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教育 唐代佛寺地理研究与文学考证的重要贡献

唐代佛寺地理研究与文学考证的重要贡献

时间:2023-07-21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唐代佛寺补考朱建光唐代佛寺地理的研究,目前主要有孙昌武先生《唐长安佛寺考》、李映辉先生《唐代佛教地理研究》、李芳民教授《唐五代佛寺辑考》等大作,推动了佛教地理研究的发展。其中《唐五代佛寺辑考》主要从唐代诗文材料出发,考证唐五代佛寺源流沿革,将其汇为一编,不但有助于佛教、佛寺地理研究,同时对文学研究也功不可没。

唐代佛寺地理研究与文学考证的重要贡献

唐代佛寺补考

朱建光

唐代佛寺地理的研究,目前主要有孙昌武先生《唐长安佛寺考》(《唐研究》,1996年第2卷)、李映辉先生《唐代佛教地理研究》、李芳民教授《唐五代佛寺辑考》等大作,推动了佛教地理研究的发展。其中《唐五代佛寺辑考》(以下简称《辑考》)主要从唐代诗文材料出发,考证唐五代佛寺源流沿革,将其汇为一编,不但有助于佛教、佛寺地理研究,同时对文学研究也功不可没。唐代诗文中有为数众多的佛寺诗歌和佛寺碑记,对唐代佛寺建置源流的考证,于文学研究而言,作用有三:一是能为准确理解诗文内容提供相关背景材料。二是可以通过佛寺地理位置的定位和佛寺名称的变换时间,来考订唐代诗文的写作时地,使唐代诗人的生平游历更为清晰,进而为其作品编年提供了可能。如本文所考白居易《游宝称寺》中的宝称寺被普遍认为在庐山,其实是在当州。三是可以借此辨析唐代诗文中的错讹、真伪等问题,如本文下述考证中涉及的邵朗《兜率寺记》应为《和安寺碑》、顾非熊《姚岩寺路怀友》诗题中姚岩寺应为桃岩寺、唐彦谦《题证道寺》为《全唐诗》误收等问题。本文拟就《辑考》附录中部分待考且为各家注释不详或有误的佛寺,进行考证,祈请方家指教。

宝称寺

《辑考》云:“《全唐诗》卷四三九白居易有《游宝称寺》诗,宝称寺,俟考。”按:宝称寺,在今四川,唐属当州,其建置沿革不详。时下学者多以为在庐山,实误。

首先来看宝称寺的地理位置。《全唐文》卷七四七郑素卿《西林寺水阁院律大德齐朗和尚碑》一文中记载:“洎(贞元)七年,刺史崔公衍置方等于当州开元寺,请东林大德熙怡、大林、法粲、兴果、神清同赴坛会。(贞元)十四年,郡守李公康兴甘露之会,请宣州开元寺大德慧庄、抚州景云寺上宏、吉州靖居寺道华、当州宝称寺智满同秉羯磨。”[1]文中明确提到了当州宝称寺的信息,据此可知,宝称寺在当州。

其次,关于宝称寺的记载甚少,时下学者对宝称寺的相关考证有误。谢思炜先生在其《白居易集校注》一书中注释白居易此诗时,认为宝称寺在庐山,[2]谢先生所引用的材料有三则,看似证据充分确凿,其实有误,我们逐一来看。

谢注一,引南宋陈思《宝刻丛编》卷十五《唐宝称大律师塔铭》:“律师,江南讲僧也。名智满,陶靖节之九世孙,始出家于宝称寺,故以为号。碑以开成四年立,大中八年重建,在庐山。”上述引文很容易让人把智满最后圆寂之地认为是宝称寺,从而得出宝称寺是在庐山的结论。其实他最后圆寂之地是在庐山,但并非宝称寺,而是东林寺。据宋代陈舜俞《庐山记》卷五记载:“唐庐山东林寺故宝称大律师塔碑:朝议郎守秘书使馆修撰上柱国刘轲撰,守江州司户参军员外置同正员陈去疾书,前振武节度参谋试太常寺奉礼郎李廷彦篆额,开成四年四月二十七日建,大中八年七月二十三日再立。”[3]另外宋代释本觉撰《历代编年释氏通鉴》卷十开成己未(四年)条下亦云:“四月,秘丞刘轲撰庐山东林宝称律师塔碑。”[4]以上两则材料都明确说明宝称律师圆寂于庐山东林寺。在唐代,僧侣往往到处漫游,并非一生仅驻锡一座寺院。“始初出家于宝称寺”即表明宝称寺是智满最早的驻锡之地,并以宝称为号,所以不能将其与最终圆寂之庐山东林寺混为一谈。

谢注二,引《全唐文》卷七四二刘轲撰《智满律师塔铭》:“匡阜之下,炉峰之北,有白马香象,甚奇特兮。……石塔巍巍,二林侧兮。”文中颂赞之语所描述的是智满律师塔铭所在的庐山环境,与注一相同,也是将智满始出家之宝称寺与其最后圆寂之庐山东林寺混同。

谢注三,引《全唐文》卷七四二刘轲《栖霞寺故大德玭律师碑》:“门人临坛者,有若庐陵龙兴寺明则、广陵定山寺道兴、乡邑寺行铨、临淮开元寺澄观、九江宝珍寺智满、当州彭城寺惠兴、瓦官寺灵津、鹤林寺常静、天乡寺日耀、龙兴寺惠登,皆津梁后进,为世灯烛。贤七十子而后知仲尼大圣,睹栖霞弟子得不为师氏名焉。今宝称领摩诃苾刍众,坛压庐岳,大江西南,卓然首出。若商那之后,继以掬多,得不谓释氏之雄乎!”谢先生在这里认为九江“宝珍寺”是“宝称寺”之误,从而将宝珍寺改为宝称寺。其实不然,唐代“宝某寺”很多,没有证据能够证明有误,一般不能对原始文献进行改定,九江宝珍寺应该是智满曾经驻锡的寺院之一。另外,宝称“坛压庐岳”、“释氏之雄”之语,是就宝称和尚而言,并非指宝称寺,所以这条材料也不能得出宝称寺在庐山的结论。

兜率寺

《辑考》云:“《全唐文》卷八〇六邵朗有《兜率寺记》文,其所在俟考。”按:兜率寺位于浙江兰溪,唐属婺州。据记文可知此寺是在东晋义熙二年由左散骑常侍辅国大将军太傅胡凤舍宅所建,初名和安寺,唐武宗会昌五年废,唐宣宗大中六年重置,赐额禅月寺,不久又恢复和安寺之名。又,此碑记名称有误,唐代此寺并无兜率寺之名,由和安寺改额兜率寺是在宋代大中祥符之时,乃邵朗身后之事,邵朗应该是为和安寺作碑记。

首先,来看兜率寺得名的时间。据明代《金华府志》卷二十四寺观记载:“兜率禅院,在(兰溪)县西四十里太平乡,东晋义熙间太傅胡凤建,旧名和安,宋祥符初改今额,唐诗僧贯休道场也。”[5]明万历《兰溪县志》与《金华府志》记载相同,其卷六寺观云:“兜率禅寺,太平乡,晋太傅胡凤建,初名和安,祥符初改额,诗僧贯休道场也。”[6]可见兜率寺得名是在宋代大中祥符之初。

其次,来看邵朗为和安寺作碑记的记载。上述《兰溪县志》同卷碑碣下记载:“和安寺碑,鄞县尉邵明(按:‘明’应为‘朗’)文。”[7]另外宋代的碑石录专书也同样记载邵朗所撰为《和安寺碑》,如陈思《宝刻丛编》卷十三云:“唐和安寺碑,唐明州鄞县尉郡朗撰。”[8]王象之《舆地碑记目》卷一也记载:“和安寺碑,唐邵朗文。”[9]综上可知,邵朗所作应是《和安寺碑》,《兜率寺记》题名有误。

最后,据访查得知此碑目前尚存,位于兰溪市水亭乡生塘胡村宗祠内,碑阳为北宋庆历三年邵朗所撰《太傅胡公置寺记》,即重镌之时题名由《和安寺碑》(即《兜率寺记》)所改。碑阴为北宋元祐三年所刻《兜率寺开堂疏》。

重居寺

《辑考》云:“《全唐诗》卷五一〇有张祜《重居寺》诗,重居寺,俟考。”按:重居寺,位于江苏宜兴,唐属常州义兴。北齐时建,宋大中祥符改额法藏禅寺。又,《辑考》163页有法藏寺,法藏寺与重居寺乃是同寺异名,《辑考》误收。

宋代咸淳《重修毗陵志》卷二十五观寺宜兴条下云:“法藏禅寺,在县南二里,旧在县西五十里谈村,萧齐时建,名重居,唐上元二年徙今地。成悦《山门记》云:‘萧齐之时处县秋野,肃宗之时移城炎方,会昌废,咸通中复,大中祥符间赐今额。’”[10]康熙《常州府志》卷十八寺观宜兴条下记载:“法藏寺,在县西南隅,旧在县西五十里谈村,萧齐时建,名重居,唐上元二年徙建县南二里,会昌间废,咸通中复,宋大中祥符赐今额。绍定初令赵舆悊侣邑人重建大雄宝殿,元末毁,明洪武初移建今地。”[11]嘉庆增修宜兴县旧志》卷末寺观云:“法藏禅寺,在县西南隅,旧在县西五十里谈村,齐时建,名重居,唐上元二年徙县南二里,会昌间毁,咸通中复,宋大中祥符赐今额。”[12]

上述对重居寺记载基本相同,另外张祜有《题善权寺》诗,善权寺也在宜兴,两寺相距不远。《重居寺》与《题善权寺》两诗应是诗人同一时期游览之作,这也可以佐证张祜诗中之重居寺在宜兴。

精舍寺

《辑考》云:“全唐诗卷二三七钱起有《题精舍寺》、卷二四八郎士元亦有《题精舍寺》诗,精舍寺,俟考。”按:精舍寺,位于浙江湖州归安,唐属湖州乌程,南朝陈永定中建,唐大中元年改为禅院。

南宋王象之《舆地纪胜》卷四记载了精舍寺的位置,云:“精舍院,在归安县施渚,青州刺史管聚舍宅为寺。白乐天寄题诗云:‘惯有山水住南州,行尽天台及虎丘,唯有上强精舍寺,最堪游处未曾游。’”[13]又,宋代葛立方《韵语阳秋》卷十六记载:“湖州上强山精舍寺有陈朝观音,尹仲容书寺额,三门高百尺,为之三绝。又池中有金鲤鱼,数年一现,故白乐天诗有‘惟有上强精舍寺,最堪游处不曾游’之句,盖为此也。”[14]另外,南宋谈钥撰《嘉泰吴兴志》卷十三寺观归安县下亦云:“精舍禅院,施渚,陈永定中青州刺史管聚舍宅为寺,唐大中元年改为禅院。”[15]

此外,《全唐诗》卷八一七有皎然《奉同卢使君幼平游精舍寺》、《全唐诗续拾》卷七有高智周《湖州精舍寺诗》残句,诗中精舍寺与上述所考应为同寺。

谷山寺

《辑考》云:“《全唐诗》卷八四四齐己有《游谷山寺》诗,谷山寺,俟考。”按,谷山寺,又名保宁禅寺,位于湖南长沙,唐属潭州,唐建,其余不详。

据明代嘉靖《湖广图经志书》卷十五长沙府下记载:“谷山寺,在县西北一十里,唐建,本朝洪武中重修。”[16]清代陈运溶《湘城访古录》卷十引《长沙县志》云:“在谷山,一名保宁禅寺。唐时三藏禅师建,明洪武中重修。寺前有银杏一株,大数围,旁株挺生者,亦黛色参天。”其下并且载有齐己《游谷山寺》、《寄谷山长老》二诗。[17]

甘泉普济禅寺

《辑考》云:“《全唐文》卷八〇五郎肃有《甘泉普济禅寺灵塔记》文,甘泉普济寺,俟考。”按:甘泉普济寺,唐太和中晓方禅师创建于盘山,唐属蓟州,位于今天津境内。

清代《畿辅梵刹志》蓟州条下云:“普济寺,一名甘泉寺,在州西北七十里甘泉山(其下注云:一名石獒山),相传昔为毒龙湫,唐太和中有晓方禅师结庐于此。龙让之,徙山后,迄今三潭为龙居也。”[18]其下录有郎肃《甘泉普济禅寺灵塔记》。

又,清代蒋溥等奉敕编撰的《钦定盘山志》也记载了普济寺,其卷三云:“甘泉山一名石獒山,山顶有石獒,中有寺曰普济。”[19]卷六寺宇云:“普济寺,一名甘泉寺,相传昔为毒龙湫,唐太和中有晓方禅师结庐于此。龙让之,徙山后,迄今三潭为龙居也。”[20]

另外,《盘山志》卷八有郎肃撰《甘泉普济禅寺灵塔记》全文,与全唐文所载进行核查,发现开头一段文字为《全唐文》本所无,可补其缺,抄录于下:“性相湛然,是无来去,光阴飘忽,故有悲哀。无常必见于有常,生灭期归于寂灭。遗光尚在,过隙难追。则有躬侍梵筵,心传法宝,极追攀于痛悼,尽爱敬与师。资镂字支题,用彰先觉。”其后文字则与《全唐文》本相同。

零陵寺

《辑考》云:“《唐文续拾》卷八净观有《零陵寺井栏铭》文,零陵寺,俟考。”按:零陵寺在江苏溧阳,唐属宣州,其建寺时间不可考,唐代名零陵寺,杨吴武义元年号资福院,宋太平兴国中改额广法寺。又,《零陵寺井栏铭》文中云“沙门净观为零陵寺造”,文章并署名净观,实际是澄观所造井栏,此文应署名澄观。

首先来看零陵寺和零陵寺井栏的历史沿革情况。

清代陈梦雷所编《古今图书集成》方舆汇编职方典第六百六十一卷江宁府部溧阳县条下记载:“广法寺,在西门外,唐名零陵寺,杨吴号资福院,宋改今额。”[21]嘉庆《溧阳县志》卷四寺观云:“广法寺,今在西门外,宋元为西门内,本唐零陵寺,杨吴武义元年号资福院,宋太平兴国中改今额。”[22]零陵寺井栏,原本位于零陵寺内,在宋代迁徙县东报恩寺内。光绪《溧阳县续志》卷二云:“元和僧澄观石井栏,在东门外报恩寺。”[23]《江苏省志文物志》之《零陵寺井铭》亦云:“唐代零陵寺井栏,现存溧阳市城中凤凰公园内。……井栏原置溧阳县城西零陵寺,宋代徙于县城东报恩寺内。”[24]

再看关于署名澄观的记载。

清代郭麐《灵芬馆诗话》卷六记载:“(溧阳)邑多古迹,有零陵寺唐井栏铭一,今名报恩寺。其文曰:‘维唐元和六年,岁次辛卯五月甲午朔十五日戊申,沙门澄观为零陵寺造常住石井栏并石盆,永充供养。大匠储卿郭通以偈赞曰:此是南山石,将来造井栏。流传千万代,各结佛家缘。尽意修功德,应无朽坏年。同霑胜福者,超于弥勒前。’凡九十一字,笔画遒劲,有颜柳家法。澄观亦诗僧,昌黎所谓道人澄观,名藉藉者也。”[25]郭麐上述记载的价值,一是录有《零陵寺井铭》全文,可补《全唐文》中文字的残缺,二是指明澄观即是唐代韩愈《送僧澄观》诗中的僧人。另外,嘉庆《溧阳县志》卷三中也录有《零陵寺井铭》全文,[26]与《灵芬馆诗话》中录文相同。综上可知,此文作者应为澄观,《全唐文》有误。

西域

《辑考》云:“《全唐诗》卷八〇八义净有《西域寺》诗,西域寺,俟考。”按:西域寺,位于江苏宜兴,唐属常州义兴。隋开皇十年建,宋大中祥符元年改额金明寺。元末兵毁后,明代洪武初复建,明永乐十三年重修。考证如下:

宋代咸淳《续修毗陵志》卷二十五观寺宜兴条下云:“金明禅寺,在县北三十里,隋开皇十年建,名西域,大中祥符元年改今额。”[27]又,康熙《常州府志》卷十八寺观宜兴条下记载:“金明教寺,在县北三十里滆湖乡,隋开皇十年建,名西域寺,宋大中祥符元年改今额。”[28]另外,嘉庆《重修宜兴旧志》卷末寺观条记载与上述相同,并且还记载了元明时期的情况:“金明教寺,在县北三十里,隋开皇十年建,名西域,宋大中祥符元年改今额,元末兵毁,明洪武初复建,永乐十三年重修。”[29]

无为寺

《辑考》云:“《全唐文》卷八一九张蟾有《无为寺记略》文,寺所在不详,俟考。”按:无为寺,位于湖州归安,唐属湖州乌程。始建于晋,唐前名称不可考,宋代治平二年改额无为寺。又,《无为寺记略》题名有误。

首先来看宋代的记载。南宋王象之《舆地纪胜》卷四两浙西路安吉州条下云:“无为寺,在归安县东南福增乡,晋王衍舍宅建。”[30]南宋谈钥《嘉泰吴兴志》卷十三归安条下记载:“无为寺,在县东南福增乡千金里,晋王衍舍宅建,唐时士人冯伦、沈演复建,移郡城兴国寺废额榜之,会昌中废,咸通三年又建,乡贡进士张蟾撰记。本朝治平二年改今额。”[31]其次,清代县志记载与《嘉泰吴兴志》相同。光绪《归安县志》卷十寺观云:“无为寺,在县东南福增乡千金里,晋王衍舍宅建,唐时士人冯伦、沈演复建,移郡城兴国寺废额榜之,会昌中废,咸通三年又建,乡贡进士张蟾撰记。治平二年改今额。”[32]

开业寺

《辑考》云:“《全唐文》卷二〇一李尚一有《开业寺碑并序》文,据碑文知,北魏时李裔舍宅建寺,唐武德初重建,贞观四年复赐额开业寺,所在当在河北道。具体之州属,俟考。”按:开业寺,位于河北元氏,唐属赵州。

唐代李吉甫所撰《元和郡县志》是较早记录开业寺的地志,其河北道二记载:“开业寺,在(元氏)县西北五十里,即后魏车骑大将军、陕定二州刺史、尚书令司徒公赵郡李徽伯之旧宅也。”[33]又,清代《畿辅梵刹志》也有同样的记载,其正定府元氏县条下云:“开业寺,在元氏县西北十五里,即后魏李徽伯旧宅也。”[34]

清代沈涛《常山贞石录》也记载了开业寺碑的所在,并录有全文。其卷四开业寺碑条下云:“今在元氏县吴村。”其下录有全文。又云:“右碑为欧赵陈三家所收,《寰宇访碑录》、《金石萃编》皆见著录,而并遗其碑额及阴。”其后录有若干碑阴上的宋人题字,其中有一则云“余宣和三年挈家游封龙,值雨,洎承天寺,即能仁寺也,侄彭年同来,元氏郑昂德彰书。”[35]据此可知,在宋代,开业寺又被称为能仁寺、承天寺。

福田

《辑考》云:“《全唐文》卷八〇四杨知新有《福田寺三门记》,福田寺,俟考。”按:福田寺位于江西于都,唐属虔州,梁天监时建,宋大中祥符中改额妙净寺。

据康熙《雩都县志》卷七记载:“明觉寺,县西关外,即福田寺,旧在大昌村,梁天监建,唐开元中迁今所,宋大中祥符赐名妙净,吴生佛真身在焉。寺后翠竹菁漪,名吴僧翠竹,十景之一。唐李少鸿、宋王鸿、明解缙有手书碑记。”[36]同书卷十四录有杨知新《福田寺三门记》全文。

又,《福田寺三门记》碑石目前尚存,据彭碧莲《于都古代碑刻选介》中云:“现藏于于都县博物馆,此碑阳面刻杨知新撰、李少鸿书刻《福田寺三门记》,碑阴为解缙撰书《重修福田明觉寺生佛道场记》。”[37]

封禅寺

《辑考》云:“《全唐诗》卷六五九罗隐有《封禅寺居》诗,封禅寺,俟考。”按:时下几部《罗隐集》的校注笺注本,或失考或误考。封禅寺,位于河南洛阳,唐属汴州,北齐天保十年创建,旧名独居寺,唐开元十七年,唐玄宗东封泰山还至洛阳时改为封禅寺,宋太祖开宝三年,又改额开宝寺。

明代李濂《汴京遗迹志》卷十寺观记载:“开宝寺,旧名独居寺,在上方寺之西。北齐天保十年创建。唐开元十七年,玄宗东封泰山还,至寺,改曰封禅寺。宋太祖开宝三年,又改曰开宝寺。……太宗端供中建塔,极其伟丽。……真宗大中祥符六年,……因赐名灵感塔。仁宗庆历四年毁于火,其殿宇、廊庑、僧舍俱毁于金兵矣。”[38]

清代学者周城《宋东京考》卷十四也对封禅寺有考证:“开宝寺,旧名独居寺,在安远门里上方寺西。北齐天保十年创建。唐开元中,明皇东封还,至寺,改曰封禅寺。太祖开宝三年,改曰开宝寺。……端拱中建塔,极其伟丽。……大中祥符六年,……因赐名灵感塔。庆历四年,塔毁于火。”[39]

另外,宋代赞宁撰《宋高僧传》卷十三有《唐今东京封禅寺园绍传》,也可证明封禅寺在东京洛阳。

姚岩寺

《辑考》云:“《全唐诗》卷五〇九顾非熊有《姚岩寺路怀友》(一作桃岩怀贾岛)诗,姚岩寺,俟考。”按:从诗题我们可以看出此诗写作地点,一是通往姚岩寺的途中,一是桃岩,“姚”与“桃”字形相近,当是鱼鲁之讹。从目前文献所见唐代无姚岩寺,而有桃岩寺,应当以“桃”为是。顾非熊此诗诗题有误。

首先我们来看关于桃岩寺的记载。《宋高僧传》卷六《唐处州法华寺智威传》中有智威为桃岩寺作碑记的记载:“天与多能,富有辞藻,著桃岩寺碑,与头陀寺碑气度相表。”[40]可见在唐代确实有桃岩寺的存在。另外明清时期的《永康县志》也有关于桃岩寺的记载。明正德《永康县志》卷七寺观云:“寿山寺,旧名桃岩,梁普通元年建。”[41]清光绪《永康县志》卷二寺观也有相同的记载:“寿山寺,在县东五十里地,名桃岩,梁普通元年建。”[42]综上可知,桃岩寺,位于浙江永康,唐属婺州,始建于南朝梁代普通元年,初名桃岩寺,在唐代桃岩寺之名尚存,何时更名为寿山寺之事未详。(www.daowen.com)

其次,顾非熊有没有可能到过桃岩寺?顾非熊在及第之前,久困场屋三十余年,有到处漫游的经历。《全唐诗》卷四九六有姚合《送顾非熊下第归越》、卷五〇九有顾非熊《经杭州》诗,据此可知顾非熊的确曾在浙江一带游历,由此我们可以推测,顾非熊有到过桃岩寺的可能。

最后,顾非熊诗中所描述的环境与桃岩寺所在的自然环境相吻合。据了解,桃岩寺所在的五峰山有许多的石洞,大小不一,桃岩寺即坐落于其中的固厚峰下的大石洞内。据道光《永康县志》记载:“固厚之下有大石洞,高轩敞豁,可容千人,其中为佛刹,曰寿山寺。”[43]这与诗歌中“路向姚岩寺,多行洞壑间”的描述相符。

证道寺

《辑考》云:“《全唐诗》卷六七一唐彦谦有《题证道寺》诗,证道寺,俟考。”按:唐代无证道寺之名,宋代有两座寺院皆是在宋代才更名为证道寺,疑唐彦谦此诗为《全唐诗》误收,当是宋代以后诗人之作。

首先来看两座证道寺的记载。

证道寺一:位于浙江武康,唐属湖州,南齐建元元年始建,初名齐昌,唐代天宝四年改名永安,宋代治平二年改额证道寺。《嘉泰吴兴志》卷十三寺观武康县条下云:“证道寺,在县西二百步,南齐建元元年置,名齐昌,唐天宝四年改名永安,建隆三年县令罗文圭重建,治平二年改今额。”[44]又,永乐大典残本《吴兴续志》武康县条下记载:“证道寺,在县西南二百步,南齐建,名齐昌,宋改今名,元仍其旧。至正十六年毁于兵。今洪武九年重建。”[45]

证道寺二:位于浙江奉化,唐属明州,唐代光启二年始置,初名灵桥院,宋代治平二年改额证道院,明代洪武初改为证道寺。宋代《宝庆四明志》卷十五《四明奉化县志》卷二云:“证道院,县西七十里,唐光启二年置,名灵桥,皇朝治平二年赐今额。”[46]元代《延祐四明志》卷十七记载:“证道禅院,州西七十里,旧名灵桥,唐光启初置,宋治平初改今额。”[47]又,清代《浙江通志》卷二百三十云:“证道讲寺,嘉靖宁波府志:县西七十里,唐光启二年建,名灵桥院,宋治平二年改证道院,明洪武初改为寺。”[48]

综上,两座证道寺均是宋代治平时得名,作为唐人的唐彦谦不可能给宋代寺院题诗,当属伪诗无疑。又,经查阅文献得知元代戴表元《剡源文集》卷二十九有《证道寺》诗,与唐彦谦诗题略有区别,但内容相同,应是戴表元诗混入《全唐诗》之中,这也正证实了上述推论。

【注释】

[1]董诰《全唐文》,中华书局,1983年,第7737页。

[2]谢思炜《白居易集校注》,中华书局,2009年,第1277—1278页。

[3]陈舜俞《庐山记》,大正藏第51册。

[4]释本觉《历代编年释氏通鉴》,卍新纂续藏经第76册。

[5]王懋德等《金华府志》,学生书局,1965年,第1748—1749页。

[6]徐用检等《兰溪县志》,成文出版社,1983年,第574页。

[7]同上,第594页。

[8]陈思《宝刻丛编》,《石刻史料新编》第1辑24册,新文丰出版公司,1982年,第18287页。

[9]王象之《舆地碑记目》,《石刻史料新编》第1辑24册,新文丰出版公司,1982年,第18531页。

[10]史能之《咸淳重修毗陵志》,续修四库全书699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238页。

[11]于琨等《康熙常州府志》,江苏古籍出版社,1991年,第384页。

[12]李先荣等《嘉庆增修宜兴县旧志》,江苏古籍出版社,1991年,第497页。

[13]王象之《舆地纪胜》,中华书局,1992年,第235页。

[14]葛立方《韵语阳秋》,吴文治主编,《宋诗话全编》第8册,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年,第8317—8318页。

[15]谈钥《嘉泰吴兴志》,《宋元方志丛刊》第5册,中华书局,1990年,第4752页。

[16]薛纲等《湖广图经志书》,书目文献出版社,1991年,第1294页。

[17]陈运溶撰,陈先枢校点《湘城访古录 湘城遗事记》,岳麓书社,2009年,第173页。

[18]黄彭年等《畿辅梵刹志》,明文书局,1980年,第288—289页。

[19]蒋溥《钦定盘山志》,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586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102页。

[20]同上,第161页。

[21]陈梦雷《古今图书集成》第114册,中华书局,1934年。

[22]史炳等《嘉庆溧阳县志》,江苏古籍出版社,1991年,第109页。

[23]朱畯等《光绪溧阳县续志》,江苏古籍出版社,1991年,第427页。

[24]江苏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江苏省志文物志》,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年,第377页。

[25]郭麐《灵芬馆诗话》,续修四库全书1705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375页。

[26]史炳等《嘉庆溧阳县志》,江苏古籍出版社,1991年,第81页。

[27]史能之《咸淳重修毗陵志》,续修四库全书699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240页。

[28]于琨等《康熙常州府志》,江苏古籍出版社,1991年,第384页。

[29]李先荣等《嘉庆重修宜兴旧志》,江苏古籍出版社,1991年,第501页。

[30]王象之《舆地纪胜》,中华书局,1992年,第235页。

[31]谈钥《嘉泰吴兴志》,《宋元方志丛刊》第5册,中华书局,1990年,第4752页。

[32]陆心源等《归安县志》,成文出版社,1970年,第98—99页。

[33]李吉甫撰,贺次君点校《元和郡县志》(上),中华书局,2008年,第491页。

[34]黄彭年等《畿辅梵刹志》明文书局,1980年,第472页。

[35]沈涛《常山贞石录》,续修四库全书906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345—348页。

[36]卢振先等《雩都县志》,康熙四十七年刊本。

[37]彭碧莲《于都古代碑刻选介》,南方文物,2001年第4期,第127页。

[38]李濂撰,周宝珠、程民生点校《汴京遗迹志》,中华书局,1999年,第156页。

[39]周城撰,单连慕点校《宋东京考》,中华书局,1988年,第254页。

[40]赞宁撰,范祥雍点校《宋高僧传》,中华书局,1997年,第116页。

[41]叶式谨等《正德永康县志》,上海书店,1990年,第732页。

[42]李汝为等《永康县志》,成文出版社,1970年,第143页。

[43]永康文史资料工作委员会编《永康文史资料第5辑方岩名胜专辑》,1988年,第63页。

[44]谈钥《嘉泰吴兴志》,《宋元方志丛刊》第5册,中华书局,1990年,第4775页。

[45]马蓉等点校《永乐大典方志辑佚》,中华书局,2004年,第834页。

[46]罗濬等《宝庆四明志》,《宋元方志丛刊》第5册,中华书局,1990年,第5194—5195页。

[47]袁桷等《延祐四明志》,《宋元方志丛刊》第6册,中华书局,1990年,第6388页。

[48]沈翼机等《浙江通志》,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525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25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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