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儒家“诗教”的思考

赵佳聪

诗、礼、乐——儒家修身成德的三步骤

子曰：“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论语·泰伯》）这是讲人的修身当从学诗起步。即是说，要塑造完美人格，青少年时期学诗是必经阶段。这与我们今天仅把诗歌视为“个人的业余兴趣爱好”相比，实在是相距甚远的。

“诗教”观形成的历史文化渊源

这当然与孔子生活的春秋时代有关，或说是当时的时代风尚使然。春秋时期，各诸侯国之间相互聘问、相互酬酢，赋诗断章（断章取义地诵诗）成风。如晋公子重耳因晋国变乱而出奔，至秦国时，受到秦伯（穆公）的款待，与秦约定婚姻，欲借秦的支持归晋。当时，在宴会上，秦穆公赋《采菽》“君子来朝，何赐予之，虽无予之，路车乘马”表示了车马相赠之意，重耳赋《黍苗》“芃（peng）芃黍苗，阴雨膏之，悠悠南行，召伯劳之”表示感谢之意。重耳又赋《小雅·鸿雁之什·丐水》“丐彼流水，朝宗于海”表示他返回晋国后，愿朝臣秦国。秦伯又赋《小雅·南有嘉鱼之什·六月》“王于出征，以匡王国”（叙述尹吉甫辅佐周宣王北伐之事）表达秦伯意欲通过援助重耳归晋以称霸诸侯之心。在外交活动中，常通过对诗歌的断章取意向对方进行暗示，以达到沟通的目的。孔子的“诗教”观，正是在这样的历史文化背景下形成的。

所以，孔子说“不学诗，无以言”，“诵《诗》三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可见，孔子重视学诗是从当时的社会政治需要着眼。

《诗三百》（即《诗经》）——诗教的经典教材。

1.“诗教”的渊源可追溯到尧舜时代。《尚书·舜典》载：

帝曰：夔，命汝典乐。教冑子，直而温，宽而栗，刚而无虐，简而无傲。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八音克谐，无相夺伦，神人以和。

这里，首先说的是“典乐”（执掌音乐），但我国古代乐、诗、舞是三位一体的，“典乐”管诗，也顺理成章。“教胄子”（胄子，长子，长天下之子弟）就是传授于贵族后代。舜已经意识到诗歌对人的性情具有熏陶作用，同时，指出诗歌是作者心志的表现。

2.孔子继承和发展了舜的诗教观，明确指出以《诗三百》作为教材：

子谓伯鱼曰：“女为《周南》、《召南》矣乎？人而不为《周南》《召南》，其犹正墙面而立也与？”（《论语·阳货》）

“二南”都是南方的作品，周南是周公姬旦统治之地，召南是召公姬奭统治之地。《周南》11篇，《召南》14篇。这两地的诗歌，孔子把它作为《诗三百》的最精华部分，认为是人生必读之篇。如果不读它，人生便犹如对着墙，无所见闻，更无乐趣。《周南》的首篇便是《关雎》，此诗得到孔子的高度评价：“子曰：关雎，乐而不淫，哀而不伤。”（《论语·八佾》）“子曰：‘师挚之始，关雎之乱，洋洋夫盈耳哉！’”（《论语·泰伯》）“乱”，是诗歌合乐。师挚是鲁乐官，经其整理，《关雎》的音乐就很合律。既赞《关雎》情志之雅正，又赞其音乐之悦耳。

《诗三百》以西周诗为主，间有殷及鲁诗。它究竟是前代已编成集的，还是孔子编纂的呢？

《史记·孔子世家》曰：

古者，诗三千余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礼义，上采契后稷，中述殷周之盛，至幽厉之缺，始于衽席。故曰：关雎之乱，以为风始，文王为大雅始，清庙为颂始。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颂之音。礼乐自此可得而述，以备王道，成六艺。

这是认为孔子筛选、删节古诗，并排定次序，而编纂为《诗三百》。

《论语·子罕》：

子曰：“吾自卫返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

这里，孔子本人只说校正音乐，并未提及删诗和纂集。

因此，历代对《诗三百》的编定，存在与《史记》不同的看法。唐孔颖达、宋郑樵、朱熹、叶适、清朱彝尊、赵翼、崔述、魏源等学者，皆认为孔子只有正乐之功，而无删诗之举。

据《礼记·王制》：

天子，五年一巡狩。岁二月，东巡狩，至于岱宗，……命大师，陈诗，以观民风。

“王制”指夏、商、周三代的制度。“大师”为周乐官之名。且不说更远的夏、商两代，而很清楚，周王命搜集各地的诗，借以了解地方的行政状况，民心得失，而且，由乐官专管其事。

《国语·周语》载西周末的厉王时，召公虎曾对厉王进谏：

为川者，决之使导，为民者，宣之使言。故天子听政，使公卿至于列士献诗，瞽献曲，史献书，瞍赋，矇诵。

召公虎劝厉王让百姓说话，并听取诗和乐，以了解民俗、民心。具体办法是让贵族和士人献诗，盲者献曲，史官献书，让盲人背诵，连残疾人都可发挥作用。

《左传·襄公二十一年》载：

吴公子札来聘，请观于周乐，使工为之歌《周南》、《召南》、《邶》、《鄘》、《卫》、《王》、《郑》、《齐》、《豳》、《秦》、《魏》、《唐》、《陈》、《郐》、《小雅》、《大雅》、《颂》。

春秋末，礼崩乐坏。鲁国原是周公的封地，只有这里还保存周乐。吴公子季札要了解各诸侯国的状况，于是到鲁国请求领略周乐。季札所观之“周乐”，已具《诗三百》的大体构架，故应认为周代已有编成集的诗歌，编者是周王朝的乐官，即“大师”。

虽前代已有编定的《诗三百》，孔子在校正音乐的同时，可以对其重新整理、审定。孔子对周遗留的文化遗产进行了能动的继承。经孔子再行整理、审订后，《诗三百》才成为经典，并用于教育。儒家的经典总称“六经”：《诗》、《书》、《礼》、《易》、《春秋》、《乐》。《诗》为六经之首，可见其地位之重要。

孔子的诗歌功利观——“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

子曰：“小子何莫学乎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鸟兽草木之名。”（《论语·阳货》）

孔子重视诗，首先是从政治需要和伦理道德出发的。兴、观、群、怨是手段，而事父事君才是最终目的。孔子首先是政治家，然后才是教育家和诗歌鉴赏家。学诗是“修身”，以诗涵养个性。这第一步走好了，才能走好第二步“事父”，就是“齐家”。重要的是第三步“事君”，即治国，甚至是辅佐君主“平天下”。至于“多识鸟兽草木之名”那是很次要的，可以说是“余兴节目”了！

孔子特别强调诗歌的社会功利，兴、观、群、怨，就是四大社会政治功用。这跟“超功利”的美学是完全大异其趣的。

“兴”（xīng），在这里属功用，而非表现手法“赋比兴”的（兴xìng）。此“兴”，同于“兴于诗，立于理，成于乐。”的“兴”——起的意思，从诗中引起联想，得到启发。朱熹说是“感发志意”，明代郝敬《论语详解》说“感动曰兴”，都是指读诗可以使人感动，兴起修身的愿望和行动。孔子曾经通过论诗启发学生，让其深入理解仁与礼的内涵。《论语·八佾》载，子夏向孔子请教《诗经·卫风·硕人》问及：“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为绚兮，何谓也？”孔子的回答很精辟：“绘事后素。”就是说，譬如绘画，先布众色，然后，以素分布其间，以成其文。聪明的子夏颖悟道：“礼后乎？”即是明白了美女虽有倩盼美质，亦须教以礼，方能完善。诗歌亦如“绘事后素”，它的励志功能能激发你，让你不甘于浑浑噩噩虚度年华，而欲振奋精神，有所作为。

“观”即“观风俗之盛衰”（郑玄注），朱熹注“考见得失”。前面提到《左传·襄公二十九年》所载季札观乐就是最典范的历史经验。季札听乐后，对各国的政治民风有不同感受，并作出不同评价。如：对《周南》、《召南》评：“美哉！始基之矣，犹未也，然勤而不怨矣。”对《邶》、《鄘》、《卫》评：“美哉，渊乎！犹而不困者也。……”对《王》，评曰：“美哉，思而不惧，其周之东乎？”对《郑》评曰：“美哉，其细已甚，民弗堪也，是其先亡乎！”对《齐》评曰：“美哉！泱泱乎，大风也哉！表东海者，其大公乎？国未可量也。”季札通过观乐对各国的政事得失，正如名医把脉一般准确！孔子正是接受了这样的历史经验，而提出诗歌“观”的社会功能。孔子认为，诗歌的重要并不在娱乐功能，而在认识功能，简直就是社会政治的“晴雨表”。我们今天不是也有“采风”活动吗？但我总觉得有些变样：不是以采集民间诗歌为主，而只是去参观、找诗料，回去后，关起门来，我写我的。当然，你可以写你的，但是别忘了，“采风”还有最古老的功能——“观风俗之胜盛衰”，即研究民间作品以察时政。今天的官员，也不妨一试。(www.daowen.com)

“群”，孔安国注“群居相切磋”。诗歌有合群的作用，用今天的话说，就是凝聚力。值得注意的是：孔子所指的“切磋”主要是政治得失的研究与交流，今天文化群体的“切磋”主要是学术和技艺的研究与交流。不管是哪种切磋，基础都是“仁者爱人”，即满怀善意的。共同爱好诗歌的人在一起，应该成为诗友，相互切磋，共同提高。我们今天有许多文化活动群体，本是很好的事，但个别人进入群体不是为了切磋，而是为捞取名声、甚至是私利。这种人，往往腹中空空，拿不出什么真知灼见来与我们“切磋”，而只有满腹名利的欲望，钩心斗角的伎俩。这种人，会把一个好端端的文化群体搞得四分五裂、乌烟瘴气，有失“合群”的初衷。去年在云南传统文化研究会主办的第八届“七夕文化节”的学术交流活动中，我作了题为《文化人格层次论》的发言，把当前的社会文化人格分为六个层次（六种类型）：无所谓型、占有型、职业型、事业型、融入生命型、超逸型。对“无所谓型”者，应教导之；对“占有型”中强占位置以谋其私利者，“敬而远之”；对“职业型”者，尊重、鼓励之；对“事业型”者，钦佩之；对“融入生命型”者，亲近、学习之；对“超逸型”者，敬仰、学习之。有了这个文化人格模式，无论碰到什么人，都可将其“对号入座”，从容处之。

“怨”，孔安国注“怨刺上政”，朱熹称之为“和而不流”。孔子主要着眼于诗的社会功用，希望统治者从怨诗中领悟到为政之失。允许对政事“怨”，是孔子思想中的进步因素，用时髦的话说即“人性化因素”。为政有差，百姓发发牢骚，有何不可？发牢骚是希望解决问题，如果老百姓连牢骚都懒得发了，那是绝望，那才可怕呢！孔子并不赞同对君主盲从、愚忠。他倡导事君“勿欺也，而犯之”（《论语·宪问》）既是尊君，也是讲究为臣堂堂正正的人格。就诗歌创作者的心态而言，“怨”是一种释放、平衡和解脱。有可怨的事，为何不怨？

孔子的诗歌美学观

（一）“思无邪”

子曰：“《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论语·为政》）

子曰：“《关雎》乐而不淫，哀而不伤。”（《论语·八佾》）

“思无邪”出于《诗经·鲁颂·駉》：“思无邪，思马斯徂（驵）”这是鲁僖公的大臣所作的养马歌，描写公家马的盛壮，并警告养马的官吏和奴仆要好好养马。“邪”指养马者盗卖马草马料的行为，“思无邪”言养马者不做这种邪事。孔子借以指诗作者无邪念，情志不离正道。孔子心目中的正道是什么？就是“仁”和“礼”。《论语》中，“礼”出现75次，“仁”出现109次。“无邪”，即“发乎情，而止乎礼义。”这个要求，很难说“过分保守”。因为，它并不否定诗歌的感情要素，只不过不容许它过分泛滥。我们今天读《诗经》，一篇篇都充满浓厚的人情味，而又非常适度得体，不会挑逗人作出非理性的行动。如《关雎》写“君子”爱上了“淑女”，而“求之不得，寤寐思服。优哉游哉，辗转反侧”。也就是单思、失眠而已，哪里像今天某些流行歌写的“要死要活”？“子曰：《关雎》乐而不淫，哀而不伤。”“淫”的本意是久雨积水，即过分。《关雎》的美处，就在于乐和哀的情感都控制得很好，不过分，不泛滥。总之，《诗经》中的人性人情之美，就是一种不脱离理性的美、有良知的美。

（二）“温柔敦厚而不愚，则深于诗者也”

《礼记·经解》载：

孔子曰：“入其国，其教可知也。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诗教也，疏通知达，书教也，……诗之失愚……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而不愚，则深于诗者也。”

唐·孔颖达疏曰：“温，谓颜色温润，柔，谓性情柔和。诗依违讽谏，不指切事情。”（《礼记·经解第二十六》疏）

孔子认为，受过诗教的人，性情温和，待人和颜悦色。可是，学诗不得法，人会变愚。如果这个人性情温和而又不愚，就是深通诗道的了。孔颖达解释道：这样的人写诗，纵然对君主有所讽谏，也不针对某件具体事。就是说，含蓄一点，给上面留面子。

“温柔敦厚”，我理解就是外表的温柔与内心的“敦厚”相统一。敦与厚是同义词，都是厚道的意思。敦厚的反面是浇薄。浇与薄也是同义词，是刻薄的意思。温柔敦厚的反面，就是尖酸刻薄。

温柔敦厚，既是批评标准，亦是创作标准。可是，这个标准很不好掌握。孔颖达还说：“诗主敦厚，若不节之，则失在愚。”怎样能做到既温柔敦厚而又不愚呢？原来，温柔敦厚也是有“度”的，应当节制好“度”。一旦过了度，就会变成“愚”，愚忠愚孝。孔夫子不希望我们变愚啊！

“温柔敦厚”亦可理解为儒家提倡的一种诗风、文风。它与“发乎情，止乎礼义”是相通的，历代文人各有理解。苏轼推崇杜甫，说：“若夫法于性，止于忠孝者，其诗岂可同日而语哉？古今诗人众矣，而杜子美为首，岂非以其流落饥寒，终身不用，而一饭未尝忘君也欤？”（《王定国诗集序》）苏轼用忠孝解释儒家诗风。具有反讽意义的是，与苏轼同为宋人的杨时却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批判苏轼：“为文要有温柔敦厚之气，对人主语言及章疏文字，温柔敦厚，尤不可无。如子瞻诗多于讥玩，殊无恻怛爱君之意；荆公在朝论事多不循理，惟是争气而已，何以事君？君子之所养，要令暴慢衰僻之气，不设于身体。”（《杨龟山集·语录》）苏轼、王安石都受了批评，别人就更难做到了！

然而，如果我们抛开这沉甸甸的忠孝，把温柔敦厚视为一种“风格论”，将会轻松愉快得多，而且，对诗文创作甚是有利。

其实，这是倡导一种不卑不亢的人格之美、不温不火的艺术“中和之美”。其哲学基础就是孔子津津乐道的“中”、中行、中道、中庸。

如果要追根溯源，“中行”最早见于《周易》卦爻辞。其5次提到“中行”。《周易》八卦以三数重叠为卦，就是在两数之间加以“中爻”。“中爻”起中介作用。有了它，两数才能发生无穷变化。故《周易·履》卦象辞曰：“中不自乱也。”“尚于中行，以光大也。”周人处理人际关系，以此为准则。

孔子主张行中正之大道。但中行者难求，他感叹道：“不得中行而与之，必也狂狷乎？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中和风格的作品，应出于中道之士所作。故也是很难得的。

“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

经过孔子及其后学的发展，后来被《礼记·中庸》概括为“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即处理万事万物的根本原则。如：就写诗而论，要写到含而不露，即司空图《二十四诗品·含蓄》所谓“不着一字，尽得风流”；就绘画论，不能满纸密不透风，要逸笔行走，深意无穷；就书法论，不要写得锋芒毕露，咄咄逼人，而要温润宜人；就戏曲论，不能满宫满调，火暴激烈，亦不能哽哽噎噎，听之憋闷，要字正腔圆，不温不火，韵味雋永；就小说、影视而论：不要把弦绷得太紧，高潮迭起，令人难以喘息，要张弛有度，留下回味空间。

我对“中行”、“温柔敦厚”的理解有一个过程。我因生性刚直，狂狷自命，起初对“温柔敦厚”并不接受。20世纪80年代，曾赴杭州参加“中国古代文学宏观研究学术会议”。会上，西北大学裴斐先生发言说：“中国古代优秀作家的性格都不是圆的，而是方的！”正合我的愣劲儿，于是大为兴奋，即兴写了《狂狷三绝句》：“诗人无个不狂狷，屈子离骚李杜篇。若到温柔才已尽，玲珑与赋本无缘。”“千回百转纳兰词，德也狂生少人知。雪里梅花风骨俊，方为后代众家师。”“世人育女温柔态，我为狂狷误此生。来世若为七尺汉，狂狷更令世俗惊！”我赞扬李白、杜甫、纳兰性德，都没错。可是，错在把诗风的温柔说成“才尽”，把敦厚的性格视为“八面玲珑”。事实上，能把诗写得温柔含蓄者，可能是大才；敦厚者是老实人，而八面玲珑者，是奸狡人，不可混同。

孔子正是最讲究文化人格的。他最喜爱中道者，但其人难得。“不得中行而与之，必也狂狷乎？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狂者进取，积极用世，狷者保持高洁，孔子认为二者皆有可取。孔子最讨厌“乡原”，说：“过我门而不入我室，我不憾焉者，其惟乡原乎？乡原，德之贼也。”孔子不想与乡原交往，因为他是损害道德者。乡原指责狂者志大才疏，指责狷者落落寡合。他们认为只有自己正确：“生斯世也，为斯世也，善斯可也。”就是生在这世界上，为这个世界做事，只要过得去就行了。孔子对乡原一言以蔽之曰：“阉然媚于世者”。即八面玲珑，四处讨好。温柔敦厚者，绝不是这样的。孔子教我们写温柔敦厚的诗，并没教我们写“乡原诗”，这是原则区分。想明白温柔敦厚是高格调，对自己的诗词创作乃至文艺鉴赏都大有裨益。

我对稼轩词特别浓厚的兴趣，曾在1990年上饶“国际辛弃疾学术会议”提出：“豪放”概括不了稼轩词的风格，稼轩词的主体风格是“沉郁雄雅”，得到许多学者同意。这“沉郁”就得“摧刚为柔”，如《摸鱼儿·更能消几番风雨》千回百转，就非常耐读，与陈亮那“中兴露布”式的词大异其趣。

再如香港回归时，我任诗词大赛评委，看到征来的诗词都是类似的口吻：从骂满清政府卖国开始，写到改革开放后国力强盛，迫使英帮不得不归还香港。差别只在于骂得一般或骂得文雅一点。只有老诗人吴锐先生填了一首散曲，把香港喻为织女，历经分离之苦，终于欢快地说：“娘，俺上北京看牛郎！”而今，无论骂得俗的、还是骂得雅的诗词，我都忘得干干净净了，但仍清晰地记得吴先生这一“化刚为柔”生动活泼的佳句。也许，你要问：你写了什么样的？我也写的婉约词，调寄《彩云归》。写一个绝美佳人流落在外，受尽苦楚，幸而被接回故里，抒发那难言的悲喜交加之情。张文勋、赵仲牧先生看后，笑说：“你这首可惜了！评委不能得奖。”我把它保留在诗词集里，作为风格多样的纪念。我也并非说婉约就比豪放好，只不过两种手法、风格都应具备。该婉就婉，该豪就豪。有时，同一篇作品还可以“豪婉兼之”。我作为民盟成员，所撰《定风波·中国民主同盟六秩诞辰》：

风雨萧萧入耳声，书生掩卷哭民生。遍野哀鸿沟壑影，惊醒！拼将热血荐平明。

健足渥洼平野骋，堪省！黄河流水几时清？冀得良朋相倾听，忠耿，丛林深处有嘤鸣。

上阕写对敌，用赋法，直说，而且讲究力度，以表现民盟的革命精神。下阕对中共这个执政的朋友而言，当然口气要柔和，用比兴。以“平野”赞今天的社会环境，“渥洼”是名马，可以竞相驰骋。以黄河水喻问题，够严重的，但是，点到为止。最后，写民盟愿参政议政，贡献意见。用《诗经·小雅·伐木》：“嘤其鸣矣，求其友声。”这就比较温柔敦厚、发人深思了。

一言以蔽之，达到温柔敦厚的主要手段，就是比兴用得恰当。如果能做到这点，就觉得温柔敦厚是可亲、应珍视的风格了。

这延展到《红楼梦》研究中，就能理解俞平伯先生所言：

以此看来，怨而不怒的书，以前的小说界上仅有一部，《红楼梦》，……刻薄漫骂的文字，极易落笔，极易博一般读者底欢迎，但终究不能感动透过人底内心。刚读的时候，觉得痛快淋漓为之拍案叫绝；但翻过两三遍后便索然意尽，了无余味，再细细审玩一番，已成嚼蜡的滋味了。这是因为作者当时感情浮动，握笔作文，发洩者多，含蓄者少，可以悦俗目，不可以当赏鉴。缠绵悱恻的文风恰好与之相反，初看时似觉淡淡的，没有什么超群绝伦的地方，再看几遍渐渐有些意思了，越看得熟，便所得的趣味亦愈深永。所谓百读不厌的文章，大都有真挚的情感，深隐地含蓄着，非与作者有同心的人不能知其妙处所在。……

的确，《红楼梦》这本伟大著作，我从垂髫时接触之后，便无法抗拒地被吸引住了。它伴着我走过大学时期，十年浩劫“发配”时期，回昆明教大学时期，以至退休时期。无论挨批评、被没收了书，还是冷嘲热讽，我都与它不离不弃，相互陪伴了大半辈子。我开的第一门选修课就是“《红楼梦》研究”，第二门才是“唐宋词研究”。“红学”，我在本职工作中从1982年到2003年，讲了二十年出头，我和学生都乐此不疲。特别是我并将这门课升为研究生课程，为青年教师讲授。我还应邀到其他院校讲座，听者热烈欢迎。《红楼梦》为什么这样耐读、耐讲？一是内涵精深博大，一是风格含蓄蕴藉，不管读几遍、讲几遍，总有可品味之处。

再如，我自幼是京剧迷，特迷于梅派剧。有时寻思：梅兰芳先生何以能成为“四大名旦”的首席人物？梅派为何能成为中华戏曲的典范而与其他两大戏剧表演体系（斯坦尼思拉夫斯基体系、布莱希特体系）鼎立，而成为世界第三大戏剧表演体系？

我想，除了梅先生丰富多彩的剧目、精湛的表演技巧、绚丽的服饰外，还应该归功于其总体风格的“中和之美”，含蓄蕴藉、不温不火，最准确地表现了中华民族善良、内向的性格。梅兰芳先生的性格就是典范的温柔敦厚型，平日“无可无不可”，非常随和，对谁都彬彬有礼。然而，他是坚守民族大节的。抗日战争中，他从北京南迁上海。在上海重演《生死恨》、新排《抗金兵》，都是借古喻今，表现反抗异族入侵的戏。当上海成为孤岛后，梅先生又避居香港。香港沦陷后，他“蓄须明志”，坚决不为日寇演出。日寇汉奸再三威逼，他甚至不惜一连注射三针伤寒防疫针，让自己发高烧，以称病拒演。梅先生的性格外柔内刚，刚柔相济，这很符合孔子教诲中的温柔敦厚，不卑不亢，是讲气节的。可叹，现在许多人不知道何为气节！

梅派剧目中也有表现激烈冲突的，如楚汉之争、垓下之围，但并不赤裸裸展示酷烈的“血与火”的场面，而是通过“四面楚歌”的氛围，项羽与虞姬的相依相惜、生死与共的深情来表现历史悲剧。项羽面临危亡时悲歌：“力拔山兮气盖世，时不利兮骓不逝，骓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虞姬忍悲劝慰项羽并作剑舞，自刎前悲婉欲绝地唱：“汉兵已掠地，四面楚歌声。君王意气尽，贱妾何聊生！”全剧表现出刚柔相济、如泣如诉、如怨如慕的风格，感人泪下，余味悠悠不尽。许多人都会唱虞姬的唱段，然而哪怕是梅派专业演员，都难以掌握这不温不火的韵味。中和之美，美哉！亦难哉！

我从各种文化举例，无非说明儒家的“诗教”影响何其深远，值得我们深入领会，并弘扬光大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