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剑锋
陶渊明生活的时代是中国书法艺术自觉的时代，出现了钟繇、王羲之等人为代表的一大批杰出书法家。陶渊明是否擅长书法，史无明载，唐张彦远的《法书要录》列举唐前能书人之名，不见陶渊明在列。今传所谓《陶渊明草书真迹》，帖后有所谓南朝梁袁昂、沈约、萧衍，唐武则天、狄仁杰，宋王十朋，清张孝挰等人题跋。[1]学者指出：“此草牵丝连带，笔画连绵不断，与晋人笔画法若断而意连的意趣大相径庭。……先唐法帖并未有跋语之制，此当为爱好陶诗的书家所为。”[2]但陶渊明却与书法结下了不解之缘，这个缘分，从现存史料来看主要是从宋代开始的。
一、苏轼与宋代书陶之风
陶渊明在世时其作品就曾经“聊命故人书之”，[3]在印刷术推广之前，陶集无疑是以抄本的形式流传的。沧海桑田，历经战火，其基本面貌得以幸存，这在魏晋南北朝文人作品集中是一个奇迹，但很可惜，我们今天已经看不到这些抄录的早期作品集了。据朱家溍《历代著录法书目》（紫禁城出版社1997年版），宋代之前不见有书法家书写陶渊明诗文的作品，这显示陶渊明诗史地位确立之前，较少受到书法家青睐。
陶渊明作品成为重要书写对象是从北宋的苏轼开始的。朱家溍《历代著录法书目》著录苏轼书写的陶渊明诗文二十三种，包括《归去来兮辞》十三种和《饮酒》诗等十种，其中有些可能是重复统计。据孔凡礼点校《苏轼文集》统计，书及陶渊明诗文的书法作品也有二十三种，他们是：《与朱康叔二十首》之十三（即《般涉调哨遍》集归去来辞）、《渊明非达》、《渊明无弦琴》、《书渊明孟府君传后》、《书渊明述史章后》、《书渊明归去来序》、《渊明饮酒诗后》（“颜生称为仁”）、《书渊明羲农去我久诗》、《题渊明诗二首》（“平畴返远风”和“秋菊有佳色”）、《题渊明咏二疏诗》、《题渊明饮酒诗后》（“采菊东篱下”）、《录陶渊明诗》（“清晨闻扣门”）、《书渊明乞食诗后》、《书渊明饮酒诗后》（“客养千金躯”）、《书渊明诗二首》（“偶有佳酒”、“但恐多谬误”）、《书归来去词赠契顺》、《书渊明东方有一土诗后》、《书渊明酬刘柴桑诗》、《题陶靖节归去来辞后》、《陶渊明诗》（“丈夫志四海”）和《题所书归去来词后》（毛镇国从余求书）等。苏轼所书作品兴趣集中在《归去来兮辞》和《饮酒》诗上，此外还涉及《癸卯岁始春怀古田舍》、《咏二疏》、《归园田居五首》之三、《乞食》、《拟古九首》之二、《酬刘柴桑》等。可见苏轼嗜书陶诗之一斑。
现在，我们可以见到的苏轼书陶作品是《归去来兮辞》，纸本，纵三十二厘米，横一百八十一点八厘米，台北故宫博物院藏。书为行楷体，一点一画，有自然烂漫之妙，骨力内蕴，浑然一体，有若天成，为苏轼传世行书珍品，也是历代《归去来兮辞》书法作品中流传最早、最有代表性的开山之作。苏轼曾为门人毛滂书写《归去来兮辞》，其《题所书归去来词后》云：
毛国镇从余求书，且曰：“当于林下展玩。”故书陶潜《归去来》遗之。然国镇岂林下人也哉，譬如今之纨扇，多画寒林雪竹，当世所难得者，正使在庙堂之上，尤可观也矣！[4]
此书作于毛滂致仕之时，“从末句可知，苏轼还寄希望于毛重新出仕，并升之于‘庙堂之上’”。[5]苏轼贬谪岭南对《归去来兮辞》更加钟情，其《题陶靖节归去来辞后》云：
予久有陶彭泽赋《归去来辞》之愿而末能。兹复有岭南之命，料此难遂素志。舟中无事倚原韵用鲁公书法，为此长卷，不过暂舒胸中结滞，敢云与古人并驾寰区也耶！东坡居士轼并识。[6]
此明言借陶“暂舒胸中结滞”，可谓夫子自道。“绍圣三年三月二日，契顺涉江渡峪，徒行露宿，僵卧瘴雾，黎面茧足以至惠州”，为苏轼与儿子之间传达书问，苏轼感激之余“故为书渊明《归去来词》以遗之”，[7]以此表彰僧契顺的忠义之举。清方浚颐《梦园书画录》卷三著录《宋苏文忠为释契顺书归去来辞卷》（有清光绪刻本），上有梁章巨等人题跋可资参考。台北故宫博物院所藏即书赠契顺者。
魏耕原教授指出，历代的书陶作品分为三类：“一是书写陶之诗文辞赋；二是集句成联，或以陶集陶，或用他人诗句来集陶句成联；三是书写自己的和陶诗。第一类为大宗，贯穿古今。第二类从明代伊始，至清为大盛。第三类不多，偶尔可见。”[8]而从苏轼曾经书写自己集陶《归去来兮辞》与和陶诗来看，第二类和第三类都非“从明代伊始”，而是肇始于苏轼，只是没有书法作品流传下来而已。实际上在上述三类作品之外，还有第四类，即从陶渊明作品诞生之日起就已经存在的陶渊明集抄本书法。今传所谓苏写大字本当亦源于苏轼。清钱谦益《跋坡书陶渊明集》赞其“书法雄秀……镂版精好。精华苍老之气，凛然于行墨之间。真希世之宝也”。[9]
宋代书写陶渊明诗文者还有黄庭坚等人。《漫叟诗话》云：
山谷晚年，草字高出古人。余尝收得草书陶渊明“结庐在人境”一篇，纸尾复作行书小字跋之，云：“往时作草，殊不称意，人甚爱之。惟钱穆父、苏子瞻以为笔俗，予心知其然，而不能改。数年，百忧所集，不复玩思于笔墨，试以作草，乃能蝉蜕于尘埃之外。然自此人当不爱耳。”又“荣衰无定在”一篇跋云：“陶渊明此诗，乃知阮嗣宗当敛袵，何况鲍、谢诸子邪？诗中不见斧斤，而磊落清壮，惟陶能之。”[10]
可见，作为文人书法家，黄庭坚也嗜好书写陶诗，且能从中获得“蝉蜕于尘埃之外”的脱俗之致和“磊落清壮”的骨鲠气概。据《山谷题跋》卷四，黄庭坚有《元祐间大书陶渊明诗赠周元章》。南宋时期，文天祥书写过《归去来辞》、宋高宗赵构书写过《桃花源记》、[11]朱熹书写的《归去来辞》“笔势遒劲，天机逸发，如枯藤朽木，云舒雾敛，当为公平生所书第一帖”；[12]“吴云壑（吴琚）书《归去来辞》真迹，笔笔飞舞，全用米法”。[13]陶渊明诗有助于宋代书法家者甚多。
二、赵孟頫与元代《归去来兮辞》等书法
元代赵孟頫不但继承宋代李公麟把陶渊明画推向一个高潮，而且继承苏轼把书陶艺术也推向一个新的高潮。他与苏轼，仿佛是书陶书法史上两座巍峨的里程碑，前后辉映，光耀千秋。
据朱家溍《历代著录法书目》，历代著录赵孟頫书陶作品有三十七种，其中书《归去来兮辞》十八种，另外涉及陶诗、陶潜赞、陶潜逸事等。这些著录可能存在重复之处。在书写内容上，除了写陶潜赞、在他的陶渊明画上书写陶潜轶事之外，他还书写《归去来兮辞》和陶诗。而书写《归去来兮辞》的频率之高、成就之大也足可以与苏轼颉颃。如：元大德元年（1297）十二月五日，赵孟頫“以火炙砚”，行书《归去来兮辞》，藏上海博物馆；元大德四年（1300）画陶渊明像时所书《归去来辞卷》；至大二年（1309）白描渊明事迹十四段，并配书相关史书文字，同年行书《归去来兮辞》；[14]延祐五年（1318）年所书大字本《归去来兮辞》，藏湖州博物馆；至治元年（1321）行草《归去来辞》，藏辽宁博物馆；等等。[15]清张照《石渠宝笈》卷三〇著录《元赵孟俯（頫）书归去来辞一卷》，为至治元年（1321）十二月二十六日赵孟頫晚年所作，曾藏东北博物馆，[16]今藏辽宁博物馆。《石渠宝笈》卷一三还著录另一种《元赵孟俯（頫）书归去来词一卷》云：“宋笺本，行书，款署子昂，下有赵子昂氏一印，后李升隶书跋，云：‘松雪翁极喜书，此词流传世间，何啻数百本。余家亦有数卷，此特其尤者。’”此本上有僧自厚题云：“赵公笔法称独步，陶令文章不厌听。此卷只宜天上有，莫嗔萧翼赚兰亭。”[17]可谓推崇备至。《归去来兮辞》的书写者和书法欣赏者对于书文一体的精美艺术品可谓百读不厌。清人钱泳《履园丛话》卷一〇提到自己见到两种小楷《归去来辞》，一种“画陶靖节像，阔袖幅巾，手携一杖，翩翩欲仙，上书《归去来辞》小楷十二行真妙笔也”，另一种他曾经“模入《集珍帖》中”，以为乃赵氏中年之作。[18]赵孟頫之后，能够如此深爱书写《归去来兮辞》者，罕有其人。
赵孟頫书还写过《饮酒》之一、之七等，如今存行书《饮酒》之七（秋菊有佳色），纸本，纵三十二点七厘米，横四十五点八厘米，北京故宫博物院藏。书风遒劲飘逸，自具媚姿，其中“之”字、“足”字等，有晋人笔意。较之苏轼所书，赵孟頫的书陶作品更加妩媚流动，近人可喜，而高风绝尘之姿略逊一筹。草书《饮酒》之一，纵三十二点六厘米，横五十六点六厘米，洒落飘游，荡而不狂，自然有则，曾为乾隆御赏，今藏台北故宫博物院。赵氏书法与陶渊明身上平易和畅、纵而不诞的精神极为相似。
值得注意的是，赵孟頫的有些题画诗明显是书写与陶渊明相关的内容，如《题四画》中两首《桃源》和《渊明》，后者云：
渊明为令本非情，解印归来去就轻。稚子迎门松菊在，半壶浊酒慰平生。[19]
除了赵孟頫，朱家溍《历代著录法书目》还著录元代鲜于枢的三种《归去来辞》，关冕钧《三秋阁书画录》卷上著录其《归去来辞》一卷，钤其孙“困学后人鲜于端印章”。[20]美国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藏其元大德四年（1300）《行书归去来辞于钱选图卷后》，[21]纵二十六厘米，横一百六十点七厘米。鲜于枢在元代书坛的地位仅次于赵孟頫，其草书《归去来辞》，“笔法圆劲，奇态横生，宛转遒劲中而略带妍媚，或受‘赵体’影响，故与赵并称‘二妙’”。[22]元初何澄名作《归庄图》后另纸有张仲寿至大二年（1309）夏天所书《归去来辞并叙》，“笔法清瘦如篆隶，衣作粗铁线纹，信笔为之，有风起水涌之妙”。[23]其拖尾有姚燧、赵孟頫等元明清三代诸家的题跋，藏吉林省博物馆。朱家溍《历代著录法书目》著录元末书家俞和的两种《陶潜诗》，皆二册，当为一种。俞和，字子中，号紫芝，早年学赵孟頫，极为神似。朱家溍所录《陶潜诗》应当就是抄本《陶靖节诗》，又被称为《书陶潜诗》，凡书陶诗九十九首，纸本，七十七幅，均为楷书，今藏台北故宫博物院，从其藏印看，曾为明文徵明所赏。[24]
三、明代祝允明等人的书陶作品与董其昌尚淡的书法理论
明代书法家书陶成为一代风气，从明初一直延续到明末，络绎不绝。据朱家溍《历代著录法书目》，明人书陶书家作品有：宋克书《陶诗》八种，沈度隶书《归去来辞》二种，祝允明行草书《和陶饮酒诗》、行草书《陶靖节田居诗》和楷书《闲情赋》册等三种，文徵明《归去来辞册》、《松菊犹存图并行书陶靖节归去来词卷》、《桃源行书画合璧》等三种，张寰《书归去来辞卷》一种，陈淳《书陶诗》一种，彭年《临苏轼归去来辞》三种，董其昌《书陶诗》、《归去来辞卷》、《书桃源行》和《书陶潜诗》等四种。实际数量远不止如此。
据刘九庵编《宋元明清书画家传世作品年表》、中国古代书画鉴定组编《中国古代书画目》等，尚有明洪武二十五年（1397）姚广孝《楷书中州先生后和陶诗卷》，藏故宫博物院；明初陈璧草书《陶渊明诗》、俞希鲁隶书《归去来辞》（题于王仲玉《靖节先生像轴》上部）藏故宫博物院；明前期孙鼎草书临写《与子俨等疏》，藏台北故宫博物院；嘉靖元年（1522），王宠草书《五柳先生传》；嘉靖二年（1523），许宗鲁行书《题陶渊明事迹卷》，藏故宫博物院；陈道复《草书陶诗》，藏故宫博物院；嘉靖三十年（1551），王穀祥《行书陶渊明诗卷》，行书《饮酒二十首》，其中第六首少录最后八个字，接着录第九首第三联，第七、八首未录，藏上海博物馆；嘉靖三十七年（1558），马一龙书《桃花源记》；罗鹿龄《楷书归去来兮辞》册，藏台北故宫博物院；嘉靖四十二年（1563），彭年《临苏轼归去来辞》，藏台北故宫博物院；嘉靖四十四年（1565），彭年《楷书桃花源记》，藏上海博物馆；万历八年（1580），徐渭行草《陶诗二十首卷》，王世懋《行书归田园居二赋卷》，并藏上海博物馆；万历三十年（1602），周叔宗《草书陶诗卷》，藏首都博物馆；万历三十年（1602），吴梦旸《行书和陶饮酒二十章并序》，藏辽宁省博物馆；万历四十八年（1620），李流芳《楷书陶渊明诗》，藏浙江省博物馆；陈继儒《行书题桃源图诗》，藏沈阳故宫博物院；皇甫钦《行书桃源记》，藏上海杂云轩藏；天启元年（1621），朱之蕃作《书归去来辞卷》，藏故宫博物院；崇祯五年（1632），范允临为云岫作《行书桃花源记》；崇祯十三年（1640），薛禧作《行书陶诗卷》，藏故宫博物院；等等。
明代的书陶作品一方面继承宋元书家，多有《归去来兮辞》和陶渊明诗歌，另一方面也有新的开拓，涉及《与子俨等疏》、《五柳先生传》、《桃花源记》和《闲情赋》等散文作品。此外还涉及和陶诗及陶氏影响下的作品《桃源行》等。就书体而言，真、行、草、隶各有特色。
明中期书陶作品以“吴门书派”成就最高，代表书法家有祝允明、文徵明、王宠和王穀祥等。
明祝允明书陶最有特色者有两种，一是书自己创作的《和陶渊明饮酒二十首》，二是书陶《闲情赋》。《和陶饮酒二十首诗》至少有正德十五年（1520）和嘉靖四年（1525）所书两种。如后者又称《饮酒诗册》，纸本，纵十七点三厘米，横二百二十六点六厘米，行楷或草书，台北故宫博物院藏；为六十二岁离京回吴时舟中所书。该作品真率朴拙，姿态烂漫，有王羲之的超逸；宽博扁平，有钟繇的遒劲。左撇短促，右捺飘长，时露郁愤不平之气。祝允明多次书写过陶渊明的《闲情赋》，有行书，有草书，还有楷书。楷书《闲情赋》册，每幅均纵十四点七厘米，横十点二厘米，共九十三行，各行字数不一，台北故宫博物院藏。书法极具个性特色，字体狭长清劲，撇捺健拔，横竖洒脱，能于钟繇、颜真卿、柳柳公权等名家楷书之外别开天地，其酣畅淋漓与陶渊明《闲情赋》之感情颇有异曲同工之妙。此外，祝允明还不止一次书写过陶渊明的《饮酒》诗和《归园田居》诗。
文徵明书对陶渊明也具深情。嘉靖三十九年（1560），他编集家藏晋、唐、宋、元、明人书迹，由儿子文彭、文嘉摹勒，温恕、章简甫镌刻，终成《停云馆帖》十二卷，该书积聚二十三年辛苦方成，文徵明名之为《停云馆帖》，既来自父亲文林所筑停云馆，又借陶渊明《停云》诗表达对父亲的怀念，还有远慕风雅的审美追求，可谓意味深远。其晚年尤其喜欢书陶作品：嘉靖十三年（1534）、十七年（1538）、十八年（1539）、三十年（1551），文徵明书《五柳先生传》（小行书）、《桃花源记》（扇面）、《归去来兮辞》（多幅，其中有小楷本纵三十厘米，横三十九厘米，古淡清劲，妙有神韵；藏故宫博物院）、《桃花源记并诗》（又书《归来兮辞》），嘉靖三十六年（1557）又书《归去来兮辞》。[25]文徵明行草体书法《陶渊明饮酒二十首》，[26]嘉靖三十三年（1554）作，时已八十五岁高龄，苍劲圆熟，不见老迈之气，为其“老年最标准之行草体”。[27]归去与桃源是他晚年书陶的两大主题。
王宠是明中期“吴门书派”的重要代表书家，行楷颇得晋法，拙朴中见秀雅，其行草《五柳先生传》，萧散旷逸，多得陶致。此书是在唐寅桃花庵创作，写于赵孟頫所画陶渊明像册，[28]借五柳先生的志趣表达了对唐寅高尚志趣的赞赏。王穀祥《行书陶渊明诗卷》书法行草相间，笔致遒逸。
“吴门书派”是明中期苏州最为活跃也最有成就的书法流派，他们普遍喜欢书写陶渊明作品，借之导达意气，挥洒情绪，创造出书法史上的新篇章，也创造出陶渊明接受史上的新篇章，对此后的书陶之风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明末张瑞图与邢侗、董其昌、米万钟并称“晚明四大家”，其《和陶渊明拟古诗送康侯杨外孙北上七篇》，落款“崇祯戊寅（1638）冬孟录寄康侯于长安中，白毫老人图书”。[29]诗册，金笺，行楷；书风古朴平实，萧散自然，代表了张瑞图晚期小楷风貌；藏故宫博物院。天启六年（1626），有《行书归去来辞》二种，分藏广东省博物馆和湖北省博物馆。张瑞图还书有小楷《陶渊明桃花源记》，刻本，古朴自然，远追晋人萧散天真风致。万历四十三年（1615）刻入《果亭墨翰》卷一。学者评论云：“张氏突破传统的重围，以奇崛的结体，劲利的点画和流畅的气韵来开拓楷书新境。”[30]此外，明天启七年（1627），张瑞图作有《行书归去来辞四疏乞归卷》，藏浙江省博物馆。
明末书陶的代表还有名震一时的书画家董其昌。倪云林因欣赏自家珍藏的《龙门僧画》，见倪氏“荆蛮民”一章；观霅上华溪渔隐之画，而“欲买山霅上，作桃源人，以应画谶”；[31]借桃源人“不知有汉，无论魏晋”悟道禅机。[32]他曾数次书写《归去来兮辞》“以志吾乐”，[33]体会“桃源人”的诗意生活。又曾画渊明诗意图一副，“款识云：‘奇踪秘千载，一日敞神界’”，[34]所画可能就是桃源图。魏耕原云：“他曾画横幅《采菊望山图》，左少半幅书《饮酒》其五，书画左右相映。其书画清逸，然画清不掩拙，书清而见薄，似与名声不符，或者可能出于代笔。董其昌另两幅行书《归园田居》：其二，其四，用笔颇为讲究，精神集中，颇可一观。”[35]又，万历十六年（1588）有《书陶潜、谢灵运诗册》，万历三十九年（1611）有《书归去来辞卷》。[36]据清张照《石渠宝笈》卷一，康熙还曾临摹董其昌书《五柳先生传》一卷。然而，董其昌接受陶渊明最值得注意之处，乃在其崇尚平淡真率的书法理论明显受到了陶渊明影响。董其昌《书归去来辞后》云：“以米元璋楷法书渊明辞，盖为近之。”[37]学者指出：“董其昌书陶渊明的《归去来兮辞》之所以用米芾笔法，不但由于他特好米书，而且由于米芾的书画评论标举‘平淡天真’、‘真率可爱’、‘超世真趣’……其书法也多直率之美。”[38]董其昌云：“诗文书画少而工，老而淡，淡胜工，不工亦何能淡。东坡云：‘笔势峥嵘，文采绚烂，渐老渐熟，乃造平淡。’实非平淡，绚烂之极也。”[39]这简直是对苏轼借陶倡导平淡美学追求理论的翻版。董其昌把背临比喻为陶渊明的弹无弦琴云：“余书《兰亭》，皆以意背临，未曾对古刻，一似抚无弦琴者。”[40]求神似，不拘泥于形似。赞《云江图》“如武陵渔夫，怅然桃源”，观《江山雪霁图》经岁，如入桃源，不观则“如出桃源”，[41]表现出对如真如幻审美境界的神往。可见，董其昌的书法主张与陶渊明诗文任真率意、平淡自然、神超形越的美学特点是一致的。借陶体悟书法之道是书法史上书陶盛行之后的必然体现。之后清代读者也偶尔借陶揭示书法美学特点，如云：
裴公美书，大段宗欧，米襄阳评之以“真率可爱”。“真率”二字，最为难得，陶诗所以过人者在此。[42]
学杨少师书如读周秦诸子，乍看若散漫无纪，细玩却自有条理可寻。于诗则陶靖节也。王右军如史记之文，变化皆行于自然，其于诗则无名氏之十九首也。[43]
周幔亭如靖节读书，不求甚解。[44]
追溯这些借陶揭示书法美学特点的言论，董其昌可谓发其先声。
四、众体兼备的清代书陶作品
清初，董其昌、赵孟頫书风相继风行。雍正、乾隆间，文字学、金石学、考据学逐渐盛行，嘉庆、道光之后北碑席卷书坛。清代书法颇受影响，“古文字学、金石学的研究成果被广泛应用到书法领域，篆隶书法空前发展，并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篆刻艺术超过前代，北碑及种种民间书法备受重视，风格多样化倾向突出”。[45]因此，清代书法众体兼备，各体均有值得称道之作。其中就多有书陶名作。
清代书陶的壮丽篇章是明遗民开创的。其代表作家是方以智。他有《和陶饮酒诗》二十首，台北故宫博物院藏其手书和陶诗十首，绢本，纵二十六点三厘米，横五百零八点四厘米；草体，书风真淳峻急，骨力雅健，似有悲愤难抑之情；气韵流贯，前后左右顾盼应接，自然洒脱而略无散漫，有咀嚼不尽之妙。可谓书陶作品中的神品。顺治五年（1648），祁豸佳作《行书桃源行卷》，藏中国文物商店总店；[46]有狷狭之风。傅山草书《时运》有劲健豪放之气。此外，顾梦游有《行书录陶诗》，藏苏州文物商店；沈楫《行书桃花源记》，藏上海博物馆；八大山人（朱耷）康熙三十五年（1696）行书《书桃花源记》；王时敏有《隶书陶诗》轴，藏故宫博物院。
康熙年间书陶者有陈奕禧、皇甫钦、何焯等。陈奕禧《行书陶诗轴》，绫本，墨迹；纵二百零三点二厘米，横四十五点五厘米。书临赵孟頫书陶渊明《饮酒诗二十首》之八，兼有董其昌之风，姿态秀媚，意趣横生，《艺舟双楫》列其行书为佳品上。皇甫钦书《桃花源记（并诗）》卷，纸本，墨迹；纵二十五厘米，横二百五十八厘米；款署“岁在辛丑重九前四日，罗浮山人皇甫钦敬为价人道兄临”。[47]该书亦师赵孟頫，遒媚俊逸，清新雅致。此外，何焯在帖学名家中是书陶的代表。他的“行书录陶渊明《饮酒诗》（按，为二十首中的第十四首“故人赏我趣”一首）轴为其与友朋间饮酒欢娱、诗兴大发时的意临之作，纵八十四点二厘米，横四十四点一厘米，绢本。……全诗结体气韵连贯，虚实结合，章法布局疏密相间，意韵情趣萧散简远，展现了何焯秀逸圆媚的书法风貌。”[48]此外，何焯还有小楷《桃花源记》（即小楷《湜庵老师陶诗》轴），藏故宫博物院等。又康熙四十七年（1708），孙岳颁作《行书归去来辞卷》，藏故宫博物院；康熙五十五年（1716），汪士鋐作《行书归去来辞卷》，藏故宫博物院。此后，乾隆亦模仿赵孟頫之作，清张照《石渠宝笈》卷二录其《御临赵孟俯（頫）书陶潜诗帖一册》、《御临赵孟俯（頫）书陶潜诗帖一轴》和《御临苏轼书归去来辞一卷》。王文治题石涛《陶渊明诗意图册》诗、《行书归去来辞》书风流丽妩媚，亦有赵、董之风。
清代的隶书陶渊明诗文成就最高，也最富特色。著名的代表书法家有郑簠、高翔、何绍基等。
郑簠隶书有陶渊明《时运》和《移居》二首之二（“春秋多佳日”）等。前者为诗轴，书“延目中流”一章，滞重深厚，不如《移居》流丽可喜。《移居》之二，纸本，落款：“陶靖节先生《移居》之一，己巳（1689）五月……谷口老农簠”。四行，清雅飘逸，疏朗活泼，楚楚有风致，与汉隶朴拙滞重绝不同。书法传达的喜悦之气与陶渊明《移居》原作的乔迁、里仁之乐融融相通。可称隶书陶诗中最优秀的作品之一。
高翔隶书陶饮酒诗轴“羲农去我久”一首，纸本，五行，纵一百五十四点三、横五十点七厘米，未署年款，现藏上海博物馆。他的隶书渊源于小曹全碑，“结构匀稳而秀逸，用笔细劲，波磔分明，转折圆浑，在一画之间变起伏于锋颖，耻抑扬有致。……以隶笔写篆字，颇有古稚之趣，这种笔势飘逸的书体在当时别成新调”。[49]该隶书有“至”、“恨”、“辍”、“走”等篆字点缀其中，清静秀润中偶见活泼童趣，别有风味。
此外，邓石如《少学琴书隶书册》浑厚从容，为隶书精品，有嘉庆二年（1797）书《四体书册》本，藏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50]包世臣书《庚戌岁九月中于西田获早稻》、《癸卯岁始春怀古田舍》、《归园田居》、《拟古》等隶书，有魏碑意，亦为名作。乾隆二十九年（1764），朱文震有《隶书陶诗》轴，藏故宫博物院。
清代中期以后，篆书盛行，以之书写陶渊明诗文者有邓石如、杨沂孙（1812—1881）、吴大澂（1835—1902）等。邓石如的篆书和隶书被包世臣推为神品一人，其《陶渊明饮酒诗篆书册》，书“结庐在人境”、“秋菊有佳色”、“清晨闻敲门”三首，笔圆势方，古茂浑朴，雄健有度，[51]又有“爱吾庐”、“觉非庵主”等篆书闲章。杨沂孙篆书《饮酒》四条屏，纸本，纵一百七十厘米，横四十二厘米，每屏三行，行十一字，排列整齐如方阵。闲雅从容，不乏意趣。学者认为其篆书书法：“在文字结构和形态上，则跳出以前书家均遵循《说文解字》和秦代小篆规则的做法，对《石鼓文》下了很大功夫，又汲取两周铜器铭文的结字特点。他写篆书，将字形由瘦长变为方整，点画则参差错落，呈左低右高之势，从而形成了自己独有的面貌。”[52]清吴大澂《吴大澂集陶渊明诗句》亦为篆书中精品。[53]
草书陶渊明诗文者有傅山、朱耷等。“著名大草书家傅山，主张‘宁拙勿巧，宁丑勿媚，宁支离破勿轻滑，宁真率勿安排’，首开清代书法尚朴风气。他在明清之际，学问人品有重名。其草书生气郁勃，缠绵飞腾，圆转中含劲健，寓刚于柔，笔力雄奇宕逸，咄咄逼人。所书《时运》，气象峥嵘，虽与陶之外在平淡不吻，却与陶之内在金刚怒目相合。”[54]2006年6月3日，中国嘉德拍卖公司所拍有傅山草书《归去来辞》十二屏，未详真伪。[55]清初朱耷兼通书画，别号八大山人，他七十岁所书行草《桃花源记》卷，“纸本墨笔，纵二六厘米，横二一一厘米”，[56]康熙三十五年（1696）书，藏故宫博物院。此书豪华落尽，拙中见巧，笔断意联，不守故常，自成一家别趣。扬州八怪黄慎草书《桃花源记》，纸本，设色，纵三十八厘米，横三百四十九厘米，落款：“乾隆甲申冬月录。黄慎”。此年黄慎七十八岁。草书笔断意联，有晋风；又多用方笔，有唐意；与其《桃花源图》相配，图简练传神，书错落有致，简拙而有味。康有为行草《读山海经》仅录四句：“孟夏草木长，绕屋树扶疏。众鸟欣有托，吾亦爱吾庐。”丑中见媚，深衷浅貌，笔致拙朴萧散，纯以自然为宗，神闲而意定，苍劲之气不可掩抑。此与陶诗精神深为契合。
何绍基的草书陶诗也是精品。中国艺术研究院“美研所所藏字屏四幅（每幅30×179厘米），是杂写陶渊明《移居二首》、《示周续之祖企谢景夷三郎》和传为陶诗的《归田园居》（按即江淹拟陶诗）等诗作。应属他晚年成熟时期的作品。从这些作品中不仅可以看出其功力的深厚，也可看出其运笔的灵动和气度的洒脱”。书风“沉着、峻拔、谨严中见恣肆”，神和而气厚。[57]如《移居二首》字体大小不一，笔画粗细不等，纵恣而不怪诞，虽颜筋峻骨而飘逸有度。何绍基还有陶诗轴“人生归有道”，集句联“驾言登五岳（曹植诗），游好在六经（陶诗）”等。
此外，金农书法介于楷、隶之间，拙朴怪异。传为其《客都门名贤诗文画册》十二画页中有墨笔画并书陶渊明《归去来辞》。[58]赵之谦行书《集陶诗》：“方宅十馀亩，洪柯百万寻”，用笔有方有圆，融入魏碑和草书，洒脱豪放，得陶诗奇趣。万寿祺《楷书归去来词》轴绫，藏上海博物馆；纪之竹有《行书陶潜诗》六开花绫，藏南京博物院；清王翚《行书陶诗》立轴，藏中国历史博物馆；康熙十二年（1673），于颢有《行书陶诗》轴，藏武汉市文物商店；康熙三十三年（1694），查升有《楷书桃花源记》卷，藏上海朵云轩；徐元文（1634—1691）有《行书陶诗》轴，藏山东省博物馆；郑燮《行书陶诗》轴，藏无锡市博物馆；王澍今存欧体楷书《与子俨等疏》“少学琴书”一段；成亲王永瑆今存镇江焦山碑林东廊楷书《归去来兮辞》；等等。
清代书法家、文人、学者，凡喜欢书法者往往喜书陶渊明。上面所举诸多例证已经能够说明这一现象是如何普遍，反观唐代以前书家罕见写陶渊明诗文的状况，可谓天壤之别。此再举清人日记一则，窥斑知豹：“初五日晴。……为仲妹写册叶《五柳传》毕。又写《时运篇》四言诗草书一幅，写摺扇二柄。”[59]当书写陶渊明诗文变成日常功课，陶渊明的精神也就在浸润到书法艺术中了。伴随着陶渊明及其诗文的广泛接受，从苏轼开始，到清代结束，书写陶渊明诗文已经成为书法家书法创作中的习见现象，这种风气一直延续到现当代。
对于书法来说，“文字翰墨，卓为双美”，[60]方能相得益彰，如果“文辞污秽，不足发其书”则“书便不足观”。[61]正如研究者指出的：“书写成熟的文学作品有利于书艺章法中的行气；文学作品中的‘气’，对于行、草书整幅的节奏、贯气更是深有影响。”“文学作品的文意，对书法创作的感兴、情感有启发、孕育作用，它不但能促成书法创作的‘神来、气来、情来’，从而‘气倍辞前’，而且还有可能产生书法创作中的书文‘感应’现象”。[62]因此，许多书法家在特定的心态下往往会选择与此相合的优秀作品作为书写对象，以有助于创作心态的优化。而广受文人士大夫青睐的陶渊明就成了被自觉地审美选择的作家，如赵孟頫书写《归去来辞》不下十幅，贯云石“自谓，平日不写古今人诗章，而独慕陶靖节之为人，书其《归去来辞》”。[63]“这都是由于所书文学作品的文意、文风和书法家的性情、书风有着某种异质同构之处。……也说明书法家未尝置书写内容于不顾，而往往是根据自己的审美志趣加以精心选择，而选中后又不惜一而再、再而三地书写”。[64]
陶诗的精、气、神无疑给书法家带来了特殊的陶家风貌，不管是平淡自然，还是劲健挺拔，不管是拙朴古雅，还是风流遒媚，不管是卓然出奇，还是萧散自在，都能与陶渊明诗文的某种风神获得息息相通的神韵。陶渊明的精神和他的作品已经化身千百，如影随形，散落书坛，为中国传统的书法艺术打上了独特的烙印，化生了别具风神的艺术珍品。陶渊明未必在能书人之列，却一定是与书法艺术精神息息相通的优秀作家。
【注释】
[1]《陶渊明草书真迹》，有民国中国图书公司印行本，广西美术出版社2005年重版。陈大利《书法世界中的陶渊明》对此有所辨析，载《天中学刊》，2013年第4期。
[2]魏耕原《当代陶学研究的方向与任务——以古今书法、绘画、篆刻等对陶学的传播为中心》，星子陶渊明学会编《栗里论陶——中国星子陶渊明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江西美术出版社，2013年，第302页。
[3]陶渊明《饮酒二十首序》，逯钦立校注《陶渊明集》，中华书局，1979年，第87页。
[4]苏轼著、孔凡礼点校《苏轼文集》，中华书局，1986年，第2198页。
[5]曾枣庄《苏轼与毛滂》，曾枣庄《唐宋文学研究——曾枣庄文存之二》，巴蜀书社，1999年，第201页。
[6]苏轼著、孔凡礼点校《苏轼文集》第六册，中华书局，1986年，第2551页。(www.daowen.com)
[7]苏轼《书归来去词赠契顺》，孔凡礼点校《苏轼文集》第五册，中华书局，1986年，第2201页。
[8]魏耕原《陶渊明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350页。
[9]钱谦益《牧斋初学集》卷八五题跋三，《四部丛刊》景明崇祯本。
[10]胡仔纂集，廖德明校点《苕溪渔隐丛话》前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93年，第324页。
[11]朱家溍《历代著录法书目》，紫禁城出版社1997年，第3页下、第105页上。
[12]晏宁《题晦庵翰墨卷后》，据高令印《朱熹事迹考》，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297页；又据该书第322—323页，收入北平故宫博物院古物馆编《朱子尺牍墨迹》，1930年。
[13]钱泳《履园丛话》卷一〇，中华书局，1979年，第258页。董其昌《画禅室随笔·评旧帖》“跋吴云壑书后”云：“客持晦翁书《归去来辞》，乃绝似米元章。后有‘云壑’二字，因得审定，今藏余家。”（中国书店，1983年，第33页）
[14]任道斌《赵孟頫系年》，河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
[15]张华编著《归去来兮辞》，重庆出版社，2009年，第58页：“2007年9月28日至10月17日，由浙江省文物局和浙江省湖州市人民政府主办的‘归去来兮——赵孟頫书画珍品回家展’，在湖州市博物馆展出。”其中就有藏于上海博物馆、辽宁博物馆和湖州博物馆的三种《归去来兮辞》。
[16]杨仁恺《国宝沉浮录》（彩图修订本），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195页。有辽宁博物馆供稿、河北美术出版社1995年版《赵孟頫书归去来辞》。
[17]张照《石渠宝笈》卷一三，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8]钱泳《履园丛话》卷一〇，中华书局，1979年，第278页。
[19]赵孟頫《松雪斋集》卷五，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20]戴立强《鲜于枢研究七题》，辽宁省博物馆编《辽宁省博物馆学术论文集》（第2辑，1985—1999），辽海出版社，1999年，第656页。
[21]刘九庵编《宋元明清书画家传世作品年表》，上海书画社，1997年，第85页。
[22]魏耕原《陶渊明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352页。
[23]方薰《山静居画论》卷下，《知不足斋丛书》本。
[24]《渊明逸致特展图录》附录，台北国立故宫博物院，1988年，第59、113—114页。
[25]周锡卿、施丁、周用宜编著《中国书画、美术与美学》，团结出版社，2006年，第505、507、508、518、523页。
[26]齐德金、吴文彬编《中国书法精品》，名家出版社，1984年，第71页。
[27]张龙文《中华书史概述》，台湾中华书局，1983年，第92页。
[28]《唐伯虎年表》，唐寅著，周道振、张月尊辑校《唐伯虎全集》附录，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2002年，第695页。
[29]李松晨、王秀峰主编《中国书法大观、行书第八卷》，中国文史出版社，2006年，第19—32页。
[30]刘胜角《古代楷书发展史》，中国戏剧出版社，2002年，第493页。
[31]董其昌《画禅室随笔·画源》，中国书店，1983年，第41页。
[32]董其昌《画禅室随笔·禅语》，中国书店，1983年，第80页。
[33]董其昌《画禅室随笔·跋自书》“书罗语题尾”，中国书店，1983年，第9页。
[34]张照《石渠宝笈》卷四一，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35]魏耕原《陶渊明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363页。
[36]徐邦达编《历代流传书画作品编年表》，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63年，第94、96页。
[37]董其昌《画禅室随笔·跋自书》“题归去来辞后”，中国书店，1983年，第23页。
[38]金学智《论书法与文学的亲缘美学关系》，《艺术百家》，1993年第2期。
[39]董其昌《容台集》，明崇祯庚午本。
[40]董其昌《画禅室随笔·跋自书》“临禊帖跋后”，中国书店，1983年，第18页。
[41]董其昌《画禅室随笔·画源》，中国书店，1983年，第41页。
[42]刘熙载《艺概》卷二，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第159页。
[43]吴德旋《初月楼读书随笔》，王伯敏等主编《书学集成》清代卷，河北美术出版社，2002年，第464页。
[44]桂馥《国朝隶品》，王伯敏等主编《书学集成》清代卷，河北美术出版社，2002年，第383页。
[45]徐超、泰永龙《书法》，山东文艺出版社，2004年，第17页。
[46]中国古代书画鉴定组编《中国古代书画图目》第一册，文物出版社，1986年，第348页；萧菲等编《明清书法墨迹丛帖·行书桃源行》，广西美术出版社，2000年。
[47]华宁编《清代行书》，光明日报出版社，1993年，第151—152页。
[48]房学惠《旅顺博物馆藏明清书法作品述略》，郭富纯主编《旅顺博物馆学苑》，吉林文史出版社，2007年，第115页。
[49]国家文物局主编《中国文物精华大辞典·书画卷》，上海辞书出版社、商务印书馆，1996年，第107页。
[50]《中国书法全集》第67卷“邓石如卷”，荣宝斋出版社，1995年，第308页。无锡博物馆、安徽博物馆亦藏其《四体书册》，不详内情。
[51]邓石如书篆、孟滢等编注《邓石如书法篆刻全集》第二卷，安徽美术出版社，1994年，第327—334页。该书第一卷第378页《敖陶孙诗评隶书册》所书评陶之语萧然从容，古雅清隽。
[52]刘恒《中国书法史：清代卷》，江苏教育出版社，1999年，第209页。
[53]君如、闻赋编《中国历代名家书法篆隶集萃》，团结出版社，1993年，第141页。
[54]魏耕原《陶渊明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376页。
[55]古董拍卖年鉴编委会主编《2007古董拍卖年鉴·书画》，湖南美术出版社，2007年，第14页。
[56]朱耷《八大山人书法全集》上册，人民美术出版社，2005年，第198页。
[57]名月《何绍基的陶诗字屏》，《美术史论丛刊》，1982年第1期。
[58]刘九庵《金农的亲笔与代笔画考析》，《文物考古论丛：敏求精舍三十周年纪念论文集》，两木出版社，1995年，第69页。
[59]曾纪泽《出使英法俄国日记》，光绪四年通行本。
[60]李鸣凤《赵孟頫小楷洛神赋跋》，《中国书画全书》第4册《郁氏书画题跋记》，上海书画出版社，1993年，第729页。
[61]黄庭坚《跋法帖》，《中国书画全书》第1册《山谷题跋》，上海书画出版社，1993年，第682页。
[62]金学智《论书法与文学的亲缘美学关系》，《艺术百家》1993年第2期。
[63]陈基《贯酸斋书归去来辞》，《夷白斋稿外集》卷下，《四部丛刊三编》本。
[64]金学智《论书法与文学的亲缘美学关系》，《艺术百家》，1993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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