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体为文”与别情诗的新突破——以李颀《送陈章甫》为例^[1]

刘怀荣

在五万余首唐诗中，以送别为题材的诗歌占了很大的比例。这些诗歌或以“送别”、“留别”、“赠别”标题，或在题目中带有“送”、“别”等字眼。学者们多用“送别诗”、“离别诗”、“伤别诗”、“赠别诗”或“留别诗”等指称这类诗歌，我们曾提出“别情诗词是表达送行者与被送行者在饯行活动中产生的特定情感的诗词”，^[2]认为可用“别情诗”来作为这类诗歌的统称。在数量众多的同类诗作中，盛唐诗人李颀的别情诗历来备受称道。《送陈章甫》则是其中很有代表性的一首：

四月南风大麦黄，枣花未落桐阴长。青山朝别暮还见，嘶马出门思旧乡。陈侯立身何坦荡，虬须虎眉仍大颡。腹中贮书一万卷，不肯低头在草莽。东门酤酒饮我曹，心轻万事皆鸿毛。醉卧不知白日暮，有时空望孤云高。长河浪头连天黑，津口停舟渡不得。郑国游人未及家，洛阳行子空叹息。闻道故林相识多，罢官昨日今如何？

对这首诗的特点，以往多有人论及，我们在此拟立足类型文学史和李颀诗歌审美个性，对之进行重新解读。

一、道神祭祀与别情诗抒情模式的定型

作为一种特定的诗歌类型，别情诗的产生与商周时期，甚至更早就已出现的道神祭祀有着直接的关系。在先民的观念中，旅途中除了现实中不可预知的各种凶险外，还有巫术、宗教观念中的各种“魑魅魍魉”^[3]会给旅行者带来威胁。祭祀道神即是为确保旅途平安。在先秦典籍中，祭祀道神，又叫祖道，或简称为“祖”、“道”、“軷”、“饯”等。从礼书记载可知，其仪式分为“軷祭”和“饮饯”两个部分。前者为祭祀道神，后者除送行者与出行者饮酒饯行外，临别赋诗，描述送别盛况，表达惜别之情，也是饮饯活动的重要内容之一，大约因为早期祖道活动的参与者——包括送行者和出行者——都怀有深深的敬畏心和恐惧感，故作为祖道活动副产品的别情诗，其情感特质一开始就以哀伤为主调。

就《诗经》中现存的别情诗来看，“对祖道地点和场景的描述、‘哀伤’的情感基调和特定的艺术手法，都与祖道仪式的直接影响分不开”。^[4]《诗经·邶风·燕燕》被称为“万古送别之祖”，^[5]其首章曰：“之子于归，远送于野。瞻望弗及，泣涕如雨。”二章曰：“之子于归，远于将之。瞻望弗及，伫立以泣。”《毛诗序》称：“《燕燕》，卫庄姜送归妾也。”郑玄笺说：“庄姜无子，陈女戴妫生子名完，庄姜以为己子。庄公薨，完立，而州吁杀之。戴妫于是大归，庄姜远送之于野，作诗见己志。”^[6]如果说此诗“泣涕如雨”的别情，是与夫死子亡、两位女主人公从此不得再见的特殊背景有关，那么，楚辞《九歌·少司命》中“悲莫悲兮生别离，乐莫乐兮新相知”的表述，则从更普遍的意义上，以绝对肯定的语气，将“生别离”当作人世间最悲伤的事情，并强调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这说明，“悲莫悲兮生别离”已成为时人普遍的共识。按照《左传》记载，《燕燕》当作于鲁隐公四年（前719）。依陈子展先生考证，《九歌》当作于“公元前318年左右，是屈原为左徒‘年轻得意时的作品’”，^[7]距《燕燕》写作时代约400年，《少司命》中的说法，可以看作是四百年间积淀的结果。

自汉代以来，别情以“哀伤”为主调的特点进一步强化并定型。这在以下的这些作品中，有着较为清晰的发展线索：

乐哉新相知，忧来生别离。躇踌顾群侣，泪下不自知。（《艳歌何尝行》四解）

念与君离别，气结不能言。各各重自爱，道远归还难。（《艳歌何尝行》五解）

乐莫乐兮新相知，悲莫悲兮生别离，哀感皇天兮城为隳。（《杞梁妻歌》）

行行重行行，与君生别离。相去万馀里，各在天一涯。（《古诗十九首·行行重行行》）

哀莫哀于永绝，悲莫悲于生离。（曹植《愍志赋》）

黯然销魂者，唯别而已矣。况秦吴兮绝国，复燕宋兮千里。或春苔兮始生，乍秋风兮暂起。是以行子肠断，百感凄恻。……是以别方不定，别理千名，有别必怨，有怨必盈，使人意夺神骇，心折骨惊。（江淹《别赋》）

汉代的几首乐府和古诗及曹植《愍志赋》，则对“悲莫悲兮生别离”做了进一步的确认。看似化用，实则包含着汉魏文人对别情的再度体验。这意味着“在春秋直至秦汉时代，中国文化已经非常明确地把‘生离’看作是比‘死别’更令人痛苦的事。”^[8]上述诗赋作品，不过是这一特殊的民族文化心理在文学中的反映。其中，江淹《别赋》更是充分发挥赋体文学“铺陈”的优势，对“悲莫悲兮生别离”的民族文化心理体验做了淋漓尽致的铺叙和渲染，实为对《燕燕》之后中华民族一千多年^[9]来有历史记载之别情的总结。这一定型的别情模式，既是盛唐诗人别情诗创作继承与突破必须面对的传统，也是我们深入理解李颀《送陈章甫》之艺术魅力不可不知的前提。

二、几个应辨析的问题

从以往各家的注释和分析来看，学者们对此诗中所涉及的送别地、陈章甫要返回的“旧乡”及“郑国游人”、“洛阳行子”之所指的探讨较多，分歧也较大。为讨论方便，现将几种主要观点大致按发表时间先后简要引述如下：

1.蘅塘退士：郑国，今河南开封府郑州是也。陈君其殆郑州人乎？李颀东川人，在洛阳送别，故曰洛阳行子。^[10]

2.林庚、冯沅君：郑国游人，指陈章甫从郑国来游。郑国，春秋时郑国，故址在今河南新郑一带，可能陈居家在那里。洛阳行子，指陈在洛阳作客。^[11]

3.倪其心：前人多以为陈章甫此次返乡是回原籍江陵老家，但据诗中所云“旧乡”、“故林”，似指河南嵩山而言。诗中称陈章甫为“郑国游人”、自称“洛阳行子”。^[12]

4.刘开扬：李颀又有《送陈章甫》诗，亦云“郑国游人（称陈）未及家，洛阳行子（颀自谓）空叹息”。^[13]

5.张志浩、俞润泉：东门，指洛阳的东门。郑国游人，作者自指。洛阳行子，指陈章甫。行子，出行的人。^[14]

6.刘宝和：嵩山，春秋时属郑，章甫江陵人，而久居嵩山，故曰郑国游人。颀故园在颍阳，时在洛阳相送，故曰洛阳游子。^[15]

7.文学所《唐诗选》：郑国，今河南中部黄河以南一带，春秋时属郑国。郑国游人，指作者。洛阳行子，指陈章甫。李颀曾官新乡县尉。^[16]

8.李浩：郑国游人，指陈章甫。郑国，今河南中部黄河以南一带，春秋时属郑国。洛阳行子，作者自指。李颀曾官新乡县尉，地近洛阳。^[17]

9.隋秀玲：嵩山，春秋时属郑。陈章甫是江陵人，而久居嵩山，故称其为郑国游人。洛阳行子，李颀自称。^[18]

10.罗琴、胡嗣坤：陈章甫在洛阳有居所，即卷三《宴陈十六楼》题下小注“楼枕金谷”之金谷，故李颀诗称他“洛阳行子”。诗中李颀自称“郑国游人”，则送别地点在郑州（今河南郑州），陈章甫所归之“旧乡”、“故林”似指洛阳金谷，而非江陵。……此诗作于郑州。^[19]

从上引各家观点来看，对于送别地点，有两种观点，蘅塘退士、张志浩和俞润泉、刘宝和等主洛阳，罗琴和胡嗣坤主郑州，其他各家没有明确解说。关于陈章甫所归“旧乡”，旧说以为江陵，倪其心以为是嵩山，罗琴和胡嗣坤以为是洛阳金谷，其他各家未作深究。而对“郑国游人”与“洛阳行子”的理解，诸家大都表达了自己的意见，而且明显分为两派：张志浩和俞润泉、文学所《唐诗选》、罗琴和胡嗣坤等以为“郑国游人”是李颀自称，“洛阳行子”指陈章甫；蘅塘退士、倪其心、刘开扬、刘宝和、李浩、隋秀玲等看法正好相反，认为“郑国游人”指陈章甫，“洛阳行子”是李颀自称；只有林庚、冯沅君认为，“郑国游人”、“洛阳行子”均指陈章甫。

比较上述各家观点可以发现，各家关于“郑国游人”与“洛阳行子”理解的分歧，与对送别地及目的地的判定密切相关。由于李颀别情诗写的都是真人实事，其中的地点和细节等在很大程度上是写实的，因此我们认为，如同时对“东门酤酒”、临别渡河等加以考虑，则《送陈章甫》一诗的送别点当在洛阳，陈章甫之“旧乡”应在嵩丘。理由如下：

其一，古人饯别多在城门外，而洛阳在郑州西南，如在郑州送别去往洛阳，当走西门；江陵（今荆州市）在洛阳或郑州的南方，如从洛阳或郑州至江陵，当走南门。嵩山在洛阳东南，如从洛阳去往嵩山，当走东门，这与诗中的“东门酤酒”是一致的。

其二，古人送行，一般送至城外，除特殊情况外，不会远送。诗中“长河浪头连天黑，津口停舟渡不得”两句，紧接饯别酒宴而来，说明渡口距举行酒宴的“东门”应不会太远。如从郑州至洛阳，西向无河可渡。而“隋唐洛阳城规模很大，仅外郭城就有8个城门，其中东墙有3个门，自南向北为永通门、建春门（隋名建阳门）、上东门，建春门是东三门里中间的那个门。……唐代建春门，不在洛河之北，而在洛河之南”^[20]如从洛阳至嵩山，从东门走建春门或永通门，出城不远就是伊河，“渡不得”之“长河”为伊河无疑。^[21]

其三，诗中有“青山朝别暮还见，嘶马出门思旧乡”，历来诸家解释都比较含糊。或曰：“由朝暮相见的青山，思念起久别不见的旧乡”；^[22]或曰：“于送之时即言还，一见友爱，一见盼归”；^[23]或曰：“言行人思归。朝别暮见，引出思乡。马尚如此，人何以堪？”^[24]其实，所谓“朝别暮还见”也应是写实。郑州或洛阳至江陵都在千里以上，郑州至洛阳也在三百里以上，只有洛阳至“嵩丘”，不过百里之地，乘快马“朝别（洛阳）暮见（旧乡）”才是可能的。

在确定送别地和目的地的前提下，“郑国游人”及“洛阳行子”可得到比较明确的解释。《元和姓氏纂》卷三称：“太常博士陈章甫，江陵人”，^[25]陈章甫《与吏部孙员外书》曰：“仆一卧嵩丘，二十余载”，^[26]则陈章甫长期隐居在嵩丘一带，但他也活动于洛阳，并在洛阳西北的金谷一带有住所。^[27]而关于李颀的居里，学术界争论较大，我们认为，罗琴、胡嗣坤“（李颀）实为唐河南郡登封县人，居里在登封县城懂、少室山东南、颖水北岸的东川别业”^[28]的说法较为可信。陈章甫居住的“嵩丘”，当亦在登封一带。而“李颀自称‘嵩洛故人’、‘洛阳墨客’，他的一生很多时间都在洛阳度过，他与洛阳的关系比与长安更为密切”。^[29]其集中诗歌也多与洛阳有关，故他与陈章甫的交游，志趣相投自是重要原因，但居里相近，主要活动地又都在洛阳，也是不可忽视的前提。据学者们研究，“西周末期，郑桓公友以王室司徒的身份强占了河洛之东的桧、虢二国共十邑之地，建立郑国。郑国有国都新郑……郑国以新郑为中心进行扩张，成为春秋前期雄踞中原的重要诸侯国”。此外，当时被郑国强占的还有二十余个城邑，颖谷（今登封市）也在其中，^[30]故登封一带本是郑国故地。所以，李颀与陈章甫不仅都可称为“郑国游人”，也都是“洛阳行子”。“郑国游人未及家，洛阳行子空叹息”两句，其实是互文见义的写法。

三、《送陈章甫》所表达的别情

在对诗作做过上述梳理之后，我们再来看诗歌在艺术上的创新。在“黯然销魂”的别情模式化之后，对这种模式的突破就成为别情诗创新的重要表现之一。唐王朝建立后，朝廷上下气象一新，科举制又给一代士人展示出无限的希望。魏晋南北朝数百年来的尚隐之风被崇仕的热情所取代，士人文化心理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表现在别情诗的创作上，诗人们以多种方式突破了“有别必怨”的别情模式。从诗歌类型发展史的角度来看，《送陈章甫》在这方面的特点是非常鲜明的。

悲怨的别情，即使到了士气高扬的唐代，也还是别情中的主导，这在现存唐代别情诗中有着充分的表现。而“腹中贮书一万卷，不肯低头在草莽”的陈章甫，不仅有才能学识，而且有出仕的热情与抱负，但是却偏偏被罢了官。因此，这样的打击对于他来说，并非可等闲视之的小事，而是他个人生活中的大挫折、大失败。诗歌写于陈章甫刚刚被罢、心中的愤懑和失落还未平息之际。如果诗人在诗中表达怨伤，亦合乎常情，毫不为过。但诗中所写别情与以往的同类诗作却完全不同。

《送陈章甫》可分为三个部分。前四句为第一部分。“四月南风大麦黄，枣花未落桐阴长”表面写初夏时节，南风和煦，大麦已熟，一派喜人的丰收景象，实则暗用上古歌谣《南风歌》：“南风之薰兮，可以解吾民之愠兮。南风之时兮，可以阜吾民之财兮。”此歌相传为舜帝所作，赞美南风既可“解民之愠”，又可“阜民之财”。《史记·乐书》称：“舜弹五弦之琴，歌《南风》之诗而天下治……夫《南风》之诗者，生长之音也。”^[31]故首二句“大麦”成熟、“枣花”盛开、“桐”树繁茂，正是“阜财”、生长的具体体现，又同时于写景中暗含了“解愠”的意义。“青山”二句，点出送别和思乡，但历来注家都含糊其辞。实际上，“嘶马出门思旧乡”，点出是骑马出行。采用的是倒叙的写法，因为出门所见，正是一、二句中所写景致，而由眼前的景物自然想到“旧乡”的景物，故触景生情而“思旧乡”。洛阳距登封不过百里，以骑马的速度，可以朝发暮至，故“青山朝别暮还见”，实为一笔兼写两处，即由眼前青山念及“旧乡”青山，当解作“朝别”（洛阳之）“青山”，“暮还见”（旧乡之）“青山”。这其实是归心似箭，近乡心切的另一种说法。这四句无论化用无痕，还是省净的叙事笔法，都是值得称道的。而大麦黄、桐枣长势及归乡在即的事实，都是令人喜悦的。作者其实是以此宽解陈章甫罢官之“愠”，这也是开头几句真正的立意之所在。所以，从《南风歌》借来的“解愠”二字，其实是大有深意的。这样的别情，在以往的同类诗作中还真是没有。

中间八句是第二部分，正面刻画临别之际的陈章甫。“心轻万事”，自然也包括罢官的遭遇在内，故本部分其实是对开头四句所写别情的进一步强化。其不同在于，第一部分是从外在的麦黄枣盛入手，写罢官之“愠”、离别之愁都可借“阜财”与生长的喜气而消解。而本部分则从陈章甫内在的精神世界和开阔的胸怀落笔，写他面对罢官之失意，离别之伤悲，确能淡然处之，毫不介怀。

末六句为第三部分，写临别之际，天气突变，“津口停舟”，行程受阻，“青山朝别暮还见”的愿望落空，由此引出二人的“叹息”，并推想返乡后旧友故知的态度。但从上下文看，这叹息更多的是源于不能如预期当日还乡，暮见“旧乡”之青山。而末二句，也未必是“以试问语气写出世态炎凉”。^[32]从中段所写陈章甫之人品来看，诗人对他的“故林相识”同样是持肯定态度的。也只有这样理解，全诗三部分才是气脉贯通，主旨一致的。故诗歌虽以问句收尾，似是有所疑虑，但其命意绝不在于写出“世态炎凉”，而是继续为陈章甫宽解，对他被罢后自由的林下之乐充满期待。这也符合李颀及盛唐士人对仕隐的特殊理解。所以，全诗所写别情，完全突破了传统别情诗的模式。

四、破体为文与《送陈章甫》的艺术突破

《送陈章甫》在别情的艺术表达方面，也有独特的创造性，最突出的则是破体为文。在讨论这个问题之前，我们需先对李颀别情诗的性质做一简要的说明。有不少学者习惯于把李颀别情诗中的相当一部分称为人物素描诗或人物诗，^[33]这当然有一定的道理。但是，中国古代诗歌大多有其自身的类型发展史，每一诗歌类型在题材、主题、艺术表现等方面，往往形成了相对独立的体系。故从诗歌类型学的角度入手对诗歌进行研究，更容易抓住诗歌的创新性特点，并给诗歌准确定位。将李颀别情诗改称人物诗或人物素描诗，^[34]则无端打乱了这一诗歌史自身发展的规律。因此，我们以下的讨论仍坚持这一的原则，即在中国别情诗发展的长河中，来考察《送陈章甫》，并兼及李颀其他相关诗作。

在中国古代，各类文体发展到成熟阶段，都会形成特定的规范。创作者需对文体规范进行辨析，以便更好地遵循其基本要求，这就是所谓的辨体。但有的时候，作者要做的却是破体，即突破某种文体已经定型的规范，使创作走向新变。钱锺书说：“名家名篇，往往破体，而文体亦因以恢弘焉。”^[35]吴承学也说：“破体，往往是一种创造，不同文体的互相融合，时时给文体带来新的生命力。”^[36]李颀《送陈章甫》，即是将史传和小说的写法引入到诗中，给别情诗带来了全新的气象。

已有学者指出，中国古代史传文学中已有“突出特征的片断式人物速写。这种片断速写，往往通过一两个典型细节为人物摄像或定型，并不展开具体情境或情节。《史记》中许多人物传记善用这种方法开头……对后代影响很大。志人小说《世说》系传说纪闻，也用这种写法”，又说：“值得注意的是，顾恺之的重要画论‘四体妍媸，本无关于妙处，传神写照，正在阿堵中。’（《巧艺》）正是在《世说》中记载的。它表明‘传神’虽要借助于形（阿堵，指眼睛），但并不要求充分写形（四体妍媸），只要突出特征。《世说》这种写人的美学思想。在一定意义上，也是古代人物描写‘写意传神’（略貌取神）文学传统的理论概括。”^[37]

《送陈章甫》正是将这种史传和小说的人物描写方法创造性地运用到了别情诗中。如果套用文学史“以文为诗”、“以赋为诗”等说法，李颀的这种尝试可称之为“以小说为诗”，这在以往的别情诗中还是从来没有过的。这一特点主要见于诗歌的第二部分。诗人用八句诗对陈章甫形貌及风度作了精彩的描摹，塑造了一位奇人形象。

其一，通过“突出特征的片断式人物速写”，塑造了陈章甫豪杰文士的形象。“虬须”、“虎眉”、“大颡”写其堂堂仪表，“立身坦荡”写其为人，寥寥几笔勾画出了一位大丈夫形象。这种将对陈章甫的欣赏与赞美之情自然地融于人物描写的写法，显然是从史传及志人小说借来，但作者却能运用自如，毫无勉强之感。

其二，通过典型细节的描写，表现了陈章甫倜傥不群的精神风貌。满腹经纶、“不肯低头在草莽”却被罢官的陈章甫，在“东门酤酒饮我曹”之时，没有借酒浇愁，向朋友们倾诉自己的不幸，而是“心轻万事皆鸿毛”，这显示出他不同凡俗的气度。对此，李颀使用了典型细节的描写来做进一步的渲染。“醉卧不知白日暮，有时空望孤云高”两句，以人物生活的两个细节，来表现陈章甫的性格和内在精神。这其实正是“以形传神”的一种写法。刘上生说：“写实传神（以形传神）用生活化言行（人物情境活动）表现性格。这是主要渊源于历史文学化的人物描写方法。多重细节和场景写实，是这种方法的特点。史传著作中完整的人物故事多采用这种方法。由于对真实的历史人物和事件进行想象描述，较易贴近生活，可以具体展示由人物复杂关系构成的社会环境，可以充分展开矛盾冲突，具体描写人物言行，因而这种方法不但能够突出特征，而且有利于多方面表现人物性格，完成个体形象。”^[38]李颀不仅成功地在诗中运用了这种手法，而且诗中以纵“酒”写其不拘礼法、任情而为之豪，以望“云”绘其脱略俗事、寄心世外之逸，也是李颀其他别情诗常用的两大法宝：

五十无产业，心轻百万资。屠酤亦与群，不问君是谁。饮酒或垂钓，狂歌兼咏诗。（《赠别高三十五》）

一言不合龙额侯，击剑拂衣从此弃。朝朝饮酒黄公垆，脱帽露顶争叫呼。（《别梁锽》）

养德为众许，森然此丈夫。放情白云外，爽气连虬须。（《送裴腾》）(www.daowen.com)

菱歌五湖远，桂树八公邻。青鸟迎孤棹，白云随一身。（《送乔琳》）

左手持蟹螯，右手执丹经。瞪目视霄汉，不知醉与醒。（《赠张旭》）

空怀济世业，欲棹沧浪船。举酒洛门外，送君春海边。……转浦云壑媚，涉江花岛连。绿芳暗楚水，白鸟飞吴烟。（《赠别穆元林》）

有才不偶谁之过，肯即藏锋事高卧。……别离斗酒心相许，落日青郊半微雨。请君骑马望西陵，为我殷勤吊魏武。（《送刘方平》）

从这些诗中可以发现，“酒”、“云”两大意象是李颀描写自己特别欣赏的人物时常用的两大法宝。其中写张旭的几句，与本诗“醉卧不知白日暮”两句极为相似，都是通过人物的动作、形态等特写型细节，来展示其内在的精神气度。其源自史传和志人小说的痕迹也是非常明显的。

其三，“破体为文”，以小说为诗，融小说与诗歌为一体，完全打破了别情诗传统的写法。在此，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诗人将史传和志人小说人物描写的技法引入别情诗，并不只是为了塑造人物形象。诗中无论是“突出特征的片断式人物速写”，还是通过“云”、“酒”意象完成的典型细节描写，都是为全新的别情表达服务的。通过对陈章甫的高度欣赏与肯定，写出独特的别情，表达诗人与陈章甫惺惺相惜的友情，才是诗歌人物描写的真正目的。所以诗歌“破体为文”的结果，只是为别情诗加入了全新的质素，而并没有改变这一题材。“破体通常包涵两层意指：一是指在旧文体的名称下突破旧有的表达法；一是指打破旧有文体，开创新的文学体裁。”^[39]从这样的立场来看，《送陈章甫》及李颀其他同类诗作所做的只是“突破旧有的表达法”，而并没有“开创新的文学体裁”，创造出所谓“人物诗”。这些别情诗的主旨也没有脱离别情的表达而将重点转向人物描写。换言之，后者只是服务于别情表现的手段，而绝对不是目的。这也是我们坚持把李颀这类诗歌作为别情诗，而不是人物诗看待的根本原因。

李颀别情诗中所写的人物，大多是倜傥轩昂、胸怀大志，虽怀才不遇，却能看淡得失，在出处之间保持一份少有的平静。《别梁锽》中的“途穷气盖长安儿”与《送裴腾》中“放情白云外”两句诗，非常准确地写出了这一类奇人出处同归、^[40]豪逸并致的共性。这是盛唐一代士人独有的风采，也是李颀本人精神气度的写照。《送陈章甫》等诗歌所写的就是这类奇人的离别之情，因此，这类诗歌的创新绝不是只靠“破体为文”的技巧就能做到的，独特的时代精神和士人理想，也是其成为经典名篇不可缺少的重要现实前提。^[41]

【注释】

[1]本文为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后期资助项目“中国早期文化与诗歌研究”（11FZW046）阶段性成果。

[2]“别情诗词是表达送行者与被送行者在饯行活动中产生的特定情感的诗词。”参见刘怀荣等：《唐诗宋词名篇导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第1—2页。

[3]《左传·宣公三年》王孙满对楚庄王问曰：“昔夏之方有德也，远方图物，贡金九牧，铸鼎象物，百物为之备使民知神、奸。故民入川泽、山林，不逢不若。魑魅魍魉，莫能逢之。用能协于上下，以承天休。”

[4]刘怀荣、孔哲《先秦祖道仪式与〈诗经〉别情诗考论》，《清华大学学报》，2013年第5期。

[5]王士祯《分甘余话》卷三，中华书局，1989年，第62页。

[6]《毛诗正义》卷二之一，《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87年，第298页。

[7]陈子展《楚辞直解》，江苏古籍出版社，1993年，第461页。

[8]刘怀荣等《唐诗宋词名篇导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第2页。

[9]《梁书·江淹传》：“（天监）四年（505）卒，年六十二”，江淹卒年距《燕燕》写作时代约1200年。

[10]蘅塘退士孙洙编，章燮注疏，吴绍烈、周艺校点，《唐诗三百首注疏》，安徽文艺出版社，1994年，第38页。

[11]林庚、冯沅君主编《中国历代诗歌选》上编（二），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329页。

[12]倪其心《〈送陈章甫〉鉴赏》，《唐诗鉴赏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1983年，第97、98页。

[13]刘开扬，《高适诗集编年笺注》，中华书局，1984年，第295页。

[14]《闻一多选唐诗》，张志浩、俞润泉注释，岳麓书社，1986年，第51页。

[15]刘宝和《李颀诗评注》，山西教育出版社，1990年，第178页。

[16]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编《唐诗选》，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年，第73页。

[17]李浩注《送陈章甫》，袁行霈主编《中国文学作品选注》第二卷，中华书局，2007年，第270页。

[18]隋秀玲《李颀集校注》，河南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107页。

[19]罗琴、胡嗣坤《李颀及其诗歌研究》，巴蜀书社，2009年，第121、225—226、236—238页。

[20]孙钦良《建春门：出城走东陌，惯见桃李花》，《洛阳晚报》，2013年6月20日。

[21]将“长河”释为黄河，恐不妥。见罗琴、胡嗣坤《李颀及其诗歌研究》，巴蜀书社，2009年，第121页。

[22]林庚、冯沅君主编《中国历代诗歌选》上编（二），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329页。

[23]隋秀玲《李颀集校注》，河南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107页。

[24]刘宝和《李颀诗评注》，山西教育出版社，1990年，第178页。

[25]林宝，岑仲勉校记，郁贤皓、陶敏整理，孙望审订，中华书局1994年，《元和姓纂》卷三，第351页。

[26]《全唐文》卷三百七十三，中华书局，1983年，第2789页。

[27]李颀《宴陈十六楼楼枕金谷》《陈十六东亭》、高适《同群公宿开善寺，赠陈十六所居》《同观陈十六史兴碑并序》并可为证。

[28]罗琴、胡嗣坤《李颀及其诗歌研究》，巴蜀书社，2009年，第225—226页。

[29]同上，第236—238页。

[30]李玉洁《郑国的都城与疆域》，《中州学刊》，2005年第6期。

[31]《史记》卷二十四《乐书》，中华书局，1992年，第1235页。

[32]倪其心《〈送陈章甫〉鉴赏》，《唐诗鉴赏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1983年，第98页。

[33]如王锡九《试论李颀的人物素描诗》，《镇江师专学报》，1985年第2期；陈丽娟《李颀人物诗的独创性及其原因》，《太原师范学院学报》，2006年第3期；魏景波、魏耕原《李颀歌行体人物诗与盛唐气象》，《文史哲》，2012年第1期。

[34]提倡“人物诗”的学者也认为：“他的人物诗，实际上就是送别与酬赠诗。”见魏景波、魏耕原《李颀歌行体人物诗与盛唐气象》，《文史哲》，2012年第1期。

[35]钱锺书《管锥编》第三册，中华书局，1999年，第890页。

[36]吴承学《辨体与破体》，《文学评论》，1991年第4期。

[37]刘上生《古代小说人物艺术的起点——对小说史研究一个问题的回顾和回答》，《明清小说研究》，1997年第4期。

[38]刘上生《古代小说人物艺术的起点——对小说史研究一个问题的回顾和回答》，《明清小说研究》，1997年第4期。

[39]刘路、朱玲《关于破体为文》，《陕西师范大学学报》，1998年第2期。

[40]关于盛唐士人“出处同归”的人生理想，请参考拙作《从魏晋风度到盛唐精神——以仕隐观的演变为核心》，《文学前沿》（4），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

[41]关于本诗“破体为文”所产生的影响，因篇幅所限，本文中不拟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