寂寞中绽放光彩——元代辛弃疾的影响与被接受略论

郑永晓

辛弃疾的影响与被接受研究是近年来辛词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笔者所见如刘扬忠师《元好问对辛弃疾其人其词的接受和学习》、程郁缀、李静《金源词人元好问对辛弃疾的接受》、刘尊明《历代词人次韵辛弃疾词的定量分析》、程继红《辛词八百年接受史实与分析》等论文均从不同角度对辛词的影响与被接受情况有细致翔实的考辨。程继红专著《辛弃疾接受史研究》、李春英博士论文《宋元时期稼轩词接受研究》更是对此问题有系统的探讨。在这诸多研究成果中，笔者发现，大家的探讨多集中在南宋后期、金元时期和清代，而对元明二代尤其是元代的探讨较为薄弱。主要原因盖在于辛词在元代的影响确实比较小，相关材料匮乏，辛更儒先生所辑《辛弃疾资料资料汇编》元代部分所占篇幅相对较短。这为研究辛弃疾在元代的影响及被接受问题造成了一定障碍。2007年李春英博士论文《宋元时期稼轩词接受研究》提到金元对稼轩词的接受多表现为只言片语式的点评，缺乏对稼轩词独立系统的理论评述。而该文对元代辛词接受的研究亦仅涉及王恽、张之翰、刘敏中、袁桷、张埜、虞集、许有壬等数人，且论述相对南宋和金元时期较为简略。笔者以为，辛弃疾在元代的影响虽然与金源、明清相比颇有不及，但总体而言，多数元人对辛弃疾极为推崇，对其词之地位的评价也很高，尤其是对辛弃疾忠义奋发的英雄气概多赞美之辞，值得重视。因就寓目所及有关辛弃疾在元代之影响和被接受情况的一些零篇散帙，聊作此蛇足之论，不当处还请方家教正。

一、元人对辛弃疾其人的评价

我国具有极为悠久的史学传统。自司马迁《史记》以来，历代史书不论出于私人撰写，抑或出于官方修纂，其在人物的评价方面历来具有先天的优势，往往起着盖棺论定的作用。而在纪、表、志、传等史书的各种体裁中，有关记载历史人物生平事迹的纪、传二体在人物生平描述和评价的作用方面尤为突出。因此，欲了解元人心目中的辛弃疾，相关史书的评价是我们首先应该予以关注的重要资料。在这方面，元人为我们提供了三篇辛弃疾传：分别是脱脱等所纂《宋史·辛弃疾传》、于钦纂《齐乘·辛幼安》和王恽《玉堂嘉话·辛殿撰小传》。

这三篇辛弃疾的传记，虽然长短悬殊，详略不同，但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把他作为一个具有雄才大略的政治家、军事家予以立传，而没有将其视作单纯的词人。大家熟知的《宋史·辛弃疾传》在谈到他的文学成就时仅有“弃疾雅善长短句，悲壮激烈，有《稼轩集》行世”十七个字，而这个传记也并非出于《文苑传》。则是元代官方史学对辛弃疾的评价，主要着眼点并不在其文学创作。而在于钦所撰《齐乘》中，更进而对世人仅以“词人”目之感到可惜。小传很短，全文迻录如下：

济南人，《宋名臣言行录》黜稼轩不取。朱文公称曰：“稼轩帅湖南，赈济榜只用八字，虽只粗法，便见他有才。”况其忠英之气，见于辞翰者不一。尝言曰：“雠虏六十年后必灭，虏灭而宋之忧方大。”其识如此。宋人既以伧荒遇之，而不柄用中原，又止以词人目之，为可惜也，故识之。《宋实录》载幼安赞韩侂胄用兵，侂胄败，幼安获罪于士论，非也。稼轩豪杰之士，枕戈待旦，有志于中原久矣。宋人举国听之，岂无所成。侂胄之败，正陈同父所谓“真虎不用，真鼠枉用”之所致，以此议公可乎！^[1]

作为山东地区现存最早的志书，《齐乘》本身篇幅较短，因此辛弃疾这篇小传就字数而言在该书中属中等偏上，不能以字数多寡诠释作者对辛弃疾的重视程度。实际上，该小传夹叙夹议，而非纯粹客观的叙述，虽仅寥寥数语，却抓住了辛弃疾评价中两个重点环节：一是朱熹对他的评价，二是他的抗金志向及卓越识见。辛弃疾与朱熹之交往，《宋史·辛弃疾传》记载二人同游武夷山，以及朱熹殁后，辛弃疾往吊之事。《齐乘》力避重复，言简意赅地写出朱熹对辛弃疾的赏识。而首句“《宋名臣言行录》黜稼轩不取”，则表示对此书不收录辛弃疾持批评性态度。《宋名臣言行录》又名《八朝名臣言行录》、《朱子名臣言行录》，朱熹编著。主要选取北宋除钦宗一朝外八朝“名臣言行之迹，多有补于世教”者，“掇取其要，聚为此录”。^[2]其后李幼武依朱熹之例纂辑《皇朝名臣言行续录》等，与朱纂合刻，统称《宋名臣言行录》。然而此书在朱熹完成后，即围绕其材料去取等产生很大争议。《齐乘》所言“《宋名臣言行录》黜稼轩不取”一句之后，实有太多背景史实和是非需要挖掘考辨，但作者显然不愿读者误以为朱熹对辛弃疾有微词，是以紧接朱熹赞美之辞。小传对辛弃疾“忠英之气”、识见超卓、当朝仅以“词人”目之等表示了叹惋。尤可注意者，是小注中对辛弃疾与韩侂胄关系的阐述掷地有声。囿于体例及简短的篇幅，《齐乘》不可能单独对辛弃疾作翔实的生平记述和长篇论赞。但因作者是元人，与辛弃疾活动的时代已经有相当的时间距离，故能脱开纷纭复杂的朝臣、忠奸等关系而直指现象的本质，这就是辛弃疾是一名枕戈待旦，有志于恢复中原的豪杰之士。可以说，这个小传虽然出自辛弃疾乡邦后人之手，但并无溢美之词，而是言简意赅地凸显出辛弃疾豪杰志士的本色。

值得注意的是，王恽在其《玉堂嘉话》中也有一篇辛弃疾小传，名为《辛殿撰小传》。王恽（1227—1304），字仲谋，号秋涧，卫州路汲县（今河南卫辉市）人。著名学者、诗人、政治家，著有《秋涧集》。集中作品不止一次表露出对辛弃疾的崇敬、赞美和惋惜之情。其《江山万里图》诗虽非以吟咏辛弃疾为主旨，末句却归结到“千古《美芹》高议在，不应成败论终初”，^[3]对辛弃疾当年志在恢复中原，却终不能一伸其志甚感惋惜。这种身处异代而能欣赏、同情、叹惋的情怀在其《过稼轩先生墓》一诗中得到了更为充分的表露。此诗共5首，其第二、三首云：

相秦审势不明理，坐使炎兴失远图。力主备边伸大义，先生真是孔明徒。

遗编三复美芹辞，睿眷曾蒙孝庙知。黄壤不埋忠义气，至今烟草见蟠螭。^[4]

关于此诗对辛弃疾人格魅力、智勇忠义的赞赏，时贤在相关文章中已有充分的阐述，笔者不再赘言。需要强调的是，王恽并非南宋入元的遗民。据王恽《金故忠显校尉尚书户部主事先考府君墓志铭》，其祖先因避靖康之乱而从陈留徙居汲县，祖父宇及其父天铎均仕金朝。而靖康之变距王恽出生已有百年，王恽对辛弃疾的赞美和叹息绝非出自遗民情怀。据《元史·王恽传》，王恽历任元世祖忽必烈、裕宗太子真金和成宗铁木真，以刚正不阿，直言极谏著称。则是王恽为人、为官之品格与辛弃疾有相通、相近、相似之处。他对辛弃疾的异代相惜之情正是基于对辛弃疾人格品质的向往。所作《感皇恩》（与客读《辛殿撰乐府全集》）有“力扶王略，志在中原一举”等句，对辛弃疾抗敌报国之志及壮志难酬之愤深表同情。至元十九年（1282），王恽任山东西道提刑按察副使。次年，游泰山灵岩，观辛弃疾“六十一上人”之题名石刻。《辛殿撰小传》所谓“初，公在北方时，与竹溪尝游泰山之灵岩，题名曰‘六十一上人’，破‘辛’字也。至元二十年，予按部来游，其石刻宛在”^[5]云云，记述了他追蹑辛弃疾遗踪，缅怀辛弃疾事迹的历程。尽管这篇300余字的小传据邓广铭先生《辛稼轩年谱》考证，错讹颇多，但对传主“姿英伟、尚气节”的描述和评价还是非常准确的，精炼地概括了王恽对辛弃疾的崇拜向慕之情。

元人对辛弃疾的敬仰之情还可以从他们兴造“稼轩书院”一事得到证明。辛弃疾任上饶知府兼江西安抚使时，营造带湖新居，取名“稼轩”。然而因为失火，“稼轩”在辛弃疾在世时已经残破，所以他才移居瓢泉。不难想象，经过近百年的风雨侵蚀、战乱破坏，原本就已残败的“稼轩”到元初时会是何种景象。然而，就是这样一个残破不堪之地，因为它是辛弃疾的旧居，经过几代人的努力，至元大德年间，终于将其修缮一新，成为传道、授业、解惑的书院。戴表元《稼轩书院兴造记》对此有详细的记载：

广信为江闽二浙往来之交，异时中原贤士大夫南徙，多侨居焉。济南辛侯幼安居址，关地最胜，洪内翰所为记“稼轩”者也。当其时，广信衣冠文献之聚，既名闻四方，而徽国朱文公诸贤，实来稼轩，相从游甚厚。于是鹅湖东兴，象麓西起，学者隐然视是邦为洙泗、阙里矣。然稼轩之居，未久芜废，辛氏亦不能有之。辛巳岁，太守会稽唐侯震，因豪民之讼，阅籍，则其址为官地。明年乃议创筑精舍，以居生徒。才成夫子燕居，及道学儒先祠，而唐侯去。其冬，番阳李侯雷初至，遂始竟堂寝、斋庑、门台，诸役成，而扁其额曰“广信书院”，甲戌岁春也。书院成之二十五年，是为大徳二年戊戌，官改“广信书院”额，还曰“稼轩”。而栋宇颓敝已甚。又五年，北谯朱侯霁至，展谒，见之作而曰：“兹复谁诿乎？”即属山长新安赵君然明，极力经理。^[6]

戴表元为浙江奉化人，宋咸淳七年（1271）进士，入元后任信州教授，调婺州，因病辞，读书吟诗以终。遗民出身的他，显然对南宋的历史文化相当熟悉，大德六年（1302），他在信州观朱熹、辛弃疾南岩题名石刻，作《游南岩诗序》。此记先叙“稼轩”所在位置及在历史上的重要地位，以简练的笔触介绍了辛弃疾、朱熹等南宋文化名家在“稼轩”的交游及鹅湖之会在思想文化史上隐然媲美儒家文化发祥地洙泗、阙里的重要地位。据此记，“稼轩”的修缮，前期完成于唐震、李雷初。今按，唐震，字景实，会稽人。咸淳六年（1270）知信州，触贾似道，被劾去职。咸淳十年，知饶州。元兵至，不降，死之。《宋史》入《忠义传》。第二位修葺者为李雷初，事迹不详。工程完毕后，匾额题为“广信书院”，则在咸淳十年（1274）春，即文中所言“甲戌岁”。如此说来，唐震、李雷初修缮“稼轩”，均属南宋时期，而与元人无涉。而在广信书院建成二十五年后，即大徳二年（1298），元人恢复其“稼轩”之名。在三次修缮中，前二次固然功不可没，然至大德二年时“栋宇颓敝已甚”，显然系修复不彻底及维护不力所致。戴文根据作者在工程完工后亲自探访所得观感，重点记述了第三次修缮过程。根据文中所记修缮工程的具体承担者稼轩书院山长赵然明对他的介绍，此次修缮宗旨就是尽可能恢复辛弃疾所建“稼轩”旧貌，赵氏介绍不止一次出现“是稼轩遗迹”、“是稼轩所耕钓”、“是旧途”、“是旧凿”、“皆稼轩故物”等语句，不仅表明赵氏对稼轩故迹颇为熟悉，而且充满了怀念、崇敬之情。而下面这几句话尤足显示出他对辛弃疾的崇敬之心：“问余役尚几何，曰：‘吾所欲就何有极，使不以满去，将专祠辛侯，别置小学，作一亭名倚晴，以眺灵山诸峰；一亭名鱼乐，以俯西池；一亭名荡鸥，以复湖心之旧也。’”对于这样一位勤勉敬业，以保护先贤文物故迹为使命的普通人士，戴氏深致敬意：“若赵君，以一癯儒领空塾，能成贤守意，兴重役，其才志弥不可及。”而“捐俸倡助”此次修缮的地方官朱侯也值得在此略加介绍。按苏天爵《元故通议大夫徽州路总管兼管内劝农事朱公神道碑》：“公讳霁，字景周，泰安新泰人也。^[7]初袭父官，为淮东大都督，知扬州。……大德四年，转信州路。……先时，郡即宋某官辛幼安第，为稼轩书院，国初戍兵夺而居之，公归其侵地，新其栋宇，俨然列为学宫矣。”^[8]朱霁后来还曾主持修纂《新安后续志》，洪焱祖《新安后续志·序》云：“延祐戊午，总管北谯朱公到郡。首属学官访求二志墨本，校正重刊。……公名霁，字景周。屡典大郡，以廉能称。来为此邦，重士爱民，兴举废坠，固非一端。又为经久无穷之思，以及于此。迹其用心，大抵耻于趣办目前，不肯苟同流俗。”^[9]洪焱祖显然对于朱霁为人、为官之品格有深入的体认，故其所言颇为符合朱霁每到一地任职，就留心当地文物古迹的保护、学校的修缮和方志的纂修等文化事业的习惯，而且由于其“耻于趣办目前”，常为“经久无穷之思”，故所倡办之事，每每能够传之久远。稼轩书院如此，《新安后续志》亦如此。

大德三年（1299），稼轩书院还刊刻有《稼轩长短句》。该书卷12后有二行识语云：“大德己亥中吕月刊毕于广信书院，后学孙粹然、同职张公俊。”辛弃疾词宋刻本已失传，此本成为现存最早的辛弃疾词刻本，其珍希贵重可知。故1799年黄丕烈购得此本后，作跋语云：“顷从郡故家得此元刻《稼轩词》，而叹其珍秘无匹也。《稼轩词》卷帙多寡不同，以此十二卷者为最善。”^[10]据前引戴表元文，大德二年广信书院已更名为稼轩书院。此本云大德三年刊毕于广信书院，盖沿袭此前习惯使然。

担任稼轩书院山长的著名人士可考者有程端礼。程端礼（1271—1345），字敬叔，号畏斋。元代著名教育家。黄溍《将仕佐郎台州路儒学教授致仕程先生墓志铭》：“历信之稼轩、建康之江东两书院山长。……稼轩前贤遗迹。多为人所据。悉按其籍夺而归之。”^[11]邓文原《程氏读书分年日程跋》：“右稼轩书院山长程君本朱、真二先生教法，详为工程，以教今之应举者。用意日愚，而得效甚捷。”^[12]著有《读书日程》、《畏斋集》等。所作《吴信州路宣差》诗有“贱子生四明，才疏学尤陋。稼轩守藏书，岂惮远奔走”^[13]句，盖作于任稼轩书院山长期间。其《读书日程》（亦称《程氏家塾读书分年日程》），被明清诸儒奉为读书准绳，影响深远。

从“稼轩”的维护修缮、办学、刊刻辛弃疾词等方面而言，元人无论是官方还是个体，似都比宋人倾注了更多的心血，他们的言行中处处显露着对辛弃疾的崇拜敬重之情，这与前文所述元人为辛弃疾所作传记所表露的倾向是一致的，显示出辛弃疾在元人，至少是部分元人心目中的崇高地位。

事实上，直至元末，元人对辛弃疾的推崇、对他未能实现自己报国壮志的同情之心都还相当强烈。兹举一例：元末明初人张以宁有《过辛稼轩神道吊以诗》云：“长啸秋云白日阴，太行天党气萧森。英雄已尽中原泪，臣主元无北渡心。年晚阴符仙蠧化，夜寒雄剑老龙吟。青山万折东流去，春暮鹃啼宰树林。”^[14]对于当时朝廷偏安一隅、英雄志士报国无门，只能悲愤地发出“念腰间箭，匣中剑，空埃蠹，竟何成”（张孝祥语）那样的遭遇表现出感同身受般的同情和叹息。此诗对作者行至辛弃疾陵墓周边时秋云密布、萧森肃杀、杜鹃悲鸣氛围的渲染更加衬托出“英雄已尽中原泪，臣主元无北渡心”的悲哀和无奈。张以宁还有《赣州郁孤台吊稼轩作》诗云：“郁孤台前双玉虹，一杯遥此酬英雄。风云有恨古人老，天地无情流水东。精卫飞沉沧海上，鹧鸪啼断晚山中。清江不管人间事，烟雨年年属钓翁。”^[15]描述其过郁孤台时的叹惋和悲伤。根据此诗，张以宁过铅山辛弃疾神道在庚辰岁。按张氏生于元大德五年（1301），卒于明洪武三年（1370），其间之庚辰岁为元顺帝至元六年（1340）。又下推二十九年，为明太祖洪武二年（1369）。因此可以得出结论：张以宁前一首诗写于元顺帝六年，后一首诗写于明太祖洪武二年。前首属元诗，后篇属明诗。

当然，也并非所有元人都对辛弃疾持赞美态度。盛如梓云：“《宋史》载韩侂胄用事时，其诞日高似孙献诗九章，每章用一‘锡’字。辛弃疾以词赞其用兵，则用司马昭假黄钺异姓真王故事。是诚何心哉？士大夫所守必正，可仕则仕，可止则止，一以孔孟为法，斯不失为君子。如疏寮、稼轩，负大文名，而有此作，秽名史册，悲夫。”^[16]关于辛弃疾与韩侂胄之关系及赞成北伐缘由，时贤多有论述，^[17]盛氏所言“秽名史册”云云显然属于偏见。

二、元人对辛弃疾词的评价

关于元人心目中辛词之地位，元初磁州武安（今属河北省）人胡祗遹《此兴准备挂冠后西郊草堂以悦闲适》诗有“读易一篇无所咏，渊明诗句稼轩词”^[18]句，将辛词与陶诗并举。元初名儒郝经在《祭遗山先生文》中云：“先生雅言之高古，杂言之豪宕，足以继坡、谷；古文之有体，金石之有例，足以肩蔡、党；乐章之雄丽，情致之幽婉，足以追稼轩。”^[19]在推重元好问的同时，间接判定辛弃疾实为宋金二代词坛第一人。郝经的这种观点在金元时期颇具代表性。如王博文《白兰谷天籁集序》云：“乐府始于汉，著于唐，盛于宋，大概以情致为主。秦、晁、贺、晏虽得其体，然哇淫靡曼之声盛，东坡、稼轩矫之以雄词英气，天下之趋向始明。”^[20]赵文《吴山房乐府序》云：“近世辛幼安，跌宕磊落，犹有中原豪杰之气。而江南言词者宗美成；中州言词者宗元遗山。词之优劣未暇论，而风气之异，遂为南北强弱之占，可感已。……吾友吴孔瞻所著乐府，悲壮磊落，得意处不减幼安、遗山，意者其世道之初乎？”^[21]此文对周邦彦、康与之等人的词作颇多微词，于宋人独尊辛弃疾，尤推尊其“中原豪杰之气”。张之翰《方虚谷以诗饯余至松江因和韵奉答》云：“秦晁贺晏周柳康，气骨渐弱孰纲维？稼翁独发坡仙秘，圣处往往非人为。”^[22]刘敏中《江湖长短句引》云：“（乐府）逮宋而大盛，其最擅名者东坡苏氏，辛稼轩次之，近世元遗山又次之。三家体裁各殊，然并传而不相悖。”^[23]此文作于元延祐三年，刘敏中已七十四岁高龄，可见这是贯穿他一生的观点。按《元史·刘敏中》本传云：“敏中平生，身不怀币，口不论钱；义不苟进，进必有所匡救，援据今古，雍容不迫。每以时事为忧，或郁而弗伸，则戚形于色，中夜叹息，至泪湿枕席。为文辞，理备辞明。”可见他是一位忧时悯乱，为官清正，敢于指陈时弊，以匡时济世为己任的人。其词《沁园春·张君周卿将赴济南提刑经历，出示乐府，因其韵以饯之》有“簿领埃尘，鞍马风沙，逸才未舒。但平生豪气，黄金易散，高怀洒落，白璧难污。我问行藏，掀髯一笑，意外功名不用图”等句，故其忧生念乱之情怀与借词作以抒发其逸怀浩气、坦荡放达之情的风格颇有类于辛弃疾处。刘敏中为济南章丘人，辛弃疾也算是其乡邦先贤，对于辛弃疾的敬佩、向往之情较之他人难免更进一层，堪称异代知己。因此在他的文集中，不止一次出现与辛弃疾相关的作品。辛弃疾《山鬼谣》有“问何年、此山来此？西风落日无语。看君似是羲皇上，直作太初名汝”句，刘敏中家乡绣江有奇石，因取辛词《山鬼谣》语，名之为“太初”，并作《太初岩记》：“《余既以‘太初’命石，且为记。客曰：‘虽命之，不可无号。’号所以贵之也，乃以已意号之曰苍然。余复援稼轩例，作乐府〈沁园春〉一首，改名曰〈苍然吟〉，附于记后》。”足见辛弃疾的影响在他身上表现得极为显著，他对于辛弃疾的为人、词作必有极深入的了解、体认和鉴赏，因此他对于辛弃疾在词坛历史地位的论述切中肯綮、准确无误，而非人云亦云、浮泛无根之谈。

稍后于刘敏中的虞集也是一位极其推尊辛弃疾的大家。虞集，字伯生，号道园。南宋丞相虞允文五世孙。为元代中期文坛盟主，诗文俱称大家。其诗与杨载、范梈、揭奚斯齐名，并称“元诗四家”，亦工词与散曲，著有《道园学古录》、《道园类稿》等。《题李溉之学士湖上诸亭十一首，萧闲堂》诗云：“受业萧闲老，令人忆稼轩。”^[24]指出了辛弃疾早年师承。其《笙鹤清音序》云：“近体乐府，苏子瞻以其才气为之，如神龙变化，不可测也。周邦彦文律俱备，已在汴宋极盛将乱之时。辛幼安自北而南，词多慷慨。元裕之在金末、国初，经历忧患，自以为视秦、晁、贺、晏为何如。此三百年之大概也。”^[25]所言与前述王博文、赵文等相类，将辛弃疾与苏轼、元好问并举。而其《中原音韵序》则进一步把辛弃疾与元好问视为中州正声、作为元代词坛典范：

宋代作者，如苏子瞻，变化不测之才，犹不免制词如诗之诮，若周邦彦、姜尧章辈，自制谱曲，稍称通律，而词气又不无卑弱之憾。辛幼安自北而南，元裕之在金末、国初，虽词多慷慨，而音节则为中州之正，学者取之。我朝混一以来，朔南暨声教，士大夫歌咏，必求正声。凡所制作，皆足以鸣国家气化之盛。自是北乐府出，一洗东南习俗之陋。^[26]

作为文坛领袖的虞集指出，辛弃疾与元好问词都具有慷慨激扬之气，音节为中州之正，对于建立“足以鸣国家气化之盛”的北乐府具有奠基作用。苏、辛词风在金元时期，经过元好问的倡导，影响广泛，所以前述王博文、赵文等元初人士往往将苏轼、辛弃疾、元好问并举。《中原音韵》是一部影响深远的曲韵（北曲）专著，虞集所作此序不仅将辛弃疾置于苏轼、周邦彦等人之上，也进而阐明了辛词对元曲的重大影响，其间所反应的丰富信息值得特别重视。虞集之前，贯云石为杨朝英编散曲选《阳春白雪》作序云：“盖士尝云：东坡之后，便到稼轩。兹评甚矣。”^[27]龙榆生先生《中国韵文史》论元人散曲豪放派之形成云：“元曲以豪放为主，一方固由音乐关系，一方则受苏辛词派之影响。金、元皆起自北方，而苏辛词派，大行于北。后虽词变为曲，而递衍之际，涂辙可循。”^[28]并引虞集、贯云石语以为佐证。显然，辛词对元曲的形成有重要影响。

辛词对元曲的影响还可以从燕南芝庵《唱论》中得到证实。最早附刊于《阳春白雪》的《唱论》列举10篇大乐：“近出所谓大乐，苏小小《蝶恋花》、邓千江《望海潮》、苏东坡《念奴娇》、辛稼轩《摸鱼子》、晏叔原《鹧鸪天》、柳耆卿《雨霖铃》、吴彦高《春草碧》、朱淑真《生查子》、蔡伯坚《石州慢》、张三影《天仙子》也。”^[29]

《唱论》是我国现存最早的声乐论著，较为系统地阐述了声乐演唱理论，内容涉及演唱历史、代表人物、代表作品、演唱技法、音乐写作等多方面，在我国演唱理论史上具有重要地位。此处所举10篇“大乐”（有些版本作“大曲”）的作者，北宋五人：张先、柳永、晏几道、苏轼、司马槱；南宋二人：辛弃疾、朱淑真；金朝三人：蔡松年、吴激、邓千江。这10篇词作的艺术水准依今天的标准衡量容或高低不一，并不在同一水平上。但是作为精通演唱理论和技巧的燕南芝庵特意举出此10首词作，不仅说明这10篇作品在当时具有很高的知名度，而且在音律方面可以作为演唱的典范。同时也说明在曲已经大行其道的当时，仍有相当数量的词在演唱这样一个事实，而且词、曲融合，词对曲的成长有所助力也再次得到印证。辛弃疾《摸鱼儿》词跻身其中，说明在燕南芝庵这位精通词曲声乐的艺术家眼中，辛词的音乐水准也已达到一流境界。

元人对辛弃疾词的崇拜还可以从一件小事上得到印证。众所周知，辛弃疾有一首词《水龙吟·寄题京口范南伯家文官花》，其中有“人间得意，千红百紫，转头春尽。白发怜君，儒冠曾误，平生官冷”等句，描述文官花虽能百紫千红，得意一时，然时光易逝，如白驹过隙，待到转头春尽，则得意之感必随之烟消云散。这既是对文官花的善意忠告，又引出对范南伯白发官冷、儒官误身的惋惜之意。今按辛弃疾娶范邦彦之女，并与邦彦之子范如山（即范南伯）交往甚密，又将女儿许配给范如山之子为媳。这段因缘以辛词《水龙吟·寄题京口范南伯家文官花》为纽带，数次被元人赞赏。牟谳《题范氏文官花》云：“近世盛称，邢台范氏文官花，……辛稼轩尝为赋《水龙吟·白发儒冠误》，盖属泸溪令君。……休宁令君泸溪孙，而稼轩外诸孙，刻其词，置花右，至今犹存。若有护持之者。其子雷卿，遂以斯文发祥，领学事，主文盟，文官之应不虚矣。”^[30]牟氏为南宋遗民，文中所言范雷卿领学事，主文盟云云是指范氏任浙江儒学提举，儒学提举是元代官职，故此文必作于元代。牟氏《陵阳集》同卷又有《书范雷卿家谱》云：“五世孙雷卿，江浙儒学提举，大得士誉。”“某窃惟先朝，寤寐神州，收其豪隽，公（按指范邦彦）与辛公弃疾先后来归。忠义相知，辛公遂婿于公。”^[31]牟氏、范氏皆属南宋遗民，牟氏南宋时登进士第，官至大理少卿、浙东提刑，入元后不复仕。以他这种身份，所作《题范氏文官花》等文对于辛弃疾之“忠义”念兹在兹，极表赞叹与怀念自在情理之中。牟谳尚有《跋范令君晋陵诗十九首》一文云：“晋陵范令君闲静翁十九诗，余从其孙月观提举获观之。令君出为招参，稼轩辛公婿也。长歌抚剑之叹，似有妇翁风概。及观行赈、行涝、视旱等作，乃能细意为民，恳恻笃至如此。”^[32]也对范氏后人能得辛弃疾风概极表赞赏。

与其身份相仿佛，张伯淳也是南宋遗民，然与牟谳相较，其出生晚16年，虽然还赶在宋亡之前得中进士，但其成年以后的经历基本都是在元时度过的，因此其遗民风骨显得相对有所减弱，所作《题范雷卿二卷》云：“范氏故园有花一本，先白，次绿，而绯，而紫，以文官得名。稼轩辛公为赋长短句，殆与麻姑坛所记红莲变白、变碧者同一奇也。鲁公之记、稼轩之词，皆非烟火食语。范令尹与稼轩翁为外孙，能追记于真迹散落之后，令尹之嗣雷卿又能表而出之。”^[33]文中并未提及辛弃疾之忠义，而是将《水龙吟》词与颜真卿所书《麻姑仙坛记》相提并论，以“皆非烟火食语”六字赞美辛词之立意高妙，言词清丽，着眼点在词。^[34]

上述以外，对辛词推崇的元人还有很多。如耶律铸，耶律楚材之子，对稼轩词即颇为称道。所作《雪赋》，不止一次引用辛弃疾咏雪词中语，又有《饮凤凰山醉仙洞，有歌稼轩“郑国正应求死鼠，叶公元不好真龙”〈瑞鹧鸪〉者，因为赋此》。其《鹊桥仙》小序亦云：“阆州得《稼轩乐府全集》，有《西江月》：‘而今可事最相宜？宜醉宜闲宜睡。’或曰：‘不若道，宜笑宜狂宜醉’。请足成之。”^[35]显系对辛词颇为熟悉。又如张之翰，其《金缕曲》（送可与即用其韵）云：“从得君词惊且讶，醉里坡仙曽遇？是梦里、稼翁教汝。”^[36]更有《沁园春·酹稼轩故居》云：“乐府以来，继吾坡公，惟有稼轩。爱笔头神彩，全非近代；胸中才气，犹是中原。把百余年，秦晁贺晏，前辈诸人都并吞。无能敌，放秋空一鹗，独自腾骞。”^[37]在他看来，辛弃疾是苏轼以后绝对的词坛第一人，犹如一只勇猛无敌的鹗，所向披靡。以至于友人写词给他看，便发出是醉中与东坡相遇？还是梦里稼轩教他的疑问。足见张氏绝对是一位对辛弃疾词特别爱好至于痴迷程度的作家。再如张埜，尝作《沁园春》（止酒效稼轩体），其《水龙吟》（酹辛稼轩墓，在分水领下）云：“岭头一片青山，可能埋得凌云气。遐方异域，当年滴尽，英雄清泪。……漫人间留得，阳春白雪，千载下，无人继。……万里中原，不堪回首，人生如寄。”^[38]对胸怀凌云浩气、一意收复中原，但壮志难酬、赍志以殁的英雄表达了深切的叹惋和痛惜之情。而“千载下，无人继”的感喟又对辛弃疾词所达到的成就给予了极高的评价。至于爱好、学习辛词或作品被视为受辛词影响的就更多。如吴师道《题谢君植吴立夫诗词后》一文记载曾“泊舟京口，遇故人谢君植，饮酣，同上北固多景楼。……望维扬隐隐，凄凉满目。君植善乐府，因举辛稼轩、姜白石旧赋一二阕，悲壮顿挫，使人涕下不自禁。”^[39]按吴师道（1283—1344），婺州人。少时受宋儒真德秀影响，致力于理学研究。据文意，吴师道等游多景楼应在元英宗至治三年（1323），上距南宋灭亡已四十余年。而吴氏生于南宋已亡之后，吴、谢等人诵辛、姜等人词作，尚有遗民悲情难泯、捶胸顿足之状。则是辛词之深入人心，无需赘言。吴氏文集中《鲜于伯机自书乐府遗墨》一文还记载元代著名书法家鲜于枢所作乐府有“稼轩、遗山风”。吴氏《吴礼部诗话》还对辛弃疾寿韩侂胄词进行了考辨。

普通爱好诗词写作的人学习辛词的例子也并不鲜见。吴澄《故儒学教谕余府君墓表》记余氏“闲中以诗词自乐，词尤超拔拔，似辛幼安、刘改之之作”。^[40]李存《厚峰先生吴公行述》记吴氏“平居最喜歌辛幼安词，手编而不释。遇有感兴，辄赋一曲，其辞气率雄壮慷慨”。^[41]王恽《玉堂嘉话》记载“徒单侍讲与孟解元驾之亦善诵记，取新刻《稼轩乐府》吴子音前序，一阅即诵，亦一字不遗”。^[42]这些材料说明，辛弃疾词在普通民众中的喜爱和被接受情况，一如上层知识群体，现在看来也是很令人感叹的。

有一个现象值得注意，与南宋和明清不同，元代次辛弃疾词韵的作品很少。辛更儒先生在《辛弃疾资料汇编》中列出许有壬《贺新郎》（登滕王阁用稼轩韵）、《金菊对芙蓉》（宿程松壑月香亭次韵）、《菩萨蛮》（宿造口用稼轩韵）次韵、用韵共三首。刘尊明先生也注意到这个问题，他指出，元代是次韵辛弃疾词创作的一个萧条时期，作次韵稼轩词的只有“许有壬一人，而且仅2首词作”，“元代次韵稼轩词的冷落，也许原因很复杂，但至少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稼轩词在元代词坛上的尴尬景况。”^[43]确实如此。总体而言，稼轩词在元代词坛的被接受程度与南宋、金源和明清相比，尚有一定差距。但是，辛弃疾及其稼轩词在后代的影响和被接受历南宋、金、元、明、清以迄现当代，是一个持续不断的过程，元代不仅没有中断这一进程，而且也有众多的接受者感怀辛弃疾的豪情壮志和英雄无用武之地的忧伤，学习、模仿他的词作。可以说，虽然次韵辛词者仅有一人，辛弃疾在元代词坛上略显寂寞，但是辛弃疾的英雄气概及其词作仍然深刻影响了元朝一代又一代的知识分子和普通民众，在寂寞中绽放出耀眼的光彩。

【注释】

[1]明嘉靖四十三年（1564）青州杜思刻本。

[2]《八朝名臣言行录序》，《晦庵集》卷七十五。

[3]《江山万里图》，《秋涧集》卷二十，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4]《过稼轩先生墓》，《秋涧集》卷三十一。

[5]《玉堂嘉话》卷二，《元明史料笔记丛刊》，中华书局，2006年，第64页。

[6]《四部丛刊初编》本《剡源戴先生文集》卷一，《全元文》第12册，第287页。(www.daowen.com)

[7]按下文洪焱祖所言北谯朱公与戴表元所言北谯朱侯显系一人，而苏天爵此处所言朱霁为“泰安新泰人”，从籍贯角度看似乎并非同一个朱霁。但是根据苏氏所载朱霁仕宦经历来看，三篇文献所言朱霁毫无疑问是同一人。根据现有文献，朱氏当为新泰人，“北谯”云云笔者以为当是指其郡望所在。

[8]《滋溪文稿》卷十七，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9]弘治《徽州府志》卷十一。

[10]《四印斋所刻词》，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第154页。

[11]《黄文献公集》卷之九下，《丛书集成初编》据《金华丛书》排印本。

[12]《全元文》卷六四七，第21册，第45页。

[13]《畏斋集》卷一，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4]《翠屏集》卷二，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5]同上。

[16]《庶斋老学丛谈》卷一，《知不足斋丛书》本。

[17]吴雪涛《略论辛弃疾的一桩公案——兼及韩侂胄与开禧北伐》，《河北师范大学学报》，1982年第1期。

[18]《紫山大全集》卷七，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9]《陵川集》卷二十一，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20]《全元文》卷一四〇，第5册，第89页。

[21]《青山集》卷二，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22]《西岩集》卷三，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23]《中庵集》卷九，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24]《道园类稿》卷九，《元人文集珍本丛刊》影印明初翻印至正刊本。

[25]《道园类稿》卷一九，《元人文集珍本丛刊》影印明初翻印至正刊本。

[26]《中原音韵》卷首，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27]《阳春白雪》卷首，《万有文库》，商务印书馆，1936年。

[28]龙榆生撰，钱鸿英导读《中国韵文史》，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113页。

[29]《阳春白雪》卷一，《万有文库》。

[30]《全元文》第7册，第609页。

[31]同上，第610页。

[32]《全元文》第7册，第614页。

[33]《全元文》第11册，第210页。

[34]明人胡翰和苏伯衡分别有《文官花赞》和《范氏文官花诗序》，但所述重点在花，与牟谳、张伯淳所述又有区别。

[35]《双溪醉隐集》卷六，《知服斋丛书》。

[36]《西岩集》卷十二，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37]转引自邓广铭《稼轩词编年笺注》附录一，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第594页。按此条资料原始出处为《稼轩集钞存》引自《永乐大典》，署“张西岩”。辛更儒先生此条与张之翰分列两处，是将张之翰与张西岩视作两人。待考。

[38]《古山乐府》，《彊邨丛书》，广陵书社，2005年，第1593页。

[39]《吴礼部文集》卷一六，《续金华丛书》。

[40]《吴文正集》卷七十，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41]《俟庵集》卷二三，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42]《玉堂嘉话》卷五，《元明史料笔记丛刊》，第127页。

[43]刘尊明、王兆鹏著《唐宋词的定量分析》，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36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