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游与辛弃疾人生创作的异点比照

崔际银

陆游与辛弃疾，都是南宋前期著名的爱国作家，双方的创作在思想理念、题材内容等方面，具有高度的一致性。同时，在人生定位、品格性情以及创作方法、抒情方式的选择与运用方面，双方则表现出明显的不同。在此，拟就双方的相异之点加以梳理，进行简略的对比观照。

一、人生经历不同

（一）个人出身：陆游生长于南方，^[1]是根正苗红的南方（南宋）人；辛弃疾出生于北方，是由北方（金国占领区）起义南来的“归正人”。

陆游刚刚出生的时候，虽曾随父母短暂生活在汴京，但当时他年不过周岁，未曾留下任何记忆。自靖康元年（1126）举家返乡为始，他再也没有到过被金国占领（1127年始）的北方，而是在南方、主要是在其故乡越州山阴（今浙江绍兴）渡过了一生。在他漫长的人生之中，虽然在科考仕宦等方面经受种种挫折，抗敌复国的愿望屡遭阻滞，但人们对他的忠诚没有任何怀疑，因为他是故乡在南方、成长在南方的人，是南宋王朝自己的、值得信赖的人。

辛弃疾比陆游小十几岁，生于宋高宗绍兴十年（1140），出生地是金国占据的山东济南。他在二十二岁之前，生活于金人统治区，由于家庭及师长的教育熏陶，从小树立了恢复故国的志向。二十二岁参加耿京领导的抗金义军，担任掌书记之职。他力劝耿京率军向南归宋：“绍兴三十二年（1162），京令弃疾奉表归宋，高宗劳师建康，召见，嘉纳之，授承务郎、天平节度掌书记，并以节使印告召京。会张安国、邵进已杀京降金，弃疾还至海州，与众谋曰：‘我缘主帅来归朝，不期事变，何以复命？’乃约统制王世隆及忠义人马全福等径趋金营，安国方与金将酣饮，即众中缚之以归，金将追之不及。献俘行在，斩安国于市。仍授前官，改差江阴佥判。弃疾时年二十三。”^[2]辛弃疾满怀着热爱赵宋的心情杀敌灭叛、冒死南来，并没有受到南宋真正的信任。人们都承认他能力超群，但他又不断地受到流言蜚语的困扰：“辛弃疾有功，而人多言其难驾御。”^[3]“辛幼安亦是一帅材，但方其纵恣时，更无一人敢道他，略不警策之。及至如今一坐坐了，又更不问着，便如终废。此人作帅，亦有胜他人处。但当明赏罚以用之耳。”^[4]在朝廷的诏书中，也有对他毫不客气的指责：“尔乘时逢奋，慕义来归，固尝推以赤心，亦既委之方面。曾微报效，遽暴过衍。肆厥贪求，指公财为囊橐；敢于诛艾，视赤子犹草菅。凭陵上司，缔结同类。愤形中外之士，怨积江湖之民。方广赂遗，庶消讥议。负予及此，为尔怅然。”^[5]尽管受到众多质疑，他仍积极建言献策、力主恢复，“持论劲正，不为迎合。作《九议》并《应问》三篇、《美芹十论》献于朝，言顺逆之理，消长之势，技之长短，地之要害甚备”。^[6]可惜，辛弃疾的建议并没有被采纳。他在南渡后的基本生存状况是：“官不为边阃，手不掌兵权，耳不闻边议。后之诬公，以片言只字之文致其罪。”^[7]辛弃疾在南宋所遭受的一切不公正，大多源于他的“归正人”身份。他虽是英勇杀敌的起义者，但南宋却是将其视为投诚归正者对待的。“降者不可信”，是古今通行的信条。对此，清人王夫之曾有专论“古有云：‘受降如受敌。’非但行阵之间，诈降以诱我而覆我也。果于降而无以驭之，示以瑕而使乘，激其怨而使愤，益其骄而使玩，其祸皆深于受敌。受敌而不竞，一败而止，屡败而犹足以振，患在外也。受降而无以驭之，则患在内而无以解”^[8]面对这样的生存环境，辛弃疾内心的痛苦是可想而知的。这也是他与陆游最为明显的不同之处。

（二）人生定位：陆游是一位富于想象力的文人；辛弃疾本质上则是讲求实际的武士。

陆游“年十二能诗文，荫补登仕郎。锁厅荐送第一，秦桧孙埙适居其次，桧怒，至罪主司。明年，试礼部，主司复置游前列，桧显黜之。……孝宗即位，迁枢密院编修官兼编类圣政所检讨官。史浩、黄祖舜荐游善词章，谙典故，召见，上曰：‘游力学有闻，言论剀切。’遂赐进士出身。……范成大帅蜀，游为参议官，以文字交，不拘礼法，人讥其颓放，因自号放翁。……起知严州，过阙，陛辞，上谕曰：‘严陵山水胜处，职事之暇，可以赋咏自适。’再召入见，上曰：‘卿笔力回斡甚善，非他人可及。’除军器少监。绍熙元年，迁礼部郎中兼实录院检讨官。嘉泰二年（1202），以孝宗、光宗两朝实录及三朝史未就，诏游权同修国史、实录院同修撰，免奉朝请，寻兼秘书监。……游才气超逸，尤长于诗”。^[9]在陆游的生活之中，作诗占据着重要的位置：他“以诗外之事，尽入诗中。时当南渡之后，和议已成，庙堂之上，方苟幸无事，讳言用兵，而士大夫新亭之泣，固未已也。于是以一筹莫展之身，存一饭不忘之谊，举凡边关风景，敌国传闻，悉入于诗。叶神州陆沈之感，已非时事所急，而人终莫敢议其非，因得肆其才力，或大声疾呼，或长言永叹，命意既有关系，出语自觉沈雄。”“放翁之不忘恢复，未免不量时势，然亦多误于传闻之不审。”^[10]“其能太高，迹太近，恐为有力者所牵挽，不得全其晚节。”^[11]以上这些有关陆游的记载，皆属文人之所为，也是其文人品性的最好注脚。

辛弃疾属于文武赅备的杰出人才，但更多显示为治军将帅的素质。他的治军才能，不但表现在参加耿京义军、活捉叛徒张安国渡江归南期间，也体现在南渡之后的作为：孝宗乾道六年（1170），他“出知滁州。州罹兵烬，井邑凋残，弃疾宽征薄赋，招流散，教民兵，议屯田，乃创奠枕楼、繁雄馆。辟江东安抚司参议官。留守叶衡雅重之，衡入相，力荐弃疾慷慨有大略。召见，迁仓部郎官、提点江西刑狱。平剧盗赖文政有功，加秘阁修撰。调京西转运判官，差知江陵府兼湖北安抚。迁知隆兴府兼江西安抚，以大理少卿召，出为湖北转运副使，改湖南，寻知潭州兼湖南安抚。盗连起湖湘，弃疾悉讨平之。……绍熙二年（1191），起福建提点刑狱。召见，迁大理少卿，加集英殿修撰、知福州兼福建安抚使。……又欲造万铠，招强壮补军额，严训练，则盗贼可以无虞。事未行，台臣王蔺劾其用钱如泥沙，杀人如草芥，旦夕望端坐‘闽王殿’。遂丐祠归。”^[12]可见，辛弃疾在南归后的主要工作，不外率军镇压农民起义、维护地方治安、招收并训练军事人员等。他的文学创作（作词），从根本上讲，并非其真正的关注之点，而是借以抒发“立功”不成的抑郁情感的工具：“辛稼轩当弱宋末造，负管乐之才，不能尽展其用。一腔忠愤，无处发泄，观其与陈同父抵掌谈论，是何等人物。故其悲歌慷慨抑郁无聊之气，一寄之于词。”^[13]清人王士祯曾对词人进行了区分：“有诗人之词，唐、蜀、五代诸君子是也；有文人之词，晏、欧、秦、李诸君子是也；有词人之词，柳永、周美成、康与之之属是也；有英雄之词，苏、陆、辛、刘之属是也。”^[14]这种分类大致不差，但严格说来，真正的“英雄之词”，也只有辛弃疾当之无愧。因为他的不少词作，充满着豪壮气概，只有英雄方可作出；其词作之中塑造的形象，多为英雄形象（虽然不乏落魄的英雄）。所有这些，都与辛弃疾的人生定位密切相关，是其英雄人格特征的表现。

二、创作状况不同

（一）创作体式：陆游最常用、最有代表性的体式是诗歌；辛弃疾的标志性体式则是词。因此，人们通常直呼陆游为诗人、辛弃疾为词人。

陆游是宋代存诗最多的诗人，现存诗作即达9300余首。他还作有文集《渭南文集》及词作130余首，但其数量与影响力均远远不及诗歌。陆游早年受教于著名诗人曾几，又兼勤于创作，成为诗人可谓顺理成章。陆游擅长律诗，尤以七律成就最高，他的七言律诗的成就，在当时是无人能及的。其古体诗（五古、七古）具有独到之处：一是不象前人那样，动辄数百、上千字，而是予以精炼、概括（不超过300字）。二是很少像同代人那样以“文字”“才学”为诗，议论之处也安排得较为妥当，没有生硬之感。其中尤以七古为佳。具有汪洋恣肆、奔放豪壮的特征。

辛弃疾现存词作620首以上，居于宋代词人之首。他也存有诗歌近百首、文章近二十篇，但其数量和质量无法与其词作相匹。关于辛弃疾的专注于填词，据说还基于一段因缘，明代人毛晋在《宋六十名家词》的《跋稼轩词》中说：“蔡元工于词，靖康中陷虏庭。稼轩以诗词谒见，蔡曰：‘子之诗则未也，他日当以词名家。’故稼轩晚年卜筑奇狮，专工长短句，累五百首有奇。但词家争斗秾艳，而稼轩率多抚时感事之作，磊落英多，绝不作妮子态。宋人以东坡为词诗，稼轩为词论。”^[15]辛弃疾是否因此而“专工长短句”暂且不论，但他“以词名家”却是不争的事实。当然，我们在此最为重视的，不仅仅是他们以诗歌和词各自名家，而是陆游的爱国诗、辛弃疾的爱国词，分别占据着他们诗与词创作的最为重要的位置，也标志着陆游与辛弃疾在创作体式选择上的明显不同。

（二）创作方式：陆游大多以直抒胸臆的手法述志表意；辛弃疾则擅长婉转含蓄地状物抒情。

陆游诗具有强烈的写实精神，比较全面地反映了当时的主要社会矛盾，与杜甫较为接近。他对杜甫非常敬仰，曾以“文章垂世自一世，忠义凛凛令人思”的诗句，^[16]表达对杜甫的感情。杨万里说他“重寻子美行程旧，尽拾灵均怨句新”。^[17]元代人高明也说：“陆务观诗，大抵学杜少陵，间多爱君忧时之语。”^[18]皆可证明陆诗与杜诗的密切关系。其诗因真实反映南宋社会现实，获得了杜诗之后的“诗史”之誉。陆游也曾认真揣摩、学习李白，并由此获得“小李白”之称和一定的社会地位：“寿皇（宋孝宗）尝谓周益公曰：‘今世诗人，亦有如李太白者乎？’益公因荐务观，由是擢用，赐出身，为南宫舍人。尝从范石湖入蜀，故其诗号《剑南集》，多豪丽语，言征伐恢复事。”^[19]与李白诗相比，他的诗得李之雄奇而少李之飘逸。由于对李白、杜甫皆有所本，所以陆诗在表现手法上既白描写实而又富于想象夸张。对日常生活情节描写、收复中原的思想的表述，是写实手法；对收复中原的方式及相关情况，则不免想象夸张的理想化成分（如创作近百首“梦诗”）。所有这些，构成了陆游诗歌直白凝重、雄浑奔放的基本风格，其表达方式则以直露浅白为主。

辛弃疾创造性地继承并发展了苏轼的豪放词风，提高了词的表现艺术，充分发挥了词的各种功能，又因其特殊的人生遭际，使得其词作形成了独特的风格特征。辛词长于塑造形象，这种形象融入了自己的人生经历，大致由“抗敌志士→末路英雄→僻居闲人”组合而成。辛词表现的多是旌旗蔽空、铁骑遍野、战舰遮江的壮阔战斗场景，所描写的人物多为沙场“点兵”的将领。《破阵子》（醉里挑灯看剑）、《鹧鸪天》（壮岁旌旗拥万夫）诸词，都是这方面的代表作品。可惜的是，由于朝廷推行“议和”国策，有志恢复中原的志士仁人壮志难酬，只能手持“吴钩”、遍拍栏杆、泪落涟涟，但却无人领会斯人心意。《菩萨蛮·书江西造口壁》（郁孤台下清江水）、《水龙吟·登建康赏心亭》（楚天千里清秋）诸作，正是对末路英雄形象的传神写照。最终，当年的英雄豪杰，只能退居山野，听别枝惊鹊的月下之鸣、观茅檐低小的农家作息、用醉酒来麻痹自己的神经：“总把平生入醉乡。大都三万六千场。今古悠悠多少事，莫思量。”^[20]除此之外，辛弃疾还经常歌颂杰出人物、表达对失意之人的深切同情。例如：与曹操、刘备抗衡的孙权（《南乡子》何处望神州）；“气吞万里如虎”的刘裕（《永遇乐》千古江山）；末路英雄廉颇和李陵、失宠美人陈阿娇（《贺新郎》绿树听鹈鴂）等等，其中都融入了自己的真实情感。辛词的主要抒情方式是“摧刚为柔”，其具体表现是：行为上由沙场点兵转至英雄落泪；志向上由杀敌复国转至退居诗酒；表意上由直抒胸臆转至委曲婉转。与此密切相关，其表现手法则是多用比兴象征。辛词继承楚辞，运用比兴寄托的手法，借儿女之情，写家国之事，抒身世之感，创造性地把豪放和婉约两大对立的风格融为一体，形成豪壮悲郁的独特词风。辛弃疾本是真正英雄，具有英雄之志向（建功立业）、英雄之作为（亲手杀敌）、英雄之期盼（收复中原），故“豪壮”；南渡之后，却陷入壮志难伸、中原难复、故乡难返之困境，故“悲郁”。当然，辛词兼有清丽、自然、幽默诙谐等多种风格，但豪放悲郁则是其主调、隐忍含蓄是其常用的表达方法。

（三）创作源渊：陆游受江西派重要诗人曾几的影响；辛弃疾则更多地受苏轼词的影响。

江西诗派侧重技巧的掌握，主张“点铁成金”、“夺胎换骨”、“无一字无来处”，往往陷入无视生活体验、盲目因袭前人的境地。对此，陆游也曾作过反思“我初学诗日，但欲工藻绘”，^[21]“我昔学诗未有得，残余未免从人乞。力孱气馁心自知，妄取虚名有惭色”。^[22]不过，由江西诗法入门，可以在创作知识、技巧等方面进行积累，也并非全无益处。陆游后来能够创作大量的诗歌，与早年学江西诗派时打下的基础，也是有关系的。

辛弃疾生长于北方的齐地（今山东济南），虽然为金国所统治，但学习苏轼乃是当时的社会风习，辛弃疾受到苏词的影响较大。南渡之后的压抑生存状况，与苏轼当年不断被贬的遭遇具有相近之处。在这种情况下，苏轼从容面对逆境挫折的心理取向与生活态度，也会在辛弃疾的心灵上引起共鸣，从而促使他在继承苏词的基础上，又有所变化发展。这样，就使得陆游、辛弃疾的创作，走上了不同的道路、呈现出不同的风格形貌。

三、双方相异主因

（一）文化传统影响：自人类摆脱蒙昧时代以来，每个人都是生活在特定的（某国、某地、某民族）社会文化环境之中，并且深受这种文化传统的熏染与影响。由于中华的地域辽阔、自然条件各不相同，每一地域都有自己的文化特征。就其大者而言，则体现为南北文化的不同。南北文化差异的形成，除了自然环境因素之外，历代因战乱而成的群体迁徙、南北政权的鼎立对峙等社会因素，也大大强化了南北文化的不同色彩。

一般说来，北方长于政治、军事。这与其地理区位、传统习俗有关：“勇怯有性，强弱有地。秦人劲，晋人刚，吴人怯，蜀人懦，楚人轻，齐人多诈，越人浇薄，海岱之人壮，崆峒之人武，燕赵之人锐，凉陇之人勇，韩魏之人厚。地势所生，人气所受，勇怯然也。”^[23]同时，也与社会结构布局有关。处于北方的中原地区，历来都被视为华夏核心所在。历代建都大多不出陕西、河南两地。都城所在地，自然是全国政治中心，同时须设重兵守卫，也必然是军事中心。此外，自古以来，人们形成一个共识：若不据有中原地区，就不能称作真正的中华之主。这种体认，得到汉族政权（如唐、宋）和少数民族政权（如金、元）的一致赞同。所以，中原地区就成为历代兵家必争之地、心仪之域。

南方长于辞章，与南方地区一直处于相对安定的环境密切相关。自中唐时期为始，南方经济超过北方，形成“北方政治、南方经济”为主的特征；五代时期，北方战乱不断而南方相对安定，成就了“北武南文”的文化格局。在这种环境中，经济与文化取得了一定的发展。其中，西蜀与南唐是文化事业最为昌盛的地区。西蜀以高山大江为屏障，易守而难攻。此间，蜀地先后由王建创立前蜀（907—925）、孟知祥建立后蜀（934—965），维护了“天府之国”近六十年的和平繁荣。一大批士大夫文人避居蜀地，成为提升文化水平的中坚。前蜀宰相韦庄、后蜀宰相欧阳炯，既是士林领袖，又是文坛班头，具有浓郁蜀地特色的“花间词派”，就是由他们开创且身为典型代表。南唐（937—975）的情况近于西蜀，自李昇开国自立为始，南唐统治江南近四十年。江南地区本就富庶，整体文化水平不仅远超西蜀，而且超过了长期战乱不断的北方地区。从君主、朝臣到民间，“好文”之风弥漫整个南唐。中主李璟、后主李煜、宰相冯延巳，成为以作词著称的文学家；而徐铉、吴淑、韩熙载等人，则是学识过人的著名学者。入宋之后，他们之中的不少人参与了新朝的文化建设。经过北宋一百余年的磨合融汇，南北方虽然在人员往来、文化交流上没有障碍，但各自的文化底蕴不会改变。

北宋的灭亡，造成了国家的分裂、大范围的交流中断，南方与北方又成为触动人们心弦的话题，双方在文化方面的地域性差异增加。陆游与辛弃疾，正是在此期间分别出生、长成于南方与北方。因而他们不可能不受当地文化传统的影响，从而造成了二人文化底蕴、品性格范的不同。

（二）现实政治制约：陆游和辛弃疾生活在宋金对峙的时代，而金国的实力整体上超过南宋。金国在掳走徽钦二帝、灭亡北宋之后，先是长途追杀宋高宗赵构、企图吞并南方，只因功亏一篑，方才形成以大江为界的对峙局面。此间的双方关系，大体是“彼（金）战则战，彼和则和”。^[24]双方发生了很多次战争，只有孝宗北伐、韩侂胄北伐是南宋的主动进攻，但结果都很糟糕。其他战争全部由金挑起，且几乎每次开战，金兵都会快速渡过淮河、直抵长江。“金人上马如龙，步行如虎，渡水如獭，登城如猿”，^[25]战斗力极强，宋军胜率极低。南宋与金国也多次签订和议，但只要金人认为条件不够优厚，南宋如何恳求都无济于事。同时，金国与此前的辽国一样，积极学习借鉴汉族的经验，文化得以飞速提升，实行“以汉制汉”之策：“自契丹侵取燕蓟以北，拓跋自得灵夏以西，其间所生豪英，皆为其所用。得中国土地，役中国人力，称中国位号，仿中国官属，任中国贤才，读中国书籍，用中国车服，行中国法令。是二敌（辽、西夏）所为，皆与中国等，而又劲兵骁将，长于中国。中国所有，彼尽得之；彼之所长，中国不及。”^[26]试想，他们将中国（中原）优点和自身民族的优点集于一身，宋朝在与其对抗时，必然居于下风。

在这种严酷的政治格局下，使南宋当局采取极为严格的“防范”措施，特别针对由北方来南的人员，审查非常严格、防范更加细密。辛弃疾作为“归正人”，而且长于军事才能，就更是受到特殊对待。南宋当局认可辛弃疾的军事才干，但主要是利用他剿灭农民起义、维护南宋内部的社会治安。对于辛弃疾最为渴望的收复中原之事业，很少让他直接参与。相反，只要认为他行为过当（如训练军队、准备战争物资），就会立即将其罢任免职。可见，辛弃疾在南宋期间，是一个被严密监管的军政人员。

陆游从来就被视为文人。宋朝历来推行“重文”的政策，对文人信任远超军人，因此文人的言行拥有更大的自由度。就南宋前期而言，面对金国的虎踞狼视，不但急需大量军人临边拒敌，而且需要文人奔走呼号、鼓舞斗志。因此，陆游等人的爱国题材创作，还是受到官方一定程度的认可与民众的好评。不过，南宋当局推行的主要是妥协保守国策，这对陆游的创作与行为，也造成负面的影响。对于南宋议和的必然性，清人赵翼有过详细论述：“义理之说与时势之论往往不能相符，则有不可全执义理者，盖义理必参之以时势，乃为真义理也。宋遭金人之害，掳二帝，陷中原，为臣子者固当日夜以复仇雪恨为念，此义理之说也。然以屡败积弱之余，当百战方张之寇，风鹤方惊，盗贼满野，金兵南下，航海犹惧其追，幸而饱掠北归，不复南牧，诸将得以剿抚寇贼，措设军府，江淮以南粗可自立。而欲乘此偏安甫定之时，即长驱北指，使强敌畏威，还土疆而归帝后，虽三尺童子知其不能也。故秦桧未登用之先，有识者固早已计及于和。……自胡铨一疏，以屈己求和为大辱，其议论既恺切动人，其文字又愤激作气，天下之谈义理者，遂群相附和，万口一词，牢不可破矣。然试令铨身任国事，能必成恢复之功乎，不能也。即专任韩、岳诸人，能必成恢复之功乎，亦未必能也。故知身在局外者易为空言，身在局中者难措实事。”^[27]持平而论，陆游等人的创作，确实不乏大言空语、难以落实之处。在这种情况下，官方是不可能听信陆游之言、重用陆游其人的，并且当认为他的行为过当时，还会予以适当惩罚（在南郑积极支持王炎备战而被裁撤）。他以文人方式表达抗敌复国、收复中原的意愿，也是受到限制的。

正是由于陆游、辛弃疾的所作所为与当时的政治气候的不协调，致使他们收复中原的理想不可能实现，本人也都不被统治者所喜爱。同时，陆游的文人气质与辛弃疾的武士品格，又使他们表现出明显的不同。这一切，都与当时所处的现实政治环境有着密切关系。因此，当时的社会政治条件，也是造成陆游、辛弃疾双方诸多不同的主要因素之一。

以上，我们从人生经历和文学创作方面，对陆游与辛弃疾的不同之处进行了初步梳理分析。通过对这些问题的探讨，有利于更加全面清晰地观照陆、辛二人及其创作。不过，尽管双方具有若干不同之处，但丝毫没有妨碍他们身为宋代乃至中国古代最为著名的爱国作家之声名。他们终生不渝的爱国精神，在当时和后世都产生了十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成为古典文学、传统文化中的宝贵财富，得到世世代代华夏儿女的敬仰与赞颂。(www.daowen.com)

【注释】

[1]陆游的生年是1125年，据称是在其父陆宰由淮南转运副使卸任返京的途中降生。第二年（1126）四月，陆宰被免职，全家回到浙江老家。因此，“北方”对陆游没有产生任何实质性影响。

[2]脱脱《宋史》卷四百一《辛弃疾传》，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第1375页。

[3]杨万里《宋故少师大观左丞相鲁国王公神道碑》，《诚斋集》卷一百二十，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4]朱熹《御纂朱子全书》卷六十二，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5]崔敦诗《辛弃疾落职罢新任制》，辛更儒《辛弃疾资料汇编》，中华书局，2005年，第27页。

[6]《资治通鉴后编》卷一二三“孝宗乾道六年五月戊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7]谢枋得《辛稼轩先生墓记》，《叠山集》卷三，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8]王夫之《宋论》卷二“太宗十二”，中华书局，1964年，第48页。

[9]脱脱《宋史》卷三百九十五《陆游传》，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第1363页。

[10]孔凡礼《陆游资料汇编》中华书局，1962年，第276、299页。

[11]脱脱《宋史》卷三百九十五《陆游传》引朱熹语，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第1363页。

[12]脱脱《宋史》卷四百〇一《辛弃疾传》，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第1375页。

[13]徐釚《词苑丛谈》，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第79页。

[14]《倚声集序》，辛更儒《辛弃疾资料汇编》，中华书局，2005年，第245页。

[15]辛更儒《辛弃疾资料汇编》，中华书局，2005年，第215页。

[16]陆游《游锦屏山谒少陵祠堂》《，陆放翁全集》（中册）。中国书店，1986年，第46页。

[17]杨万里《跋陆务观剑南诗藁二首》（其一），《诚斋集》卷二十，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8]孔凡礼《陆游资料汇编》，中华书局，1962年，第111页。

[19]罗大经《鹤林玉露》卷四，《宋元笔记小说大观》，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第5202页。

[20]辛弃疾《添字浣溪沙·简傅岩叟》，四川文艺出版社，1994年，《辛弃疾全集》，第234页。

[21]陆游《示子遹》，《陆放翁全集》（下册），中国书店，1986年，第1076页。

[22]陆游《九月一日夜读诗稿有感走笔作歌》，第418页。中国书店，1986年，《陆放翁全集》（中册）。

[23]《太白阴经》卷一“人谋上”，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24]《回奏条具弊事札子》，《鄮峰真隐漫录》卷八，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25]《宋稗类钞》卷二六“纰谬”，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26]《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五〇“庆历四年六月戊午”引富弼语，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27]赵翼《廿二史劄记校证》卷二六“和议”，中华书局，1984年，第552—55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