔见识。同治七年（1868），吴敏树到访曾幕，在此期间，吴汝纶、黎庶昌等人与其过从，时时请益，甚至成为“忘年交”。^[39]同时，宾僚间复因性情和兴趣的差异，“各以其类为侪，讲习琢磨，有丽泽之益”。^[40]比如，张裕钊与吴汝纶二人在同治七年（1868）于幕府相识后，即时常谈文论艺，甚为相得。^[41]同时，曾国藩也积极“穿针引线”，介绍弟子彼此的状况和成就。他曾向薛福成谈及黎庶昌、向师棣等人，帮助他们沟通声气：“子文长于论事，年少加功，可冀成一家言，即与伯常（向师棣）、莼斋（黎庶昌）同舟，互相切劘可也。”^[42]他又在与张裕钊的书信中向其道及黎庶昌和吴汝纶二人：“后生为古文者，遵义黎庶昌、桐城吴汝纶，可望有成。”^[43]这也有助于相互间交谊的加深。在曾国藩去世后，他们仍时时讨论学术文章，一如既往，始终不渝，比如薛福成和黎庶昌两人，“踪迹虽隔，而情意益亲，数万里外往往直达手书，有无未尝不相通也，升沉未尝不相关也，文艺未尝不相质也”。^[44]张裕钊与吴汝纶也时通音问，不但论列学术，商榷文事，还共同培养了若干桐城派的若干后劲如贺涛、马其昶等人。应当说，幕府古文群体主要成员的活动，并未因其核心人物的离世而戛然中止，这应当与他们在幕府期间结下的深厚友谊有直接关系。

正是在幕主的训导及影响下，诸弟子除了在学术上“稍稍得闻往圣昔贤修己治人平天下之旨”，^[45]更能在古文创作上，“颇得广所见闻，讲明途径，而为之益劬”。^[46]在曾氏身后，其弟子身处两千年来未有之变局中，面对“近世高材生言古文者，或遂厌弃桐城”^[47]的局面，他们在修正其不足的同时，又坚守桐城派壁垒。黎庶昌认为“本朝文章，其体实正自望溪方氏，至姚先生而辞始雅洁，至曾文正公始变化以臻于大。桐城之言，乃天下之公言也”。^[48]建构了自方苞、姚鼐向下延续到曾国藩的古文谱系，认为乃师与姚鼐一脉相承。薛福成强调“以文正之贤，不能不取义法于桐城，继乃扩充以继其才。然则桐城诸老所讲之义法，虽百世不能易也”。^[49]他又作《论文集要》，选录上自韩愈下至方、姚以及曾国藩等人的论文之语，目的在于“沿桐城一脉，以寻文章正宗之所在”。^[50]张裕钊《赠朱生铭盘》诗也有曰：“昭代盛文藻，桐城今所推。崛兴得湘乡，大途辟千期。”^[51]这样，经过他们的递相阐发，桐城文派的文章涵纳了理学和经济，兼容了平淡与雄奇，至广大而又尽精微，一定程度上弥补了为人诟病的思想空疏与文风柔弱的缺憾，其命脉也得以延续。

【注释】

[1]尚小明《学人游幕与清代学术》，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第176页。

[2]关于这一群体在京师期间的活动，魏泉的《士林交游与风气变迁——19世纪宣南的文人群体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柳春蕊的《晚清古文研究——以陈用光、梅曾亮、曾国藩、吴汝纶四大古文圈子为中心》（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07年。）均有评述。

[3]《曾国藩全集·家书》，咸丰九年正月二十三日《致澄弟沅弟季弟》，岳麓书社，1985年，第460页。

[4]《曾国藩全集·书信》，咸丰九年《复易良翰》，岳麓书社，1995年，第1041页。

[5]《曾国藩全集·日记》，咸丰九年三月初一，岳麓书社，1987年，第363页。

[6]《曾国藩全集·书信》，道光二十三年《致刘蓉》，第5页。

[7]曾国藩著、王澧华点校《曾国藩诗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第292页。

[8]《曾国藩诗文集》，第96页。

[9]《曾国藩诗文集》，第286—287页。

[10]方宗诚《柏堂师友言行记》，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22辑，台湾文海出版社，第45页。

[11]《西学东渐记》，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74页。

[12]《与筿岑论文派书》，吴敏树撰，张在兴校点《吴敏树集》，岳麓书社，2012年，第395页。

[13]同上，第405页。(www.daowen.com)

[14]张裕钊著，王达敏点校《张裕钊诗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第350页。

[15]曾国藩在日记中说：“阅桐城吴汝纶所为古文，方存之荐来，以为义理、考证、词章三者皆可成就，余观之信然，不独为桐城后起之英也。”（《曾国藩全集·日记》，同治三年五月二十七日，第1024页。）

[16]《曾国藩全集·日记》，咸丰九年十一月初二日，第432页。

[17]吴永《庚子西狩丛谈》，岳麓书社，1985年，第109页。

[18]薛福成《跋曾文正公手书册子》，续修四库全书1562册，第83页。

[19]《祭方存之文》，吴汝纶撰、施培毅、徐寿凯校点《吴汝纶全集》（一），黄山书社，2002年，第74页。

[20]薛福成《拙尊园丛稿序》，《庸庵文编》，续修四库全书第1562册，第351页。

[21]同上。

[22]《曾国藩全集·日记》，同治四年十月十五日，第1197页。

[23]《曾国藩全集·家书》，同治四年十月二十四日《谕纪泽纪鸿》，第1224—1225页。

[24]《曾国藩全集·书信》，咸丰九年九月十五日《致张裕钊》，第1060页。

[25]《曾国藩全集·书信》，咸丰八年十月十七日《加孙芝房片》，第712页。

[26]唐文治《桐城吴挚甫先生文评手迹跋》，《茹经堂文集》，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33册，第1384页。

[27]《曾国藩全集·书信》，同治八年五月二十七日《复陈宝箴》，第6782页。

[28]《曾国藩全集·日记》，同治三年十二月十七日，第1088页。

[29]《曾国藩全集·日记》，同治四年十二月初十日，第1213页。

[30]《柏堂师友言行记》，第69页。

[31]《夏润之孙桐之母姚宜人六十寿序》，《张裕钊诗文集》，第228页。

[32]《铜官感旧图记》，《吴汝纶全集》（一），第80页。

[33]《曾国藩全集·书信》，咸丰九年三月十一日《加张裕钊片》，第934页。

[34]费行简《近代名人小传》，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8辑，第32—33页。

[35]《曾国藩全集·书信》，咸丰十一年三月十一日《复许振祎》，第1971页。

[36]方宗诚《节录曾文正公遗书跋》，《柏堂遗书》，《柏堂集后编》，清光绪间刻本，卷第六。

[37]唐文治《桐城吴挚甫先生文评手迹跋》，《茹经堂文集》，第1383页。

[38]《唐端甫墓志铭》，《张裕钊诗文集》，第138页。

[39]黎庶昌《书柈湖文录后》，《拙尊园丛稿》，续修四库全书1561册，第287页。

[40]方宗诚《送朱子钦叙》，《柏堂遗书》，《柏堂集续编》，卷第九。

[41]张裕钊在《吴育泉先生暨马太宜人六十寿序》记载了二人相识经过，并赞赏吴氏文章：“同治七年秋来江宁，逎晤至甫相国曾公使署，索其文读之，诚辨博英伟，气逸发不可衔控。”（《张裕钊诗文集》，第70页。）吴汝纶在日记中也记载了他与张氏的交往：“夜与张廉卿久谈为文之法。廉卿最爱古人淡远处。其谓‘气脉即主意贯注处’，言最切当。”（戊辰十月十二日，吴汝纶全集（四），第289页。）

[42]《上曾侯相书》，《庸庵文编》，第232页。

[43]《曾国藩全集·书信》，同治四年五月十七日《复张裕钊》，第5052页。

[44]薛福成《拙尊园文稿序》，《庸庵文编》，第351页。

[45]黎庶昌《庸庵文编序》，《拙尊园丛稿》，第333页。

[46]《季弟遗集序》，《庸庵文编》，第78页。

[47]《寄龛文存序》，《庸庵文编》，第212页。

[48]黎庶昌《续古文辞类纂序》，第288页。

[49]薛福成《拙尊园文稿序》，《庸庵文编》，第351页。

[50]王水照编《历代文话》第六册，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5761页。

[51]《张裕钊诗文集》，第32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