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明清闺阁文学对李清照文士化风格的继承和新变^[1]

任红敏

李清照称得上中国古代妇女文学光芒四射的杰出代表，她的作品兼备闺阁之秀和文士之豪。李清照的天资、学识、家庭环境，^[2]正统文化的熏陶和卓荦不群的独立人格、清刚洒脱的心性、豪放不羁的个性和高标逸韵的精神风姿使她已经与前代或同时的士大夫精神合一。实际上，李清照已是一位完全文士化的中国古代女性文学家，这就使李清照的文学创作有着不同于一般中国古代闺阁文学附风弄雅的审美趣味。她清雅神俊的品格追求以及文士化气质都对元明清闺秀淑女的文学创作产生了深远影响，元明清知识女性——闺阁才女们在师承易安的基础上，产生了比肩争胜的潜在意识，融入时代变迁的印记和独特个性精神，形成文学典型的延拓和艺术范式的新变。正是由于元明清闺阁文学对李清照文学创作清雅、雄旷风格的继承和新变，使得李清照之后的闺阁文学创作展现出独特的精神境界，显示出独特的审美特点和价值。

一

李清照的出现，在中国词史上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打破了男子作闺音，“代佳人立言”的格局。词这种文体，具有很强的女性书写特征。在词的世界里，占统治地位的是女性形象，表现女性意识，抒写女性情感，诉说女子的相思离别。不过从《花间集》到晏、欧等，历来的词人却是男子，是“昂藏丈夫勉学莺莺燕燕”，而以男子揣摩女子心态，总是隔一层，直至李清照，词界终于出现了由女性作者所描摹的表现真实的女性作品。李清照以女性的身份、心性、口吻填制小词，以自己的生活为基础，用词表现她对生活、自然的热爱，抒发她和丈夫之间真挚的感情，也书写贵族女子空闺独守的寂寞和相思愁苦，流露出典雅文人闲逸清高的情趣格调。因而，人称李清照词为婉约之宗，她的柔情词婉约细腻。不过，李清照的词于细腻中又别具清雅，柔婉中又有遒逸之气。可以说，李清照文学作品中，不仅有“以女性之作者，使用女性语言和女性化文体，来叙写女性自己之情思”^[3]独特魅力之辞章，也有流露出典雅文人闲逸清高的情趣格调以及迥异流俗豪迈气质的作品。清人沈曾植在《菌阁琐谈》中即指出了易安词的这两种风格：“易安倜傥，有丈夫气，乃闺阁中之苏、辛，非秦、柳”，“自明以来，堕情者醉其芬馨，飞想者赏其神骏。易安有灵，后者当许为知己。”“芬馨”是指李清照词柔美、婉约、富于女性美的一面；而“神骏”则是说其刚骏、阔达、富有“丈夫气”的另一面。李清照在宋代已蜚声词坛，别树一帜，为人所推重。^[4]近代学者对易安词评价也很高，郑振铎赞誉其词为“绝调”，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高绝一时”。^[5]胡云翼在《宋词研究》中也说“她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已经与伟大的骚人屈原、诗人陶渊明、杜甫永垂不朽了”。^[6]

当然，以上这些评论，大多据李清照词作成就而发，实则李清照各体均擅长，她的诗文在宋代就已经饮誉士林。^[7]李清照诗虽存留不多，只有十八首及一些残句，但却有相当成就，正如陈宏绪《寒夜录》所说：“尝鼎一脔，已知为驼峰、麟脯矣。”^[8]在《词论》中，李清照谈到词与诗的不同，认为词主情致，诗在言志，这就使她的诗形成了与其词风貌不同的独立诗格。如果说李清照的词还有“芬馨”的婉约、富于女性美的一面，那么她的诗则完全没有了词中那种感伤低沉的情调，而代之以关心现实、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与关心国家民族命运的激昂阔达情感和直言国事的勇气，呈现的是高昂、豪迈、刚健的“丈夫气”。

中国文人自古所受的教育是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修养身心，“学颜子之所学”；致君泽民，“志伊尹之所志”。立德、立功、立言，一直是士人不渝的追求。而传统文化对女性的要求则拘囿于闺门之内，以“三从四德”、“相夫教子”为评价女子贤良淑德的标准。女子当然算不得“弘毅”之士的，李清照却把女性自我意识延伸至广阔的社会，虽不能如同男子一样，欲借出仕而行“道”，但出于对国计民生的关心与“道济天下”的追求，她以政治批评家的眼光，关注家事、国事、天下事，关注江山社稷、黎民百姓，正所谓“不徒俯视巾帼，直欲压倒须眉”（李调元《雨村诗话》）。

李清照具有高超的政治敏锐感，她又是生活在北宋末期、南宋初期阶级矛盾、民族矛盾极其尖锐、国难深重的社会时代，面对这样严峻的社会现实，她早已洞察到现实社会中所潜伏的政治危机。李清照曾以咏史诗的形式，通过对历史的回顾与反思来表现她对现实的忧虑。如她的《浯溪中兴颂诗和张文潜》二首，^[9]以其一为例：

五十年功如电扫，华清宫柳成阳草。五坊供奉斗鸡儿，酒肉堆中不知老。胡兵忽自天上来，逆胡亦是奸雄才。勤政楼前走胡马，珠翠踏尽香尘埃。何为出战辄披靡，传置荔枝多马死。尧功舜德本如天，安用区区纪文字。著碑铭德真陋哉，乃令神鬼磨山崖。子仪光弼不自猜，天心悔祸人心开。夏商有鉴当深戒，简册汗青今俱在。君不见当年张说最多机，虽生已被姚崇卖。^[10]

笔墨酣畅，议论纵横，总结了唐王朝“安史之乱”前后兴盛衰败的历史教训，她指出唐代开元盛世迅速衰败的根源乃是由于唐玄宗骄奢昏庸、腐化享乐，“五坊供奉斗鸡儿”、“传置荔枝多马死”，诗人对肃宗大肆立碑颂德之事也极不赞成，故曰“尧功舜德本如天，安用区区纪文字”。诗人笔墨纵横，借史喻今，笔端挟雷，大胆议政，和诗所涉及议论到的史实较张耒原作要丰富得多，更渗入了诗人对国家前途命运和政治现实问题的思考，具有强烈的历史凝重感和现实意义，全诗激越而慷慨，苍劲古朴，沉郁悲凉，突出了歌行体的特点。故周煇叹道：“以妇人而厕众作，非深有思致者能之乎？”^[11]

她的《上韩枢密诗》、《上胡尚书诗》从行文看全是一派男子作政治策论的口吻，反映出李清照“女中豪丈夫”的一面，足见李清照的豪放大气。历来脍炙人口的《夏日绝句》：“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12]“两汉本继绍，新室如赘疣。所以嵇中散，至死薄商周。”^[13]等诗句个性鲜明，内蕴丰厚，气魄阔大，“倜傥有丈夫气”，甚至略带霸气，难怪毛晋对其作出极高的评价：“易安居士文妙，非止雄于一代才媛，直洗南渡后诸儒腐气，上返魏晋矣。”^[14]

胡明在《关于中国古代的妇女文学》一文中曾说：“中国古代妇女文学独偏于韵文尤其是诗词和弹词，这实际上也就决定了她们在整体战略上畏惧并放弃了古文。”^[15]虽然李清照的文章流传也不多，但无论书序、札启、辞赋都有佳构，长于使事用典，运笔挥洒自如，行文声情并茂，与她同时稍晚的朱熹赞道：“本朝妇人能文，只有李易安与魏夫人。”（《朱子语类》卷一四〇）她《〈金石录〉后序》一文已经跻身男人一统天下的文章领域，明陈宏绪曾称赞其文是“大家举止，绝不作闺阁妮妮语”（《寒夜录》卷下）。清人陈景云在谈到李清照《金石录后序》时说：“其文淋漓曲折，笔墨不减乃翁。‘中郎有女堪传业’，文叔之谓耶。”^[16]李清照的文章大都贯穿着她关注现实国运的时代精神、爱国之情，且绝不拘囿于闺帏闲情，这也是她不同于闺阁文学而趋向文士化的一个表现。

从李清照的诗文创作来看，已经远远超越了传统对女性“三从四德”“相夫教子”的价值体系的约束，同男性士大夫文人一样，她有着强烈的救世精神、社会责任感、历史使命感和忧患意识，以诗文为“救世行道之具”，关注着整个国家民族的命运，或总结历史，或针砭时弊。

李清照虽然是以阴柔见长，大多表达她个人的流离生活中消沉伤感的情绪与无助的落寞，但她的诗词和文章也充分显示了一个极富士大夫气质的女性知识分子的形象。只看她所写的生活举止便可一窥士大夫文人的风雅。分茶，“当年，曾胜赏：生香薰袖，活火分茶”（《转调满庭芳》）；饮酒，“不如随分尊前醉，莫负东篱菊蕊黄”（《鹧鸪天》）；“共赏金樽沉绿蚁，莫辞醉，此花不与群花比”（《渔家傲》）；作诗，“诗情如夜雀，三绕未能安”、“险韵诗成，扶头酒醒，别是闲滋味”（《念奴娇》）；游春，“清露晨流，新桐初引，多少游春意”（《念奴娇》）；赏菊，“东篱把酒黄昏后，有暗香盈袖”（《醉花荫》）；泛舟，“长记溪亭日暮，沉醉不知归路。兴尽晚回舟，误入藕花深处”（《如梦令》）；登山，“水光山色与人亲，说不尽，无穷好”（《怨王孙》）。魏晋以降，文人士大夫已把琴棋书画、诗词歌赋、山水林泉作为“名士”的基本素养和文人趣味之所在，清照的种种举止都是名士风范。另据周煇《清波杂志》有文字记载：“倾见易安族人，言明诚在建康日，易安每值天大雪，即顶笠披蓑，循城远览以寻诗；得句，必邀其夫赓和，明诚每苦之也。”清照洒脱的个性可见一斑。她协同丈夫赵明诚从事金石图书的整理工作，“每获一书，即同共勘校，整集签题。得书、画、彝、鼎，亦摩玩舒卷，指摘疵病，夜尽一烛为率”（《〈金石录〉后序》），已然进入辛勤治学的境界。当她和丈夫赵明诚在家“相对展玩咀嚼”从相国寺买回的“碑文果实”，也觉得自己是“葛天氏之民也”（《〈金石录〉后序》），这显然是受陶渊明的影响。^[17]她与丈夫既典雅又豪爽的赌茶赛诗，“每饭罢，坐归来堂，烹茶，指堆积书史，言某事在某书某卷第几页第几行，以中否角胜负，为饮茶先后。中即举杯大笑，至茶倾覆怀中，反不得饮而起，甘心老是乡矣”，更是文士风范。显然，从李清照诗词文章中所反映的生活内容和显露的雅趣来看，有着相当浓厚的“雅士”气息以及文人式的“志趣”。

这也正是为何在中国古代众多女作家中，独独李清照能众体兼善，跻身于文学大家的行列，正如胡明所说：“李清照在中国文学史上几乎是唯一的一位被正统史家甄选后认可的经典人物”。^[18]对李清照能在当时被男性及其思想意识主宰的文学世界中占有一席之地的原因，胡元翎概括得非常恰当，她说：“李清照的被承认多不是凭其身为女性的细腻、反观自身的深刻以及那一时代特有的真实的‘闺阁气’，而是凭其雄健的气概、男性般的气魄、男性所赞许的雅正等等……男性评家对她的接纳恰恰说明了她不能作为纯粹的普泛的女性文学的代表。”^[19]

俗语云：“男主外，女主内。”在中国古代的社会里，男子的世界是向外敞开的，而女子的一生只能在深闺中度过。我们知道，中国古代的妇女长年局限于闺中一隅，由于走出闺房的机会太少，她们的文学作品也深切地体现出无法开拓视野的现实处境，生活内容的苍白枯乏决定了她们不痛不痒的闺阁况味，笔触多涉及女性所能观察到、感受到的，花朵、雨声、莺莺燕燕或月色、烛光、更漏等熟悉而有限的意象，如大观园里闲适的姐姐妹妹们虽有才学，也只能做些风花雪月、伤春悲秋的诗词。面对女性文学的写作困境，闺阁才女也认识到了这一点，如清代女诗人骆绮兰在其编选的《听秋馆闺中同人集序》中感慨道：“身在闺中，见闻绝少，既无朋友讲习，以瀹其性灵；又无山川登览，以发其才藻。非有贤父兄为之溯源流，分正伪，不能卒其业也。迄于归后，操井臼，事舅姑，米盐琐屑，又往往无暇为之。”^[20]

随着宋以后重视女子文才之风的熏染，元明清能诗善词的才媛淑女层出不穷，可谓风动潮涌，^[21]尤其是明清两代，闺阁文学更是大盛，^[22]闺媛们结社唱和，切磋诗艺，出现了许多女子所结的诗社和文社。据谢国桢先生的《明清之际党社运动考》记载：“结社这一件事，在明末已成风气，文有文社，诗有诗社，……那时候不但读书人们要立社，就是士女们也要结起诗酒文社，提倡风雅，从事吟咏。”^[23]而考究“明清两代妇女文学之兴盛”的原因，“主要乃是由于男性士人之观念的改变，因此在男性士人之倡导下，当日的江南一带遂形成了不少以女诗人而著称的名门世家”。^[24]明清的闺秀们吟诗唱和蔚然成风，而且以社团为依托，对诗词创作都有着极大的热情和自信，^[25]她们以诗文赠答唱和，互相交流、互相鼓励，诗话评论，她们的交游圈也扩大了，或者通过家中男子与当时文坛保持紧密联系，或直接走出闺阁，结交男性诗人，拜大家为师，如袁枚曾有广收女弟子的雅事。

自然，在闺阁文学创作的这种形势下，元明清一批闺秀的文学创作会更容易受到李清照清雅高迈、淡泊而达观的士大夫风雅的影响。张仲谋曾说：“宋代以后之才女，大都以易安居士为偶像。”^[26]李清照诗词文章的思想感情、审美旨趣、观念意识，对元明清闺阁淑媛的文学创作浸染久之。元明清的闺阁才女们纷纷趋向于文士化，她们从习女教、做女红的狭窄生活圈中走出来，涉猎群书，通经懂史，以吟诗作赋填词、琴棋书画、参禅论道、交友游玩等为乐趣，融入了“文人化”的生活，这是“一种生活艺术化的表现及对俗世的超越”（孙康宜《走向“男女双性”的理想》）。而这种文人化的生活情趣，不仅扩大了她们的生活视野，也增长了她们的社会经验，丰富了她们文学创作的内容。可以说，李清照在中国文学史上，对后代闺阁才女的创作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二

元明清闺阁才女的文学创作在学习和承继易安文士化风格方面，主要表现为以下几点：

其一，对读史、评史、饮酒、读骚等名士风范的追求和向往，诗词中显露出相当浓厚的士大夫文人的雅士气。

读史、咏史，评史，广泛地涉猎史籍，对古人和历史大胆而直接地评论，寓分明的爱憎于其中，富有士人所崇尚的大义担当精神，是很多闺秀文人所缺乏或者逃避的，但明代才女张长文在《小重山·与外夜话》所展示的却是一幕与夫君夜读史书的场景：

秋草深深叫砌蛩。树林凋欲尽、吼悲风。吹来山寺几声钟。林间月、又入小窗中。秉烛傍熏笼。待君看史竟、话从容。古今阅历几英雄。千载后、试与断蛇龙。

在万木凋敝之时，屋外寒风怒吼，室内却暖意融融，她与丈夫“傍熏笼”秉烛夜话，而作为一个封建时代的闺秀，不仅读史，还敢于评史，说出“待君看史竟、话从容。古今阅历几英雄。千载后、试与断蛇龙”的豪言，对历史上的英雄人物评头论足。没有充分的自信，是不会有这种豪旷举止的。

清中期的汪端，^[27]不仅留意史书，还擅长咏史诗。如她的《读史杂咏》“丰镐贻谋八百春，伤心九鼎竟归秦。如何穴国重兴日，不立东周一后人”、“李斯残刻佐秦王，六籍灰飞国亦亡。若使当年为逐客，不悲黄犬向咸阳”等诗句，笔力雄健，不仅看出她对历史掌故的熟稔，更有一种对历史是非的清晰判断，议论赅博，识力高远，气魄和见解不输易安。

饮酒，在中国传统文化里，本是属于名士的雅趣，而与洒扫女红、相夫教子诸事所累的红妆女子之修养格格不入。女子以饮酒而自豪，甚而自遣，无疑兼具了名士气息与反叛精神。清代著名女词人顾贞立，^[28]其辞章中处处可见以诗酒唱酬之洒落，往往流露出不羁的情怀，豁达大度，颇有风流名士之气：“有酒可忘忧，何难饮百瓯。”（《重叠金》）“痛饮不须酸，帘外轻寒。”（《浪淘沙·和纤月，倒用原韵》）“醉来却喜书空字”（《满江红》）“安得长流俱化酒，千觞，一洗英雄儿女肠。”如她《南乡子·雪》一词：

高卧不知愁，报道琼瑶已满楼。吩咐侍儿休拂拭，须留。帘外冰条似玉钩。　　莫去泛扁舟，潇洒应无我一流。向日豪怀依旧在，能酬。诗满涛笺酒满瓯。

虽限于女性生活的拘束，词人不能随意放游山水，故而自嘲“潇洒应无我一流”，但仍然是“向日豪怀依旧在”、“诗满涛笺酒满瓯”，胸襟洒落，气概豪迈！一股清新俊逸的气息扑面而来，自可见其不为俗见所羁、突破闺阁局限的大家风范。

清代中期杰出的闺阁才女熊琏，^[29]以书画为伴，与志趣相投的男性文人江片石、黄楚桥、黄艮男、吴退庵等酬唱赠答，形成师友关系，有“酒樽闲，诗侣散，寂寞锁深院”（《祝英台近·残菊》）的句子，也一洗藻饰之词，表现了清高自守的气韵格调。

吴藻，字蘋香，号玉岑子，浙江仁和（今杭州）人。她作诗、吟词、会书法、擅音律，还常作男子扮相，拜男子为师，可谓潇洒一时。我们看她的《金缕曲》一词，可略知其品行之洒脱与豪放：

闷欲呼天说。问苍苍、生人在世，忍偏磨灭？从古难消豪士气，也只书空咄咄。正自检、断肠诗阅。看到伤心翻失笑，笑公然、愁是吾家物！都并入，笔端结。　　英雄儿女原无别。叹千秋、收场一例，泪皆成血。待把柔情轻放下，不唱柳边风月；且整顿、铜琶铁拨。读罢《离骚》还酹酒，向大江东去歌残阕。声早遏、碧云裂。

从她的辞章里我们常可读出她的孤独与无奈，也读出了她的满怀豪情。《世说新语·任诞》记载王恭之语：“名士不必须奇才，但使常得无事，痛饮酒，熟读《离骚》，便可成名士。”名士饮酒读骚，是一种洒脱，一种风度。今闺阁红妆也可狂饮读骚，也可作名士，是绝代之佳人，窃诩风流之名士。显然，吴藻的个性中有着男子般的豪气与啸傲不羁的胸怀。

其二，撇开了小女子的春情闺愁，在生活情趣上表现了对男性文士所推崇的隐逸生活方式的向往，歌颂啸傲山林，归隐山林田园的愿望。不少女性知识分子在认识了社会的是非曲直，饱尝人世的冷暖炎凉之后，重新思考自我存在的方式，向往这种深深积淀在中国知识分子内心深处的文化意识，中国文人的传统——隐居避世，以平淡宁静为特质，表现出潇散淡泊、浮云富贵、洁身自好的高尚情操。

管道昇是元代的著名女诗人、画家，赵孟頫的妻子，世称管夫人。赵孟頫乃宋太祖十一世孙，秦王德芳之后。入元后，程钜夫江南访贤，荐于朝，授兵部郎中，迁集贤直学士，累迁至翰林学士承旨。赵孟頫以宋宗室仕元，深受元世祖忽必烈赏识，为显宦。管夫人屡次规劝丈夫辞官归隐，为此，她创作了四首《渔夫词》：“遥想山堂数树梅，凌寒玉蕊发南枝。山月照，晚风吹，只为清香苦欲归。”“……名与利，付之天。笑把渔竿向画船。”“人生贵极是王侯，浮名浮利不自由。争得似，一扁舟，弄月吟风归去休。”她劝丈夫应学家乡傲骨之寒梅，追求理想人格，浮名浮利只能羁绊自由之身，务求从中解脱，获得精神上的解放，莫如淡漠功名富贵，归去，过着优游岁月的闲居生活。词人自不会考虑蝇头蜗角的利害得失，其词也自然摆脱了俗境、鄙境，以一种自身适意的生活态度表现出来。

元代著名才女郑允端，字正淑，平江（今苏州市）人。宋丞相郑清之的五世孙女，嫁为同郡施伯仁为妻，尤善诗歌，其诗“高朗闲雅、幽秀清丽，古风有晋魏风致，才情潇洒”，^[30]也是典型的士大夫情怀。她歌唱道：“幽人薄世味，耕牧山之阴。自抱村野姿，常怀畎亩心。行行南山歌，落落《梁甫吟》。挂书牛上角，挥锄瓦中金。饱饭黄昏后，力田春云深。四体勤树艺，三生悟浮沈。巢父世高尚，德公人所钦。伊人去已远，高风邈难寻。抚卷空叹息，俯仰成古今。”（《题耕牧图》）在诗人的笔下，深山田园是恬美、宁静的，让人向往的。恬淡自然，是从生活的潇散脱俗到诗词的宁静淡泊，如齐白石的《煮茶图》，一个小炉、一个茶壶、一把破扇子、一把剪子，寥寥几笔勾出了质朴平淡的生活。“我爱陶彭泽，放浪形骸外。食贫自晏如，游宦不足贵。五弦不抚琴，有酒竟成醉。赋辞归去来，此中有深意”（《陶令归来图》），是对陶渊明高洁人格精神的仰慕，也是对渊明任真委命、与物无竞精神世界的认同，正是出于士大夫注重自我的心性修养和精神的自由、自足心理特质的体现。

徐灿是明清之际的著名词人，^[31]不仅能够“姒蓄清照”，而且“其冠冕处，即李易安亦当避席”。^[32]我们试看其《满江红·感事》一词，可看到词人清超高远、独立不羁的人格追求：

过眼韶华，凄凄又、凉秋时节。听是处、捣衣声急，阵鸿凄切。往事堪闻悲玉树，采莲歌杳啼鹃血。叹当年、富贵已东流，金瓯缺。风共雨，何曾歇。翘首望，乡关月。看金戈满地，万山云叠。斧钺行边遗恨在，楼船横海随波灭。到而今、空有断肠碑，英雄业。

徐灿的丈夫陈之遴为中丞之子，有才干也有野心，迎降清廷之后，以词臣跻身政界，机智敏练。对于丈夫出仕清廷，徐灿有着难言的苦痛，一方面传统的妇德和对丈夫的挚爱使她不能不维护丈夫，另一方面，中国人自古有重义轻利的传统，儒家坚守道义、重气节的精神和对故国的热爱又使她对丈夫的作为深感遗憾。对政治风云有着清醒认识的徐灿，曾经委婉地劝说虽青云直上但一直受人弹劾的丈夫退隐山林，但终究未果。徐灿心头纠缠着亡国之痛、思乡之愁、对丈夫失节的羞愧和对其前途的忧虑。各种复杂的情绪纷至沓来，涌之笔端。徐灿这首词不单单是对“隐居以求其志，行义以达其道”（《论语·季氏》）这种生存方式的追求，也体现了她倔强坚韧的性格。

其三，纵情山水，以山林为乐土。大自然的山水云壑乃造化的杰作，日与自然亲近，与山林为伴，寄情山水，自我娱悦，才能体道适性，才能拥有自然无为、虚静无欲的理念。这种超越尘世的生活方式，对后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也影响到这些文人士子们审美趣味的走向。因而，文人士大夫大多以山林为乐土。谢灵运一句话道出了此种缘由：“夫衣食，生之所资；山水，性之所适。今滞所资之累，拥其所适之性耳。……岂以名利之场，贤于清旷之域耶！”（《游名山志序》）^[33]处身于山水之中，大自然的山川草木、云烟明晦等美景可以让他们暂时忘却尘俗的各种牵绊，忘怀仕途的坎坷，心性上的烦恼。山水也成为了文人表现人生、抒发情感的主要媒介。李清照之后的闺阁才女也以山林为乐土，越来越多表现出追求生活的清闲雅致，她们撇开封建礼教严格禁止闺秀们抛头露面的约束，春听莺鸣、夏泛莲舟、秋赏黄菊、冬观瑞雪，留下了许多登山泛水的游赏之作。如孙兰媛《感皇恩·鸳湖泛月》：

烟雨钓鳌矶，枫林遥映。南浦舟停夜光静。昨朝风雨，簾半卷、犹嫌冷。今宵秋水阔，婵娟影。初试云裳，羞窥蓉镜。棹破蘋花浪千顷。鹭鸥飞处，写出汀洲芳景。看清辉万里，银河净。

词人沉浸于山水、林泉之乐。停舟夜泊，微风徐来，夹带着淡淡清香，沁人心脾。明月清辉，天地自然清远幽深的景色，滋润、陶冶着词人高洁、闲远与爱恋自然的胸襟，以轻扬疏朗的笔致，把山水与人的兴致、感触、情趣融成一片，清赏之乐弥漫于字里行间。

清乾嘉时才媛王贞仪，^[34]曾随其父到全国各地行医，“东出山海，西游临潼，而复历吴、楚、燕、越之地，经行不下万里”（《答胡慎容夫人》）。每到一处，都留有作品。她“历游山海区，三江五岳快攀途，足行万里书万卷”的行旅经历，使她的诗文创作描写了大半个中国的风土人情和山川美景。在王贞仪360余首诗中，登山临水之作占了近1/5的篇幅，此种题材，对于拓宽女性诗词题材——从闺秀到自然——有其一定的价值。^[35]在她笔下，有许多“急浪船头喧白马，飞星天际走青蛇”（《京口夜泊》）、“扁舟浮片叶，急浪转圆灵”（《舟过洞庭遇雨》）、“谷云蒸万岫，海日浴三宫”（《登泰岱作》）、“江天一色碧天低，竟日长淮挂席飞”（《梁溪晚泊》）之类意境阔大雄健，风格豪迈奔放的诗句，足可见诗人壮丽、广阔的精神世界，运笔阔大处不逊于男子。如《踏莎行·松花江望雨》一词，可窥见其迥异流俗的豪迈气质：

黑水惊流，黄云隐雾，晓峰新翠埋千树。片帆刚渡半烟江，不知何处吹来雨？　　喷雪涛飞，搏沙风驻，翻盆挂瀑横空布。风波如此棹回船，星红一线雷车舞。

整首词气势磅礴，有着贞仪“尝拟雄心胜丈夫”的豪情，一股劲直跌宕之气贯穿始终，充分体现了词人雄奇与壮丽的风格，以豪迈、奇崛为胜。

如果说王贞仪的词呈现的是奔放雄奇，那么顾姒《满江红》^[36]（泊淮，慰夫子）一首，也是雄浑劲健之音：

一叶扁舟，轻帆下、停桡古岸。灯火外、几枝疏树，人家隐见。漂母祠边荒草合，韩侯台上寒云断。叹从来、此地困英雄，江山惯。　　穷愁味，君尝遍。人情恶，君休叹。问前村有酒，金钗拚换。举案无辞今日醉，题桥好遂他年愿。听三更、怒浪起中流，鱼龙变。

词人和丈夫乘一叶扁舟夜泊淮河，四周一片静谧。隐约可见泊船之地，漂母祠、韩侯台，引出“漂母赐饭”这一故实，感怀之余，劝慰与体贴至今依旧郁郁不得志的丈夫“自古英雄多磨难”，并慷慨陈情，愿拔钗换酒，拚将一醉，并激励丈夫“遂他年愿”，来年鱼跃龙门。天地自然清远幽深的景色，加之词人阔达之胸襟，使整首词有旷达而超迈的独特魅力。

其四，后世女子能诗词者以“嗣响易安”为莫大光荣，在易安文士化气质的影响下，一些闺阁淑女表现出了同男性士大夫文人一样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与历史使命感。她们用自己的诗笔，大力赞美那些体现了儒家理学人格的人：无论是严肃庄重、清正耿介、坚守道义、洁身自好的士大夫，是排忧解难、为民请命、舍身取义的侠义之士，还是富有民族气节的将士，都是她们歌咏的对象。(www.daowen.com)

元代范秋蟾在祭吊为国捐躯的将领泰不华时写道：

江头沙碛正交舟，江上怀人百战忧。力屈杲卿生骂贼，功成诸葛死封侯。波涛汹涌鲸横海，天地寥寥鹤怨秋。若使临危图苟免，读书端为丈夫羞。（《吊泰不华》）

这是一篇饱含爱国之情的慷慨激昂之作，诗人表达了对品格高尚、富有民族气节的将士的崇敬之情，告诫天下男儿在国家危急存亡的关键时刻要浴血奋战取义成仁，并希翼自己也能建功立业。这首诗涌荡着一种怆怏而难怀之情，激越而慷慨，具有强烈的震撼人心的力量，很难看出这是出自一个闺阁女子之手。

吴藻《满江红·谢叠山遗琴二首》，表达了对爱国志士谢叠山的哀思和崇敬，同时寄托了自己忧国之心，以其一为例：

半壁江山，浑不是、莺花故业。叹回首、萧条野寺，凄凉落月。乡国烽烟何处认，桥亭卜卦谁人识？记孤城只手挽银河，心如铁。　　才赋罢，无家别；早殉此，余生节。尽年年茶坂，杜鹃啼血。三尺焦桐遗古韵，一抔黄土埋忠穴。想哀弦、泉底瘦蛟蟠，苔花热。

词借“遗琴”，把国破家亡、生离死别之痛从琴心中幽幽传出。吴藻处于清王朝由盛转衰的道光时代，她透过历史的烽烟，感受到了山河破碎、民不聊生的凄凉，也感染到了志士仁人以身殉国的铮铮铁骨和凛凛正气。词作悲歌慷慨，豪宕高亢，难怪她的老师陈文述评价她“顾其豪宕，尤近苏辛。宝钗桃叶，写风雨之新声；铁板铜弦，发海天之高唱”（《〈花帘词〉序》）。

秋瑾（1877—1907），原名闺瑾，字璇卿，号竞雄，别署鉴湖女侠，被孙中山先生誉为“巾帼英雄”，浙江绍兴人。女性文学极少有畅快淋漓的放歌，多是委婉曲折，柔美凄婉的倾诉，而秋瑾诗词风格则是刚健遒劲、雄浑豪放，常觉有一股英气扑面而来。邵元冲评道：“鉴湖女侠成仁取义，大义炳然，不必以文辞鸣而自足以不朽。然即以文辞而论，朗丽高亢，亦有渐离击筑之风；而一往三叹，音节浏亮，又若公孙大娘舞剑，光芒灿然，不可迫视。”（《秋瑾女侠遗集序》）

秋瑾在《满江红·小住京华》中她写道：“身不得，男儿列；心却比，男儿烈。算平生肝胆，因人常热！”她作为女儿身却有着比男儿更加刚烈和勇于作为的精神，极欲为国家和民族做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她的“不惜千金买宝刀，貂裘换酒也堪豪。一腔热血勤珍重，洒去犹能化碧涛”，痛快淋漓，气概豪迈，冲决涤荡，呼啸奔腾，让人折服。又如她的《感事》诗：“竟有危巢燕，应怜故国驼！东侵忧未已，西望计如何？儒士思投笔，闺人欲负戈。谁为济时彦？相与挽颓波。”全诗充溢着强烈的爱国之心、忧国之恨和“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豪情壮志。正是这种积极入世的精神使得秋瑾是诗词充满豪宕悲慨之气！

受到李清照文士化风格的影响，元明清闺秀文学的表现出一种新的写作观念：追求文人化的生活情趣和风格。因而，她们文学创作拥有了更加开阔的视野与表现内容，从闺帏中的绢扇绣幌、银烛妆台、烛花窗影、青丝脂泪，或者是园中春花秋月、落花流水、云里孤雁等视野狭窄、平淡单调的“闺阁气”，延伸到饮酒读骚、山水林泉等士大夫文人的“雅士”风范，以及对儒家社会责任感与历史使命感的担当。可以说，元明清闺阁文学彰显出前代闺秀所缺乏的清雅和豪放风格，呈现出一种前所未有的新气象，为闺秀文学的创作开拓出另一片崭新的天地。

【注释】

[1]本文系2011年教育部规划基金项目“忽必烈潜邸文人集团与元代文化文艺政策”（11YJAZH074），2012年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元代文学格局与走向研究”（项目编号：12BZW036）与2012年河南省社会科学规划项目“忽必烈潜邸儒士的大政规划与元代文学发展”（项目编号：2012BWX014）阶段性成果。

[2]李清照出身于书香门第，她从小就受家庭环境的熏陶，自幼受到了良好的文化教育。她擅长金石研究、书画、博弈及诗词创作，多才多艺，能诗词文赋，能书画，还通晓金石，在她生活的早期与丈夫赵明诚共同致力于金石书画的搜集整理，有《金石录》三十卷留存于世。在她留世的作品除了大量的诗词散文以外，还有画作，明人陈傅良收藏有她的《琵琶行图》，明代画家莫廷韩也买有她的《墨竹》一幅，在明人陈继儒的《太平清话》中有记载。

[3]叶嘉莹《迦陵词论词丛稿》，河北教育出版社，1997年，第261页。

[4]宋人朱彧《萍洲可谈》卷中即已指出：“本朝女妇之有文者，李易安为首称。……诗之典赡，无愧于古之作者。词尤婉丽，往往出人意表，近未见其比。”明杨慎亦云：“宋人中填词，李易安亦称冠绝。使在衣冠，当与秦七、黄九争雄，不独雄于闺阁也。”清李调元《雨村词话》卷三：“易安在宋诸媛中，自卓然一家，不在秦七、黄九之下。词无一首不工。其炼处可夺梦窗之席，其丽处真参片玉之班。盖不徒俯视巾帼，直欲压倒须眉。”沈曾植《菌阁琐谈》：“闺房之秀，固文士之豪。”沈谦《填词杂说》：“男中李后主，妇女如李易安，极是当行本色。”“予少时和唐宋词三百胭，独不敢次‘寻寻觅觅’一篇，恐为妇人所笑。”陈廷焯《云韶集·词坛丛话》：“李易安词风神气格，冠绝一时，直欲与白石老仙相鼓吹。妇人能词者，代有其人，未有如易安之空绝前后者。”王士祯《花草拾蒙》：“婉约以易安为宗，豪放惟幼安称首。”

[5]郑振铎《插图本中国文学史》（三），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年，第506页。

[6]胡云翼《宋词研究》，中华书局，1932年，第131页。

[7]王灼说：“（易安）自少年便有诗名，才力华赡，逼近前辈，在士大夫中已不多得，若本朝妇人，当推文彩第一。”（《碧鸡漫志》卷二）元人修《宋史》也说“女清照，诗文尤有称于时。”（《李格非传》）另有苏门四学士之一张耒（字文潜）在给李清照父亲李格非写的墓志铭也提到：“长女清照能诗文”（《李格非墓志铭》），朱弁《风月堂诗话·上》卷上说李清照“善属文，于诗尤工，晁无咎多对士大夫称之”。在南宋文人的一些著述中也有所记载，胡仔也引《诗说隽永》云：“今代妇人能诗者，前有曾夫人魏，后有易安李。”（《苕溪渔隐丛话》后集卷四十）可知李清照在宋代文坛上已颇负盛名。

[8]褚斌杰、孙崇恩、荣宪宾编《李清照资料汇编》，中华书局，1984年，第58页。

[9]二诗为赓和张耒（字文潜）的《读中兴颂碑》诗而作。《大唐中兴颂》是唐代诗人元结在上元二年（761）为歌颂大唐王朝平定“安史之乱”而撰写的，主要记述肃宗即位，收复两京及玄宗还驾长安的史实。由大书法家颜真卿于大历六年（771）写成楷书大字，摩刻于湖南祁阳浯溪江边石上，故又称摩崖碑。此颂碑对后世影响很大，宋代诗人黄庭坚、张耒、杨万里等均有诗文记之。张耒作《读中兴颂碑诗》时正值晚年。张诗内容并不像元结那样大力歌颂肃宗的中兴圣德，而是大肆赞扬郭子仪平贼的显赫功绩，较元诗观点进步，却并没有对安史之乱的真正原因进行深刻探讨，只是以“女祸论”简单作结。

[10]李清照《李清照集》（徐培均笺注本），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197—198页。

[11]褚斌杰、孙崇恩、荣宪宾编《李清照资料汇编》，中华书局，1984年，第11页。

[12]李清照《李清照集》（徐培均笺注本），第197—198页。

[13]同上，第217页。

[14]褚斌杰、孙崇恩、荣宪宾编，《李清照资料汇编》，第58页。

[15]胡明《关于中国古代的妇女文学》，《文学评论》，1995年第3期，第104页。

[16]褚斌杰、孙崇恩、荣宪宾编《李清照资料汇编》，第93页。

[17]陶渊明在《五柳先生传》自称。

[18]胡明《关于中国古代的妇女文学》，《文学评论》，1995年第3期，第103页。

[19]胡元翎《男性诗论与女性诗人的“隔”》，《求是学刊》，1998年第2期，第80—81页。

[20]胡文楷《历代妇女著作考》，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第939页。

[21]如元时吴兴管氏姐妹（管道杲、管道升）、郑允端、孙蕙兰、杨维祯两女弟子（曹妙清、张妙净）、吴郡薛氏二女（兰英、蕙英）。明代，明初三秀（孟淑卿、朱妙端、陈德豁）、铁铱两女，陆卿子、徐小淑，商祁一家女诗人，吴江三沈（沈璟三女：大荣、倩君、曼君）和叶氏三女：纨纨（昭齐）、小纨（蕙绸）、小莺（琼章）。清代，桐城方维仪、方维则姊妹，东南钱塘诗顾之琼创蕉园诗社，蕉园五子（徐灿、柴静仪、朱柔则、林以宁、钱云仪），随园袁氏诸妹（素文、绮文、秋卿）、诸女孙（袁嘉、袁缓、袁淑、袁坤），陈端生、陈长生姊妹等，长生夫家归安叶佩荪一家女士等等。

[22]据胡文楷《历代妇女著作考》和施淑仪《清代闺阁诗人征略》两书统计，先秦迄于民国初年，中国古代女作家共4000余人，宋代女作家仅44人，明代升至约244人，清代则高达3500人以上明清诗媛数逾三千，其社会身份完全不同于唐宋时期的女冠和才伎，几乎全是良家妇女。

[23]谢国桢《明清之际党社运动考》，中华书局，1982年，第7页。

[24]叶嘉莹《明清之际的女性词人》，《中国文化》，2010年第3期，第152页。

[25]陆卿子在为项兰贞《裁云草》作序时说：“我辈酒浆烹饪是务，固其职也。病且戒无所事，则效往古女流，遗风胜响而为诗；诗故非大丈夫事业，实我辈分内物也。”（胡文楷编著，张宏生增订《历代妇女著作考》（增订本），第176页）顾若璞在其《卧月轩稿》序中也写道：“尝读诗知妇人之职，惟酒食是议耳，其敢弄笔墨以与文士争长乎？然物有不平则鸣，自古在昔，如班左诸淑媛，颇著文章自娱，则彤管与箴管并陈，或亦非分外事也。”（胡文楷编著，张宏生增订《历代妇女著作考》（增订本），第208页）二人都极力肯定女子写作是为“分内事”。明清两代，因妇女读书识字的普及，社会对女性创作的鼓励，以及女性生活空间的扩大，士女结起诗酒文社，提倡风雅，女性对现实社会文化的了解也更多，她们就有可能在创作上追随文坛主流，发出自己的声音。

[26]张仲谋《明词史》，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年，第253页。

[27]汪端（1793—1838），字允庄，号小韫，浙江钱塘人。她的丈夫陈裴之是一位天资很高的才子，与汪端正“琴瑟相和”，汪端一生以四十六年有限光阴，编《明三十家诗选》、撰《自然好学斋诗钞》，作品数量丰富，见识卓然。汪端对明史十分留意，曾著有小说《元明佚史》18卷，今不传。

[28]顾贞立（1623—1699），原名文婉，字碧汾，自号避秦人，江苏无锡人。清代顾贞观之姊，州佐同邑侯晋之妻。著有《餐霞子集》及《栖香阁词》二卷。

[29]熊琏（1759—？），字商珍，号澹仙，亦号茹雪山人，江苏如皋人。熊琏雅擅诗词文赋、音乐丹青，作品有《澹仙词钞》四卷、《诗钞》四卷、《赋钞》一卷、《文钞》一卷，以及《澹仙诗话》四卷。

[30]曾亚兰《元代学杜女诗人郑允端》，《杜甫研究学刊》，1994年第3期，第51页。

[31]徐灿，字湘苹，又字明霞，号深明（一说号明深），江苏长洲（今江苏苏州市西南）人。光禄丞徐子懋次女，海宁大学士陈之遴继室，封一品夫人。

[32]徐乃昌《小檀栾室汇刻闺秀词二集》，程郁缀《徐灿词新释辑评》，中国书店，2003年，第215页。

[33]郁沅，张明高编选《魏晋南北朝文论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年，第251页。

[34]王贞仪（1769—1798），字德卿，原籍安徽天长，年幼时随祖父一辈迁居到金陵（今南京），所能诗能文，能骑射，能医术，更长于天文、历法、数学，乃著名数学家梅文鼎的私淑弟子。她留下的诗文著作，收在《德风亭集》中。

[35]邓红梅《女性词史》，山东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200页。

[36]顾姒（约1665—约1705），字启姬。钱塘（今浙江省杭州市）人。诸生鄂幼舆妻。精音律，善歌，尤工诗词，为“蕉园七子”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