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南唐词坛对西蜀“花间词”的审美接受

孙振涛

西蜀和南唐是五代时期最为发达的两个文化中心，西蜀和南唐均秉承前朝礼乐制度文化之余绪、荟萃中原奔亡士人之俊杰，不断涵养和培植起了本朝文明昌盛的时代新气象，在两大文化生态区域逐渐形成了西蜀“花间”和南唐文人两大词人创作群体。西蜀“花间”词人创作群体以韦庄、顾敻、李珣、牛峤、牛希济、毛文锡、毛熙震、魏承班、欧阳炯和孙光宪等人为代表；南唐词人创作群体以徐铉、陈陶、潘佑、李璟、李煜、冯延巳、韩熙载、成彦威等人为代表。

一、西蜀“花间词”影响南唐词坛的原因探讨

五代十国之际干戈扰攘国土分裂，僻处西南腹地的前蜀（907—925）和后蜀（934—965）两大割据政权相继开运继统，与此同时地处东南泽国的杨吴（919—937）和南唐（937—975）两大偏霸王朝亦不失时机地承袭代兴。五代十国时期各大割据政权时而合纵、时而连横，经过长期的战乱纷争和军事较量，最终两大对抗堡垒或结盟集团浮出水面。中原王朝与吴越、闽、楚交好，前蜀王朝与杨吴政权相互借重，后蜀王朝与南唐政权过从甚密，荆南小国则随风摇摆四向称臣。因此，西蜀和南唐政权在防范和抵御中原王朝的进攻态势上有着共同的利益诉求，他们对中原王朝联手牵制、割据对峙。

川蜀和南唐之间休戚与共、唇齿相依、相互倚重的战略态势，深刻影响了两国之间交往的内容和形式。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相互依存关系，以及两国之间频繁往返的外交聘问、商贸活动和文化交流对西蜀“花间词”在南唐境内的传播以及南唐词人对“花间词”的创作范式和审美意趣的学习借鉴产生不可忽视的重要影响。在历史上，南唐词派晚于花间词派，《花间集》编纂完成于孟蜀广政三年（940），此时南唐政权开国尚不足三年。又，近人评价冯延巳词“选声设色，犹不尽脱花间习气”^[1]颇为中肯，其《阳春集》中有十几首作品见于《花间集》。此外，李煜大量的香艳曲词作品，其风容色泽亦与“花间”风习相去不远。

五代十国时期，川蜀地区与江淮地区一时间前后相继集中涌现出了两大词人创作群体，正如清人王弈《历代词话》中所指出的：“词至西蜀、南唐，作者日盛，往往情至文生，缠绵流露。”^[2]这种独特的文学现象自然与西蜀和南唐两国承袭创变的音乐文化氛围、风靡流荡的曲词创作环境，以及两国君主臣僚之间宴会雅集、谱曲制词的文学创作喜好密不可分。

五代时期，江淮地区一如川蜀地区经济繁荣、文化发达，南唐盛时“东暨衢、婺，南及五岭，西至湖湘，北拒长淮，凡三十余州，广袤千里”；^[3]“江淮间，旷土尽辟，桑柘满野，国以富强”。^[4]随着南唐国力的不断增强和经济上的繁荣富庶，使得一种适应统治阶级舞榭歌台、朝弦夜歌、裁红剪翠、娱宾遣兴需要的曲词创作应运而生。南唐统治者一如西蜀时代纵情享乐、寄情声色、豪华奢靡，如中主李璟“嗣位之初，春秋鼎盛，留心内宠，宴私击鞠，略无虚日”；^[5]后主李煜“性骄侈，好声色”，^[6]“常微行倡家，乘醉大书石壁曰：‘浅斟低唱偎红倚翠大师，鸳鸯寺主，传风流教法’”^[7]其豪纵恣肆的放荡之举与蜀主王衍私游娼家大笔书写“王一来”别无二致。李煜本人亦对自己早年奢荡放荡的荒唐生活追悔不已，在其《却登高文》自陈道：“昔时之壮也，情槃乐恣，欢赏忘劳。悁心志于金石，泥花月于诗骚。轻五陵之得侣，陋散秦之选曹。量珠聘妓，纫彩维艘。被墙宇以耗帛，论丘山而委糟。”^[8]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讲，李后主、陈后主、前蜀后主以及隋炀帝除却天子不为外，使其作为文学荡子直可谓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南唐伎乐发达、教坊歌舞和豪门清唱一如西蜀社会。南唐先主李昪即位伊始，便开始着手创设教坊并委任申渐高专人负责。据马令《南唐书》记载：“升元初，案籍编括，（申）渐高以善音律为部长。”^[9]南唐先祖纵情恣肆、醉迷歌吹的享乐心态，与前蜀王建即位时骤改“乐营为教坊”的举止如出一辙。又，南唐后主李煜崇尚豪奢宠幸歌妓，即位后“大展教坊，广开第宅。下条制则教人廉隅，处宫苑则多方奇巧”；^[10]甚至于国破家亡之时仍不忘“最是仓皇辞庙日，教坊犹奏别离歌，垂泪对宫娥”（《破阵子》）。终南唐一朝，见于《南唐书》、《南唐近事》和《十国春秋》等史书记载的皇家伶人和宫廷乐工非常多，其中比较著名的有杨飞花，杨名高，李家名，王感化，曹生等。后主一朝，宫廷歌妓窅娘深得李煜宠幸，窅娘绚丽美艳、妙善歌舞，“后主作金莲，高六尺，饰以宝物，细带缨络莲中，作品色瑞莲，命窅娘以帛缠足，令纤小屈上，作新月状，素袜舞莲花中，回旋有凌波之态”。^[11]上有所好下必甚焉，在南唐社会中，由豪门官宦中人所蓄养的家妓数量颇为可观，如刘承勋“家蓄妓乐，迨百数人，每置一妓，费数百缗，而珠金服饰，亦各称此”；^[12]孙晟“以家妓甚众，每食不设食几，令众妓各执一食器，周侍于其侧，谓之‘肉台盘’”；^[13]韩熙载“肆情坦率，不遵礼法，破其财货，售集妓乐，迨数百人，日与荒乐，蔑家人之法，所受月俸，至即散为妓女所有”。^[14]市井娼妓因其风月性情倚门卖笑，一般活跃于市井细廛之中难登大雅之堂。在南唐社会，有时朋僚宴集时亦召之侑酒劝觞，如《江南野史》记载史虚白自中原投奔江淮时，宋齐丘“欲穷其技，乃命僚属宴之以倡乐”。^[15]

南唐社会曲词繁盛的创作环境一如西蜀，在很大程度上二者均为君臣欢会和朋僚雅集时劝觞侑酒的娱乐文化产物。文人士子们用情创志，不仅使歌曲小词更加适合歌女们应歌演唱，而且通过文人风雅情怀的大量注入，使得小词曲调的文化品位渐趋雅致，从而与俚俗靡丽的市井风习拉开了一定的距离，最终是要达到“将使西园英哲，用资羽盖之欢。南国婵娟，休唱莲舟之引”^[16]之完美的优雅境界。此外，南唐词坛有一则轶事经常被后人津津乐道，此则轶事即为中主李璟曾戏言冯延巳“吹皱一池春水’，干卿何事？”，冯延巳对曰“未如陛下小楼吹彻玉笙寒”。此事作为一则颇为意味的词坛轶事被后人们所递相转述，南唐君臣娱宾遣兴、崇尚雅词的审美情趣亦略见于此。

南唐文人谱曲作词适应歌女筵席传唱的社会时尚一如蜀地，五代时的西蜀文人经常为歌女们谱曲制词，所谓：“绮筵公子，绣幌佳人，递叶叶之花笺，文抽丽锦。举纤纤之玉指，拍按香檀。”^[17]南唐文人所创作的曲词作品，亦竞相被歌儿舞女们拿来谱曲传唱。如陆游《南唐书》记载：“（徐）锴久次当迁中书舍人，游简言当国，每抑之。锴乃诣简言，简言从容曰：‘以君才地，何止一中书舍人。然伯仲并居清要，亦物忌太盛，不若少迟之。’锴颇怏怏。简言徐出妓佐酒，所歌词皆锴所为，锴大喜。”^[18]又，《五代诗话》记载后周派陶谷出使江南时，陶谷在南唐君臣面前道貌岸然不苟言笑辞色凛然，文人韩熙载冷眼旁观谓所亲曰：“观秀实公妄也，非端人介士，其守可隳。”^[19]于是派歌妓秦若兰扮作驿卒之女旧衣持帚洒扫驿庭，秦若兰风姿美艳陶谷心醉，陶谷为取悦于佳人亲制一词《春光好》赠之。数日后，李璟设宴于澄心堂以“玻璃巨盅”盛酒邀请陶谷畅饮，陶谷凛然不顾。于是，李璟让秦若兰即席歌唱陶谷所赠之词，《春光好》词云：“好姻缘，恶姻缘，奈何天，难忘邮亭一夜眠，别神仙。　　琵琶拨尽相思调，知音少，特得鸾胶续断弦，是何年？”^[20]陶谷听后惭笑不已，连酌数饮、醉吐茵席，遂为李璟所薄，还朝时只派小吏饯别于郊亭。南唐盛时，宾朋僚属齐聚一堂作词应歌、劝觞侑酒的社会风习颇为盛行，如史虚白《钓矶立谈》记载，南唐中书侍郎韩熙载“后房蓄声妓，皆天下妙绝。弹丝吹竹，清歌艳舞之观，所以娱侑宾客者，皆曲臻其极，是以一时豪杰，如萧俨，江文蔚，常梦锡、冯延巳、冯延鲁、徐铉、徐锴，潘佑、舒雅、张洎之徒，举集其门”。^[21]又，据《阳春集序》记载：“公（冯延巳）以金陵盛时，内外无事，朋僚亲旧，或当燕集，多运藻思，为乐府新词，俾歌者倚丝竹而歌之，所以娱宾而遣兴也。”^[22]

二、南唐词人对“花间”词人创作范式、词学理想和审美意趣的接受

西蜀词人一时间集中大量的涌现、西蜀词人应歌制词、寄情抒怀的曲词创作成就以及《花间集》的编纂问世，均给予南唐词人很大的创作启迪和示范力量。南唐词人纷纷效仿“花间”，词写富贵享乐、征夫边塞、隐逸渔樵，抒发绮艳相思、伤春悲秋、离恨怨别等多样化的情感意绪。南唐词人群体承袭“花间”词人的创作范式，在曲词的遣词造句、傅彩设色、叙事造境、表现手法等各方面积极效仿“花间”，在曲词创作文人雅化的主题取向、抒情意趣、审美格调方面沿袭并超越“花间”，使之变得更为充实饱满和浓郁凝重。

南唐词人积极向西蜀词人学习，其中最具代表性的莫过于南唐冯延巳。如近人评价冯延巳的曲词作品“虽不乏寄意深远之作，选声设色，犹不尽脱《花间》词习气”；^[23]罗泌《六一词跋》评价冯延巳：“今观延巳之词，往往自与唐《花间集》、《尊前集》相混。”^[24]翻检冯延巳《阳春集》可以看出，其作品与西蜀《花间集》重出的很多。如冯延巳《清平乐》（春愁南陌），《阳春集》注明：“此首原按云：‘别作韦庄’”，^[25]该词见于《花间集》题韦庄作。冯延巳《菩萨蛮》（人人尽说江南好），《阳春集》注明：“此首原按‘别作韦庄’”，^[26]此词亦见于《花间集》题韦庄作。冯延巳《浣溪沙》（桃李相逢帘幕闲），《阳春集》注明：“此首原按云：‘别作孙光宪’”，^[27]该词见于《花间集》题孙光宪作。冯延巳《浣溪沙》（醉忆春山独倚楼），《阳春集》注明：“此首原按云：‘此词别作张泌’”，^[28]该词见于《花间集》题张泌作。冯延巳《江城子》其一（曲栏杆外小中庭），《阳春集》注明：“此首原按云：‘别作张泌’”，^[29]该词亦见于《花间集》题张泌作。又，冯延巳《浣溪沙》（春色迷人恨正余），《阳春集》注明：“此首原按云：‘别作顾敻’”，^[30]该词《花间集》题顾敻作。冯延巳《相见欢》（罗帷绣袂香红），《阳春集》注明：此首原按云：“别作崔昭蕴”，^[31]该词《花间集》中题为薛昭蕴作，疑宋人陈世修《阳春集》对该词的注解按语“崔昭蕴”当为“薛昭蕴”，“薛”讹误为“崔”。可见，冯延巳模仿西蜀“花间”已达到出神入化的地步，以致宋人编纂《阳春集》时将其作品与西蜀《花间集》词人的作品张冠李戴杂陈错出一并予以结集收录。

南唐词人作词过程中经常模仿或化用西蜀词人作品中的字面和语句，其模仿西蜀“花间”词人作品的例证斑斑皆是。如词人李煜“漫脸笑盈盈，相看无限情”（《菩萨蛮·蓬莱院闭天台女》）模仿蜀人毛熙震曲词中的语句“修蛾慢脸，不语檀心一点”（《女冠子·修蛾慢脸》）；“流水落花春去也，天上人间”（《浪淘沙·帘外雨潺潺》）模仿蜀人张泌曲词中的语句“天上人间何处去”（《浣溪沙·枕障熏炉隔绣帷》）；《临江仙·樱桃落花春归去》之“子规啼月小楼西”；模仿蜀人毛文锡曲词中的语句《更漏子·春夜阑》“花外子规啼月”；《乌夜啼·无言独上西楼》之“寂寞梧桐，深院锁清秋”模仿蜀人欧阳炯曲词中的语句《贺明朝·忆昔花间初识面》“碧梧桐锁深深院”。又，南唐冯延巳《阮郎归·南园春半踏青时》之“花露重，草烟低”模仿蜀人韦庄曲词中的语句《酒泉子·月落星沉》“月落星沉。楼上美人春睡”、“柳烟轻，花露重”；《采桑子·画堂灯暖帘栊卷》之“回倚孤屏，不语含情”模仿蜀人张泌曲词中的语句《浣溪沙·钿毂香车过柳堤》“回倚孤屏，不语含情”；《更漏子·风带寒》之“褰罗幕，凭妆阁”；模仿蜀人薛昭蕴曲词中的语句《相见欢·罗襦绣袂香红》“卷罗幕，凭妆阁”。此外，冯延巳《南乡子》“细雨湿流光……芳草年年与恨长……”与孙光宪《浣溪沙·揽镜无言泪欲流》之“一帘疏雨湿春愁”以及顾敻《虞美人·深闺春色劳思想》之“恨共春芜长”在曲词创作的字面或句法上都存在明显模仿或因袭的痕迹。

南唐词人为适应歌儿舞女花下樽前劝觞侑酒的创作风习，在曲词的傅彩设色方面一如西蜀秾艳绮丽、雕绘罗列、富美精工，诸如金钗、鬓发、珠帘、银屏、翠翘、绣衣、罗袖等与女子形象、闺阁氛围相关的场景和物象琳琅满目、应有尽有，直令读者目眩神迷、应接不暇。如冯延巳词“玉笛才吹，满袖猩猩血又垂”（《采桑子·寒蝉欲报三秋候》）；“春艳艳，江上晚山三四点，柳丝如剪花如染”（《归自谣·春艳艳》）；“娇鬟堆枕钗横凤，溶溶春水杨花梦。红烛泪阑干，翠屏烟浪寒”（《菩萨蛮》）；“金丝帐暖牙床稳，怀香方寸。轻颦轻笑，汗珠微透，柳沾花润”（《贺圣朝》）等。以上诸词无不呈现出一种秾艳华贵的鲜亮色调，将其置于《花间集》中与温、韦词混杂在一起自难区分彼此。又，李煜《浣溪沙》词云：“红日已高三丈透，金炉次第添香兽。红锦地衣随步皱。　　佳人舞点金钗溜，酒恶时拈花蕊嗅。别殿遥闻萧鼓奏。”^[32]描写帝王酣醉佳人艳舞纸醉金迷，直可谓花香生色神情兼备。又，李煜《一斛珠》词云：“晚妆初过，沉檀轻注些儿个。向人微露丁香颗。一曲清歌，暂引樱桃破。　　罗袖裹残殷色可，杯深旋被香醪涴。绣床斜凭娇无那。烂嚼红茸，笑向檀郎唾。”不仅沿袭《花间》一贯的香艳风习，且类似于一种六朝艳冶狎亵的玩赏作风，清人陈廷焯评之为“风流绣曼，失人君之度矣”此外，该词在摹写歌女的妖艳容色和轻狂举止方面，与《花间集》中和凝《山花子·银字笙寒调正长》几相类似。和凝《山花子》（其二）词曰：“银字笙寒调正长，水纹箪冷花屏凉。玉腕重金扼臂，淡梳妆。几度试香纤手暖，一回尝酒绛唇光。佯弄红丝绳拂子，打檀郎。”^[33]

在曲词的抒情叙事的视角和方法上，南唐词人有意识地模仿西蜀“花间”作法。西蜀“花间”词是由“诗客”群体所创作出的文人雅词，作品中时时凸显着第一人称抒情主人公的鲜明形象，其文人雅化创作意趣十分浓郁、追忆逆挽的叙事手法运用地非常熟稔。西蜀“花间”词中，如孙光宪《浣溪沙》词云：“乌帽斜欹倒佩鱼，静街偷步访仙居，隔墙应认打门初。　　将见客时微掩敛，得人怜处且生疏，低头羞问壁边书。”^[34]词中形象刻画了作者于烟花曲巷之中，官服不整、歪戴乌纱、倒佩鱼符的自我形象，一幅浪荡公子的无赖之相呼之欲出。牛峤《感恩多》词云：“礼月求天，愿君知我心。”^[35]韦庄《菩萨蛮》词曰：“劝我早归家，绿窗人似花”；^[36]南唐李煜为之效仿创作《菩萨蛮》词云：“人生愁恨何能免，销魂独我情何限。故国梦重归，觉来双泪垂。”^[37]词中不仅直接塑造“我”之形象，而且直接抒写“我”之感受，目的是要处处凸显“我”之存在。西蜀“花间”词人在作品的叙事抒情之时喜欢运用追忆逆挽的倒叙手法，如牛峤《酒泉子》词云：“记得去年，烟暖杏园花正发，雪飘香。江草绿，柳丝长。”^[38]薛昭蕴《浣溪沙》词云：“记得去年寒食日，延秋门外卓金轮，日斜人散暗销魂。”^[39]该叙事表现手法亦为南唐词人所成功的借鉴和运用，如冯延巳《鹊踏枝·霜落小园瑶草短》词云：“忽忆当年歌伴舞，晚来双脸啼痕满。”^[40]冯延巳《喜迁莺·宿莺啼》词云：“香已寒，灯已绝，忽忆去年离别。石城花雨倚江楼，波上木兰舟。”^[41]钟辐《卜算子·桃花院落》词云：“风拂珠帘，还记去年时候。”^[42]

南唐词人群体与西蜀“花间”词人，在曲词创作的主题取向方面有着诸多的相似之处。西蜀《花间集》中有不少关涉“征夫思妇”之边塞类主题的曲词作品，这与前蜀王建用兵陇右、开疆拓土的征战行为紧密相关，又与孟蜀一朝抵御后周和北宋侵略的守疆布防的行为密切相连，尤其后周大举用兵进犯山南地区时，孟昶频繁调动国内的劲兵将卒，导致国人惶恐、政局动荡、人心涣散。西蜀词人作品中的边塞主题，不仅着力渲染“征人思妇”离别相思，揭示战争带所来的深重苦难，更意在流露一种忧国忧民的仁者情怀和感伤意绪。如顾敻《遐方远》词云：“辽塞音书绝，梦魂长暗惊。玉郎经岁负娉婷，教人争不恨无情。”^[43]牛峤《定西蕃》词云：“紫塞月明千里，金甲冷，戍楼寒。梦长安。　　乡思望中天阔，漏残星亦残。画角数声呜咽，雪漫漫。”^[44]孙光宪《酒泉子》亦云：“空碛无边，万里阳关道。马萧萧，人去去，陇云愁。　　香貂旧制戎衣窄，胡霜千里白。绮罗心，魂梦隔，上高楼。”^[45]与西蜀王朝相对比，南唐政权亦多次出现刀光剑影、金戈铁马的征战事件，如南唐攻伐闽楚、对抗吴越以及抵御后周和北宋的兵马南侵。南唐李璟、冯延巳和陈陶等人均写有大量关涉边塞征战主题的曲词作品，如李璟词云“细雨梦回鸡塞远，小楼吹彻玉笙寒。多少泪珠无限恨，倚阑干”（《浣溪沙》）；“辽阳月，秣陵砧，不传消息但传情。黄金台下忽然惊，征人归日二毛生”（《望远行》）。又冯延巳词云“回首西南看残月。孤雁来时，塞管声呜咽。历历前欢无处说，关山何日休离别”（《鹊踏枝》）；“角声吹断陇梅枝，孤窗月影低。塞鸿无限欲惊飞，城乌休夜啼”（《醉桃源》）；“《梅花》吹入谁家笛，行云半夜凝空碧。欹枕不成眠，关山人未还”（《菩萨蛮》）。陈陶也写有《水调词》十四首。任二北在其《敦煌曲初探》一书中认为：“陈陶有《水调词》十首，全部只咏绝塞贪功、深闺抱恨之一贯情绪。”^[46]此外，南唐词人一如西蜀“花间”词人，在曲词主题取向上创作了许多表现文人隐逸情怀和方外雅趣的《渔父》词。如前蜀李珣的三首《渔父》词着意表现看破红尘、摆脱世俗名利之羁绊和寻回本真自由之身心恬淡的愉悦之情。后蜀欧阳炯，《十国春秋》称其：“尤工诗歌辞……《渔父歌》尤为辞家所唱和”。^[47]南唐李煜亦仿效西蜀词人写有两首《渔父》词，这是其多样化文人情怀的自然流露。李煜《渔父》（其一）词云：“浪花有意千重雪，桃李无言一队春。一壶酒，一竿纶，快活如侬有几人。”（其二）词云：“一棹春风一叶舟，一轮茧缕一轻钩。花满渚，酒盈瓯，万顷波中得自由。”^[48]李煜两首《渔父》词的主题取向、审美品格和意趣情怀，与西蜀“花间”词人的《渔父》歌唱异曲同工。

最后，南唐词人在曲词的抒情造境、开掘内心和抒情手法上均极力摹写西蜀“花间”词人。西蜀词人在作品中善于抒发火山喷发似的奔放感情，经常作尽头决绝语，如韦庄“纵被无情弃，不能羞”（《思帝乡·春日游》）；牛峤“须作一生拼，尽君今日欢”（《菩萨蛮·玉楼冰箪鸳鸯锦》）；顾敻“换我心，为你心，始知相忆深”（《诉衷情·永夜抛人何处去》）等。这种开掘内心激烈抒怀的表现手法，被清人贺裳称之为“作决绝语而妙者”；^[49]又被王国维誉之为“专作情语而绝妙者”。^[50]南唐李煜和冯延巳效仿西蜀“花间”成功借鉴和运用了这种抒情手法，如李煜“奴为出来难，教君恣意怜”（《菩萨蛮·花月暗笼轻雾》），一种唯我所愿九死未悔的小儿女痴绝般的动人情态跃然纸上。以及冯延巳“月月花前常病酒，不辞镜里朱颜瘦”（《蝶恋花》）、“醉里不辞金爵满，阳关一曲肠千断”（《蝶恋花》）与韦庄“此度见花枝，白头不誓归”（《菩萨蛮》）、“未老莫还乡，还乡须断肠”（《菩萨蛮》）所表现的决绝怒张的炽热情怀几相仿佛。此外，南唐词人与西蜀词人相比，更擅长营造凄迷神伤的意境场景，更善于展示文人雅士对时光短暂和生命沉重的焦灼情怀。南唐词人在其曲词作品中融入了对人生和世事的更为广阔深远的感喟与思考，从某种程度上讲，南唐词人对内心世界的开掘和感受远远超过了西蜀“花间”词人，与北宋词人的意趣情怀和品格境界步趋暗合于无形之中。

结束语

综上，缘自川蜀和江淮两地之间频繁的商贸文化交流，两国君主相同或相似的音乐文学创作爱好以及两地文人歌舞享乐、文士雅集、谱曲填词之类的文学创作风习，从而使得西蜀和南唐两大词人群体在曲词创作范式、词学审美理想和曲词艺术品味等方面，具有了某种意义或某些程度上的相似性或趋同性。南唐词人不断地向花间词人学习借鉴，从语句、体式、主题、意境和表现手法等各方面都获益匪浅。西蜀与南唐两大词人群体自觉捡起了中唐文人谱曲制词创作的风流余绪，进一步注入和强化了文人主体色彩的创作情思和审美意趣，从而不断扩大了词境、深化了词蕴、提高了词品，在二者共同的努力下推动和开启了北宋文人曲词创作之繁荣局面的到来。

【注释】

[1]詹安泰著《宋词散论》，广东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123页。

[2]唐圭璋编《词话丛编》，中华书局，1986年，第1138页。

[3]薛居正等撰《旧五代史》，中华书局，1976年，第1787页。

[4]司马光编《资治通鉴》，岳麓书社，1990年，第624页。

[5]傅璇琮、徐海棠、徐吉军编《五代史书汇编》，杭州出版社，2004年，第5057页。

[6]欧阳修撰，徐无党注《新五代史》，中华书局，1974年，第779页。

[7]吴任臣撰，徐敏霞、周莹点校《十国春秋》，中华书局，1983年，第256页。

[8]蒋方编选《李璟李煜集》，凤凰出版社，2011年，第211页。

[9]《五代史书汇编》，第5418页。

[10]李焘撰《续资治通鉴长编》第2册，中华书局，1995年，第213页。

[11]王士祯编，郑方坤删补《五代诗话》，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年，第175页。

[12]《五代史书汇编》，第5400页。

[13]《旧五代史》，第1733页。

[14]《五代诗话》，第157页。

[15]《五代史书汇编》，第5213页。(www.daowen.com)

[16]赵崇祚辑，李一氓校《花间集校》，商务印书馆香港分馆，1960年，第1页。

[17]张惠敏编《宋代词学资料汇编》，汕头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189页。

[18]《五代史书汇编》，第5501页。

[19]《五代诗话》，第113页。

[20]黄元尧、王晓著《诗海拾趣》，长江文艺出版社，1999年，第119页。

[21]《五代史书汇编》，第5028页。

[22]施蛰存主编《词籍序跋萃编》，中国社科出版社，1994年，第15页。

[23]《宋词散论》，第123页。

[24]《词话丛编》，中华书局，1986年，第193页。

[25]《阳春集》，第18页。

[26]《阳春集》，第31页。

[27]同上，第136页。

[28]同上，第45页。

[29]同上，第80页。

[30]同上，第124页。

[31]同上，第54页。

[32]《李璟李煜集》，第104页。

[33]《花间集校》，第108页。

[34]同上，第139页。

[35]同上，第63页。

[36]同上，第31页。

[37]同上，第164页。

[38]《花间集校》，第68页。

[39]同上，第50页。

[40]《阳春集》，第4页。

[41]同上，第31页。

[42]张璋、黄畲《全唐五代词》，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第497页。

[43]《花间集校》，第129页。

[44]同上，第68页。

[45]《花间集校》，第149页。

[46]任二北著《敦煌曲初探》，上海联合出版社，1954年。

[47]《十国春秋》，第813页。

[48]蒋方编选《李璟李煜集》，凤凰出版社，2011年，第130页。

[49]唐圭璋编《词话丛编》，中华书局，1986年，第697页。

[50]施议对译注《人间词话译注》，岳麓书社，2003年，第12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