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词学家王兆鹏——当代词学家系列研究之三

崔海正

一

辛卯（2011）春节，我因事居留京城，暇日曾以《青玉案》（软风悄悄传春语）词致意兆鹏教授，而注中则云：“王君年富力强，于词学诸多领域皆有论著，颇见斩获，堪称全能型学者。”他自然一如往常，谦称“谬奖”；而在我，因为是在大略检视了词坛与兆鹏君的研究现状之后作如是说，自信并非对友人的胡乱吹捧。那么，现在不妨就让我们再次以不同方式展示一下王君著述，其中不少对学界中人或许是“熟面孔”，但好书好文不厌百回赏，每次“走马”，总有扑面香。比如：

《两宋词人年谱》（下称《词人年谱》）乃读博期间遵唐圭璋先生之命编撰出十余家南渡词人之“谱”、后有机会酌情理出5家（谱主分别为葛胜仲、葛立方、叶梦得、吕本中、向子湮）梓行面世的。该谱不是仅仅罗列谱主的生平履历与作品系年，而是除此之外，对其所有著述的存佚、传刻、版本源流以及与之交游、结社唱和等有关事情悉加考述，亦决不因其作为研究对象而为之讳（比如对葛胜仲、葛立方父子献谀秦桧之恶行即痛下针砭）。如此，通过同属一代之谱主，即可大致洞察当时文坛概貌与风尚，并为文学史、文化史等提供可信之参照。杨海明教授称其为继夏承焘先生《唐宋词人年谱》之后的“又一部力作”，笔者深表赞同。^[1]而《词学史料学》当为国内首部比较全面、系统的关乎史料学的词家专著，它从词体、词人、词集、词论以及词史、词学史（后二类散见于词论中）等六个方面囊括词学研究之范围（另有工具书介绍），条分缕析，而侧重介绍基础研究史料（由于理论研究资料的特殊性，从略）；又因《清词别集简目》已有更较完备之他人同类著述等，故亦从略。尽管如此，就其应有的“担当”来说，已可称完备了。据笔者统计，仅“引用书目”即达1030余种。然史料既冠以“学”，也就不单是“料”的堆积，而又有述论、考辨及查阅、使用方法，兼具版本目录学与研究指南之功效，犹如明星厨师操办的“十全宴席”，不仅吃来鲜美可口，还从中知道了各种用料的营养价值和烹调技巧。此书满足了学界的渴盼，理所当然地受到热烈欢迎。还有誉满学林的《宋南渡词人群体研究》（下称《群体研究》），它原为博士学位论文，其选择很少被学人视为独立发展阶段的南渡词坛作为研究对象，以群体为支点，从群体认同、心灵探寻、范式演进等不同方向展开综合、深入之追讨，而其最大贡献——如众所熟知——乃是开创性地提出了词学领域“代群”、“范式”的概念范畴。前者催生了崭新的宋词分期“六代群说”，后者则意在突破虽曾被广泛运用、却并不科学的所谓豪、婉两“派”或两“体”说的陈俗老套，并主要将“三大范式”中的花间范式、东坡范式（另有清真范式）应用于本课题的具体实践。如此，“代群”与“范式”纵横交叉、词人状貌与作品特质内外显现，复杂而混沌的南渡词人群体（即第三代词人群）找到了更加适合的词史框架及全新的阐释思路，于是好评如潮，刘扬忠、张海鸥等学者均予以高度评价。^[2]至此，不能不提到《唐宋词史论》。此著上篇“史论”、下篇“考据”。考据篇对稀见词集和若干宋词人生卒之辨识，自可作为史论之基石，暂且不论，而其最诱人处乃在上篇几“论”。如果说《群体研究》一书对首倡之代群分期、三大范式主要给予“原则性”说明和“粗线式”勾勒（因其重在南渡词），此处“流变论”、“范式论”则从代群、审美层次以及东坡、易安词抒情范式甚而宋咏物词三种范型等不同方向、角度对唐宋词（主要为晚唐至南渡时期）之递变演进作了更进一步、更深透也更富理论光芒之阐发，词史被置于科学而明晰的规范之中。虽则为“示例”，其意在为今后写出一部新型唐宋词史“做些探索和准备”（《后记》），但其新锐之思路已可启迪人心。同时，作者近年来乐此不疲所从事的词学定量分析，在《定位论》中也初露锋芒，也许它正昭示着“别是一家”的计量词学史的诞生！还有，新近出版的《宋代文学传播探原》（下称《传播探原》），其上编谈论宋代文学（诗、词、文）的传播方式及效应，下编则是考察宋人160种词别集版本在两宋时期的传刻情况。众所周知，传播研究是王君多年来关注的“热点”之一，虽然本书内容大都以单篇论文形式在不少重要报刊（如《文学评论》等）发表过，但经作者不同程度的修订和精心编排，其“集群化”、整体性所产生的学术影响力当会更加强烈。当然，即便仅是宋代文学的传播，也涉及众多议题，书中只是某些相对重要且较为宏观的东西，或可说是一个阶段性总结。用传播学观念探讨文学现象，就要审视从创作到鉴赏的整个传播过程，亦即变之前的“二维”研究（作家——作品）为“四维”（作家——作品——传播——接受）研究，才能更好地揭示出文学史中那许多的“秘密”。而其中，传播是必不可少的一环。书中对这一“朝阳产业”的探路开发，以及将词集版本目录学纳入传播与接收视野的实践性操作，意义深远。最后，简说一下“讲”出来的两本书，一是《词学研究方法十讲》（下称《十讲》），一是《唐宋词名篇讲演录》（下称《讲演录》）。前者授听者、读者以“渔”，后者则类如“鱼”之美味，给以知识滋养时又请其尽享审美愉悦。《十讲》主要针对词学的实证研究（如版本、校勘等。诠释研究法因程序性及效果稍差暂未置入），并结合自己治学的经验，详述其查书及研究方法，操作步骤“程序化”，实用性、导引性极强。这种词学方法论（其实也适用于整个文学领域）著述，一般当由名家来做，前辈、时贤之作亦有所见，但多半“论”多“法”少，当然也有人或“谦让”不讲，或不屑为，或视之“秘籍”而不愿示人。本书重在“法门”，“支招”而“破招”，足可弥补前此缺憾。《讲演录》按题材分唐宋词名篇为约会词、离别词等十二类，采用想象、还原诸欣赏手段，巧妙对接传统与现代，又同样融进个人的阅读感悟与人生体验，加之主讲者超强的口才、优雅的风度、“青春态”形象以及幽默而不失其“度”的调侃与流行语汇（如追星族、大腕之类），极易拉近双方距离从而唤起心灵共振，使听讲者如浴唐风宋韵而流连忘返，于艺术陶醉中提升人格素养，无怪乎不同层次、不同专业的学子皆对其演讲膜拜至极！应该说，二书虽可算作普及型著述，但仍有相当的学术含量（如其词史意识、鉴赏理路等。其实，书中预设的许多课题，也值得学人思考）；同时，王君之“讲”不像“百家讲坛”那样直接面向社会大众，它首先面对的是高校学子，然后流播于大庭广众，故而有冲破学院派“高墙”走向社会的学术实践意义。

上面大略“观赏”了王君几种专著的风采，到目前为止，他奉献出的成果已经十分惊人，限于篇幅，此下只好择其要者仅仅罗列书目。其专著约计另有9种，如：

《张元幹年谱》、《两宋词人丛考》（合著）、《唐宋词史的还原与建构》、《唐宋词的定量分析》（合著）、《唐宋诗词考论》等。

单独主编或合作编著约30余种，如：

《增订注释全宋词》、《唐宋词汇评·唐五代卷》、《全唐五代词》、《宋词大辞典》、《宋才子传笺证》等。

参撰约20余种，如：

《中国二十世纪文学研究论著提要》、《中国文学史》、《宋代文学史》、《中国古典文献学》等。

校点约7种，如：

《全宋诗》（第16册黄裳诗）、《明词综》、《兰皋明词汇选》、《天机馀锦》等。

已发表论文约计230余篇，如：

《论“东坡范式”——兼论唐宋词的演变》、《宋文学书面传播方式初探》、《英雄的词世界——稼轩词的特质及其新变》、《唐宋词的审美层次及其嬗变》、《历史的选择——宋代词人历史地位的定量分析》、《本世纪词学研究的基本格局》、《本世纪唐五代词的文献整理与研究概况》、《钱锺书〈宋诗选注〉的文献价值及文献疏失》、《宋词的口头传播方式初探——以歌妓唱词为中心》、《从诗词的离合看唐宋词的演进》、《〈全明词〉漏收1000首补目》、《〈全清词·顺康卷〉前5册漏收词补目》、《中国古代文学传播研究的六个层面》、《千年一曲唱〈阳关〉——王维〈送元二使安西〉的传唱史考述》、《宋代所传词集丛考》、《重回历史现场——辛弃疾生擒张安国始末考释》等。^[3]

你看，即便以提要或目录式“打包”择要陈列，也有些让人眼花缭乱。其中之论文，有的是发表在《中国社会科学》、《文学遗产》等令人艳羡的刊物上。本来，笔者可以换一种思路，既能省去许多麻烦，亦利于行文畅通，但说话须重“实证”，故此处做法亦属“无奈”。这些著述、文章，除少数触及通代或断代文学史及其他体裁（比如诗文）之外——这是很必要的——于词学（主要是唐宋词）的方方面面关涉甚广。按惯常的说法，不管是实证性（或称基础性）研究中有关词籍、词作、词人方面的目录、版本、校勘、笺注、辑佚、考辨、年谱，还是理论阐释性研究中的文本鉴赏、个体或群体、词论、传播接受、词史、学术史研究以及若干层面的规律性探讨、方法论等等，它们大多未曾缺席。从另外的角度看，既有“高雅型”学术，又有普及性读物，也有工具书、教材、课堂实录等，而文章类别，那就更多。如按笔者曾经初步构想的词学研究体系，^[4]当涉及四大层次、十六个门类中的几十个子目。当然，这里所谓“全”，并非说王君在研究实践上“承包”了词学领域所有的科目——这是不可能的——只是在相对的意义上与他人比较而言的，比如其研究领域，主要还在唐宋词、词的音韵、声情等，还有当下有人提倡的学者最好也能写作诗词，他便少有所为。不过，说到旧体诗词创作，他不但曾在课堂上鼓励学子“尝试写词”，也赞赏友人的创作实绩，^[5]而且对此有自己的看法，认为“当今的古体诗词，要么写得不像，要么写得太像”，他主张用今人语言奏响时代心声，写出鲜活而独特的“生命情韵”。^[6]所以，也许因其理念，现时又未得暇，故对之不必苛求。毕竟研究与创作不是一码事，不写诗词似也无碍成为研究名家，况且他也偶或染指。而尤应说明的是，王氏决不像一个故事中所说的那个“菜鸟”，会飞飞不远，会跳跳不高，会叫却令人厌听；他技能全面而本领超强，换言之，不但如上所举“产品”数量、样式多，质量亦相当优异。据不完全统计，其论著获各家书评40余篇，被权威刊物（如《新华文摘》、人大复印资料等）及他人著、论转载、摘编、引用难以数计，荣膺全国性和省部级科研奖励与荣誉称号30余项，网络点击量则更多，得到专家和词学爱好者的一致赞誉，成为各类媒体追逐的学术明星，这绝非偶然。实际上，通过本文开头对几部专著的“略窥一斑”，读者心目中或即有了一定的价值评判。故此，在基本摸清了王氏的“家底”之后，我们可以更有“底气”地说，兆鹏君是当代十分难得的“全能型”词学家，此非故作夸张！

二

王氏是如何成就自我并赢得普遍认可，或者说他究竟具有怎样的魅力？优秀学者们所具有的东西，他差不多全有，我一直在想，什么是他身上更为独特的东西呢？

其一，阅读与追求。任何一个学术名家，除了天资聪颖之外，必曾有过勤奋向学的经历。古人“贵学”，我国古代有不少诸如悬梁刺股、凿壁借光、囊萤映雪等关于“苦读”的故事。但苦读只不过是一种“精神”写照，如果真的把读书学习看作是“苦”事，或者在某种外力的强制之下不得已而为之，那就既不能坚持长久，最终也绝对成不了“气候”。王君出身农家，并无家学渊源。为给做学问打好根基，他早在大学时期便拼命“玩”起了背诵。因为知识从不怕“胖”，可说是越“胖”越好，更用不着“减肥”。那些包括唐宋诗词在内的令人心旷神怡的名篇佳作，他每天起早背，饭后散步背，晚上睡前背；学校里背，回家干活时也背；今日背一遍，次日再背一遍，一周、一月后再把所背作品复诵一遍，如此循环往复，这是何等功夫！在他看来，虽然电脑可以迅速检索有关信息，但不能代替“人”的记忆。做学问要有所创造，但“创造往往是基于联想，而联想又常常源于记忆”、记忆是“发现问题的基础”。因此，他反复强化记忆，把“珍品宝物”收藏进自己的精神仓库里，以便随时取用。也就是说，无论今后的科学技术如何进步，而“人”即研究主体的因素是决不可忽视的。此点对他的学术研讨帮助极大。笔者由于各种原因，脑海里“存货”不多，尽管亡羊补牢，努力加“餐”，然著书作文不免常有捉襟见肘之感，虽可调用其他辅助手段，但稍纵即逝的灵感不会等待你的安排，以至影响了应有的创造性发挥，王君之言不虚。然其勤读背诵，又是在自觉而愉悦的心境中进行的，他说做学问可以“自娱身心”，凡是要做的事情，就用“快乐的心情去做它”，何况他的教学与研究，能把兴趣与职业联系起来，“越发要用一种快乐的心情去做”，而“读诗词有了兴趣，再怎样阅读、怎样背诵，也不会觉得苦”。是啊，有人说兴趣是良师益友，是甜蜜的牵引，干什么事，只要有兴趣，就会快乐地去探索，开心地去实践，读书治学也一样。真是书囊无底，功夫越大，就越有绠短汲深之叹。这种悦读乐学的精神品格，他一以贯之。如无特殊事由，他现在多半是白天写作、上课，晚上读书，日常琐务合理安排，决不因无谓的闲聊或东瞧西瞅耽误有效的工作和学习时间。他认为时间对每个人都是一样的，关键在于会不会利用，“会利用时间，一天就比别人多做四五个小时的学问”，一天两天也许没什么差别，如果一月、一年、十年，如此下去，结果就大不一样了！^[7]这种道理可以说人人都懂，但又有多少人能几十年如一日地坚持？尤其在这人皆想学、却又不愿付出“那个”代价的浮躁的今天！王君快乐地坚持着，这又是何等地恒毅与执着！

然而，王君“好学而不贰”（《左传·昭公十三年》）的人生态度，却又并非仅仅是兴趣所致，在这背后，其实还隐藏着一股巨大的推力，那就是追求！他知道自己不足而发愤图强，攻读博士选择唐老，除其名气外，就是因为湖北地区研究词学的“高手少”，“学成后，在湖北的学术界也许会有自己的一席之地”。看来，他追求做学问的成功，追求事业的辉煌，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把追求学问的高境界和高品位作为人生的奋斗目标”，^[8]说白了，即不但要成名成家，而且要成为迈越时人的“拔尖”学者！这话似乎有点“刺眼”，但这没有什么不好，不是常说不想当将军的士兵不是好士兵吗，当个名流又有什么不可？这可能涉及到所谓“名利”问题。其实，对大多数知识分子来说，“名利”并非是他们不想要的，只不过对于物质方面的“利”看得轻淡。有的人进入老年阶段，回想一生足迹，觉得人生如烟，名利如浮云；或仕不得志，生不如意，面对荒景野色，自述抑郁等。杜甫说“细推物理须行乐，何用浮名绊此身”（《曲江二首》之一），白居易说“名为公器无多取，利是身灾合少求”（《感兴二首》其一），大约道出了这种心态。自然，也有的慷慨抚剑，济世不邀名；或专注某一事业，孜孜矻矻，不问时日，而名自至；或所谓克己之欲、淡泊致远等。至于斤斤计较，采取不当手段而取名利者是极少数，此不必论。但无论如何，名利特别是“名”之念想在知识阶层的内心深处是隐然存在的，只是对此所取的方式各不相同。如果否认这一点，似有不够诚实之嫌。这是一个极其庞大而又非常复杂的命题，此处不宜也不必要展开论辩。我们要说的是，对于王君的人生“追求”，学人灵犀相通并竞鹜之。

其二，好奇与寻觅。人谓好奇是求知的欲望，是前行的动力。是的，好奇心是希望，是智能的特性之一。记得某篇文章中说，当第一只古猿也过腻了树上的生活而对平坦的陆地环境感兴趣时，便爬下树木试探着走向林边的空地，是好奇心让世界有了更高级的生命；当第一个北京人从地上拿起被“天火”烧焦的野味放入口中时，他感到的不再是茹毛饮血，从而使他的部落走出生食的境地，这也是因为好奇心的驱使。对于学术而言，好奇是探索与创造的必要前提，没有极强的好奇心与发现欲，在科学研究上是无所作为的，而王君对此深有体验。他说自己治学好“喜新厌旧”，老在想如何“探讨新问题，试用新方法，摸索新路向”，^[9]此乃最可贵的学术品质之一。比如，他读过不少书，但怎么读书最好，最有效果，特别是名师、名家的读书方法，他怀有很大的好奇心。唐老曾以宋代词人为例告诉他读书要“纵横”来读，他由此领悟，要考察一个作家，不能单打独奏，必须了解与之同时的一群作家或前后几代作家，只有这样，作家作品的渊源流变、艺术贡献等才能真正弄明白。而文学，在某种意义上是“人学”，要研究文学，就不能只看有关文学的资料，其他书籍以及有关的人生阅历等也都非常必要，他照着做了，绩效果然不错。其他如吴调公先生的“比较读书法”（如比较阅读中外、古今不同的文学理论名著韦勒克、沃伦的《文学理论》和刘勰的《文心雕龙》等），傅璇琮先生的“一网打尽”法（即读一本书，把所需要的或可能有用的东西都记下来，此可避免为了不同的议题而重复翻检它）等，也对他很有启发。再如，他对如何进一步提升自己的理论能力感到困惑与好奇，于是又采取扬长“补短”而不是“避短”的姿态，认真浏览、阅读了不少西方的哲学著作，这给了他意外的惊喜和信心。每当文思枯竭时，他便读一读或者回味一下那给人无穷智慧的哲学，就总能找到一个解决问题的理路。他的《两宋词人年谱》等著作，即是这样写成的。至于如何把文章写好，他也仿效先贤，并研读过一些著名学者的论著，如唐圭璋先生的《词学论丛》、程千帆先生的《古诗考索》、陈贻焮先生的《唐诗论丛》等，揣摩其法，融汇于心。其影响颇大的定量分析方法，也是凭着学术敏感，受香港学者罗忼烈先生《试论宋词选集的标准和尺度》一文之“刺激”，对其事实上已经运用的统计的、量化的新颖手段感到强烈的好奇，于是循此而进，又扩大涉及范围，以统计分析之法对宋代词人的历史地位给予更明晰的认知，^[10]从而获得各方好评，终于一发而不可收，形成至今骄视词林的有效方法之一。

他就是这样地好奇着、寻觅着，广泛地涉猎了文学社会学、接受美学、传播学、科学哲学、心理学等领域的重要论著，丰富着自己，实现了一个个突破与超越。

其三，“配型”与“嫁接”。“配型”当为现代医学名词，基本意思是，要选择与接受者组织相容性配合的供体。“嫁接”当为植物学名词，基本意思是，选取某种植物的枝或芽接到另一种植物体上，使两者结合成新的植株。二者均为主体借外力而生成一个“新”的系统，不同的是，前者是主体某种受损之物接受同一名称健康之物的置换，后者是两种相异之物的“交配”。此处借用这两个概念，简略说明王君在词学研究中借鉴其他学科的理念，提出自己新解的几个特例。当然，它们在很多情况下是不容易分清的。比如，他在文学社会学中，找到了研究作家代群的方法，并根据宋词发展的进程，提出比前此内涵更为丰富、见识更加独到的新观点。广义的文艺社会学传统悠久，法国作家史达尔在19世纪初以专著《从文学与社会制度的关系论文学》的形式讨论了文学与其他社会领域的关系，特别是20世纪中期法国波尔多文学社会学学派的代表人物罗贝尔·埃斯卡皮的《文学社会学》，^[11]引起人们极大的关注。该著中不仅有“世代与群体”、“周期性”等标题和词语，也有对文学社会学的原则与方法、文学生产、文学的消费与阅读等有关问题的系列论述。王君借其与本学科的理论加以置换、交融、贯通，终于提出了关于宋词分期的新说。再如，接受美学、叙事学等有关理论启迪了他的灵感，使其从三大“抒情范式”的视角对唐宋词的流变进行了全新的研讨，受到学界的重视。西方接受美学以现象学与解释学为基础、以读者的接受为依据而成为独立的理论体系，其最主要的一点就是读者的作用和地位、或者说读者的具体化是第一位的，这使它与一般的文学理论划开了界限。该学说的代表人物、德国学者尧斯在其著名的《走向接受美学》中阐释了相关理论，还从艺术史、文学类型研究、比较文学等不同角度论述了艺术史与一般历史的区别、类型研究与比较研究的若干方法等；而美国学者霍拉勃的《接受理论》，则比较系统地阐述了这一学说的理论来源，并对其进行较为全面的析论。^[12]当然，接收美学的专家们在文章中也提及并使用了“范式”、“文本”、“效应”等名词概念。而西方叙事学与结构主义文学批评等关系较为密切，它所研讨的问题属于不同层次的许多方面。大体而言，它是对叙事文体法则的归纳与说明，同时也为文学本体理论的研究提供了方向，法国学者茨维坦·托多罗夫、罗兰·巴尔特、德国学者沃尔夫冈·凯瑟、英国学者布兹等为此做出了贡献。^[13]同样，王君将这些理论、方法吸收、消化，并结合唐宋词的演替情形，提出用抒情范式来把握唐宋词史的新颖理念。它如《群体研究》之“中篇”侧重对宋南渡词人的心态进行论析，此颇得益于心理学的研究成果；关于宋代文学传播方式的研究思路，又受到传播学理论的启悟；尤其是，他注意到20世纪西方人文社科领域出现的很多计量学的分支学科，如经济计量学、文献计量学、计量史学等，而又继承了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中零散的定量分析之法，认为其共同点都是通过数学方法，更有效地分析人类各方面的活动与规律。于是，他将定量分析引入词学研究的实践，于20世纪叶末与同门刘尊明合作发表了《历史的选择：宋代词人历史地位的定量分析》的论文，立即引起热议。此后，他坚持探索，力求使之更加完善、成熟，并与他人合作出版了《唐宋词的定量分析》、《宋词排行榜》等学术成果。^[14]

在学术、知识体系迅速更新的文化背景下，各门学科都在打破孤芳自赏的格局，形成开放、开发型的路数，学者们——如王兆鹏——也在朝着高度综合的知识结构奋力上进。中外的理论观念和治学方法滋养着他，使其在学术前沿得心应手，迎接着挑战，酝酿着新的课题。

其四，胸怀与境界。王君在接受访谈时曾说：“做学问，刚开始的时候方法很重要，但达到一定的境界后，更需要胸襟、气度和人品。”^[15]在《十讲》中也说过类似的话，谓一流学者需要有一流之胸襟，此乃睿智、务实之言。胸襟、气度、人品等各自的具体含义有所不同，但说到底，主要是学者的品格、德行问题。《二程粹言·论道篇》引述程颐的话说：“一德立而百善从之”，^[16]意思是，有了美德，很多善行就会产生。不论这句话的背景、语境如何，强调品德之美是不错的，于学问亦如此。明人方孝孺《谈诗》之三云：“发挥道德乃成文，枝叶何曾离本根”，^[17]大体道出此意。而现今学界某些稍有成绩者，有的自诩天下第一，可畏不可敬；有的满足于现实之条件、地位，似和尚撞钟，得过且过；自然也有德才不足想进而不能进者。王君对此一直保持着清醒的头脑，他觉得书读不完，学问做不完，自己只不过在有生之年做应该做的一份而已。虽然品行好的人在学术上不一定有多少创造，有多大成就，但大学问家的品质一定是上乘的。所以，对他人、朋友，他宽容虚心、乃谦谦君子；对自己，从严要求，常自省察；对门下，不以傲接，平心相待；对导师，所谓有德有技于己者，常怀感恩之心，不可忘也。总之，待人接物，“品行”为先，落落大方。比如，对导师曾昭岷、常国武、曹济平等先生钦敬有加，尤其对唐圭璋先生，曾在《文献》等刊物上四次专门加以介绍，在其他论著中亦时而提及。通过这些文字，读者更进一步了解了这位词学大师专于业、深于情的博大与深沉，师生之间的温暖、亲近以及唐老对词学研究的卓异贡献。一般人多知唐老为文献大家，王君便特意说明他在词学批评、词史研究方面的成就。试问，如果没有这些师长的“家法”培育、扶持，王君在学术上的实绩、在学界的影响，是否能够像今天这样呢？再如，要不是北京学者电话询问关于《全明词》的编纂情况，恐怕他也不会立即激起明词研究的兴趣，撰就《全明词漏收1000首补目》之文；要不是郁贤皓、傅璇琮、陈尚君等师友的点拨与帮助，使他由宋词研究触及唐诗领域，《唐彦谦四十首赝诗证伪》也难说写得如此扎实；如果不是他以其人格风范与学子们互动，把课堂变成唐宋词审美的圣殿，引领了他们对这些“千年老货”的狂热，甚至“钻进”了那些不太喜欢文学的理工科学子的耳朵和内心，又怎么可能信心满怀地出版《讲演录》、《十讲》两本专著？他曾在某重要刊物发表《据〈金石录〉考证杨炯的卒年》一文，陶敏先生在同一刊物撰文谓孤证不能成立，并订正其看法。王君发函对陶先生表示感谢，又据此反思，认为学术乃天下之公器，决不能“虐待”别人的商榷与评价！《唐宋词史论》之名称原为《唐宋金元词史研究》，并写出了论金元词的初稿，待看到其他几位博士探讨金元词的论文后，自愧不如，断然删去，改为现名。某杂志发表他的文章，在“编者按”中称他为“词学大师”，某网站的“访谈录”称其为“山斗”，都被他严词拒绝。他说自己“渺予小子”，何敢称之？此非谦虚，乃其“真实的心声”，因为距“大师”、“泰山、北斗还差十万八千里”。这是胸怀，这也是境界！请问，在这些人脉、学术的背后，隐藏着的难道不是品格、德行的感召吗？

有人说学问是识别之术，学术乃是发现差异，此话颇有道理。然学术在不断变迁，观念、方法等亦随之而变；不变的乃是人格的力量，是浩瀚、淡然的胸襟和无上的美雅境界，此与学术息息相通。

三

在检视了王君的学术贡献及其获取这些成就的因由之后，人们或许会问，他是如何跋涉几十年的学术之路，我们又当对他有怎样的期盼呢？

他算是幸运的。当其在“浩劫”的日子里接受完所谓中等教育，进入被称为具有标志性历史符号的“77级”大学族群时，他基本上是“应该”进入高校的年龄。然其入学后如摸底成绩不理想等，刺痛了他的神经，于是便奋发读书。由于此前熟读过繁体字的《水浒》、《三国演义》等古代小说，颇觉与古代文学有些缘分。当然，繁体字的磨练以及简单的文言文写作，似乎与“简化字出身”的同年龄段的伙伴们显得不太协调，但这确乎为接触古籍打开了一条不大不小的通道；同时，尽管他来于缺少学术文化的农民家庭，但他又毕竟不用像那些“老”同窗一样，心中整日里牵挂着年迈的父母和老婆孩子、想着季节性农事以及总该应酬的许多俗务，而是有激情、有能力来把握这来之不易的读书机缘。也许是一个较为偶然的机缘，他写的一篇关于唐代边塞诗的文章竟然得到任课教授的大力表扬，一下子点燃了他对唐宋文学的极大兴致。

然而其学术研究，却是从宋代词人张元幹开始的。当时在读书中，他发现不同版本的书籍对张元幹的生卒年和籍贯说法相异，这大大激发了他的好奇，一心想探个究竟。他找来张氏文集，发现有些作品已经很明确地提到张氏的年岁，于是很快便弄清了其生年。自然，他并不知道有学者对此早有研讨，而是继续追究，终于写出了《张元幹生平事迹考辨》的学士论文。而他有幸留校任教，又是他学术道路上的一个重要铺垫。那是一个拨乱反正、清理扬弃、中西文化再次激烈碰撞的知识“爆炸”时代，血气方刚的王君携其新锐之气以及对知识的热烈渴求，加入了这场浩荡如潮、今天看来极不寻常的文化大潮。他朦胧知道，必须尽快提升自己，实现心中的学问梦想。于是，不久他就获准报考并成为唐五代词学家曾昭岷先生的硕士弟子，这也就奠定了他一生的词学专业方向。几年之中，他工作+学习，广泛阅读有关典籍，并以《张元幹年谱》“交卷”完成学业。

俗话说，机会只给那些有准备的人，而时刻准备着的王君真的又迎来了一次绝佳的契机。1986年末，他随曾先生去上海参加词学研讨会，其以词名不显的湖南籍词人王以宁为题，撰成《王以宁其人其词》赴会，竟然得到了学界耆宿施蛰存先生的赏识，并答应发表在施氏主编的专业刊物《词学》上，这使他惊喜异常。尤其是，会上得到唐圭璋先生将招第二届博士生的信息，而他的硕士生涯还差一年没有毕业，怎么办？他实在太想早一点列于词学大师的门下了！但他并非只为博士学位，只是要进一步“改变”自己。在这决定人生命运的关键时刻，曾先生毅然决定：提前毕业！经过百般努力，他终于如愿以偿。在某种意义上，是曾氏惜才如命的亮节成就了他的未来。如此，王君的学术之路有了一个华美的开端，他的羽翼渐次丰满了！

虎踞龙盘的南京令人神往，这里高校多，名家多，藏书丰富，人文环境很适合王君，尤其是他就读的南京师大有心仪的导师。唐老身体瘦弱，一生磨难，晚年又卧病在床，但嗜书如命，心中除了词学，无他。不管何人拜访，总是娓娓而谈学问事。因而，初次见面，唐老便给他讲秦观词的真伪，讲李清照词的校勘，谈《四印斋所刻词》、《宋六十名家词》有擅自改字、补字的弊病，谈自己做学问的态度方法，勉励他多读有用之书，说自己年老且多病，“但有生之年，还是要多读点书，尽量减少些失误。”^[18]他心灵震颤，深受教益。(www.daowen.com)

在唐老门下的几年，他如鱼得水，视野大开。此前，尽管在文献方面有了一些“资本”，但其眼界、思维方式、知识结构等还有不少“软肋”。唐老的人品、文品渗入到他的血液里，使其在治学的各方面都发生了根本性变化。比如“三心”（信心、恒心、虚心）本是唐老的箴言，他如获至宝。其中坚定“信心”也许比较好办，但后二者就不那么容易了。人常言做任何一件事，坚持较短的时间，比较容易做到，但长此以往，甚或一辈子如此重复，没有特别的坚韧与毅力是万万不行的。读博期间，他每天读书学习十几个小时，虽累心也甜。曾听一位当时与他同住一宿舍楼、但攻读其他专业的研究生说，常见王君带着书本、文具，匆匆忙忙，见了熟人喜笑颜开地打个招呼，在玩乐场所很难见到他。当然，有了成绩，他也会像唐老那样虚怀若谷，有求必应。如文人相轻似为通病，有的嘴上不说，内心不服，即使错在自己身上也不服软，王君从不如此。所谓态度决定一切，他心恒志专、自强不息，如细流可积至沧溟，小石可崇成泰华，不仅开阔了眼界，豁亮了心胸，也大大提高了理论思辨能力和论著写作能力，并冲击到学术的前沿。这期间，他在《词学》等刊物发表了近20篇论文，并在《文学遗产》刊出《论“东坡范式”——兼论唐宋词的演变》的重要文章，还修订出版了《张元幹年谱》，特别是博士论文《群体研究》，亦如上述，融中外考据、思辨之法于一炉，借鉴并创建了崭新的词学概念与文本框架，不仅得到参评与答辩专家的一致赞赏，也使其在学界有了不小的声誉。他如振翅飞翔的小鸟，在词学的精彩世界里，简直是一飞冲天！

回到湖北大学约两年左右，他成为全国古代文学界最年轻的教授之一，并曾担任中文系（人文学院）的主要负责人，为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做出了突出贡献。后调至武汉大学，专做教学科研工作。这段时间，虽有甘苦、起落，但基本上是度过长期的学子生活后的释放，是在三四十岁的盛年翱翔于学术蓝天、独立自主地运筹帷幄的重要阶段。据粗略统计，在现今十几部专著中，至少有五六部著作如其博士论文以及《唐宋词史论》、《词学史料学》等出版于此期。它们的主要内容与学术价值，本文开始部分已有简略介绍，此不再赘。而其他60种左右的各类著作，此时期大约出版了40余种。这类成果多是唐宋词家个体或群体作品的选注、鉴评、校点等，也有少量的其他类型著述，有些书目已见上文所列，此处可简介几种。如《全唐五代词》，该书虽为师生四人编纂而成，但王君用力尤多。在前人不断汇辑一代总集的基础上，它以更加科学的编排、严整的体例，网尽词之初生至全面昌盛之前这一历史时期所能发现的全部词作，后出转精，与乃师唐老的《全宋词》、《全金元词》等传世力作一样，成为词家案头必不可少的一部典籍。主编之《宋词大辞典》，可谓既大又全，“正编”与“附录”相互联系，基本囊括了宋词及其研究的各个方面；资料实实在在，每条解释注明原始出处；能反映最新学术成果，是一部集大成性质的关于宋词阅读与研究的工具书；还有他独立主持的《唐宋词汇评·唐五代词》及《明词综》等。前者以其参与编著《全唐五代词》为依据，汇纂该时代词人的生平传记与词人词作的评论资料，所设项目较多，而尤重资料之可信，令读者放心；后者以原刻本为底本，首次校记其擅改原作及关于词人生平之误，并辑录前人所补作品，因而更完善可读。而在200余篇已发论文中，大约有140篇左右的文章出现于这一时期，其中有对师友论著的述评；有《〈兵要望江南〉版本及作者考辨》、《词学秘籍〈天机余锦〉考述》等有关词学之奇书的发现、版本源流诸问题的精心辨证，以及对其他诗人、词家的证伪和某些古籍如《花草粹编》的误收误题之作；也有对李清照、辛弃疾等词人的人格内涵及词作特质、范式的深入开掘，如认为李清照词与苏轼词在抒情范式上有着更内在的关联，而与秦观、周邦彦词分属不同的规范体系；还有于世纪之交前后对唐宋词及唐宋词学、词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值得注意的是，他提醒学界应注意对文学进行量化分析，并对其传播接受投入更多的关注。他发表了十几篇有关文章，如关于宋代文学的传播方式、宋词作者的统计分析以及宋代文学研究现状分析等。这些论著可以说所涉门类多，眼界大，创意迭出，在以唐宋词为核心的学术框架内，他翔于碧空，又接地气，把握着自己的方向，不断推出受欢迎的“精品”。

此时在治学思想上，除上述承传唐老之“三心”外，他又根据自己多年教学科研的体会、悟解，提出“四新”、“三熟”等观念。^[19]所谓“四新”是指治学目标，即要有新资料、新方法、新观点、新领域。当然，用新颖的好方法获取到未被发现的新资料，或者在寻觅新资料的过程中体验到某种适用的新方法，都是非常可贵的。但要紧的是在此基础上拿出新观点，即前沿性与创新性。按王君的说法，前沿性是发现并解决新问题，创新性是解决未曾解决的老问题。做一般人想不到者并非易事，做别人做不了的也许更难，总之都是要出“新”才行。细枝末节之“新”也许不难，但凡有点“意思”的文章或著作，总要说些与别人不同的话，但真正在研究观念、方法或在学科改革、建设上提出或解决具有重要学术价值的“大新”，就非一时的心血来潮能办到。当然，新观点可能更多地出现于局部，而“大新”就可能闯出一片新天地，进入到某个新的领域。比如王君从事的词学统计分析、传播方式等研究，当即如此。人们天天喊出新、创新之类的口号，在学术上谁都知道“随人作计”并无出息，自出手眼方可能成就事业。然而，某一专业、学科究竟有多少、有多大分量的“出新”呢？这当然有很多原因，此不说学术生态，仅就作者个人而言，亦如笔者曾在一文中说过的，它需要广博的学识，需要才情、勇气、能力、工具方法等等。这也不是说一般人决不能出“新”，而是强调需有相当的“软硬”实力才有希望做到。所谓“三熟”，是指治学素质，即熟悉作品、史料、理论。乍一听，似乎老生常谈，用不着说，但实行起来却是另一回事。比如要把某一个或几个作家的全部而不是一部分作品真正读透，能与作家进行心灵的对话，这并不简单啊！而研究古代文学，要穿越光阴的隧道，去考察、了解古人生活的大背景和具体小环境，熟悉其生存与心理状态等，就不但要读一般史书，还要读历史原典，弄清并把握古人的个性、习惯、爱好等等，这恐怕更难吧？当然，有了基础要素，如没有文学、美学、文化学等理论的导引就无法找到分析并解决论题的方式、途径，更不会有所创见。所以，这些道理好懂，而付诸实施则不易。科学研究的每一天都是“历史”，而历史往往在人们不太注意的偏僻之处展现它最纯粹的真实，要发现它，需要智慧，也需要眼光！人谓王君治学是考据与阐释并重，还原与建构并举，这固然不错。而我却更愿意认为，他能在第一手资料中攫取最有价值的东西，并将其升华为具有补缺或突破性的理论，在这个意义上，他的诠释、建构更令人难以忘怀。因为这种理论既有坚实的根基，又有发展的余地，或成为新的学科生长点，与那些人云亦云、或杂乱拼凑并无多少科学依据的所谓“理论”不可同日语！

近几年，他除了应对学界愈益频繁的各种事务之外，仍如既往，在学术园地里辛勤开垦并收获着，定量分析、传播接受、文献考据等依然是他的“最爱”。他大约出版了七八种专著，其他各类著作十一二种。如前述，其中《传播探原》等已见上文，而《唐诗排行榜》与《宋词排行榜》，则以统计分析的方法，尝试为一千多年来唐诗宋词的经典名篇排定座次。当然，做出这个榜单并非最终目的，重要的是在这一过程中，许许多多数据中所含纳的若干“为什么”，即在社会的某一阶段，为什么是这些名篇而不是其他；在历史的年轮中，其关注度与影响力有怎样的变化，为什么有这样而不是另样的变化等等，这些相对高难的问题也许本书中不能完全回答，但起码是千百年来作者首次以此种方式向社会大众传播文学经典——如同《讲演录》和《十讲》一样——这本身就有非同寻常的意义；何况它还能昭示出一些比如“南北宋词坛实力较为均衡”等有一定深度的问题。尽管这一成果也许还有可完善之处，但有条“新路”总比没有好，而其严肃的科学态度更应得到人们的尊重，有兴趣的读者可从两书兆鹏君所写的《前言》中释疑解困。其刊发论文约有六七十篇，虽然体裁样式比此前有所增加（如为他人著作写《序言》较多），但其主旋律与上述专著类似，比如《宋词经典名篇的定量考察》，以及对宋人所传词集、宋代诗词的题壁传播、20世纪词学研究成果量的变化、新世纪以来词学研究走势等进行了考述、论证。尤其是，他“重回历史现场”，利用现今有可能看到的全部材料，对人们熟知的“辛弃疾生擒张安国”事件之梗概给以迄今最全面、最丰满的解读（仅文末“注释”就有91条，有的注释还不止一条材料）。^[20]从该事件之“起因与背景”到各方面之“影响”，重拾历史“碎片”排比勘验，从中透视了稼轩的“人格”及“心理动机”，揭示出这一壮举在其“生命历程中的特殊意义”。此文可称为王君文献考据文章的“创新性”典范之一。

这时在研究的方式、方法上也有某些变化。比如由于环境、条件之改进，门下硕士、博士弟子之增多，使他愈益感到，特别是较大的研究项目，就像自然科学技术研究那样，非常“需要团队的合作”，“应该逐渐适应这种潮流，从个体劳动走向多人合作、规模化合作。”^[21]这是研究实践给予他的启示，而他又认为这是当今世界科学研究之“潮流”，还是很有见地的。因为在某些研究领域和项目中，由学者个体的突破转变为一个团队的和谐协作，尽管古时也有，但毕竟很少，这体现了社会与学术研究的进步。同时，王君主要整合常有变动的“门生”这一团队，也具有多方面尤其是现实性意义。又如他在论著中多次提到使用计算机和电子文本的“容易”、“便捷”和“省力”等，^[22]这使许多人特别是不少老年学者非常羡慕，因为他们不会或者低水平操弄计算机，又往往不得不沿用传统方法事倍功半地工作着，而王君使用这一先进工具（自然，一般年轻学者操作电脑水平都较高），可以说助推了他的发现与创造，起码是加速了他的成果的生成。

更可关注的是，他目前正在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唐宋文学编年系地信息平台建设”。此前虽有个别时段或个别作家的编年论著，但零散又缺乏空间性，而近年科技的发展，诱发其利用地理信息系统实现研究之突破，并首次提出“系地”的概念。先是唐宋文学，要使编年系地的成果在数字地图上得到可视化呈现。其“特色在于：文献资料的集成性、文学史呈现的全景性和研究方法的科学性”，即将唐宋以来的研究成果进行全面的数字化集成，并注明出处；让唐宋历史上每一年所有在世在场的作家及全部作品都能得到呈现，以实现编年与系地、大小作家、有无事迹之并重；在研究方法上，用模糊思维使生平事迹不详的作家呈现身影，更是一大创意。本项目的实施将会为中国文学史研究提供新的范式，短时段的、空间序列的文学史研究等将成为可能。缘此，研究模式或以个体作家为中心转向以年度文学为中心，由以时间为轴心转向时空结合为轴心，而唐宋文学的变迁以及与地理关系的研究，也会形成新的热点。这不但为中国古代文学学科开辟出新的领地，随之而来的滚动开发，更将会带来巨大的应用和商业价值。这一项目并非异想天开，而是正在扎扎实实的推进之中，且已有阶段性成果问世（如《宋七家词人考略》等），实在令人舞之蹈之，王君和他的团队正在飞越原先似乎难以逾越的“禁区”！

兆鹏君曾说要做“顶天立地”的一等学问（文献考据是“立地”，理论阐释为“顶天”），现在他操持着自己擅长的先进手段与方法，在唐宋诗词特别是词学的王国里可说是如握庖丁之术，融通古代与现代，随时准备着发现与开拓。著名学者傅璇琮和王水照先生为其申报“长江学者特聘教授”所写的推荐书中，皆认为他现今的成就提升了我国古代文学研究的总体水平，开创了研究的新格局。他自己则说“学术”就是把固态的理论、知识与动态而灵活的方法、技巧相结合，必须有“学”有“术”才能真正搞好。记得与他初次谋面，大约是1991年山东莱州李清照辛弃疾会议期间，那时他刚刚完成博士学业，风华特出，潇洒而自信，十分惹人喜爱。此后我们声气相通，如他所说“彼此无间言”，成为同行好友。几十年的风雨跋涉，如今他已被学界公认为新一代词学者的领军人物了！重要的是，他才刚过知天命之年，正当学术的盛壮时期，不说论著等身，仅就其提出的新命题、开辟出的新领域而言，已足以令学界感到“安慰”了！试想，一个学者一生能奉献出多少个起引领作用的成果呢？当然，他还在前行着，率领着后续团队。人们常感叹当今学术界是缺席大师并呼唤大师的时代，有理由相信，到某个时候，当评说词学大师之时，兆鹏君当会毫无悬念地入选——当然，在其生活的时代，他会像现在一样不愿接受——因为在人生百态的舞台上，他一直扮演着实干家兼探路者的角色。如欲未信，请待观历史的裁定！

【注释】

[1]杨海明《词人年谱的又一部力作——王兆鹏〈两宋词人年谱〉评价》，《书目季刊》，29卷第1期。

[2]刘扬忠《建构词史研究新框架的成功尝试》，《北方论丛》，1993年第6期；张海鸥《评王兆鹏〈宋南渡词人群体研究〉》，《中国韵文学刊》，1996年第1期。

[3]上引王兆鹏先生各种著作、论文，未注明出版社、刊物名称以及出版和发表日期，一是读者对其比较熟悉，二是容易查到，三是为节省篇幅，亦利于阅读。同时，所选择之论著是否合适，一并敬请见谅。

[4]崔海正《中国词学研究体系建构稿》，齐鲁书社，2007年。

[5]参《李遇春〈中国当代旧体诗词论稿〉序》等。

[6]王兆鹏《词体复活的“标本”——评蔡世平的词》，《贵州社会科学》，2008年第5期。

[7]王兆鹏《求学之路》，《中文自学指导》，1997年第3期；邓建《旧学与新知兼融还原与建构并举——王兆鹏先生词学访谈录》，《南阳师范学院学报》，2008年第2期；百花潭网站《传统与现代——武大王兆鹏教授访谈录》。

[8]王兆鹏《求学之路》，《中文自学指导》，1997年第3期。

[9]王兆鹏《宋代文学传播探原》之（代序）《文学传播研究的想象空间》，武汉大学出版社，2013年。

[10]刘尊明、王兆鹏《唐宋词的定量分析》之《前言》，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

[11]［法］罗贝尔·埃斯卡皮著，于沛选编《文学社会学》，浙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

[12]尧斯、霍拉勃著，周宁、金元浦译《接受美学与接收理论》，李泽厚主编《美学译文丛书》，辽宁人民出版社，1987年。

[13]王泰来等编译《叙事美学》，重庆出版社，1987年。

[14]刘尊明、王兆鹏著《唐宋词的定量分析》，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王兆鹏、郁玉英、郭红欣著《宋词排行榜》，中华书局，2012年。

[15]邓建《旧学与新知兼融　还原与建构并举》，《南阳师范学院学报》，2008年第2期。

[16]程颢程颐著、王孝鱼点校《二程集》之《二程粹言》卷一，中华书局，1981年，第1175页。

[17]方孝孺《逊志斋集》卷二十四，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8]王兆鹏《忆唐圭璋师》，《唐宋词史论》之《附录》，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

[19]所谓“三心”、“四新”、“三熟”等，可参王兆鹏《词学研究方法十讲》之第一讲“治学的态度和读书的方法”，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邓建《旧学与新知兼融　还原与建构并举》，《南阳师范学院学报》，2008年第2期。

[20]王兆鹏《重回历史现场——辛弃疾生擒张安国始末考释》，《文学评论》，2013年第3期。

[21]王兆鹏《宋代文学传播探原》之（代序）《文学传播研究的想象空间》，武汉大学出版社，2013年。

[22]王兆鹏《唐宋词史的还原与建构》之《后记》，湖北人民出版社，2005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