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弃疾的乡居园林书写

常　昭

辛弃疾一生中的闲居生涯长达二十余年，从其乡居选择以及对园林艺术的关注与审美透视宋人的审美趣味和生活情调，对于认识宋代士大夫的文人生活形态与人文关怀亦可有所借鉴。

一、辛弃疾的乡居情怀与文学书写

乡居是以散居的形式存在，不同于政治中心或官府所在地官民集中的聚居形式。自汉代以来文学作品中描写城居多表现浮华奢侈的情调，在写作重点上多是宫殿、楼宇、街巷、行人。中下层文人写作城居生活时所透露的情感多为羡慕、夸耀等激越情绪，远不能做到平和静穆的陈述。唐宋以来，随着文人生活方式多元化，乡居选择也多起来。乡居，要与“乡”有关，即在乡野间生活为主，这主要是与“廊庙”相对而言。其区别主要在于以乡野之民的身份自居而不是身为官员偶至乡野。乡居，还要关注“居”的因素。第一，生存的经济来源主要依据农耕而非官俸。第二，居所在乡野之间，至少是在城郊而非城居，如一些纯写自然而非关居处的作品，亦非乡居作品。第三，对居所及生活方式特持欣赏态度。这些在辛弃疾的乡居书写中都有所体现。

从作家创作时段看，有的主要表现作者为官之前的生活状态；有的是写为官之后有时隐居的状态；有的是为官后被贬谪，相对于朝中作官亦可视为乡居时期之作；有的则是致仕之后退隐之作。从作家视角来看，主要有写他人居处之作和写本人居处之作两大类。以此标准来观察辛弃疾的乡居书写可以限定一个范围。辛弃疾的乡居书写主要包括两方面，一是在为官期间对乡村的描写，二是在隐居期间对个人生活的描写。

我们可以依据现今乡居观念将古代作品中写到的乡居分解为几个要素：其一是善于借自然之景；其二是在自然之景中写到人的居处建筑，如屋宇、樯檐、茅舍、院落等；其三，乡居中的植被多用作点缀生活，如花草树木；其四，要有田畴庄稼，为粮食需求而人工种植的植物；其五，为人类提供食物的家禽、家畜，为写作一大要素；其六，要有人间烟火气息，平和静谧之外，因其文人性又多带有遗世独立的气氛。在古代文学作品包括诗、词、歌、赋等各种文体中写到这些要素的，才可以判定为乡居书写的作品。通过分析，可看到乡居书写的作品与传统所谓田园题材作品内涵上有相近之处。所不同处在于外延上，通俗地讲，乡居的范围要大于田园，即传统所谓田园作品属于本文所论乡居书写内容，在传统所谓田园题材作品之外的一些作品片断或全篇也有可能属于乡居题材的文学书写。

辛弃疾乡居的选择兼有功能性和审美性，他所卜居之处非常重视农耕条件，首先是自己选定的，其次是在任时的营造，三是为终老的准备。最大的功能性便是提供经济来源，如原来在历城的老家有“西园”，南归后带湖故居的“西园”，期思山居的“东园”，都是指专门生产粮食及副食的耕地。选择带湖定居便“乃荒左偏以立圃，稻田泱泱，居然衍十弓”，可以说种植农田是其卜居的一个首要条件。《泌园春·再到期思卜筑》写到此地农田的自然环境：“一水西来，千丈晴虹，十里翠屏”，有水源，有平地，适合开发农田。辛弃疾选择乡居不仅种植庄稼提供粮食，还养蚕抽丝提供经济来源，如《满江红·山居即事》：“春雨满，秧新谷，闲日永，眠黄犊。看去连麦陇，雪堆蚕簇。”辛弃疾除了42岁之前有较固定的官俸之外，其他闲居时间大多依赖自家的农田收入供养家人，属典型的自给自足生活。《踏莎行·赋稼轩，集经句》虽仅集合了经书中的句子组合为词，但每一句俱有关农耕，从另一角度论证自古以来的经书主张，以证自己的选择为正道。他闲居期间所作大量词中随处可见“耕”“牛”“陌上”“篱落”等与农业生产相关的事物，也常用较多篇幅描绘“春韭”“桑”“麻”等农耕作物，对这些事物饱含着感情。即使在飘泉时期，他生活一度清苦，大约也是依靠农耕维生。如他在《即事示儿》一诗中写道：“扫迹衡门下，终朝抱膝吟。贫须依稼穑，老不厌山林。”十分真切地描述了一个不肯依赖官俸的文人对个人生活方式的坚守。即便如此，他对自然之美也从不会放弃。“松冈避暑，茆檐避雨”（《鹊桥仙·己酉山行书所见》）这就是他年老之后的生活状态，毫无怨言，亦非矫情。

审美性主要是指在大自然中点缀建筑以做到人事与自然的和谐。叶嘉莹先生《论辛弃疾词》说：“辛弃疾确实是对于山川花鸟一切大自然的景物都有着一份深厚的赏爱之情，所以当他建置房产时，遂在取景布置方面常不惜投入很多心力。”^[1]在他的乡居中有多处人工建筑，但多以实用为务，而不是竞奢斗侈，卖弄豪华，这在当时文人中呈现独到之处。辛弃疾所写到的人工建筑之名称现存记录的主要有：稼轩，植杖亭，雪楼（亦作雪堂、雪斋）。从命名上看，这些建筑首先具备实用功能。《稼轩记》写到的“东冈西阜，北墅南簏”，其中的东冈命名为“篆冈”，在《踏莎行》中提道：“带湖篆冈小酌”，在其诗《哭十五章》中也写到过：“何时篆冈竹，重来看眉藏。”

文人选择乡居自然与真正意义上的农耕不同，最大的区别在于乡居生活中的象征性和娱乐性。“道如今，吾亦爱吾庐，多松菊”（《满江红·呈赵晋臣敷文》）直接引用陶渊明诗句入词，并以松菊装饰居所，寄寓自己的高尚旨趣。又如《满江红·山居即事》：“细读《离骚》须痛饮，饱看修竹何妨肉？有飞泉日日供明珠，五千斛。”乡里间的风景早已成为作家的精神食粮。《和任帅见寄之韵三首》：“十顷芰花三径菊，醉乡容我住无何。”娱乐性主要指其日常生活中的饮食起居之情趣，多写饮酒、品茶、弹琴、听歌、赏游等活动。如“笑吾庐，门掩草，径封苔。示应两手无用，要把蟹螯杯”（《水调歌头》）写其饮酒之乐；“待恙儿酒罢又烹茶，扬州鹤”（《满江红》）写其品茶之趣；“素琴浊酒唤客，端有古人风”（《水调歌头》）“山远近，路横斜。正无聊处管弦哗”（《鹧鸪天》）“许多愁，问君有酒，何日不丝竹？”（《归朝欢》）写其琴曲之爱。乡居书写还十分注重人物的选择，如多首作品以翁、童入词，尤其是刻画童子的憨态与农家画面相宜，增添了人间亲情滋味。

二、辛弃疾的园林意识及审美表现

如果说乡居是人类生活的物质需求，那么园林就是人类生活的精神追求。园林的产生要晚于人们对于乡居的描述。在历史上私人园林出现较晚，皇家园林产生较早。这更进一步表明，园林是一种超越了物质层面的精神需求的产物。园林是人文与自然的融合，在自然中构建人的理想居所，在人的居所中引入自然的元素。“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东篱”即是人工建造的适于人类生活所必需的制造物，而“南山”即是大自然的一角。两者崭入一体，构成了陶渊明世界中的理想境界。但是这个“东篱”还是简单的崭入到自然界中的一个小的部件，不足以与自然和谐相契。当人工建筑有了装饰，有了意愿的寄托，有了背景，有了与自然事物的依托之后，才是可堪称为人文要素的园林造景。所以田园是园林的一角，是园林的前身，山水亦是园林的组成部分。从时间纵轴上说，亦为园林形成的前期要素。园林的定义是模糊的，但为了研究方便，我们可以给出相对的定义，即园林应具备审美功能，其诞生是在物质保障基础上，在精神上，为人们提供一种身心休息的环境与场所。这种精神上给人带来的愉悦功能不是书、画等精神产品可以取代的，它主要实现人们在生活空间中的审美娱乐愿望，是人们将书画中的意境转化为实物的体现，耳目所及可以带来人们感官上的多种审美的享受。我们同样可以将古代文学作品的园林描写分解为几个要素：其一，同样是关于借景，所借景色与乡居借景重在生活不同，园林借景重在自然，如自然山水中的岭、丘、壑、湖、溪、植物等背景；其二，在自然背景衬托下，应点缀性的描写亭台阁榭等休闲建筑，而非日常居所；其三，所写的人工建筑痕迹如假山、水岸、花墙、回廊等以装饰为要旨的人工修饰部件，取其高低错落，前后相映之趣味，以色彩和谐、造型精巧为亮点等；其四，以饮宴来反衬园林之乐，来突显人间气息。凡作品中有此要素方可视为园林文学书写。

辛弃疾在乡居生活中营造园林有个人的喜好和审美取舍，在种植、建筑上见解独特，因此常常参与到园林的设计规划过程去。如《沁园春·带湖新居将成》下阙详细说明个人的理想规划：“东冈更葺茅斋。好都把轩窗临水开。要小舟行钓，先应种柳；疏篱护竹，莫碍观梅。秋菊堪餐，春兰可佩，留待先生手自栽。”《即事》诗写道：“野人日日献花来，只倩渠侬取意栽。高下参差无次序，要令不似俗亭台。”即使种花植草也要带有个性，与他人区别开来。作家设计的园林多为引发诗意，如《水调歌头·盟鸥》：“东岸绿阴少，杨柳更须栽。”“夜雨北窗竹，更倩野人栽。”还有的设计是为取景考虑，如《浣溪沙·飘泉偶作》：“新葺茆檐次第成，青山恰对小窗横。去年曾共燕经营。”

辛弃疾的诗词创作中经常提及园林布局，如“园”“池”“沼”“湖”“泉”成为人物活动的背景，各种植物如松竹、山林、兰菊、花、萍等静物，鸟、鸥、雁、鸦等动物，点缀其间充满了生活气息。长廊等建筑是为了方便主人观景避雨之用的，同时也增添了一道景观。《郡斋怀隐菴》二首其二：“空山钟鼓梵王家，小立西风数过鸦。秋色无多谁占断，长廊西畔佛桑花。”《偶题》三首其三：“闲花浪蕊不知名，又是一番春草生。病起小园无一事，杖藜看得绿阴成。”辛弃疾作品中所写居处有的是园林实地，也有一些建筑名称在词中提到，但可能只是美称，未必实有其所。如《水调歌头》中的“赋松菊堂”，《南歌子》中的“画栋频摇动”，其诗《答余叔良韵》：“东舍延朝爽，西林媚夕曛。”其中的松菊堂、画栋被有些学者认为是虚构之名，东舍、西林，亦不过是随意指称。但由这些命名，可知作家书写园林景致之美属有意为之。

辛弃疾在外居官也十分重视农耕并关注园林建筑。不仅居官时浏览名胜写作较多园林之胜景，而且还主持兴建楼台观阁，以供后人揽胜。如在上饶比较固定的居所之外营建的园林；知滁州时所建奠枕楼，“用以安辑民庶，收容商旅者也”；^[2]另有繁雄馆；在博山道中曾被人称“雨岩居士”，疑有雨岩之建，《玉楼春》题记称“巃嵸，雨岩堂名”；任浙东时所作秋风亭、鹤鸣亭、观风堂等。可以想见词人作官期间也无时不在享受自然美景，无处不在体验万物生机。任职闽中在福州描写西湖美景，使用了《贺新郎》《小重山》《水调歌头》《西江月》等多种词调，着重刻画了湖中的十里荷花，亭台楼榭，花红柳绿，点缀着多种飞禽，仿佛远离人世间的喧嚣与纷争，在自然界获得了身心的解脱。

园林是高度艺术化的居处环境，这种艺术化有的是建立在城居官邸背景之下，有的则是在乡居背景之下，一般来讲大多融入了乡野之趣，这是由中国文人的乡土意识和成长环境决定的。在园林中尽享歌舞欢娱，却偏写成“竹篱茅舍要诗翁”（《鹧鸪天》），明明有黄金腰印，却偏只见“丘陇牛羊”（《一枝花·醉中戏作》）。当然也有的是在乡居生活中保持着文士的高雅追求，如《移竹》：“每因种树悲年事，待看成阴是几时！眼见子孙孙又子，不如栽竹绕园池。”在庄稼地里栽上竹子，既有农田丰收景象，又有修竹清雅之趣，符合文人的心理期待。

以往有学者认为：“辛弃疾乡居期间的词，其主旨是对英雄迹业的追怀，他的借酒浇愁、游山玩水、效法陶潜、追仙慕道等都寄寓着他的遭遇与愤慨，他在宁静的乡村过着心情并不宁静的生活。”^[3]这自然符合作家的实际，但如果强调道德评价过多，却忽视了作家对自然生活方式选择的主动性，同样也抹杀了同时代文人对自给自足生活的精神追求。

三、词诗文各种文体的乡居园林书写(www.daowen.com)

据《稼轩词编年笺注》，辛弃疾现存词作共620余首。另据《辛弃疾诗文笺注》收录辛弃疾现存诗有91题135首，文有《美芹十论》《九议》及19篇各类文章，其中写乡居生活最多的是词。在其词、诗与文中提及乡居之乐与园林之美最多的是词，其次是诗，文中几乎没有。这与作家的写作习惯、创作特长有关，也与文体自身的特点有关。词，有长短句之称，不同的词调，可以容纳的词句十分多样。有句式较为整齐的词调，也有一言、二言、三言乃至五言、七言或更多字的句子，这种句式特点为罗列乡野事物提供了可能性。如《鹧鸪天·代人赋》一词写乡居生活中的早春景象，如数家珍般列举陌上的桑树、小山坡上的青草，草地上的黄牛，将坠的夕阳、寒林、暮鸦、酒旗、人家等，又将全诗诗眼聚焦在乡野溪头迎风开放的芥菜花，对比繁华城市中的桃李，着力传达出对乡野生命的热爱。历来人们多认为诗庄词媚，诗歌多用来写较为庄重的事件，表达严肃深沉的情感，而词多伴随着歌馆楼台，表达的情感较为个人化，纯属性情之作，能够传达个人独特的感悟，适合书写一己之悲欢。辛弃疾《西江月·夜行黄沙道中》描写了在上饶乡居期间时常体验的乡野情调，细致真切地描绘出夏天夜晚伴随着的清香，真切勾勒出农人徒有的心理感受。

其诗也有乡居生活的书写成分，但不再讲求浑融寄托，语言上更直陈事件，虽也使用典故，但语势一气而下，全无唐诗的玲珑兴象。其诗《和赵昌父问讯新居之作》：“草堂经始上元初，四面溪山画不如。畴昔人怜翁失马，只今自喜我知鱼。苦无突兀千间庇，岂负辛勤一束书。种木十年浑未办，此心留待百年余。”以叙述语气写实，又以议论结束，不易展开对园林环境的细致描摹。也有写得较为细致之作，如《和周显先韵二首》其一：“暖日晴风晚蝶忙，平林先著夜来霜。寒花毕竟无聊甚，野菜畦边惨淡黄。”限于音律和句式，园林景物只能以点带面，表达效果远不如词来得灵活、生动。

辛弃疾现存作品中没有发现赋作，这可能是作家的写作习惯使然，也有可能是作品失传所致。其文章除了《美芹十论》、《九议》等公文之外，其他较为私人的文章有的也写到了自己的乡居生活。《祭陈同父文》写道：“而今而后，欲与同父憩鹅湖之清阴，酌飘泉而共饮，长歌相答，极论世事，可复得也？”可见乡居园林是作家与知己者切磋技艺、讨论世事的处所，极大地丰富了园林建筑的社会意义。《新居上梁文》虽是一种专门文体，就其性质来看，因其铺张、陈述的写法，实可看作赋体文。文中使用了整齐的句式，写新居概况，又从东南西北上下六个角度，写出主人对国家、个人生活等诸方面的祝愿，寄寓了个人情感、价值理念和人生追求。本文如同宋代其他上梁文一样，“勾勒出文人闲适散淡的田居生活场景，既清新脱俗又不失人间烟火的温情脉脉。这种理想的居家生活状态是一种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和谐乐处，展现了宋代文人朴实而不失理趣的生活方式”。^[4]

四、乡居园林书写中的人文意识

考察辛弃疾的年谱，其乡居园林书写从创作时期上可分为乡居期间所写成的作品，仕宦期间所写成的作品这两类，一为实写，一为想象。从这两方面可见乡居在其生活中的重要性。描写农村的风光及家居附近的自然山水，记录与农事有关的言论、描写、议论同属于这个范畴。辛弃疾的乡居园林书写折射出宋代出现的人文意识与现实关怀，主要体现在对人生归宿的终极追求上，同时体现出宋代人注重修身的生活理念和圆融汇通的思维方式。

在辛弃疾心中原本就有对于处士的方外之想，南归后随着仕宦的失意，恢复的无望，这种理想越来越清晰。如他在《念奴娇·西湖和人韵》中写道：“遥想处士风流，鹤随人去，已作飞仙伯。茆舍疏篱今在否，松竹已非畴昔。”借用林逋的事例记录自己难以实现的愿望。在其《水调歌头·文字觑天巧》中进一步明确自己在自然界中寻求解脱的理想：“文字觑天巧，亭榭定风流。平生丘壑，岁晚也作稻粱谋。五亩园中秀野，一水田将绿绕，稏不胜秋。饭饱对花竹，可是便忘忧？”

辛弃疾不但自己乐于置地、兴建园林，还支持友人乡居。如他曾为友人杜仲高开山田，杜仲高遂命名为“辛田”，还写作《辛田记》一篇。曾欲为友人陆游筑舍，遭婉拒。陆游《剑南诗稿》卷六十一《草堂》诗道：“幸有湖边旧草堂，敢烦地主筑林塘。”自注：“辛幼安每欲为筑舍，予辞之，遂止。”^[5]还曾赒千缗给刘过，让他置办田产。这种兴趣与他对北方南方的见解有关。他说：“人生在勤，当以力田为先。北方之人，养生之具，不求于人，是以无甚富甚贫之家。南方多末作以病农，而兼并之患兴，贫富斯不侔矣。”^[6]反映了北方人重农轻商的思想遗留，并带有齐地人重贤尚功的古风。辛弃疾乡居园林的理想与同时代其他文人相比较具代表性。邓广铭曾评价南宋一代的文人学士们，有的“只把目光和心力全都贯注在猥琐庸俗的个人生活上面，吟风弄月，留连光景，在其作品中所描述、所表现的，只是社会生活当中一些次要的乃至全无重要意义的节目，……”^[7]这个评价有其时代局限性，却反映出南宋一代的社会现实和文学面貌，即对个人生活的关注和欣赏。辛弃疾对乡居理想的构想与实践，展示了宋代文人对自我价值的确立与个体生活品质的追求，体现了宋代人文精神的新水平。

辛弃疾的佛道修养也是支撑其乡居园林理想的思想基础。他在诗词创作中多次引用老子、庄子之语，晚年多游历寺院，如金相寺、寿宁寺，喜读经卷。如其《醉书其壁》二首其一：“颇觉参禅近有功，因空成色色成空。色空静处如何说？且坐清凉境界中。”《有以事来请者，效康节体作诗以答之》：“器才满后须招损，镜太明时易受尘。终日闭门无客至，近来鱼鸟却相亲。”《第四子学春秋，发愤不辍，书以勉之》：“身是归休客，心如入定僧。西园曾到不？要学仲舒能。”以佛、道消解现实中的困惑，然对晚辈仍寄予厚望，实代表了宋代文人儒、释、道兼善的学养。

辛弃疾文学创作中感动后人的因素除了其念念不忘恢复大业的民族精神之外，还有一点就是活画出南宋文人内心的精神追求和生活趣味，书写出中国农耕文明生活方式赋予文人的审美视野，指示了文人自然和谐的人生归宿，代表了南宋文人内心丰富精致、多元共存的人文精神。

【注释】

[1]叶嘉莹《迦陵文集》第5卷，河北教育出版社，1997年，第270—271页。

[2]邓广铭《稼轩词编年笺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第23页。

[3]朱丽霞《20世纪辛弃疾研究的回顾与思索》，《文学评论》，2007年第3期。

[4]张慕华《上梁文与宋代文人构建的理想国》，《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1期。

[5]陆游撰，钱仲联校注《剑南诗稿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第3488页。

[6]《宋史》卷四百一《辛弃疾传》。

[7]邓广铭《稼轩词编年笺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第3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