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居易矛盾心态的文化探寻

张学成

白居易作为我国文学史上的伟大诗人，自然成为后世学者研究的热点，今天也不例外。白居易给人的感觉是平和安适的，实际上其心态是充满了矛盾的。他“是中国文学史上心态、思想极为复杂的一位诗人。他的一生中，兼济与独善，仕隐与出处，讽喻与闲适，充满了矛盾与斗争，他既有儒家的积极用世、博施济众之心，又有道家的安贫乐道、虚无恬淡之趣，更有佛禅的看破红尘、超越世俗之意”。^[1]本文从其诗文作品，主要从诗歌出发，对其矛盾心态作专门研究，注重研究的综合性、系统性，并力求体现出创新性。

其矛盾心态的表现主要有如下三个方面：一、乐“生”与忧“死”的矛盾，具体表现为白居易对疾病、衰老和死亡的关注与其乐天达观的人生态度的矛盾；二、重视享受与道德的内省、自律的矛盾；三、入世与隐居、事业理想与物质需求的矛盾（关于矛盾心态的表现、形成原因的详细论述已专文发表，兹不赘述）。这几方面构成了白居易矛盾性的人生。

由于方方面面的原因，白居易的内心充满了矛盾。在有了矛盾之后，人们总要借助理智的或不理智的方式去解决，尽可能理性地调整自己的心态。白居易同样如此，他对于自己的矛盾心态有着自己的解决方式。在《醉吟先生墓志铭》中他告诉我们，“外以儒行修其身，中以释教治其心，旁以山水风月歌诗琴酒乐其志”。^[2]墓志铭写于白居易人生暮年，这应算是白居易对自己一生的基本总结，用儒家思想来修身，用佛教来调整心态，外加丰富多彩的生活，这其实就是白居易解决其内心矛盾的基本手段。

一、宗教的介入

白居易矛盾心态形成的很大原因就是源于对死亡的敏感和恐惧，可以说其矛盾心态的最主要方面就是死亡观。在解决人类死亡恐惧的问题上，宗教显示了它的威力。正如其名号所示，虽然白居易反复诉说自己的乐天知命，如何自然地接受着衰老的到来，而这正从另一方面说明了他对于死亡的极端在意和恐惧。海德格尔说：“只要死亡存在，它依其本质就向来是我自己的死亡。”^[3]白居易跟平常人一样也恐惧死亡，自然也不甘于死亡，但是又无可奈何，所以在他几十年的生涯中，从开始遭受打击后，尤其衰老变化表征出现之后引发思考，到后来慢慢关注起这个问题，可以说这方面的矛盾是长期存在的。正是由于死亡观方面的矛盾，才影响到他的信仰，宗教信仰给予他的矛盾心态很大平衡。

唐代士子们多出于儒，由于人生事业方面的问题，又往往游于道、佛之间，文人对于儒、道、释诸家几乎都有涉猎和接受。这实际上成了当时很流行的社会风尚。生活在如此时代的白居易自然也受到其影响，当然在白居易看来主要还是为了解决内心里的死亡恐惧而接近它们。具体来说，白居易的生死观具有鲜明的特点，并且前后也不一致，有着很多变化。白居易的生死观，主要受儒、释、道三方面的影响，但儒、释、道对他的影响在不同时期是不一样的。白居易对于它们的接受带有强烈的主观化色彩，强调个人的主体性，坚持为我所用的原则，对宗教信仰能够保持自己的独立思考，始终有着自己独立人格的存在。

从总体来看，白居易的生死观受到儒家、道家、道教和佛教的影响。儒家重视现世今生，强调兼济天下，这是主要的方面，但是在中后期它对白居易的影响却逐渐消退以至式微；冀望道教的长寿长生，但是实践证明却是行不通的；随着“老冉冉而至”，亲人、故交的次第离世，死亡的威胁越来越大，儒、道都不能使他脱离苦海。佛教的生死观有来生来世，白居易最终因为对于死亡的恐惧，因为对来世的向往而走向了佛教。“白居易及其所代表的中唐士人接受佛教思想的特点是，从单纯的理论兴趣更彻底地转向了直接的人生问题，更全面地根据佛教思想来检讨和引导自己的人生意识，同时也更熟练地将佛教思想与其他思想协调起来，使之更自然地融入士人的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追求中”。^[4]这里“直接的人生问题”，笔者认为首要的就是死亡问题，虽然许多人对其皈依佛教颇有微词，但这却是人类永恒的悲哀，如果它能够减轻死亡的痛苦，这当然也是一种很好的选择。总之，晚年的白居易信奉佛教，并对道家、道教兼收并蓄，通过这种方式来打发无聊时光，填补心灵空白，当然最终还是为了舒解死亡所带来的恐惧、痛苦和遗憾的。从功能上来讲，它充当了解药和麻醉剂的作用，从而解决了死亡观方面的矛盾，达到了心理上的相对平衡。

二、物质享受与精神自由的兼得——中隐

矛盾心态的存在使得白居易的生活极不自由，内心充满着畏惧。官场的险恶，也使自己无法实现兼济天下的大志，所以经常充满着忧虑和痛苦。到中后期，道家的淡泊名利、追求自然无为、崇尚自由的思想已经深入其心。在其作品中，他多次提到归隐，如“青青东郊草，中有归山路。归去卧云人，谋身计非误”（《寄隐者》）。但因为家世出身的原因，他在早年过着颠沛流离、饥寒交迫的生活，即使有山林之想，也只是说说而已。因为真正的“归隐”需要有很大的决心和毅力，意味着要放弃优越的仕宦生活，要拒绝很多的诱惑，重新去过那种贫穷的日子，身体遭受折磨，这都需要有很强的承受贫乏物质生活的毅力。所以他自始至终都没有真正归隐，他创造出了更能满足人的身心要求的“中隐”。

白居易的“中隐”与历史上传统的与鸟兽“同居”的“归隐”大不相同。白居易自始至终都没有放弃仕途，他强调归隐但不远离人世，在必要时还会做一些力所能及的有益于百姓的好事。历史上真正的归隐者大都是被迫的，要么迫于形势，要么因为感情上的打击，很少是在顺境下主动归隐的。白居易所需要的只是适合自己心性的归隐，他所拥有的主要是一种“隐”的意识，而不是“隐”的行为。在特殊历史时期，如果一味汲汲于高官厚禄的追求，不但无法轻易获得，还可能在险恶的环境中丢掉自己的生命。白居易的“中隐”主张既能满足物质方面的享受，又拥有了精神的相对自由，他认为，“心是精神本体，是人的真正的宅——心宅；是人的真正的家——精神家园。……真正宽阔的天地是心灵世界，真正的归宿也是心灵世界”。^[5]

三、矛盾心态消解和平衡的现实手段

白居易是矛盾着的，矛盾也是普遍存在的，白居易的矛盾实际上是作为人的本质而永恒的存在。矛盾产生了，然后人们有意识地用理智的不理智的方式去加以消解，从而在心中达到平衡；然后又产生了新的矛盾，人就要进行新的消解，人就是这样生活在旧矛盾、新矛盾的纠缠当中。白居易的矛盾是普遍的，同样，白居易也是高明的，除了以上化解矛盾的方式外，他还有着其他具体的消解矛盾、使矛盾心态达到平衡的现实手段。

（一）主观化环境的营造

对于居住环境，白居易非常在意，“所至处必筑居。在渭上有蔡渡之居，在江州有草堂之居，在长安有新昌之居，在洛中有履道之居，皆有诗以纪胜。故其自谓云：‘余自幼迨老，若白屋，若朱门，凡所止，虽一日二日，辄覆箦土为台，聚拳石为山，环斗水为池。’所谓君子之居，一日必葺者耶”（《草堂记》）。白居易对于物质方面的要求并不很高，但是精神方面的追求却非常在意，注重生活环境的优美，善于改造环境，重视居住地的选择、居室的布局设计、居室景物的安排，充分显示出自己的个性和独具的匠心，带有鲜明浓厚的文化意蕴。他无论身在何处，无论穷达，都能创造出带有自己个性特点的主观化园林环境。退居渭村时，家庭生活并不富裕，可是自己还是“新构亭台”，“平台高数尺，台上结茅茨。东西疏二牖，南北开两扉；芦帘前后卷，竹簟当中施。清冷白石枕，疏凉黄葛衣；……东窗对华山，三峰碧参差；南檐当渭水，卧见云帆飞。仰摘枝上果，俯折畦中葵”。^[6]白居易富有审美眼光，亭台很小，也很简陋，但是他能够以小为大，借外景为己景，纳不尽之美景于眼前，以一小亭串起了华山三峰、渭水云帆，既美观又实用。

白居易在江州营造“草堂”，“匡庐奇秀，甲天下山。山北峰曰香炉，峰北寺曰遗爱寺，介峰寺间，其境胜绝，又甲庐山。元和十一年秋，太原人白乐天见而爱之，若远行客过故乡，恋恋不能去。因面峰腋寺作为草堂。明年春，草堂成，三间两柱，二室四牖，广袤丰杀，一称心力”。^[7]其洛阳居所亦是园林式建筑，“（洛下）所居有池五六亩，竹数千竿，乔木数十株，台榭舟桥，具体而微”，^[8]“门前有流水，墙上有高树。竹径绕荷池，萦回百余步。波闲戏鱼鳖，风静下鸥鹭。寂无城市喧，渺有江湖趣”（《闲居自题》），“江州司马日，忠州刺史时。栽松满后院，种柳荫前墀。彼皆非吾土，栽种尚忘疲；况兹是我宅，葺蓺固其宜。平旦领仆使，乘春亲指挥。移花夹暖室，徙竹覆寒池。池水变绿色，池芳动清辉。寻芳弄水坐，尽日心熙熙”，^[9]《〈池上篇〉序》说得更具体：

“都城风土水木之胜在东南偏，东南之胜在履道里，里之胜在西北隅，西闬北垣第一第即白氏叟乐天退老之地。地方十七亩，屋室三之一，水五之一，竹九之一，而岛树桥道间之。初，乐天既为主，喜且曰：虽有台，无粟不能守也，乃作池东粟廪。又曰：虽有子弟，无书不能训也，乃作池北书库。又曰：虽有宾朋，无琴酒不能娱也，乃作池西琴亭。加石樽焉。乐天罢杭州刺史时，得天竺石一、华亭鹤二以归。始作西平桥，开环池路。罢苏州刺史时，得太湖石、白莲、折腰菱、青板舫以归。又作中高桥，通三岛径。罢刑部侍郎时，有粟千斛、书一车、洎臧获之习管、磬、弦歌者指百以归……”^[10]

白居易对于自己家园的营构非常用心，即便是对于周围环境，他也要尽其所能进行改造。陆游在《老学庵笔记》里说：“忠州在陕路，与万州最号穷陋，岂复有为郡之乐？”^[11]然而白居易在忠州的生活却是优哉游哉，原因有二：一是有自然平和的心态；二是他善于改造客观环境，创造具有自己个性特点的主观化环境。“无论海角与天涯，大抵心安即是家。路远谁能念乡曲，年深兼欲忘京华。忠州且作三年计，种杏栽桃拟待花”（《种桃杏》），“忠州州里今日花，庐山山头去年树。已怜根损斩新栽，还喜花开依旧数。赤玉何人小琴轸，红缬谁家合罗袴。但知烂熳恣情开，莫怕南宾桃李妒”（《喜山石榴花开》），居所及其周围环境的营造，都让人感觉是生活在园林中，“野性爱栽植，植柳水中坻。乘春持斧斫，裁截而树之。长短既不一，高下随所宜。倚岸埋大干，临流插小枝。松柏不可待，楩柟固难移；不如种此树，此树易荣滋。无根亦可活，成阴况非迟。三年未离郡，可以见依依”（《东涧种柳》），“朝上东坡步，夕上东坡步。东坡何所爱？爱此新成树。种植当岁初，滋荣及春暮。信意取次栽，无行亦无数。绿阴斜景转，芳气微风度”（《步东坡》）。在对周围环境的改造中，白居易的自然闲适心态可见一斑，同时，由树种的选择还可看出其现实的功利性态度。这样的选择和改造使得白居易淡化了内心的矛盾，获得了内心的解脱。

同白居易一样，对山水园林的喜好是当时许多文人的共同兴趣，司空图“旧隐三峰。天祐末移居中条山王官谷，周回十余里，泉石之美，冠于一山”，^[12]“牛僧孺、李德裕相仇，不同国也，其所好则每同。今洛阳公卿园圃中石，刻奇章者，僧孺故物；刻平泉者，德裕故物，相半也”，^[13]牛僧孺在洛阳的南庄，“嘉木怪石，置之阶廷，馆宇清华，竹木幽邃。常与诗人白居易吟咏其间”。^[14]他们喜欢营构园林的主要原因在于社会动荡不安，宦途险恶，斗争激烈，生存压力、心理压力远大于以前。无论是极力追求功名利禄，一旦在政坛上失意，就将园林作为消解痛苦和郁闷的最好依托的人；还是有意识远离政治斗争的中心，淡化自己的角色和作用的人，他们都把园林看成了人生的避风港。

白居易对于生活环境非常重视，他不愿意去适应谋权谲诈的朝廷生活，因此他多要求做外官，他渴望的是自由的生活空间，而只有在自己营构的居所中，才可以尽情地体味到自由恬淡的幸福。在晚年，对白居易而言，物质条件的好坏已属次要，人不论身处何处，都要有一种积极的心态；即使不在山林，身处自己精心营造的园林之中，主人是其中的唯一主宰，与纷乱的政治环境、复杂的人际关系相比，人与人化的自然和谐相处，这是个人意志最大化的自由环境；而且，在主观化的环境中又少了几分野俗，多了几分雅趣，自然又胜似纯原始的自然环境。对白居易来讲，园林成了其“中隐”的最佳场所。一个人因为种种原因总是希望与他所厌烦的环境保持一段距离，但不能是绝对的无限远的距离，“距离产生美”，这里说的是适度的距离，如果是无限远的距离，产生的往往只是恐惧、孤独和寂寞。

（二）饮酒、作诗的兴趣爱好

饮酒在中国历史上，文人士大夫们在不如意时不是寄情山水，就是借酒精来寻求自我麻醉和解脱。六朝时的陶渊明、阮籍、嵇康、刘伶等都以酒闻名，唐代的李白、贺知章等也以嗜酒著称于世，李白“斗酒诗百篇”，“一日须饮三百杯”，“越溪渔客贺知章，任达怜才爱酒狂”，杜甫因此有《饮中八仙歌》传世。中国古代文人热衷于酒的行为，使得我们国家形成了富有特色、影响深远、历史悠久的酒文化。当然，我们应该知道，这种文化的形成在很多时候不是主动的，而是被动的，《石林诗话》分析：

“晋人多言饮酒有至于沉醉者，此未必真意在于酒。盖方时艰难，人各惧祸，惟托于醉，可以粗远世故。盖自陈平、曹参以来已用此策，《汉书》记陈平于刘吕未判之际，日饮醇酒、戏妇人。是岂真好饮耶？曹参虽与此异，然方欲解秦之烦苛，付之清净，以酒杜人，是亦一术。不然，如蒯通辈无事而献说者，且将日走其门矣。流传至嵇、阮、刘伶之徒，遂全欲用此为保身之计，此意惟颜延年知之，故《五君咏》云：‘刘伶善闭关，怀情灭闻见。韬精日沉饮，谁知非荒宴。’如是，饮者未必剧饮，醉者未必真醉也。后世不知此，凡溺于酒者，往往以嵇、阮为例，濡背腐胁，亦何恨于死耶？”^[15]

这说明饮者主要受当时社会政治思潮的影响，在特殊历史时期清醒往往要带来痛苦，甚至会有性命之忧；而被动已久，就自然而然形成了习惯。酒的作用主要在于通过麻醉忘却是非、悲痛乃至生死问题。白居易继承了这种传统，又有了发扬创造。他的饮酒多是打发时光，消遣娱乐。“狂歌箕踞酒樽前，眼不看人面向天。洛客最闲唯有我，一年四度到平泉”（《醉游平泉》），酒后游乐；“狂夫与我两相忘，故态些些亦不妨。纵酒放歌聊自乐，接舆怎解教人狂”（《又戏答绝句》），醉中佯狂；“春黛双蛾嫩，秋蓬两鬓侵。谋欢身太晚，恨老意弥深。薄解灯前舞，尤能醉后吟。花丛便不入，犹自味甘心”（《赠同座》），醉后求欢。其他几首，如《对酒自勉》“五十江城守，停杯一自思。头仍未尽白，官亦不全卑。荣宠寻过分，欢娱已校迟。肺伤虽怕酒，心健尚夸诗。夜舞吴娘袖，春歌蛮子词。犹堪三五岁，相伴醉花时”；《自题酒库》“野鹤一辞笼，虚舟长任风。送愁还闹处，移老入闲中。身更求何事，天将富此翁。此翁何处富，酒库不曾空”；《天寒晚起，引酌咏怀寄许州王尚书、汝州李常侍》“叶覆冰池雪满山，日高慵起未开关。寒来更亦无过醉，老后何由可得闲。四海故交唯许汝，十年贫健是樊蛮。相思莫忘樱桃会，一放狂歌一破颜”，表现的都是白居易酒醉中的惬意人生。他在《醉吟先生传》中说的更加具体：

自居守洛川洎布衣家，以宴游召者，亦时时往。每良辰美景，或雪朝月夕，好事者相过，必为之先拂酒垒，次开诗箧，酒既酣，乃自援琴，操宫声，弄《秋思》一遍。若兴发，命家僮调法部丝竹，合奏《霓裳羽衣》一曲。若欢甚，又命小妓歌《杨柳枝》新词十数章。放情自娱，酩酊而后已。往往乘兴，履及邻、杖于乡、骑游都邑、肩舁适野。舁中置一琴、一枕，陶、谢诗数卷。舁竿左右，悬双酒壶。寻水望山，率情便去；抱琴引酌，兴尽而返。如此者凡十年。其间日赋诗约千余首，日酿酒约数百斛，而十年前后赋、酿者不与焉。……揭瓮拨醅又饮数杯，兀然而醉。既而，醉复醒，醒复吟，吟复饮，饮复醉，醉吟相仍，若循环然。由是得以梦身世，云富贵，幕席天地，瞬息百年，陶陶然，昏昏然，不知老之将至。古所谓得全于酒者，故自号为醉吟先生。于时，开成三年，先生之齿六十有七，须尽白，发半秃，齿双缺，而觞咏之兴犹未衰。顾谓妻子云：今之前，吾适矣；今之后，吾不自知其兴何如？

别人举行宴会，自己“时时往”；良辰美景，雪朝月夕，好事者相过，多有好酒佳乐；出外游玩，必有诗酒相伴，“如此者凡十年。其间日赋诗约千余首，日酿酒约数百斛”，诗与酒的关系可谓密切。在白居易的日常生活中，诗与酒已经结为了不可分开的朋友，具体到白居易而言，晚年白居易的生活完全可以用“诗酒人生”来概括。同时，他的饮酒也有通过酒精的麻醉来寻求自我解脱的考虑，“料合同惆怅，花残酒亦残。醉心忘老易，醒眼别春难”（《晚春酒醒寻梦得》）。“饮酒或醉酒与忧忿、苦闷的联系是中国古代饮酒诗的一大特点，这也明显地显示出中国古代士人饮酒作诗的一种基本心态，或者说一种基本主调。这是一种宣泄，也是一种放肆。这是一种越轨，但也是一种平衡，也就是说，中国古代的士人只有通过喝酒寻求某种越轨的满足，来使日常倾斜的心理得以平衡”。^[16]说白居易“忧忿、苦闷”好像有些不合事实，白居易的内心并非一味的恬淡平和却是事实，“劝君一杯君莫辞，劝君两杯君莫疑。劝君三杯君始知，面上今日老昨日。心中醉时胜醒时，天地迢迢自长久，白兔赤乌相趁走。身后堆金拄北斗，不如生前一樽酒”（《劝酒》），白居易认为沉醉与清醒相比，自然飘飘若仙是更理想的精神状态。他一方面逃于诗酒，在醇酒中忘却世事，寻找寄托。在诗歌中，他自比刘伶、王绩，表达了自己愿意长醉而不愿清醒的愿望，这正说明了其内心不是完全的闲适与逍遥，他的心态中充满了矛盾。人往往是因为矛盾的存在而饮酒的，饮酒的人往往喜欢一醉方休，但是醉了之后如何呢？白居易醉了之后并不是无忧无虑的，也有万千的杂感，但他的诗歌中却极少言及这些杂感是什么，“百年愁里过，万感醉中来”（《别韦苏州》）、“须白面微红，醺醺半醉中。百年随手过，万事转头空”（《自咏》），寥寥数语道尽心中万千愁肠。通过饮酒来忘却世事、忘却痛苦所达到的平衡似乎只是表面上的，“外容闲暇中心苦，似是而非谁得知”（《池上寓兴二绝》），正因此，白居易说：“吾生天地间，才与行不逮于古人远矣，而富于黔娄，寿于颜回，饱于伯夷，乐于荣启期，健于卫叔宝，幸甚！幸甚！余何求哉？若舍吾所好，何以送老？”^[17]

作诗白居易是现今唐代存诗最多的诗人，从十五岁时开始一直到七十五岁，留下了近三千首诗歌，平均每年近五百首，几乎无日不诗，就是放到世界文学史上也是非常惊人的了。由于政治上遭受打击，远谪江州时内心非常矛盾，诗人就开始有意无意地为自己寻找消除痛苦、解决问题的方法了，“诗酒琴人，例多薄命，予酷好三事，雅当此科，而所得已多，为幸斯甚”。^[18]诗人为什么要如此痴狂地写诗，以致当时人称为“诗魔”，自己并不否认而是欣然地接受呢？“何则？劳心灵，役声气，连朝接夕，不自知其苦，非魔而何？”另有多首诗歌提到“诗魔”，且多与酒连提，“自从苦学空门法，销尽平生种种心。唯有诗魔降未得，每逢风月一闲吟”（《闲吟》），“酒狂又引诗魔发，日午悲吟到日西”（《醉吟二首》），“一咏清两耳，一酣畅四支。主客忘贵贱，不知俱是谁。客有诗魔者，吟哦不知疲。乞公残纸墨，一扫狂歌词”（《裴侍中晋公以集贤林亭即事诗三十六韵见赠猥蒙征和才拙词繁辄广为五百言以伸酬献》），因为写诗与饮酒、弹琴一样，是为了消除生活的孤独、寂寞和痛苦；同时也是当时许多文人精神生活的重要方式和内容。在与元稹的书信中说，“与足下小通则以诗相戒，小穷则以诗相勉，索居则以诗相慰，同处则以诗相娱，知吾罪吾率以诗也”（《与元九书》）。古代的文人士大夫们多有这种爱好，如汉朝的司马相如，六朝时期的阮籍、嵇康都擅长弹琴、嗜好饮酒。之所以这样做，偶有“人逢喜事精神爽”的原因，大多数则是因为生不得志，内心苦闷无法排遣，不得不借外物寻求自我麻醉、自我解脱。人往往还有倾诉的要求，如果内心有了太多的忧愁苦闷而无处发泄，就会使人更加痛苦，长此以往，将严重危害身体健康。只有发泄出来，才能够化解内心的矛盾和痛苦，从而达到心理的平衡。但是在现实生活中却难以找到合适的对象去倾诉和宣泄，于是诗歌就承担了这种功能。在白居易这里，作诗已经成了他的无法舍弃的癖好、雷打不动的习惯。举凡对于宗教的笃信、生活中多琐碎的事情、多细微的感受等都一一写到诗中，这在中国古代简直是空前绝后的了。

对白居易而言，作诗和饮酒是他最好的朋友，须臾不可离。《洛中偶作》说从翰林到刺史，“凡此十五载，有诗千余章。境兴周万象，土风备四方。独无洛中作，能不心悢悢。今为春官长，始来游此乡。徘徊伊涧上，睥睨嵩少傍。遇物辄一咏，一咏倾一觞。笔下成释憾，卷中同补亡。往往顾自哂，眼昏须鬓苍。不知老将至，犹自放诗狂”。是时势和社会将其推向了个人书斋、自然山水，使他养成了饮酒、写诗的习惯。白居易诗歌中涉及酒的，据粗略统计，约有六百多首，白居易今天存诗近3000首，有关饮酒的诗歌就有四分之一，其数量非常惊人，这恐怕在中国文学史上都是极为罕见的。据郭沫若统计，李白诗中涉及酒的作品约占总数的百分之十六，杜甫的则占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一，无论是所占比例，还是绝对数量，都远不及白居易。^[19]诗、酒应该说是白居易最好的朋友。《送萧处士游黔南》：“生计抛来诗是业，家园忘却酒为乡”，白居易在消退了兼济天下的理想抱负后，为了纾解郁闷的心情而找到的最好的生活方式。一直到老，这都是他的顽固的习惯，自称“酒狂”、“诗魔”就是最好的说明。作诗、饮酒成了他生活的主要内容，作诗几乎是他一生的习惯，酒精的麻醉是作诗的动力，饮酒的生活又成了他诗歌表现的重要内容，在晚年百无聊赖时，酒和诗，尤其是作诗就成了自己打发时间的最好手段，成了倾诉、发泄的最佳方式，也正因此才如此真实细腻地记录下了他的心路历程。

古往今来，一些人对白居易的诗歌写作提出了许多非议。笔者却认为，白居易通过这种形式给我们今人还原了当时人的真实生活状态及其心路历程，这其实就是伟大的贡献。我们常说杜甫的诗歌是“诗史”，杜甫的诗歌从诗人的视角写出来的外在社会、政治的风风雨雨，自然也交融进了许多个人情感；但笔者认为白居易的诗歌更称得上“诗史”之名，他用诗歌的方式写作了一个人几乎一生的生活史、心灵史、心态史，通过他的诗歌等作品，能够让我们真切地把握了一个人的心灵脉动，通过对与其他文人交游的考察又能很好地感知当时那个特殊时代的动荡变化。通过一个人的心态变化表现出了中唐那个特殊历史时期的文人的共同的心声。“千家注杜”，杜甫对后世文人知识分子的影响多是外在的，白居易对文人士大夫的影响多是内在的，而且这种影响一直持续到我们今天。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白居易绝对称得上唐代乃至中国古代文学史上的伟大作家。从根本上说，饮酒、作诗的作用是一样的，都可以实现某种精神上的解脱。这样心中的忧愁、烦恼就被发泄出去，从而可以实现内心的平衡。

（三）多样化的娱乐生活

白居易多才多艺，除了他的诗、词、文外，还具有多方面的艺术才能。他喜欢欣赏音乐，自己也精通音乐，《琵琶行》是有关音乐的千古名篇，与李贺的《李凭箜篌引》、韩愈的《听颖师弹琴》并称为描写音乐的三大名篇。他能够弹奏多种乐器，并且还能画画，“花房腻似红莲朵，艳色鲜如紫牡丹。唯有诗人应解爱，丹青写出与君看”（《画木莲花图寄元郎中》），可以说他的艺术修养与造诣是很高的。他又自蓄家妓，白居易的家妓比较多，比较有名的是小蛮、樊素，家妓的作用多是歌舞佐欢，他亲自担任导演，指导她们编排乐舞，进行演奏。白居易又喜欢旅游，从早年起，就四处流离，与自然为伴。但那时因为没有基本的物质生活保障和经常为前途担忧的原因，还没有太多、太好的心情去尽兴欣赏。在遭贬江州后，白居易被迫离开了他十分不愿意离开的朝廷，但是却把他推向了悠然自得的个人世界。江州、忠州的一草一木，杭州、苏州的一山一水都十分熟悉；到了晚年，他分外想念早年的优游岁月，诗集中有许多回忆这些地方游乐生活的诗歌。退守洛阳时期更是无景不游，“洛城内外六七十里间，凡观寺丘墅有泉石花竹者，靡不游；人家有美酒、鸣琴者，靡不过；有图书、歌舞者，靡不观。”（《醉吟先生传》）

洛阳作为唐代都城长安的陪都，又是河南府的驻地。无论就地理位置、历史传统来说，还是从政治方面来看，都占据极其重要的地位。唐代专门在此设置留守、副留守之职。而中唐时不少政治上失意的官员，往往选择到洛阳去做东都留守，因为这是一个官位高，待遇厚，物质上富足、精神上悠闲的官职。许多显赫人物，如令狐楚、李逢吉、裴度、牛僧孺、李德裕等都做过留守之职，做分司的就更多了，如刘禹锡、崔玄亮、李德裕、李绅、舒元舆、李宗闵等，分司和留守一样，都是闲职。面对如此悠闲的官职，如此悠闲的生活，白居易自然非常满意。东都的官员当中，不少都是白居易的朋友，洛阳的闲散官员，白居易跟他们几乎都有交往，与东都官员的交游就成了晚年打发时光、纾解内心矛盾冲突的很重要的手段。前面所叙及的诗、酒、游山玩水以及各种娱乐活动在很大程度上是白居易在洛阳与人交游的主要方式和媒介。无论具体形式如何，地点哪里，交游都与它们密切相关。^[20]

（四）知足常乐的心态(www.daowen.com)

除了以上方式外，白居易在平常生活中经常利用“比”法来达到心理的平衡，这也应算是一个很有特色的解决内心矛盾痛苦的方式了。当然，我们说“比”有时是非常令人痛苦的事情，这是与物质待遇、精神状态都比自己好的人的比的结果，“比上不足，比下有余”，白居易不比上只比下，与不如自己的人作比较，如“昨日南邻哭，哭声一何苦。云是妻哭夫，夫年二十五。今朝北里哭，哭声又何切。云是母哭儿，儿年十七八。四邻尚如此，天下多夭折。乃知浮世人，少得垂白发。余今过四十，念彼聊自悦。从此明镜中，不嫌头似雪”（《闻哭者》），这是在中年时期，通过比较获得了人生寿命的自我宽慰，当然里面也隐含着一种深深的无奈。在其五十多岁时，仍然多用此法，“刺史二千石，亦不为贱贫。天下三品官，多老于我身。同年登第者，零落无一分。亲故半为鬼，僮仆多见孙。念此聊自解，逢酒且欢欣”（《南亭对酒送春》）。类似的例子很多，像《旱热二首》、《知足吟》等，都是通过与不如己者的对比，使自己在得意不得意时都获得了很大的满足，这种比较甚至有了精神胜利法的意味。人的欲望是永远都无法满足的，但是白居易通过这样的比较获得了满足感，这应该也是其内心矛盾得以纾解的一个重要原因。

白居易内心的矛盾是长期存在的，他通过宗教解决了内心生死方面的矛盾，通过践行“中隐”解决了出处矛盾，同时又辅之各种具体的现实手段来达到了矛盾心态的平衡。酒的作用主要在于通过麻醉忘却是非、悲痛、生死等关乎人生重要之处的问题。弹琴、作诗、游山玩水、交游等与饮酒一样都是打发无聊时光、获得精神慰藉、实现心理平衡、最终达到自我解脱的方式手段。白居易继承了这种传统，又有了发扬创造。他的嗜酒，有打发时光、重视享受的一面，也有通过麻醉寻求自我解脱的考虑。他还善于改造环境，为自己创造主观化色彩的园林环境。这些手段使他的晚年生活尽量充实，有利于以达观的心态去化解矛盾带来的心理创伤，远离复杂的、黑暗的、险恶的朝廷官场，拥抱秀美多姿的自然山水。有一首诗歌非常典型地告诉我们白居易晚年的闲适心态，“头白醉昏昏，狂歌秋复春。一生耽酒客，五度弃官人。异世陶元亮，前生刘伯伦。卧将琴作枕，行以锸随身。岁要衣三对，年支谷一囷。园葵烹佐饭，林叶扫添薪。没齿甘蔬食，摇头谢缙绅。自能抛爵禄，终不恼交亲。但得杯中渌，从生甑上尘。烦君问生计，忧醒不忧贫”。^①

从总体上来说，白居易心态中的矛盾是多方面存在的。其矛盾心态形成的原因，有哲学层面的，历史层面的，还有家族出身、个人经历等多方面的原因。出于为自己家族的考虑，不允许他做出很大的牺牲，在很大程度上其出仕也是为了振兴家族、光耀门庭。自己虽有很大的抱负志向，决心实现青云之志，但时代又没有提供实现的环境和条件。当时唐王朝已经开始走上下坡路，像白居易一样的一大批有着“中兴”理想的知识分子在当时本来就是少数，无论如何都不可能扭转已经走上下坡路的趋势。而且政治斗争日趋严酷，藩镇割据、宦官专权，尤其是朋党之争，从白居易34岁时开始出现，一直持续到他离开人世，正好占据了他应该大有作为的时期，真可谓生不逢时。在这样的政治环境下，正直之士多不得善终，在朝为官者多数难逃厄运，许多都成了政治斗争的牺牲品。白居易的选择是不得已的，是时代、家族、性格等几方面的综合因素共同促成的必然结果。

四、白居易生活方式的评价

选择既非自愿，内心便充满矛盾，心态异常复杂。但是白居易用他特有的方式解决了这些矛盾，最终使矛盾心态达到了平衡。宋代苏辙说：“乐天知读佛书，习禅定，既涉世，履忧患，胸中了然照诸幻之空也。故其还朝为从官，小不合，即舍去，分司东洛，优游终老。盖唐世大夫达者如乐天寡矣。”^[21]白居易如何对待生死、名利的做法为我们留下了许多有价值的参照，更重要的是在特殊历史时期如何保全自身，以及如何养生的做法对后世以至今天的人们有着重要的启示。

左东岭先生认为“对文人心态的研究可以更加有效地与古人进行心灵的交流。对文人心态的成功研究，能够使后人活生生地看到古人在面对成功与失败、顺境与逆境、荣辱与得失时的复杂心理，也就是他们的喜怒哀乐、苦辣酸甜与矛盾困惑，从而达到更加贴近古人与更能引起自我心灵振动的双重效果。更重要的是，通过对文人心态的了解并进一步体会他们的精神世界，能够有效提升现代人的精神境界，从而使我们在一个充满变化与物欲的时代活得更为踏实和更有滋味”。^[22]的确如此，在白居易的诗歌中蕴藏的有意义、有价值的东西是很多的，在漫长的岁月里，养成的作诗习惯为我们留下了这么多宝贵的精神财富，他用自己的细致工笔为我们展现了一个特定时期士大夫心灵变化的全过程，让我们把握了当时士大夫生活的真实历史；他用诗歌记录下了人走向衰老、死亡的过程以及如何对付衰老和死亡的方法，可以说为每一个老年人提供了很好的参照。人们匆匆来到这个世界，又要匆匆地离去。每个人的生命都是脆弱的，渺小的，但是几乎每个人都在追求长寿。许多人为了实现这个目的，将自己的精力放到了对于名利等外物的疯狂攫取上面，在追求的过程中实质上变成了外物的附庸，这不能不说是一种悲剧，当所有的一切都实现、都满足了的时候，死亡之神已经在向他们招手……

白居易的生活成为伟大的典范，重视身心健康，在不损害别人的前提下关心自我，这是对汉代以来，尤其是“古诗十九首”所蕴含的人本主义传统的继承与发展。从物质上来说，白居易与其他的达官贵族相比是贫穷的，但就精神上来说，他却是富足的，“白居易尽享天年，这的确是与‘居易’、‘乐天’之人的生涯相称的终结”，^[23]白居易知足常乐的心态是可贵的。

白居易以自己的多病之躯却能安享晚年，寿命大大超过了古稀之年，这实在是不简单的。其长寿的秘诀何在？正如其名号所示，乐天知命才能长寿，具体来说，关键就是要让自己的生活充实，让人生变得富有意义；内心产生矛盾之后借助外物来达到内心的平衡和解脱；更得重视心理心态的健康，与世无争，知足常乐，只有心态积极健康，人才可能健康长寿。陈寅恪先生认为白居易的“知足”心是使他的矛盾心态得到消解和平衡的根本原因，“乐天之思想，一言以蔽之曰‘知足’。‘知足’之旨，由老子‘知足不辱’而来。盖求‘不辱’，必知足而始可也”。^[24]在老庄思想和佛教信仰的导引下，白居易在生活中实现了和平安适，找到了心灵的归宿，矛盾心态最终得到了消解和平衡，也正因此，白居易对后世产生了极大影响，成为了后世文人士大夫学习效仿的典范，甚至对日本、韩国都有了一定的影响。

【注释】

[1]池万兴、刘怀荣著《唐人文人心态史》，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126页。

[2]顾学颉校点《白居易集》，中华书局，1979年，第1504页。

[3]［德］海德格尔著，陈嘉映、王庆节译《存在与时间》，三联书店，1987年，第288页。

[4]谢思炜《白居易集综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第292页。

[5]吴功正《唐代美学史》，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629页。

[6]顾学颉校点《白居易集》，中华书局，1979年，第117—118页。

[7]顾学颉校点《白居易集》，中华书局，1979年，第933—934页。

[8]同上，第1485页。

[9]同上，第165页。

[10]同上，第1450—1451页。

[11]陆游《老学庵笔记》卷五，中华书局，1979年，第68页。

[12]钱易《南部新书》辛卷，中华书局，2002年，第133页。

[13]邵博《邵氏闻见后录》卷二十七，中华书局，1983年，第212页。

[14]刘昫等著《牛僧孺传》，《旧唐书》卷一百七十二，中华书局，1975年，第4472页。

[15]叶梦得《左氏百川学海庚集·石林诗话》卷下，线装本。

[16]刘武《醉里乾坤大——中国士人的饮酒心态》，岳麓书社，1995年，第177页。

[17]顾学颉校点《白居易集》，中华书局，1979年，第1485—1486页。

[18]同上，第718页。

[19]刘武《醉里乾坤大——中国士人的饮酒心态》，岳麓书社，1995年，第112页。

[20]赵建梅《唐大和初至大中初的洛阳诗坛——以晚年白居易为中心》，中国社会科学院2002年博士论文。

[21]《书白乐天集后二首》，《藁城集后集》卷二十一，四部丛刊本。

[22]左东岭《文人心态研究的两个目的》，《湖南社会科学》，2001年第4期，第99页。

[23]［日］花房英树著《白居易》，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1年，第50页。

[24]陈寅恪《元白诗笺证稿》附论《白乐天之思想行为与佛道关系》，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第32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