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文学教学的目的与方法

曾大兴

在我国，古代文学一直是大学中文专业的重头课程。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和八十年代初我们读大学时，古代文学要学四年。八十年代中期以后，古代文学课程压缩为三年。本世纪再次压缩，但也不少于五个学期。以广州大学为例，整个中文专业的必修课共18门1014个课时，古代文学这一门就有252个课时，占了总课时的25%。古代文学这门课程的重要性，仅仅从课时的安排上就可以反映出来。

安排这么多的课时来讲授古代文学，究竟是为了什么呢？这是我们必须回答的问题，即：古代文学的教学目的是什么？目的搞清楚了，方法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

古代文学教学的目的问题，看似一个老生常谈的问题，然而事实上，并不是每一个从事古代文学教学的人都搞清楚了。去年十月，我在昆明参加中国高等学校古代文学教学与研究第二届研讨会期间，曾问过不少同行，古代文学教学的目的是什么？他们的回答是多种多样的，概括起来，有如下数种：

为了生存；

为了传授知识；

为了弘扬中国的传统文化；

不知道为什么，茫然得很；

一种生活方式，本身没有什么目的；

……

仔细想来，第一种回答等于没有回答。如果工作的目的只是为了生存的话，那么，干什么不可以生存，为什么一定要来讲授古代文学呢？退一步讲，就算讲授古代文学只是为了生存，那么，这种生存方式同别的生存方式又有什么不同呢？

第二、第三种回答部分地触及到了问答的实质，但是还不全面；第四、第五种回答，是一种无目的论，同第一种回答在实质上相类似。这种无目的论反映了一种心态，这种心态值得我们注意。事实上，在市场经济大潮的冲击之下，在极端功利主义的人文环境之中，从事古代文学教学的人，不少人都怀有或曾经怀有这种心态。这种心态是真实的，但不是好的、积极的、健康的心态。如果你对你所从事的工作感到茫然或者困惑，不知道它的目的是什么，意义在哪里，或者说，把它的意义仅仅理解为“为了生存”，你就不可能真正喜欢它；你不真正喜欢它，你就不可能真正做好它。这样你就不会是一个合格的教育工作者。你对自己所从事的这份工作感到茫然或者困惑，进而就会对自己的价值、自己的人生感到茫然或者困惑，这样你的幸福至少就缺失了一半。这种无目的论消解了古代文学教学的意义，也部分地消解了教育的意义。因此，它实际上比有目的、但目的不明确或不准确更有害。

世界上的事情，无论大事情，还是小事情，都有它的目的。工人做工，农民种地，商人做生意，都有自己的目的。教师的目的是什么呢？传道、授业、解惑也。从事教师这个职业，居然说没有目的，这是一种不负责任的态度。

那么，作为一个古代文学教师，应该传什么道、授什么业、解什么惑呢？也就是说，古代文学教学的目的是什么呢？我认为，大约有如下数种：

一是传授科学文化知识，二是传授写作技巧，三是培养学生的审美能力，四是培养学生的想象力与创新能力，五是培养学生的人文精神。

至于方法，根据我的经验和研究，则应该相应地采用还原的方法、解剖的方法、综合的方法、启发的方法和比较的方法。下面分别就这五个目的和五种方法，做一个初步的总结和探讨。

一、传授科学文化知识：还原的方法

古代文学教学的第一个目的是传授古代的科学文化知识，解读作品的原始信息。

这些知识虽然是过去时代的知识，这些信息虽然是历史形态的信息，但是有许多东西同我们今天的生活还有联系，或者说，对我们今天的生活、学习和工作还有用。这些知识包括古代文学作品文本所包含的知识、与文本的产生相关的背景知识、作者的生平仕履所涉及的知识，等等。这些知识如果按照现在的学科来分类，有天文、地理、气象、数学、水利、交通、通信、建筑、铸造、冶炼、经济、农业、林业、商业、环境、生物、赈灾、化学、医药、体育、养生、生育、饮食、服饰、酿造、制度、礼仪、民俗、政治、治安、军事、外交、民族、宗教、伦理、哲学、法律、教育、音乐、舞蹈、戏曲、绘画、书法、印刷、传播、收藏、旅游、文字、音韵、训诂、目录等五十多个门类，有人文科学方面的知识，也有自然科学方面的知识，还有不少交叉学科方面的知识。可以说，其内容是极为丰富的。人们称杜甫的诗歌为“诗史”，称曹雪芹的《红楼梦》为“中国封建社会的百科全书”，就是讲优秀的古代文学作品储备了丰富的知识。这些知识对于考察封建社会的历史，认识我们民族的过去，了解人类所走过的道路，丰富我们的视野，开阔我们的胸襟，启发我们去创造新的知识，都是很有价值的。

古今中外的大学者，都很重视从过去的文学作品中获取知识。孔子尝云：“小子何莫学乎《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这里的《诗》，就是《诗三百》，是我国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孔子所讲的兴、观、群、怨、事父、事君等等，我们暂且不论，仅仅是“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这一点，就表明孔子已经认识到文学作品是知识和信息的载体。孔子又对伯鱼说：“女为《周南》、《召南》矣乎？人而不为《周南》、《召南》，其犹正墙面而立也与？”^[1]意思是说，如果你不认真地读《诗经》里面的《周南》和《召南》这两部作品，你就如同面对墙壁站着，被至近至狭的视野所限制，就会一物也看不到，一步都不能前行。这就是知识的力量，而这知识，就是过去时代的文学作品所提供的。

文学作品当中究竟包含了多少知识？这是一个无法估量的问题，大抵因具体的作家和作品而异。恩格斯说，他从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中所学到的东西，比从职业的经济学家和统计学家那里学到的东西还要多。这段话，一方面反映了《人间喜剧》这部经典作品的博大精深和包罗万象，一方面也反映了恩格斯这位大学者对待文学作品的正确态度。

文学作品当中既然包含了如此丰富的知识，那么，我们讲授古文学的目的之一，就是要把这当中至今还有用的知识，传授给自己的学生。如何传授？这就涉及方法问题了。我认为，在传授知识的阶段，不妨采用“还原的方法”。所谓“还原的方法”，就是解读作品的原始信息，就是把作者写作这个作品的时代背景、个人背景、作品本身所包含的内容、所涉及的知识等等，一件一件地搞清楚，然后原汁原味地告诉学生。不要一知半解，不要蜻蜓点水，不要以其昏昏使人昭昭。这一点，似乎是一个最基本的要求，但是我们许多人的教学，尤其是一些年轻教师的教学，往往就在这个环节上出纰漏。出纰漏的原因有两点，一是自己不用功，或用功不够；二是观念上出了偏差，轻知识的讲解而重观点的发挥。讲课当然要有观点，有观点当然应该发挥，但是，且慢，先把知识性的东西、把作品的原始信息讲清楚了再说。就古代文学这门课程来说，讲解知识，犹如打基础；讲观点，则如建房子。基本的知识都没有讲清楚，观点从何而来？只有让学生真正理解了原作，掌握了基本的知识和信息，才有可能接受老师的发挥。不然的话，这样的课就虚得很。就老师来讲，也是这样，你得先花时间，把作品的时代背景、作者的个人背景、作品所包含的知识和信息都搞明白，才有可能形成你的观点，你的观点才站得住脚。不然的话，这样的观点就显得空疏，经不住推敲。这既是一个教学方法问题，也是一个治学态度问题。范文澜先生有句名言：“板凳要坐十年冷，文章莫写一句空。”讲课也是一样道理，不要空。空了，学生学不到东西，自己也得不到提高。

二、传授写作技巧：解剖的方法

讲授古代文学的第二个目的，应当是传授写作的技巧。

大凡被选入大、中、小学的语文（文学）教材，或者被编进各种文学选本的古代文学作品，无论是诗歌、散文、小说或戏曲，都具有很高的艺术成就，具有很纯熟的写作技巧。这些作品，无论是立意，还是谋篇布局，抑或语言文字，都是经得起读者和时间的严格检验的，是千古传诵的不朽名篇。不仅值得我们欣赏，更值得我们认真地学习和揣摩。

诚然，没有必要人人都当作家，但是，如果从事科学文化工作的人都能写出一手像模像样的文章，这有什么不好？写文章，就是一种表达，一种交流，文章写得好，表达和交流的效果就不一样。曾几何时，国内许多著名的自然科学家惊呼，现在的理工科大学生、硕士生、博士生不会写文章，辛辛苦苦得出的实验结果不善于用文字来表达，不仅错字连篇，而且毫无章法，笑话百出。于是这些学者呼吁，要给理工科大学生开设语文课；许多理工科大学也陆续行动起来，不仅成立了大学语文教研室，还相继成立了中文系和人文学院。暂且不论这些理工科大学的中文系或人文学院办得怎么样，至少这种努力是值得肯定的。

对于有志于从事文学创作的大学生来讲，尤其要学好中国古代文学。要向古代文学学语言，学节奏，学修辞，学结构，学表现方法。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凡是成就卓越的作家，都是古代文学的功底深厚的作家。鲁迅、郭沫若、茅盾、朱自清、闻一多、何其芳、沈从文、俞平伯、冯至、孙犁、赵树理、汪曾祺、金庸、王蒙等等，不仅在创作上深得中国古代文学之神韵，他们当中的很多人还是很有成就的古代文学研究专家。他们的成功经验告诉人们：要想成为一名优秀的作家，必须向中国古代文学学习，从中汲取丰富的营养。

作为教师来讲，如何有效地向学生传达写作的技巧呢？这就要采用“解剖的方法”。作家就像一位缝纫师，他找来一块布料，哪是衣领，哪是袖子，哪是前襟，哪是后背，他都一件一件地准备好，然后再把它缝起来，成为一件完整的衣服。而教师正好相反，如果他认为这件衣服不错，很美，他就有责任告诉学生，这件衣服是怎么做成的。于是，他就要把这件完整的衣服拆开来，引导学生，看看它的各个部件（衣领、袖子、前襟、后背等等）是怎么剪裁的？又是怎么缝制的？用料好在哪里？工艺好在哪里？款式好在哪里？颜色好在哪里？只有这样，细致地、一件一件地进行分析，进行品鉴，学生才有可能搞清楚：衣服是怎么做成的？好衣服又是怎么做成的？

如果我们的老师不下功夫做这种细致入微的解剖工作，不具备这种“解剖麻雀”的基本功，只是满足于粗线条地讲一讲所谓的主题思想、时代背景、思想内容、段落大意、艺术特色、时代局限等等，那么这个文学课是既不细致，也不深入，学生学不到应有的写作技巧，同样是空疏，同样是肤浅。

那么，如何才能掌握这种“解剖麻雀”的基本功呢？我认为，最好是懂一点创作，具备一点创作经验。像鲁迅、冰心、老舍、闻一多、周立波、何其芳、吴组缃、施蛰存这些人，他们既是著名作家、著名诗人，又是大学教授。他们具有丰富的创作经验，深知个中甘苦，所以他们的文学课也讲得丝丝入扣，妙趣横生。当然，作家、诗人，不是谁想当就能当好的，这里边还有个天赋问题，还有个机缘问题。不过，当不了鲁迅、冰心，写不了传世佳作，写点小东西总是可以的吧？写点小东西，并不是希望在创作方面有多大的作为，而是为了了解作家的用心，为了当好一个文学评论家，当好一个文学教师。如果连这一点也做不到，还有一个办法，这就是多写一点艺术鉴赏方面的文章。通过这种艺术鉴赏的实践，了解作家的用心，分析作家的技巧，提高自己的艺术鉴赏力，丰富自己的审美感觉。在我们的大学中文系里，有许多人的课讲得非常好，其实他们也不懂创作，也没有创作经验，但是有一条，他们会写鉴赏文章，他们懂得鉴赏。

讲古代文学的人，如果不懂得创作，又不懂得鉴赏，不了解作家的用心，不了解作家的写作技巧，要想把古代文学这门课教好，这是不可能的。

三、培养审美能力：综合的方法

第三个目的，是培养学生的审美能力。

优秀的古代文学作品，本身就是一件艺术品。从审美形态上看，有的雄浑，有的秀美；有的瑰丽，有的清新；有的博大，有的纤巧；有的豪放，有的婉约；有的深沉，有的明快；有的悲壮，有的欢愉；有的质朴，有的华丽；有的典雅，有的通俗；有的端庄，有的诙谐；有的刚健，有的婀娜。这种艺术美，既体现了它所产生的那个时代的审美理想，又体现了作家本人的审美诉求，是共性与个性、普遍性与特殊性、思想性与艺术性、内容与形式的完美结合。从文体风格来讲，这种美，既有诗词的含蓄隽永，也有散文的舒徐委备；既有戏剧的荡气回肠，也有小说的波澜叠起，等等。

苏轼说过：“宁可食无肉，不可居无竹；无肉令人瘦，无竹令人俗。”人在寻求物质的“奶酪”的同时，也应该寻求精神的“奶酪”和美的“奶酪”。这样的人生，才能算作是完整的人生。如果只有前者而没有后者，人就会变得很粗俗，很肤浅，很自私，不文明，没韵味，没深度。早在二十世纪之初，著名教育家蔡元培先生就力倡“美感之教育”。他说：“纯粹之美育，所以陶养吾人之感情，使有高尚纯洁之习惯，而使人我之见、利己损人之思念，以渐消沮者也。”“美以普遍性之故，不复有人我之关系，遂亦不能有利害之关系。”又说：“美感者，合美丽与尊严而言之，介乎现象世界与实体世界之间，而为之津梁”。“在现象世界，凡人皆有爱恶惊惧喜怒悲乐之情，随离合、生死、祸福、利害之现象而流转。至美术，则即以此等现象为资料，而能使对之者，自美感之外，一无杂念。例如采莲煮豆，饮食之事也，而一入诗歌，则别成兴趣；火山赤舌，大风破舟，可骇可怖之景也，而一入图画，则转堪展玩。是则对于现象世界，无厌弃亦无执着也。”审美活动，可以让人暂时抛开功利社会的是非与得失，抛开尘世的纷扰和牵挂，纯粹以美的眼光和态度看待世界，回归自然，回归艺术，回归自身。这对于平衡人的内心世界，维护人的身心健康，协调人和他人、人和环境的关系，提升人的品质，培养人的爱心、同情心和宽容心，等等，无疑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审美教育的效果，同道德、法律和宗教的灌输相比，无疑具有难以比拟的优越性。

那么，用什么东西来对国民进行“美感之教育”呢？蔡元培列举了北京左近之西山、中央公园之花石、农事试验场之水木、埃及之金字塔、希腊之神祠、罗马之剧场、各国之博物院、各地方之音乐会、演剧场、戴嵩所画之牛、韩干所画之马、卢沟桥之石狮、神虎桥之古虎以及希腊之裸像、拉飞尔若鲁滨司之裸体画，等等，尤其提到了中国古代文学中的《西厢记》和《石头记》的“悲剧之美”，提到了“小雅之怨悱”与“屈子之离忧”。^[2]可见中国古代文学，乃是对学生进行审美教育的最好的文本之一。

审美教育不单单是中文专业的事情。所有的学生，所有的国民，都应该而且必须接受审美教育。接受审美教育，不单单是为了做一个文学家或者作家，而是为了提高全民族的审美意识和审美能力。郭沫若曾经说过，可以不作诗，但心中不能没有诗的境界。这诗的境界，就是美的境界。

那么，如何利用古代文学作品对学生进行美的教育，如何培养学生的审美能力呢？这就要求教师除了熟悉古代文学作品之外，还要熟悉古今中外的美学理论，还要有比较丰富的审美实践。既要有敏锐的鲜活的审美感觉，又要有高水平的独特的审美判断。一件艺术作品放在你的面前，你能马上感觉出它美，或者不美；你能说出它美在什么地方，或者丑在什么地方，而不是看了有关参考文献、或是听了别人的评论之后再发表意见。这就是审美能力的表现。

讲授古代文学的人，不能没有审美实践。审美实践是多方面的，不一定非得搞文学创作不可。唱歌可以，听别人唱歌也可以；跳舞可以，看别人跳舞也可以；写字作画可以，欣赏人家的书画作品也可以。总之，得有比较丰富的审美实践。没有丰富的审美实践，审美感觉、审美判断、审美评价等等，都无从谈起。自己不懂美，如何带领学生欣赏美？自己缺少一只“音乐的耳朵”，如何带领学生欣赏音乐？自己缺乏审美能力，如何培养学生的审美能力？

说到方法，这里又有所不同。如果说，在分析文学作品的技巧时，我们需要采用“解剖的方法”，那么，在审视文学作品的美感形态时，我们更需要“综合的方法”，需要从整体上进行观照和把握。当然，也要有分析，也要有解剖，但分析和解剖的目的是为了综合，为了整体的把握和观照。这种方法，尤其符合中国古典美学的优良传统。

四、培养想象力和创造力：启发的方法

第四个目的，是培养学生的想象力和创造力。

想象是文学的一大特征。如庄子的散文，“言大则有若北溟之鱼，语小则有若蜗角之国，语久则大椿冥灵，语短则蟪蛄朝菌”；又如屈原的诗歌，其“丰富之想象力，实与《庄》、《列》为近。《天问》《远游》凿空之谈，求女谬悠之语，庄语之不足，而继之以谐，于是思想之游戏，更为自由矣。”（王国维《屈子文学之精神》，见《海宁王静安先生遗书》，上海商务印书馆）。

没有想象，便没有文学。想象是什么呢？“想象是一种创制成形的精神”，“想象就是心灵的眼睛。”“有了想象，才可以将经验增大，削减，补缀，移易，而连成一串美的、有价值、有趣味的贯珠，而不致失去人物或事件的真实性。总之，文学是作者经验的翻译与编制，而想象就是当作者在翻译与编制当中的一种天然的魔术。”不过想象并非文学家所独有。“想象是创造者所必具的一种天赋。无论创作家、批评家、历史家、科学家、事业家，若缺少了想象就不能做出伟大的功业来。不过因从事的方面不同，想象力发展的方向有彼此互异的差别而已。”^[3]文学创作需要想象，科学研究也需要想象。所以郭沫若在《科学的春天》这篇著名的演讲词里呼吁科学家们，不要让诗人把幻想和想象独占了，科学也需要想象！所以，想象力这个东西，和创造力一样，是人人都需要的。

那么，作为古代文学的教师，如何来培养学生的想象力呢？首先，老师自己要有丰富的想象力，要有宽广的想象空间。老师不能让那些世俗的东西、那些被黑格尔称之为“散文化”的东西占据了自己全部的心灵空间。如果是这样，如果一天到晚想着金钱、地位、权力、荣誉、职称、家庭、老婆、孩子这些东西，那就糟透了。从这个意义上讲，老师不要太现实，要务虚一点，浪漫一点，“诗化”一点，这样才有可能孕育想象，才有可能展开想象的翅膀。老师如果都像《牡丹亭》里的老学究陈最良那样，枯燥，拘谨，一把梅干菜，一个老古董，连“关关雎鸠，在河之洲”这么一点点爱情的想象都要去扼杀，那就不仅出现不了杜丽娘和柳梦梅这样为情而死、又为情而生的浪漫的爱情故事，就连汤显祖这样的作家，也早被扼杀或者埋没了。

老师就像个体育教练，要求运动员掌握的，你都得事先掌握，虽然你不一定是一个好的运动员。而教练比运动员高明的地方，就在于他有一套行之有效的训练方法。老师也要有方法。老师培养和提高学生的想象力的方法是什么呢？说出来简单做起来难，这就是“启发的方法”。(www.daowen.com)

想象力的培养，不是靠还原，不是靠分析，也不是靠综合，而是靠启发。老师只能是启发学生的想象力，而不能规范学生的想象力。应该指出，在这一点上，我们中国的教师是做得很糟糕的。举个例子，中国的小孩子在幼儿园的时候，往往要回答老师的这样一个问题：“皮球掉进洞里了怎么办？”常常不等学生回答，老师就迫不及待地替他们回答了：“告诉大家，用水灌！”于是孩子们就记住了，皮球如果掉进洞里，只有一个办法：用水灌。可是同样的问题，在日本的孩子那里，却可以有十来种答案。这十来种答案是怎么得出来的呢？都是老师启发的结果。老师说，不管是问，还是答，只要言之成理，都可以算一个答案，都可以得分，答案越多越好。这下子，孩子们的兴趣就来了。下面是他们的问答记录：

问：皮球掉进洞里了怎么办？

答：用水灌。

问：如果洞是漏的呢？

答：用锄头挖。

问：如果洞是石头的呢？

答：用竹杆子扒。

问：如果洞是弯的呢？

答：我不要了，我要妈妈再买一个。

日本的老师善于启发学生的想象力，所以日本人的想象力就比我们丰富，日本的经济和科技就比我们发达。我们中国的老师不善于启发学生的想象力，所以我们的想象力就比较贫乏，我们的经济和科技就比人家落后。应该说，这不单单是一个方法问题，也不单单是一个观念问题，而是一个民族的思维惯性和思维品质问题。近年来，有关教育专家和政府教育主管部门一再强调，要鼓励学生独立思考，要激发学生的逆向性思维。可是时至今日，居然还有这样的小学语文老师，不允许学生把天空写成“灰暗的”，只能写成“蓝蓝的”。

这些例子说明什么呢？说明学生的想象力，在幼儿园和中、小学阶段，并没有得到很好的启发和培养，到了大学阶段，还需要很好地补课。所以我们的大学教师，包括古代文学的教师，一定要在启发、培养学生的想象力方面多动脑筋。

想象力是创新能力的基础。没有丰富的想象力，便没有活跃的创新意识；没有活跃的创新意识，就没有活跃的创新思维；没有活跃的创新思维，创新能力就是一句空话。

如何在启发学生的想象力的同时，激活学生的创新意识和创新思维，从而培养和提高学生的创新能力呢？我认为，最便捷的办法是从古代文学的实际出发，因材施教。

一部中国古代文学史，就是一部中国历代的文学家们不断创新的历史。诗从周代的四言，到东汉魏晋南北朝的五言，再到唐代的七言；词从隋唐小令，到宋代慢词；戏曲从唐代参军戏，到宋金院本，到元杂剧，到南戏，再到明清传奇；小说从六朝志怪，到唐人传奇，到宋人话本，再到明清章回小说，清晰地显示出一条不断突破、不断创新的轨迹。一种文体形式臻于成熟了，另一种新的文体形式又在孕育和实验之中。而随着新的文体形式的出现，文学的观念、题材、语言、风格、技巧等等，也会发生一次新的嬗变。古代文学史上每一位有成就的作家，都是以继承前人、然后又突破前人、最终形成自己的独特面貌为使命的。有出息的作家，最忌跟在别人的后面亦步亦趋。如果他们在文学的观念、题材、主题、语言、风格、技巧、文体方面没有自己的新东西、新创造，他们就不可能在文学的殿堂占有一席之地。赵翼诗云：“李杜诗篇万口传，至今已觉不新鲜。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论诗》）这就是中国文学不断突破、不断创新、不断发展的最好概括。

一部中国文学史，就是一部对学生进行创新教育的最形象的教材。这就要求我们的古代文学教师，要熟悉文学史上的每一个转折，每一个突破，每一个变革，每一个创新，每一个亮点。要善于从文学创新的角度来启发学生的创新意识，来培养学生的创新思维。一个大学生，如果通过学习中国古代文学而形成了自己的创新意识和创新思维，那么今后，无论他在什么地方，无论他在做什么工作，都会迸发出创新的火花，都会有创新的表现和成就。

五、培养学生的人文精神：比较的方法

古代文学教学的第五个目的，是培养学生的人文精神。

多年来，我们的学校教育有一个很大的偏差，那就是把中、小学教育看成是单纯的升学教育，把大学教育看成是单纯的职业教育。在很多人看来，上大学的目的，就是学一门专业，掌握一门技能，毕业之后找到一份好的工作。而事实上，正如叶朗教授所言：“大学教育不等于职业教育。大学教育的目标不能只限于给学生一种职业训练，而是要培养具有较高文化素质和文化品格的全面发展的人。因此，大学教育不仅要注重专业教育（科学技术教育），而且要注重文化素质和文化品格的教育（人文教养）。”

对非人文学科的学生，要注重人文素质的教育，这是没有疑问的。我觉得，对人文学科的学生，也要注重人文素质的教育，要着力培养他们的人文精神。为什么呢？因为许多人文学科的学生，虽然读的是人文学科，但是对人文学科的价值和意义，还缺乏正确的认识。他们的人文素质还有待提高，他们的人文精神还有待培养。在中学时，他们就受到重理轻文这种错误观念和做法的伤害。不少学生报考人文学科，并不是因为喜欢人文学科，而是因为理工科的成绩不理想。他们虽然报读了人文学科，但还是习惯于用衡量理工科的标准来衡量人文学科，还是经常地问自己，或者问他人：人文学科有什么用？

人文学科有什么用呢？“人文学科关系到一个社会的价值导向和人文导向，关系到一个民族的精神塑造”，“如果忽视或者轻视人文学科，必然导致整个民族精神水平的下降，必然导致整个社会的庸俗化”。^[4]

作为古代文学教师，不但要向学生阐明人文学科的重要性，还要结合古代文学实际，对学生进行生动形象的人文教育，着力培养学生的人文精神。

人文精神这个概念，由西方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这个概念衍变而来。人文主义这个概念，起源于十五世纪的人文学科，本来是指以希腊文、拉丁文为基础的那些学科，如修辞学、逻辑学、天算学等，以此区别于大学中传统的神学、法学等科目。这些人文学科的设置受到学生们的欢迎，推翻了中世纪以来神学在学术上的垄断地位，对于人们解放思想，起了巨大作用。后来十八世纪的启蒙主义者，也把它用来作为反对神道和君权的思想武器，这种思潮在欧洲的反封建、反教会的斗争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到了十九世纪，历史学家才创造了“人文主义”这个名词来概括文艺复兴时期人文学者的世界观。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中国的文化理论界展开了一场关于人文精神的讨论。“不过这里的人文精神内涵不完全等同于西方文艺复兴时期冲破神权统治的人文主义，也不完全等同于中国五四运动时期冲破封建主义统治的新文化运动中的个性解放，而且也不完全等同于七十年代末期为了冲破极左政治教条的思想解放与人道主义思潮，而是在九十年代这样一种冲破了极左教条的神圣性、也冲破了传统伦理道德规范的历史情景中的精神价值追寻。它是针对着极端利己主义、流氓主义、拜金主义、享乐主义、犬儒主义及虚无主义的蔓延而提出来的，是针对着人的自私、贪欲的恶性膨胀与肆无忌惮而提出来的，是针对着人的社会责任感、公正意识的衰颓而提出来的，是针对着嘲弄崇高、鄙弃真诚、放逐良知而提出来的，总之，它是针对着人的精神价值失落、精神环境恶化以及人的‘痞子化’、‘物化’、‘兽化’等等人格扭曲现象提出来的，因此，它体现了真正建立与健全市场经济体制的精神要求，体现了适合于市场经济体制的个人与群体、个人与社会之间相协调的人文理性要求，它的价值核心是良知理性——对社会公正、对人的尊严、人的价值、人的全面发展的精神追求。”^[5]

我们这里所说的人文精神，与九十年代初期中国的这批人文学者所阐述的人文精神，在内涵上是一致的。九十年代初期的中国所面临的“人的精神价值失落、精神环境恶化、以及人的‘痞子化’、‘物化’、‘兽化’等等人格扭曲现象”，到今天并没有多少改变，甚至比当时还要严重。所以，我们今天仍然要发扬人文精神这面旗帜，仍然要继续“对社会公正、对人的尊严、人的价值、人的全面发展的精神追求”。

具体到我们古代文学教师来讲，就是要以优秀的古代文学作品为教材，对学生进行人文主义的教育，以此来培养他们的人文精神。中国古代文学当中有没有人文主义？有没有人文精神？这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以九十年代初期中国人文学者对人文主义和人文精神的上述理解，我认为是有的，而且还比较丰富。

1.对封建专制的批判、对封建礼教的反抗

中国古代文学当中虽然有不少维护封建统治、宣扬封建礼教的糟粕，但是也有批判君主专制、主张个性解放的精华。例如晚明的李贽，他的《答邓石阳》、《答耿中丞》和《童心说》诸文，“非圣无法”，离经叛道，在否定孔子作为思想权威的偶像地位，批判程朱理学“存天理，灭人欲”的封建说教的同时，充分肯定人的生活欲望的合理性，强调个体的存在价值。又如清初的黄宗羲，他的《原君》、《原法》诸文，对封建专制君主“屠毒天下之肝脑”、“敲剥天下之骨髓”的贪婪反动本质给予了入木三分的揭露和批判，主张以“天下之法”代替“一家之法”，等等。这种张扬个性、呼唤民主、反对专制的声音，与欧洲文艺复兴以来人文主义者的思想在本质上是相通的。

2.对自由的追求，对独立人格的赞美

中国封建社会是一个“官本位”的社会，读书人以济苍生、扶社稷、致君尧舜为己任。在古代成千上万的作家当中，真正的专业作家少之又少，绝大多数都是集官员与作家于一身。当官与当作家，人生目标不同，价值尺度不同，为人处事的态度也不一样。这本是一对矛盾。但是他们当中的许多人，仍然保持了清白的人格与独立的个性。当为官与做人发生激烈的冲突，难以取得二者的和谐时，他们宁可弃官而去。躬耕垄亩，诗酒自娱。陶潜如此，郑燮也是如此。李白年轻时，曾有过“奋其智能，愿为辅弼，使寰区大定，海县清一”的宏大抱负（《代寿山答孟少府移文书》），也曾为此抱负的实现做过许多努力，可是当他亲眼目睹了朝政的腐败与官场的虚伪之后，他放弃了做官的打算，求仙访道，寄情山水，“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梦游天姥吟留别》）陶潜、李白和郑燮的事迹，在中国古代作家当中很具代表性。他们的“不为五斗米折腰”、他们的“不屈己，不干人”，维护了人格的尊严，凸显了个体的价值，正是人文精神的亮点。

3.对人民疾苦的关注，对弱者的同情

关心民瘼，体察民情，为民请命，一直是中国古代文学的优良传统。从孟子的“民为重，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尽心下》），到屈原的“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离骚》）；从杜甫的“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到白居易的“唯歌生民病，愿得天子知”（《寄唐生》）；从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岳阳楼记》），到郑燮的“歌咏百姓之勤苦”（《潍县署中与舍弟第五书》），这种关注民众的生活和命运，愿意为民众的温饱和安宁而奔走呼号的品格，正是人文精神的核心内容。

4.对拜金主义、拜物主义和为富不仁的鄙视

中国古代作家对拜金主义和拜物主义是极端鄙视、极端唾弃的。中国古代作家并不排斥财富，但是“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当“利”和“义”发生冲突，二者不可得兼时，古代作家主张取“义”。孔子说：“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孟子说：“一箪食，一豆羹，得之则生，弗得则死，呼尔而与之，行道之人勿受；蹴尔而与之，乞人不屑也。”（《孟子·告子上》）宁可受穷，也不取不义之财；宁可饿死，也不用人格做交换。

中国古代作家并不排斥物质享受，孔子甚至说过“食不厌精、脍不厌细”这样的话。中国文学对酒的赞美，可以说是世界之最。但酒之所以值得赞美，并不是因为它可以满足人的口腹之欲，而是因为它可以给人带来精神的释放，带来心灵的愉悦，可以激发灵感，也可以消解忧愁。中国文学是从精神的层面上来认可物质、赞美物质的。“乘肥马、衣轻裘”，以炫耀个人财富和社会地位为目的纯粹的物质享受，被认为是一种暴发户的表现，一种小人得志的表现。杜甫的《丽人行》，白居易的《轻肥》，张籍的《估客乐》等等，都有一针见血的揭露。

中国古代作家对商人的态度是令人寻味的。不能简单化地以“抑商主义”一笔抹杀。中国古代文学对商人，有批判，也有赞美。批判的，是他们的奢侈淫逸，他们的见利忘义，他们的为富不仁，他们勾结官府欺压人民等种种恶行，种种恶劣品德，种种肮脏的心灵。像西门庆这样的淫人妻女、夺人财产、勾结贪官、“打死了人还要看送葬”的恶棍（《金瓶梅》），就是中国古代文学是痛加针砭的对象。而像深明大义的郑国商人弦高（《左传僖公三十二年“秦晋殽之战”》），为人诚实的卖油郎（《卖油郎独占花魁》），心胸宽厚的蒋兴哥（《蒋兴哥重会珍珠衫》），等等，则是饱蘸笔墨予以赞美的。中国古代文学所关注的，不是商人的财富，而是商人的人品，商人的精神境界。从这个角度来看，它与人文主义是相通的。

事实上，中国文学的人文精神的表现是多方面的，举凡对国家、民族和故乡的热爱，对亲情、友情和爱情的珍惜，对大自然的亲近，对幼者的关心，对长者的尊敬，对道德、学问和才华的赞美，对个人品格修养的重视，对扶危济困的推崇，对见利忘义的鄙视，对生活的眷恋，对艺术和美的追求，对生命的歌颂，等等，都体现了对人的尊严、人的感情归属、人的心灵需求、人的精神价值的肯定，包含了人文主义、人文精神的精髓。

那么，如何对大学生进行人文主义的教育，培养他们的人文精神呢？方法应该是很多的，我建议采用“比较的方法”。一是拿欧洲十五世纪以来的人文精神与中国古代的人文精神进行比较，看看中国古代的人文精神同欧洲十五世纪以来的人文精神有哪些相同点？哪些不同点？它们之间在本质上是不是相通的？看看中国古代的人文精神有哪些独特的东西？二是拿中国古代文学中的人文精神与非人文精神进行比较，用历史的眼光、辩证的眼光进行甄别，看看中国古代文学当中，有哪些是人文的东西？哪些是非人文的东西？哪些是应该吸取的精神？哪些是应该摒弃的糟粕？三是拿中国古代文学中的人文精神与中国当代文学中的人文精神进行比较，看看中国古代文学中的人文精神有没有新的发展？有没有新质或新的表现形式？或者说，有没有被丢弃？被消解？被嘲讽？四是拿中国古代文学中的人文精神与现实生活中的非人文精神进行比较，看看在这个极端功利的社会环境中，在这个一切都向钱看的时代潮流之下，我们民族的人文精神被继承了多少，被消解了多少？被践踏了多少？看看一部分人的灵魂迷失了多远？精神堕落到了什么程度？然后再来研究如何补救？总之，是通过这种比较的方法，唤起良知，唤起理性，唤起尊严，唤起人文精神的回归！

小结

上面一共分析和总结了古代文学教学的五个目的与五种方法，就目的来讲，从传播知识、传授技巧，到培养审美能力、培养想象力和创新能力、培养人文精神，这五者是一个相连贯的、由初级到高级的过程。也就是说，我们古代文学教学的初级目的，是向学生传授知识，高级目的，是培养学生的人文精神。这个目的，与我们现代的人文主义的教育思想是相通的。就方法来讲，包含了个人的教学经验，带有一定的个性色彩，但是每种方法同相应的目的之间，还是有着必然的逻辑关系，不是随便罗列出来的。

【注释】

[1]《论语·阳货》，《论语注疏》，《十三经注疏》本。

[2]蔡元培《对于教育方针之意见》，《蔡元培选集》，中华书局。

[3]郁达夫《想象的功用》，《郁达夫文集》，花城出版社，1983年。

[4]叶朗《重视人文学科的教化作用》，《人民日报》，1997年4月18日。

[5]张德祥《社会转型与人文价值追寻》，《以笔为旗——世纪末文化批判》，湖南文艺出版社，1997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