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作家、文本与理论：晚近报告文学脉象透视

王　晖：三年前，也就是2004年，我们曾经就报告文学的局势做过一番讨论。其后，我们又以年度对话的方式，连续三年在《文艺报》等报刊上对报告文学的创作和批评的轨迹进行跟踪。其实，对大多数时间从事学院式研究的我们这些人来说，以对话的方式关注当下文学的发展和流变，是我们参与和反思当代文学进程的最好体现，也是在实实在在地继承从柏拉图以来所绵延不绝的对话学术传统，践行学术民主。就晚近几年的报告文学来讲，我觉得这其中是有许多元素值得我们认真反思和总结的。但今天我们不准备泛泛而论，主要从作家、文本和理论这三大元素入手，把握一下晚近报告文学的基本脉象。

丁晓原：我很高兴我们能以对话的方式来表达我们对于报告文学的观察与思考。我喜欢对话给我们创造的某种话语场效应。对话对于我们有一种随机性的激活，尽管这种激活呈现出的可能不会是体系化的言说，但因为它没有预设的话语自缚，在对话的氛围中的相互启发，或许会使我们发出属于我们的声音。对话改变了我们原有的报告文学研究模式，我们原先的博士论文写作，追求的是所谓“百年史式”的宏大史著建构，这种写作不能说没有意义，但是作为“学院式”的研究，对于当下的报告文学创作自然具有“间隔”，我们研究的价值更多地体现为一种自言自语。对话使我们能“介入”正在进行时态的报告文学。言说报告文学，涉及的话题很多，我们就从你给出的作家、文本和理论批评这三个方面来说事。

（一）作家

王　晖：把握近几年报告文学的基本脉象，除了文本这种客观呈现之外，我觉得对作家的关注和评价是十分重要的一个方面，因为作家和作品、读者、世界一同构成了文学活动的基本元素，而作家在其中所扮演的角色尤其重要，我想以俄罗斯当代理论家瓦·哈利泽夫在他的近著《文学学导论》中的一段话作为佐证。他说：“作者的主体性组织作品而产生其艺术整体性。它（与艺术本有的审美方式和认知方式一道）构成艺术之不可或缺的、包罗万象的、极为重要的层面。‘作者创作活动的灵性’，不仅在艺术活动的任何形式中都在场，而且在艺术活动的任何形式中都是占据支配地位的……”与20世纪相比，晚近报告文学作家无论数量还是质量都存在较大的差距。就数量而言，当下职业的报告文学作家屈指可数，即使是业余或者说复合身份的作者，也既不能与当下小说作家的专职程度相比，也与20世纪80年代报告文学鼎盛时期的状态相距较远；而相对于报告文学这样一种比小说更需社会关怀、文化批评、人道关注的具有强烈思想性与现实性的文体，作家思想自由的高度与深度、作家艺术华彩的表现力和独特性、作家现实锲入的风险承受和坚韧精神等都是一个从事报告文学的写作者必备的“质量”。遗憾的是，目前具备或基本具备这种“质量”的作家实在是太少了，而较少具备或根本不具备这种“质量”的作家（如果还能称其为作家的话）却随处可见。这的确是一个严峻的问题：文体的高要求，作家的低素质，必然会对报告文学的生长产生负面影响。

丁晓原：我基本同意你对报告文学作家队伍状况的评估。一种文体的繁荣需要有一支承上启下的作家团队的支撑。小说作者中有一种“80后”的指称，这不是说“80后”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我们的文学存在，但作为一个方阵，却是引人注目的。报告文学可能不是属于年轻人的文体，我们自然不指望其中也有“80后”报告文学作家群。但我们在关注报告文学当下状态时，强烈地感受到报告文学作家新人无多。真正成熟了、能走到报告文学创作前台的“新面孔”，不能说没有，但是少之又少之。报告文学作者后继乏人，这部分地由文体的特殊性造成的。作为一种不自由的文体，具有较大的写作难度；而且报告文学的写作成本相对较高，在经济中心主义的背景中，年轻人不写报告文学也就可以理解的了。另外也与特殊时代境域有关。这差不多是一个告别思想启蒙、社会使命，以物欲享乐为时尚的时代。这样一种社会生态缺少生长新的优秀报告文学作家的土壤。在这样的情势中，报告文学还保持了良好的局面，我们不能不感谢一批跨世纪的报告文学作家，比如何建明、杨黎光、赵瑜、徐刚、王宏甲、黄传会、蒋巍、杨守松、长江、曲兰等，他们从20世纪写到了21世纪，作为中间力量支撑着报告文学的大局。跨世纪报告文学作家他们的存在具有多端的意义，从有形的层面看，他们持久的具有活力的质量较高的创作，使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中国报告文学史的行进未曾终止或停歇；从无形的精神层面看，他们接续了20世纪优秀报告文学作家襟怀天下、肩担道义的精神品格。在跨世纪报告文学作家中，何建明是其中最为勤奋的作家之一，他不愧是全国劳模。这几年来何建明一直保持报告文学写作的高位运行状态。《根本利益》、《国家行动》、《北京保卫战》等都是影响一时、广有读者的“大叙事”作品。他的“红色经典”《部长与国家》，除一如既往地呈现出作者擅长于宏大叙事的写作风格外，作品还表现出作者对于写作创新的努力。作者在打捞历史故事，还原历史画面时，注意“写出革命领袖人物的人情、人性和人样”。作品的结构也富有动感，将当前情景与过往人事，通过闪回、叠映等手法加以组合，现场感真切。可以说，何建明的名字是与新世纪报告文学的发展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蒋巍这位在20世纪80年代以《在大时代的弯弓上》等一系列立意改革的作品享誉文坛的报告文学家，曾经有一段时间从我们的视野中淡出了。但晚近他又以固有的激情道义重返报告文学阵地。《你代表谁》，题目就充满了报告文学的质感。其长篇《渴》具有显见的题材拓展意义，并且关于水的困境、水的意义、水的解困的叙写、思考令人沉重，让人感动。2006年出版的长篇报告文学《丛飞震撼》，并不是一般地报道一个先进模范人物，而以非虚构的方式为我们雕刻出一颗朴素而伟大的灵魂。在报告文学的舞台上，蒋巍的“复出”不无象征意义，一方面表明跨世纪报告文学作家他们以文学为生命追求的崇高的事业心，他们的不可或缺的独特存在价值，但另一方面也告示了报告文学面临创作后备力量不足的尴尬。

王　晖：何建明的《永远的红树林》的确是近年反映可持续发展这类题材中的一个亮点。这篇记录青年经济学者梁言顺博士从事“低代价经济增长”研究的作品，深切地应和着“科学发展观”的时代主题，其人物描述的视角和方式颇具当年徐迟在《哥德巴赫猜想》中对陈景润表现的韵味，它通过书写一个人和他的理论，展示经济增长与人类可持续发展的世界性难题，其现实意义不亚于破解“哥德巴赫猜想”这道世界性的数学理论难题。更为难能可贵的是，擅长于长篇大论的何建明仅用一万二千多字（相当于《哥德巴赫猜想》字数的一半）就将人物的个性简洁有力、生动传神地活画出来，这不仅是作者对自我的超越，在长风日盛的报告文学界，此举也如清风拂面，令人为之一爽。我还特别感慨于作者哲理性思考的进一步深化，我把这看着是一个报告文学作家逐渐成熟起来的标志。他的另一部近作《我们可以称他是伟人——速记中国农民吴仁宝》，再现的是一个“50年红旗不倒”的当代农民英雄的时代传奇。作品通过构建“发展经济”、“为官之道”和“共同富裕”等三个故事组团，描绘出主人公由造田到造厂再到造城的三次革命性历程的壮观图画，以及创建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系列“创业”与“创富”理念。我以为，《我们可以称他是伟人》的价值并不是简单地表现为对一个共产党员村官“50年红旗不倒”的感人的好人好事的书写，而是在演绎这个英雄传奇的背后所隐含的深意，这就是在新世纪的语境下对“创富”与“和谐”主题的形象化解读。去年，何建明续写出了《根本利益》的姐妹篇《为了弱者的尊严》，这种对一个人物进行连续追踪再现的写法在当下的报告文学中并不多见。

与何建明相似，王宏甲也是跨世纪作家中比较突出的一个。如果做一个粗略的划分，报告文学作家大致可以分为作家型和记者型两种。前者大抵以讲究叙事和修辞策略见长，而后者则专注于具有新闻与当代性的热点问题、状态、事件或人物的书写。王宏甲应该属于后者，尽管他几乎是当代一位难得的报告文学专业作家。本世纪初，王宏甲就以两个“风暴”书写了当下社会的极具冲击力的问题——科技发展与教育转型，前者即是对北大方正为代表的中关村高科技发展报告《智慧风暴》，后者即是全景描述以改变教育方式和学习方法为内容的《中国新教育风暴》。而对另一热点——共产党执政问题，作者早在20世纪90年代初就在《无极之路》这篇轰动一时的报告文学中着手形象化的探讨。他再现的县委书记刘日是一个被诬为腐败分子的反腐败者，其遭遇正说明了转型时期中国农村充满艰险与悖论的复杂景观以及农民素朴的愿望、追求和呼声。如果说，《无极之路》是作者对市场经济初期中国中部欠发达地区农村农民和执政者的一次再现与反思，那么，十余年之后，王宏甲就在其新作《贫穷致富与执政》中为我们再一次讲述农村农民和执政者这一新世纪中国发展的重大主题。不过，他聚焦的对象已经由中部的欠发达地区转向了中国经济最发达的长江三角洲南翼的浙江慈溪。坦率地说，王并不是那种特别精于结构、语言和故事的作家，他的优势在于以富于前沿性和冲击力的话语，捕捉热点题材，并以雄辩的气势诠释其对这些问题或现象的见解与理念。相对于审美价值而言，他的文本的社会价值要更显突出一些。

在跨世纪作家中，杨黎光近几年的表现不俗。前年，他出版了反映2003年那场惊心动魄的抗击“非典”之战的长篇报告文学《瘟疫，人类的影子》。这部作品以其生动的描绘和深入的思考荣获第三届鲁迅文学奖，它与作者前两届获得同一奖项的《没有家园的灵魂》和《生死一线》的文体建构方式多有不同，显示出不断超越自我和决不重复自我的可贵品质。

我同意你“新人无多”的判断，不过，有些“新面孔”，我觉得还是值得我们记住的，譬如刘继明。刘本是小说作家，这次他却以51万字的超长篇幅为我们展示出三峡工程在近百年的时空里由伟人梦想化作现实存在的宏大纪实《梦之坝》。作者将有关三峡大坝的梦想、论证与论争、生态与战争威胁考证、移民和工程建设五个方面的内容联袂推出，演绎成对“梦之坝”的全景叙述。可以说，它是目前报告文学界诠释三峡工程的最完全读本——何建明写过《国家行动》，卢跃刚写过《长江三峡：半个世纪的论证》，但他们仅分别侧重于三峡移民或三峡工程论证、论争等内容的叙述。然而，我更感兴趣的还是作者的创作理念、对描述对象的认知和切入的视角。刘继明说“我所理解的报告文学，绝非是长期以来流行的那类热衷于对历史人物与事件进行穿凿附会和满足公众窥视欲的‘纪实文学’作品。因此，我希望这部书具备一种整体性的思辨力量、较为广阔的历史视野和浓郁的人文地理色彩；在对真实的历史与现实事件（人物）的把握上，尽量回避那种通俗故事式的表达，而更应该注重言说方式和思想意义上的彰显。”应当说，客串式、黑马式的刘继明领会了报告文学创作的真谛。

丁晓原：当然我在表达“新人无多”的判断时，带有一种强化一端而伴生的“偏视”。事实上进入我的视野的“新人”或者不再是“新”人的报告文学作者，还是有的。只不过他们在整体上、或在持续性上尚不具有全国性的影响力。就目前而言，这些作者还不具有我所期待的替代或置换跨世纪报告文学作家的实力。就他们本身来说，像李春雷、闾丘露薇、左赛春等在全国性的报告文学评奖中已崭露头角。有一位写作了《灰村纪事》的作者朱凌，她对于题材的选择把握、对于题旨的思考开掘，都显示出作者写作报告文学的潜力，也值得值得我们关注。阅读“新人”的可观之作，我们总有一种喜出望外的快乐。从2003年起，作为春风文艺出版社《21世纪中国文学大系·纪实文学》年选的主编，我特别地注意选录一些在报告文学文坛尚属“陌生人”的作品。在某种情况下，宁可放弃名家的重要作品，也要将无名而有意味的作品收录。2006年的选本，我就没有把建明“乡友”的大作《为了弱者的尊严》、《这里的世界最明亮》等选入，而是选录了朱晓军《天使在作战》、赵云良《一个政务监督员的孤寂之旅》等作品。2005年我选的《昂贵的选票——“230万选村官事件”再考》两位作者对于我们也是陌生面孔。魏荣汉是一个地方民政局的领导，从事实际工作的。董江爱是山西大学的女教授，毕业于人民大学的政治学博士，从事理论研究的。报告文学的“理论”联系“实际”，在他们这里结出了令人可喜的成果。这给报告文学的创作提供了很多启示。报告文学是客观的纪实性写作，需要有实实在在的“实”感受、“实”生活、“实”内容；同时报告文学又是“报告”的文学，作为一种需要深度化处理的文本，需要对题材、材料进行理性的分析，对事象作穿透式的研究，这要求作者具有理论思维的品格和能力。两位作者正好在这些对写作优秀报告文学来说是不可或缺的要素方面，实现了优势互补。作品选题和题旨，深度关联着政治文明建设的话题，这是一个具有某种挑战性的重大的前沿课题。作品的内容也很扎实，叙写朴实，是2005年最有深度的优秀作品之一。《报告文学》在编发这部作品时用“编者按”的形式作了特别的评价：“作为报告文学，其主题建构的丰富与深刻，思想表达的理性与独立，文本叙述的内敛与流畅，近期来难得一见。作品所描述的事件，曾被众多国内主流媒体以‘荒诞’‘恶劣’的定性沸沸扬扬地炒作过。……作者作为一名农村基层民主政治建设的深入考察者和亲身参与者，没有为强势媒体的倾向所左右，以求真去伪的科学态度努力还原事件的本来面目，替无语的事件主人道出内心的真实。”这样的评价是恰如其分的。

王　晖：20世纪中国报告文学可以说出现了具有大师品格的作家，夏衍、徐迟、刘宾雁等是其中的杰出代表。21世纪我们还需不需要大师？还能不能产生大师？这是一个必须面对的问题。对第一个问题的回答当然是肯定的，任何时代和民族都需要大师，因为大师是时代和民族的标高。对第二个问题的回答则见仁见智。最近，我看到一篇专访老舍之子舒乙的文章，在文中舒乙谈到，造就一个文学大师需要天赋、经历、文学功底和勤奋四个条件。因此，大师的出现绝不是偶然的，而是必然的。他还肯定地说，如果按照这四个标准来衡量，今天所谓的大作家们没一个符合。当然，舒乙之说只是一家之言。从报告文学作家的现状来看，优秀的或者比较优秀的还是不乏其人的，若论大师，目前还谈不上。但我们可以呼唤、可以推波助澜。一种文体如果没有大师的领军，便没有方向与高度，没有活力，更没有生命力。

丁晓原：对于文学“封神榜”的意义，我以为我们应该保持某种警惕。大师，是一种进入历史后由历史命名的一种称号。曹雪芹可能是中国文学大师，但那时候他没有这样的封号。检索报告文学的历史，是不是具有大师或许很难断定。我注意到你用了“具有大师品格的作家”这样的说法，这是一种比较“智慧”的表达。但夏衍、徐迟、刘宾雁等是不是就是我们报告文学的大师，可能也值得存疑。现在讨论这个问题其实并不重要，我们暂且把它搁置。我们当然需要大师，但这并不是一相情愿的事，常常可望而不可即。报告文学是一种很独特的文体，它的大师可能更难产生。除了你说的文学大师需要天赋、经历、文学功底和勤奋四个条件外，报告文学的大师还需要社会文化生态给予的可能条件和作家本身的精神高度和思想深度。所以，我对报告文学能不能产生大师比较的消极。但报告文学的领军人物倒是客观存在的。领军人物可能不是一个，我们可以从“跨世纪”这一代报告文学作家中看取。“北何南杨”是的，我以为赵瑜也是的，尽管他埋头写作写作之外好像不大“吱声”。在我看来，所谓领军人物应有标志性的高端作品，应有广泛的文学和社会的影响力，应有个人的风格和自觉文体意识和追求。

（二）文本(www.daowen.com)

王　晖：文本的意义无疑也是重要的，就像美国批评家赛义德所说，文本“总是无法逃脱环境、时间、空间和社会的纠缠——简言之，文本存在于世界之中，所以，文本是世界之物。”在文学领域，它是作家和读者共同的“标的”，是构成文学理论、文学批评和文学史的基本单元，是作家物化其想象和思想的必经之路。晚近的报告文学文本总体平实，但也不乏精彩之作。如史诗气度的《东方哈达》、《长征》、《梦之坝》、《西藏最后的驮队》、《大山水》，尖锐气度的《昂贵的选票》、《我是谁》、《惊天铁案》，还有不少如刘茵的《砸车奇遇》、朱金平的《今生无悔》等短制精品。对报告文学界来说，魏荣汉和董江爱的名字虽有些“陌生化”，但他们写出的《昂贵的选票——“230万选村官事件”再考》却让人为之一震。我很欣赏这一文本从容客观的叙述风格、基于事实的个性化的理性分析与独立思想、对复杂人性的描摹与分析，特别是以“选村官”之一斑，窥乡村选举文化建设乃至新世纪中国民主政治进程之全豹的恢弘气象。它让我们再度想起报告文学作为“深度报道”的职责。徐剑的《东方哈达》对大工程的再现就显示出作者极力宣示诗意描绘的匠心。对重点工程的描述一向是共和国报告文学的重头戏之一，但说实话，50余年的历程走过来，真正能留下来仍能让人咀嚼不尽的作品寥寥无几。随着重点工程的完工，这些文字也就完成了他们的使命。其中重要的原因也许就在于作家们太拘泥于事件本身的叙述以及表扬稿式思维定势，缺乏艺术的穿透力和营构力，只讲贴近、写实，不知超拔与超越、诗情与写意。《东方哈达》的最让人记住的就是它融历史与现实、文明与乡土的“上行与下行列车”的独特结构方式，诗化语言以及包容性颇强的有关铁路、高原、藏民族文化、宗教、政治等关键词的史诗性表达。这是大气之作。王树增的《长征》，我认为也是近几年来报告文学的上乘之作。关于“长征”写实性叙述，应该说在当下是一个难题。我的意思是，它已经被斯诺《西行漫记》、索尔兹伯里《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等演绎过许多次，“审美疲劳”一定程度上是有的。但王树增仍然让我们眼前一亮——他的关于“长征”的再叙述充满了艺术气息，悬念、结构、语言、诗意，都显得自然、贴切与简洁，再加上大气磅礴。我觉得这与作者的写作理念和艺术才华有关。他没有拘泥于长征的一般政治意义上的惯用表述，而是将其提升至人类精神财富的高度来重述，这当然就会意高一筹。作者写到：“长征是突破了国度、阶级和政治界线的人类精神的丰碑。无论是哪一个国家或民族的人，无论持有何种意识形态，中国工农红军的长征给予人类的精神财富，是走向理想所必需的永不磨灭的信念。长征是信念不朽的象征。”长征的故事，被不同的追述者、记录者在不同时域和境域下展示出来，真是说不尽的长征！但同时我也感到，在文学领域、具体到报告文学范围，题材的重要性当然是不言而喻的，但对重要题材的反复深入的开掘甚至进行深度的拓展也是至为关键的。比如对唐山大地震这个令当代中国人永远心痛的天灾事件，在2006年就有了另一角度的很好的表达，这就是张庆洲在唐山地震30年之际写下的《唐山警示录》，它的副标题“七·二八大地震漏报始末”，刚好表明其叙说的维度，它与20年前钱钢的《唐山大地震》形成互补，后者无疑是全景描述的典范，而前者却主要涉及对当年地震漏报真相的揭露，角度虽窄，但挖掘颇深。作者张庆洲并不是报告文学界的明星，但我以为他的文体感觉和艺术传达并不在当红的报告文学作家之下，他在书写中所表现出来的文风气质令人有久违之感，比如老到洗练的文字、深情而恰到好处的抒发、人物形象勾勒的简明生动，以及建立在访谈口述和历史文献基础上的强烈的纪实性等等。甚至可以这样说，这部《唐山警示录》，完全能够与《唐山大地震》一起成为报告文学作家对中国当代史重大事件的杰出表达。

丁晓原：作家自然要以文本说话，优秀的作家要有优秀的作品给予命名。文体地位的确立或被确认也是这样。尽管从文体理想化的设计看来，报告文学的创作确实有些不尽如人意，我们甚至经常用20世纪80年代的报告文学来言说比衬新世纪的创作。但是报告文学还是以它自身的姿势平静地行进着。你以上所评说的作品，确实值得我们看重。我想从题材和制式的角度来言说报告文学在新世纪的一些存在。一是底层书写。这可能是报告文学的历史传统之一，夏衍的《包身工》就是一个典型的底层书写的文本。后来的报告文学追求宏大的政治叙事，热衷于进行思想启蒙，或者倾向于主旋律的写作，底层书写相对得被忽视了。在我看来，致力于思想启蒙和主旋律咏唱，都是报告文学这一文体被规定了重要功能。但是底层存在包含了生活的另一种本真，常常会被遮蔽，所以更应为非虚构文学作家所关注。这几年好像有不少作家自觉地写作底层的题材，并且获得了成功。黄传会是其中突出的一个。黄传会是一位社会责任极强的作家，一以贯之地紧贴着地面写作，对弱势人群的生存困境作朴实而有情怀的报告。2006年出版的《我的课桌在哪里》，表达的是孩子对成人社会的诘问与诉求，作品中跃动着作家一颗悲悯之心。比之于他的《“希望工程”纪实》、《中国山村教师》、《中国贫困警示录》等作品，《我的课桌在哪里》题材有了拓新，作者将视点转向了农民工子女的教育问题，题材和题旨是很有意义的。陈桂棣、春桃的《中国农民调查》、曲兰的《老年悲歌》、张立的《一个打工农民的死亡样本》，从不同的视阈为我们报告了生活在底层的民众的生存境遇，这种境遇包括物质和精神两个方面。读这样的作品我们多少有些心重。和谐社会的建设，需要我们更多地关怀边缘人群和普通百姓的民生状态。何建明的《根本利益》、《为了弱者的尊严》等，从另一个角度看并不只是一种报道先进人物的作品，他在讴歌人物的同时，客观地呈现出的是底层百姓有时会是相当艰难的生存景况。报告文学作家要有同情心、悲悯心，只有这样他才可能肩负更多的社会责任，更多地关注在底层者。

报告文学精短化这几年一直在呼吁着。报告文学长篇化似乎不符合报告文学的本体属性。它是一种以文学的方式作的新闻报告，新闻的不少规定性制约着报告文学的写作与传播。报告文学的长篇化有些因为题材和内容的需要，可能是必要的。但很多时候是被人为化了的，以至于出现相当突出的报告文学“注水”问题。作为读者，我不喜欢长而空的作品。有些长篇报告文学写作和出版的动机很值得我们注意。从报告文学创作本身看，“长风日盛”反映了作者对文体体性把握的偏颇。报告文学强调纪实性，但并不意味着对客体“照单全收”，这里有一个基于作者眼光、识见的选择问题。选择，一方面表示强化，另一方面要求放弃。现在的作者有一种“求全”心理，这就从本体上消解了报告文学。报告文学要讲究作品言说的表现力，否则报告文学的读者会更多地流失。我注意到中国报告文学学会在倡导精短报告文学方面所作的努力，尽管“雪凡妮杯和谐美全国短篇报告文学征文”并未推出更多优秀的短篇，但是其价值导向是明显的。其后于2006年，中国报告文学学会，又组织了“是谁感动我们”全国短篇报告文学征文活动。这种努力是很值得我们肯定的。刘茵老师作为资深的报告文学编审，她对报告文学的精短化多有呼吁，2005年又以自己《砸车奇遇》的写作加以践行，精神感佩。我觉得我们不仅要倡导作者写作短篇报告文学，而且希望媒体能推动短体报告文学的发展。报纸媒体对于促成短篇报告文学写作发展，非常有意义。《光明日报》、《文汇报》和《南方周末》等报纸刊发的报告文学，有一些的确是短而不俗的。报纸应当成为报告文学发表的主要阵地之一。在我的阅读视野中，何建明发表在《光明日报》的《永远的红树林》是短篇作品中的优秀之作。作品以颇具文学召唤力的叙说，在报告文学，乃至在整个文学界，第一次直接、正面、迅捷地表现了我们时代的核心主旨，即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重大时代课题。这篇作品所写的人物及其事迹，包括“红树林”的寓意，无不指向并演绎着科学发展的时代命题。可以说，《永远的红树林》所言说的主题就是我们时代的主题，体现了报告文学作为“时代的报告”的独特价值。2006年《南方周末》刊出的《集体离婚》，作为一篇浸润着杂文滋味的报告文学，其间充满了一种阅读的张力，导引我们对事象作多义项的透析。题目设置了某种悬念，激发读者所谓“猎奇”的心理，而事实上作品所叙写的事情说“奇”，其实也不足为奇了，只不过它以似乎夸张的制式，凸现了我们这一时代某种“时代病象”。“开发区”一方面成为社会物质现代化的标志性空间，另一方面它也开始显现物质现代化先行与精神现代化滞后之间的不对称所造成的问题。“开发区”也可以作为物质暴发的一种象征，而《集体离婚》正好涉及与此关联的人的精神塌陷的严峻现实。“重庆市郊的人和镇，最近就有这样一幕活剧上演：1　000多对夫妻，从假离婚，到再婚，再到复婚，荒诞事让人目不暇接，旁观者或谓之‘儿戏’，剧中人却有不为人知的悲凉。”“对于一个人口只有两万多的小镇来说，这样的婚姻剧变，或许可以申报吉尼斯世界纪录了。”这一“活剧”的上演全因人和镇有村子划入了开发区用地，征地补偿安置的政策漏洞“鼓励”了人们创造“人和式婚姻”。婚姻原本是庄严的，然而在物质利益的诱惑下，庄严不堪一击。这一极端的事例告诉我们需要警惕现代化行进中可能预设的陷阱。在物化时代，人们精神的物化已经成为一个不容忽视的重要问题。《集体离婚》与其说是闹剧，不如说是现代人集体的精神悲剧。

王　晖：确如你所说，底层书写和日常生活叙事成为近些年来报告文学乃至整个文学书写的重头戏。另外，还有一些有关学校教育教学及其考试方式的描述，以及对青少年成长环境表示忧思的报告文学文本也是颇具特色的，譬如黄传会的《我是谁》、王新民的《炼狱》、关注青少年问题的郝敬堂的《天堂从此不再寂寞》、书写平凡父亲助子成才的李振斌的《没有不成功的孩子》、对因性教育缺失所造成的青少年之性蒙蔽、性盲目、性羞涩和性犯罪等问题进行揭露的曲兰的《欲说还羞性教育》、揭示独生子女因意外伤害致死问题的杨晓升的《只有一个孩子》等。

丁晓原：我上面说到的报告文学写作中的“注水”问题，从另一个方面来看，正反映了报告文学作家精神的粗鄙化与文本的粗糙化。粗鄙化与粗糙化可能是我们这一时代的一种病症。物质中心主义制导着人们的精神方式和行为方式，直接造成人的精神世界的低俗、庸俗和媚俗。反映在一些报告文学作品的创作中，表现出的就是思想的软化、精神的矮化和情感轻化。报告关涉国计民生的题材作品不多，展示私情粗俗生活的“大特写”不少；坚守文体使命，敢于揭示现实矛盾的具有“硬度”的作品不多，借报告文学之名，牟取一己私利的“广告文学”不少；扎实采访、沉潜思考、精心结撰的“文学”报告不多，枝蔓芜杂、挥洒无度、滋味寡然的粗制滥造“随笔”不少。何建明最近在《文艺报》发表了一篇言说报告文学创作中“报告”与“文学”问题的文章，我对其中的观点甚为认同。报告文学选择怎样的题材加以“报告”，作家心中应有读者在。作为“文学的报告”，报告文学也理应遵循文学的一般规律，并注意特殊文体对于文学的特殊要求。正如何建明所说，当前的报告文学在“报告”与“文学”以及“报告”与“文学”的有机生成方面都存在着需要注意的问题。另外，在我看来，写实品格的普遍缺失，也许是更深层、影响也更大的问题。为什么一些“尖锐”的题材无人涉及，为什么一些报告文学只是作一种平面化的悬浮之说，为什么一些报告文学等同于广告，为什么报告文学的文化批判的精神正在淡化，造成这些现象的原因可能不一，但无疑与作者主体性自觉和文体意识自觉的普遍弱化有关。我们一些报告文学作者，写着所谓的报告文学，其实自觉或不自觉地在“说谎”，是一种伪报告文学。这是值得我们警惕的。真正的报告文学是需要传承太史公那种“不虚美、不隐恶”的史家的实录精神。

王　晖：粗鄙化与粗糙化，是当下文学为人所诟病的顽症之一，报告文学也不例外。在我看来，这一文体的粗鄙化主要体现在其趋利与媚俗等方面。趋利，即相当数量的作品，甚至是发表在著名的、权威的期刊上的作品大抵都逃不脱为金钱写作的干系，比如为权钱在身的某企业家、某单位领导干部作廉价的歌功颂德。也许刊物发表这样的文字有其希图经济援助方面的考虑，但作为编辑者，他们或许并未意识到其行为对报告文学这样一种特殊文体的致命伤害，这无疑是向报告文学举起了软刀子。而粗糙则显示出报告文学作家质素的低下、艺术营构能力的缺乏。

（三）理论

丁晓原：理论批评是报告文学整体存在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因此，我们需要从文体的总格局来评估报告文学的理论建设。报告文学并不是历史悠长的文体，相比诗歌、小说等，其理论积累、理论资源显得不够丰富。但这并不意味着报告文学的理论批评无所作为。我在1999年出版了《20世纪中国报告文学理论批评史》，其中对现当代数十年形成的研究成果作了梳理和评述。近十年来报告文学的研究较之以往有了长足的进展，这是我们应该看到的。参与报告文学研究的人日益增多，也有不少以报告文学作为研究主业的学者和批评家，推出了一些有分量的研究成果。还有了全国性的报告文学研究组织，经常开着年会什么的。中国报告文学学会对于文体研究的推动也做了很多努力，多次召开了全国性的报告文学理论研讨会，在界内圈外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王　晖：相比较过去，晚近报告文学的理论研究与批评在系统化、学理化、组织化等方面的进展是比较大的，这表现在：一批文论致力于创作现状的探讨，显示出一定程度的理论关怀；一些具有较高学术水准的博士学位论文出版，显示出报告文学研究正在逐渐被学界认可；以何西来、李炳银等著名批评家和全国报告文学理论研究会核心成员为研究主体的批评场正在以活跃的姿态形成，在经费匮乏的情况下，研究会还坚持连续召开了四次年会，探讨了许多有意义的话题，为推动报告文学事业的发展助了一臂之力。这样一些进展又进一步促使主流意识形态对报告文学研究的重视，比如我和湖南大学章罗生教授的有关新世纪报告文学的研究课题就先后获得了中国作协首批（2004年度）重点作品扶持资金项目和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的资助。去年创刊的《中国作家·纪实》特别开设了“非虚构论坛”，以强势的姿态推进以报告文学为主体的非虚构文学研究的展开。

丁晓原：炳银老师和你、罗生、举善、立国等差不多是当前最为活跃的报告文学职业化的研究者，你们取得的研究成果不用说是有目共睹的。但是报告文学的研究还没有达到我们理想中的状态。报告文学的研究的深化有待于研究理论层次的提升和批评有效性的增强。现在的研究一种是学科性的研究，对研究对象存在的历史状态作学理化的分析，或是自设文体理论的框架体系进行学院式的搭建，与当下的创作关联较少。这种研究对于学科建设可能有些价值，但一般的报告文学作家是不大关注的。另一种是跟踪式的印象批评，作这种批评的评论者对于当前的创作状况是熟悉的，但其批评文字不少只是对研究对象的叙说或是复述，显得较为浮泛，不足以为作家所信服。我们需要回到文体、回到作家作品的本身来探索文体理论，评论对象的优长短缺。回到文体，就是要求研究者注意探询报告文学文体的特殊性，建构与文体相应和相适的理论话语与批评策略。而抽象的文体范畴又是通过具体的作家写作生成的。这样基础的研究就是对作家作品的切实的研究。这方面恰恰是报告文学理论批评中最为薄弱的。报告文学的研究需要从对代表作家、代表作品个案分析这里重新出发。

王　晖：然而，如果放入文学研究和文学批评的整体，报告文学研究与批评的这种情状又是不能令人满足的。因为目前的批评，无论是审视的广度、思考的深度还是评判的力度，都还与文体自身的发展存在着令人焦虑的差距。研究者的数量还没有形成一定的规模效应，研究的总体水准还不够高。不客气地说，从全国范围来看，如果说小说研究的景气色为红色，散文研究为灰色，那么，报告文学研究就是深灰色。这其中一个重要问题，我以为就是我们的批评家面对每年数以百计和千计的报告文学作品的出版，深感阅读的恐慌和茫然，有点手足无措的感觉。既失去了选择的权利，也失去了评判的权利，对作品要么一概棒喝，要么一律捧杀。我们不禁要问：今天我们如何选择文本？如何阅读文本？如果我们没有一个堪称经典文本的标准，又怎样在乱花渐欲迷人眼的书海文山面前，敏锐地捕捉那些有比较高的审美价值和文献价值的报告文学？怎样坚守批评者的岗位？又如何成为引领创作和阅读的理论家呢？我想，可不可以尝试对近百年的中国报告文学做一番经典化的淘洗，进而树立起堪称范型的文本，并以此作为作家创作、理论家研究、批评家评论的权威性依据呢？这样的文本，就是经典，就是灯塔，就是航标，它的作用正是引领、照耀、示范和纠偏。其实这样的工作在小说领域已经有人捷足先登了，譬如，南开大学的刘俐俐教授近年一直在关注中外文学经典的文本分析问题，已经出版了《中国现代经典短篇小说文本分析》和《外国经典短篇小说文本分析》两部专著。我觉得她这项工作非常有意义、有价值，她在《中国现代经典短篇小说文本分析·导读》中说：“我的文本分析意在研究文本的艺术价值。区分作品与文本，意味着我们对于文本可以不断地分析研究，不断地发现其艺术价值，而不同时代、不同文化背景的读者则可以从文本中具体化一个作品……文学经典就是在艺术价值的不断重新被发现以及审美价值的延伸中焕发其永恒魅力。”其实，经典的发现和认定，是文学发展的必然要求，任何文体都需要自己的经典，当代作品成千上万且鱼龙混杂，对其的评判需要用经典进行深入的检查和考验，因为“经典是当代作品品质、地位和价值的裁决者。合乎经典标准的当代作品同时分享了经典的荣誉和权威，并且也最有可能成为新兴经典的候选人。”（见南帆主编《文学理论新读本》）而对经典文本确认的任务一开始当然是文学理论家和批评家的事，因为他们不仅是文学知识与学说的供应者或传授者，正如英国批评家伊格尔顿所言，他们也充任文学话语的监督者。回到报告文学这里，理论家和批评家当然就有理由，并且有责任充任报告文学经典的确认角色。一套标准、甚至一套评价体系在这种确认中应当是必须和必要的。现在大量的丛书和各显神通的年选仅仅只是报告文学经典确认的一个基础，它们并不能取代真正经典的诞生。

丁晓原：你关于经典思考很有意义。我也听过南开刘俐俐教授关于经典选择与经典分析的想法和做法。报告文学理论批评可以而且应该借取她的小说研究模式中某种原理。有理论生命力的报告文学研究，并不出自一些人的意想。有价值的理论源自丰富、鲜活而典型的创作实料。报告文学的经典作品或是成功之作，以它实践的形态告诉我们报告文学应该是怎样的。理论研究者要亲近作家、感受作品，在获得对于作家作品深切感受以后作有效的归纳，并且进行必要的学理提升。对于行进中的报告文学，批评者应该走出自己的小屋，走近作家，走进作品。目前的状况是批评者和作家之间隔离着，只是在各自设置的自足的系统内说着话，听不到来自各自言说现场的话语。你注意到了报告文学研究会和中国报告文学学会所举办的理论批评研讨会的参会人员的构成了吗？前者差不多都是来自“学院”，后者基本上是一色的作家。我希望能打破这种隔离的状态，让这两拨人集合在一起，互相激活着，组成一个富有理论创造力的共同体。这当然需要置备一定的条件。《中国作家·纪实》是新竖起的中国报告文学的一面旗帜。它的“非虚构论坛”是可以成为中国报告文学论坛的。这个论坛或许可以将报告文学作家和评论家集合在一起，做些对于报告文学理论建设具有实际意义的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