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2007年报告文学的年景写意

（一）年度代表作

王　晖：2007年报告文学在保持总体平实状态的同时，仍然具有不少可圈可点之处。如果从描述的视域来看，去年报告文学在反腐、青少年教育、奥运、新农村建设、军事以及社会底层状态等方面都有较好的作品出现，表现出报告文学直击现实的能力和优势。一些知名作家笔耕不辍，如何建明的《冀东大发现》，王宏甲的《为了社会的和谐》、《政通则人和》，贾宏图的《曾在风雨中》，黄传会等的《中国海军三部曲》，杨黎光的《寻践新路》，孙晶岩的《中国奥运梦，悲壮刘长春》、《中国新农村启示录》，梅洁的《大江北去》等等。

丁晓原：我们阅读报告文学大约已经形成了某种心理定势，这种定势往往表现为对能够揭示与剖析现实重大问题有为之作的期待。这样的情势一方面是由报告文学的历史所形成的，夏衍的《包身工》和20世纪80年代颇具规模的“问题报告文学”，给报告文学的读者留下了深刻的记忆，这样的记忆影响着在新语境中对这一文体价值的估定。另一方面新世纪社会正在进一步推进的全方位的转型，使社会问题的若干方面凸现得更为紧迫。但是，有些遗憾的是，真正襟怀天下，具有责任感、使命感，守望社会公平正义和谐理想的报告文学作家，并且以优秀的作品履行自己职志的，不是很多。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中，朱晓军和他的报告文学显示出特别的意义。他的《天使在作战》，这篇作品在经过评委争议后，以全票获得第四届鲁迅文学奖。评委会认为：“《天使在作战》充分体现了报告文学的战斗性，对关乎国计民生的重大问题敢于秉笔直书，是近年来涌现的最具震撼力的作品之一。”我想这样的评价也适用于朱晓军发表在2007年第10期《北京文学》的《一家疯狂医院的最后疯狂》。《一家疯狂医院的最后疯狂》，可以被看作是《天使在作战》的续篇，作品中的主人公还是陈晓兰，报道的题材还是有关医疗腐败与医患矛盾。读作品我们的崇敬依旧，愤怒依旧。医疗腐败是目前全社会关注的热点问题，直接影响着民生质量，特别是对底层大众的生活造成了严重的后果。大医精诚。医院原本应为救死扶伤的圣洁之所，但在物质至上的时尚中，医学的精神经典土崩瓦解。若干医院和医务人员，非但不尽应有的职守，反而做着丧失良知的诈骗勾当。面对这样的行径，一个真正的报告文学作家决不会无动于衷。朱晓军正是“战士式”的作家，他突入不无“危险”的反医疗腐败的前阵，以其质直的实证式的调查作业，为我们揭露在阳光下隐藏的一些死角中的黑暗。朱晓军及其作品给予当下“偏甜”的报告文学，导入了不可或缺的辛辣味。报告文学作为一种时代的报告，它对时代的实录不仅需要讴歌其在历史的演进中取得的巨大进步，而且也应该对影响国计民生和社会秩序、人类理想的社会问题进行有意义的观照与透视，而且基于对文体独特功能的设置，报告文学在社会的“前沿”阵地上是不应该缺席的。

王　晖：相对于长篇大论的叙说，我更看好去年的一些描述现实中先锋或争议性人物的中短篇，这些作品在我看来已经显示出报告文学的活力和生机。如蒋巍的《王江的意义》、黄传会的《真水无香》、朱晓军的《一家疯狂医院的最后疯狂》、王灵书的《走进黄帅》、张清平的《大爱林巧稚》、侯黎风的《理想主义者李镇西》、胡平的《心月何处——欧阳自远与中国嫦娥工程》和何建明的《传奇美女的极品世界》等。譬如《一家疯狂医院的最后疯狂》。你对这篇作品的评价（纪实文学年选序言），我觉得很到位。而《理想主义者李镇西》则为我们活画出一个“另类教育家”的生动形象。一个乡村中学的校长，与学生“吃喝玩乐”，在草地上摔跤、斗鸡、玩老鹰捉小鸡的游戏，去郊外远足，在田野追逐，以自己的亲历亲为实践着迥异于一般所谓素质教育的“民主教育”，作品用多个简洁而生动的故事，以及感人而不造作的细节，再现这位真爱和深爱学生的理想主义者，一个中国的苏霍姆林斯基式的教师。这篇作品以强烈的现场亲历性所勾勒出的“李镇西”便显示出独特的魅力。我们也不妨将这个“理想主义”形象看作是对不那么理想的当代中国学校教育的一种反衬和反思。《王江的意义》和《真水无香》都在短小的篇幅、平常的故事中分别将一个北国边陲的民警与一个北国海滨的海军舰艇学院教员的崇高人生境界揭示出来。可以说，这两篇作品所要表达的意蕴是非常主旋律的，譬如，《王江的意义》要表达的就是“平凡中的伟大”，作品用主人公讲的三句话作为全文三段故事的小标题，它们具体诠释了这种“伟大”的含义，这就是“人活一辈子，要的就是个骨气！”、“甘于奉献，这才是最大的志气！”、“当警察，最根本的是要有正气！”可贵的是，这样的理念完全是通过对主人公平凡小事的生动描述表现出来。《真水无香》也是如此，它选择的是主人公方永刚的日常“家事”——独特的结婚照、帮助家乡的穷亲戚、做孝子等，表现主人公的质朴无华，笔调简洁、情感真挚，可谓近年来短篇报告文学的难得之作。

丁晓原：报告文学应是一种开放性文体，体现出多样性的存在。2007年的报告文学既记写现实重大的事件、现象，对重要的社会问题作研究性报告，对有害于人类崇高精神的反理性人事进行批判等，同时又能在致力于即时性的新闻人事表层图式的描述时，关注蕴含其间的人性、人情以及人的命运遭际等的表现。如《30年，被高考改变的命运》、《留守陕北的北京知青》（《北京文学》第5期）、《走进黄帅》、《千金一诺》等就是具有这样意味的作品。这些作品就整体而言，在人生命运与人性况味的书写方面，并没有达到理想的层级。但它们疏离了多见事少见人的制式，更多地注意到了凸显有命运意味与人性价值的诸种存在。命运就在我们的生活里，在我们个人生命的行旅中。《走进黄帅》的主人公黄帅在“文革”中，是一位著名的“小学生”，其“著名”则全在于政治的一时之需。而“文革”终结，黄帅也因政治气候成为清算的对象，父母也为之累及。历史的变幻导演了个人的命运的沉浮。而人物表现出的可贵的精神品格在于，能不为一时的命运不济放弃对于美好人生的追求，自强不息精神内力使黄帅一身阳光。《走进黄帅》是一出关于个人命运的喜剧。《留守陕北的北京知青》在一组命运与人性叙事作品中是最具有分量的。此篇蕴有复调主题，其滋味苦涩。作品既摄录了留守陕北的北京知青群类的命运图景，也状写底层生活者的人性崇高。知青的命运当然由大时代所规定了的。那是一个激情燃烧的年代，但激情过后是漫长而难堪的艰苦岁月。返城的知青在都市各显神通，而留守的则大多在底层生活。命运似乎没有给予他们太多的微笑，但他们大多随遇而安。面对他们的随遇而安，历史和读者倒感到有些不安。《留守陕北的北京知青》最能打动人心的是高玉珍的故事。冬日深夜知青同伴的恶作剧，彻底改变了高玉珍的命运。长得“又矮又丑”的高玉珍的人生与一个“罗锅”、“拐腿”鳏夫的人生绾结在一起。这种人生似乎是畸形的，但在其间闪烁人性至善的光芒。这可让一些所谓的高贵者相形见绌。

（二）“鲁奖”与《天使在作战》现象

王　晖：2007年，报告文学又一次获得了文学狂欢节的瞩目。第四届鲁迅文学奖和第十届“五个一工程奖”同年开奖。在“五个一工程奖”中，报告文学表现不俗，与长篇小说平分秋色，各有17种获奖。而在鲁奖中，朱晓军的《天使在作战》获得各界一致好评，拔得报告文学奖之头筹，就是这一年里的最大看点。它给予报告文学创作和批评以多方面的启示，这就是时时刻刻坚守报告文学的非虚构性和文化批判性原则，时时刻刻将艺术的审美性作为报告文学写作的自觉追求。这是报告文学作为一种具有强烈现实性艺术形式的永恒的主旋律和立文之本，也是报告文学作为高难度写作的终极目标。当然，它也从另外一个侧面告诉我们，它的凸显，倒是刚好反衬出当下诸多报告文学的本性缺失，因为稀少，所以突出。我感到，朱晓军在写作时所具有的理念是完全应和着经典报告文学的基本法则的，他在“获奖感言”中说：“真正的报告文学是来自时代前沿的、具有忧患意识和批判性的。报告文学是知识分子的写作方式，知识分子是社会的脊梁，不论什么时候知识分子都不能丧失良知和操守。”可以说，《天使在作战》正是因为比较好地践行了这样的理念，才能够成为近几年来最具震撼力的作品。我记得朱晓军曾经在去年的报告文学理论研讨会上坦言，“我写这篇作品的时候也害怕。因为一些人太有背景。”这一方面道出了先锋性报告文学创作的生态环境以及作家创作时的真实心境；另一方面也表明作家“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的顽强和执著，以及为良知而坚守、为真理而殉道的悲壮与崇高。我想，这正是当代报告文学作家所应该具备的一种十分可贵的品质。如果说，一些假冒伪劣的“报告文学”在玷污着报告文学的正气与清纯，那么，《天使在作战》则在焕发着报告文学的正气与清纯。(www.daowen.com)

丁晓原：在这样一个多种媒体共时存在、各擅其长的新世纪，以纸质报刊作为基本物质载体的报告文学，它并不如人们一度所想象的那样销声匿迹，报告文学依然是进行时态文学格局中的重要存在。从某种意义上说，国家文学奖鲁迅文学奖和“五个一工程”奖，表示着对当前文学创作状态一种基本的评估，或也代表着一种评价的基本价值尺度，其过程与结果是值得我们关注的。2007年，朱晓军《天使在作战》、何建明《部长与国家》、党益民《用胸膛行走西藏》、王宏甲《中国新教育风暴》和王树增《长征》五部作品，荣获鲁迅文学奖全国优秀报告文学奖获奖。在我看来，就整体而言，这届获奖作品超过了上届获奖作品。作品无论是介入现实的力度，沉潜历史的深度以及所表现出的由思考和真情交融而生成的巨大的感染力，都表明了报告文学创作具有较高的水准，这使我们有理由对这种文体的存在和发展充满信心。2007年鲁迅文学奖报告文学的获奖作品，其题材与题旨具有多样分布的特点。《部长与国家》与《长征》两部属于史志类作品，余者皆为报告现实的题材，这体现了报告文学作为时代文体的题材要求；从题旨看，《天使在作战》是所谓的“问题报告文学”，旨在批判现实中非理性非人性的丑陋，《部长与国家》等4部作品则为通常指称的“主旋律”作品。其实，“主旋律”之类的称名在我看来是非学理的，因为在具体的作品中“歌颂”与“批判”不是绝对分离的。就《天使在作战》而言，既有对医疗腐败的揭露，也有对反医疗腐败“勇士”的褒奖。对于《天使在作战》，我的感觉与你一样。其意义在于昭示了报告文学文体应予坚守的如你以上所说的基本精神。作为一种“现象”，我们把事情说透了，也就是在肯定《天使在作战》的同时，表明了此类作品的稀少。这是值得我们思考的。在我看来，报告文学似乎不缺乏歌手，而能够敢于直面问题，并且能以理性之光透视问题的“真的勇士”，不能说有许多。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中，2007年除了《一家疯狂医院的最后疯狂》，另有几篇报告问题的作品是值得提及的。《无锡：一个城市与污染的战争》，这看起来似乎是一篇主题正面的作品，但读此篇我们自然会链接到2007之夏“太湖蓝藻”事件。悄然而至的深度环境污染，犹如一场不宣而战的“战争”，将和平生活中的人们打得措手不及。《无锡：一个城市与污染的战争》的作者是相当智慧的，其表征为将问题说事处理成业绩叙事。但细读这篇作品，我们可以感知作者指向的正是问题本身。一个城市之所以会与污染进行着旷日持久的“战争”，其要害在于“苏南模式”内生着的“污染效应”。作者对事象是具有某种穿透力的，洞察到曾经的“苏南模式”，“在承接产业转移的同时，也承接了污染”，“产生利润的同时产生污染”。在普遍地追求经济利益最大化的社会时尚中，环保的被搁置就不足为奇了。《中国跨世纪之痛》（《北京文学》第6期），也是一篇具有重要题材价值的报告文学。在作者看来，“中国跨世纪之痛”，就是农村留守孩子。在城市化推进的现代性景观中，洒满着1亿2千多万农民工的汗水。在大量农民工进城的同时，他们2　000多万子女留守在乡下山村。缺乏父母关爱的这些数字巨大的未成年，其身与心，其生活与生存，都是令人堪忧的。这并不只是农民工孩子的家庭问题，更是关涉社会整体进步的国家大事。读这样的作品，总有一种沉入心底的负重感压抑着我们。

（三）传播的状态与批评的向度

王　晖：在当下，我认为，文学传播的意义和文学创作本身的重要性都具有同等显在的价值。报告文学作为一种源于新闻的文体，其传播性就更应该凸显。放眼全国的文学期刊，报告文学无孔不入的盛景不再，但仍然还有对于这一文体一往情深的期刊，这中间最有影响力的就是《报告文学》、《中国作家·纪实》和《北京文学》三大刊物。可以说是三足鼎立。当然，在2007年里它们的表现是各有侧重的。《报告文学》比较全面，《中国作家·纪实》侧重于更宽泛意义上的现实和历史“纪实”，而《北京文学》则主要致力于对现实突出问题的直击。期刊之外，还有多家出版社热衷于报告文学年选的出版，比如，人民文学出版社、长江文艺出版社、春风文艺出版社、花城出版社和漓江出版社等。

丁晓原：文学创作当然不应是一个自足的系统，媒体是实现文学创作价值不可或缺的载体。报告文学作为一种新闻文学更是如此，它的影响力无不关联着传播介质的可能性及其效值。20世纪80年代报告文学的轰动，与媒体的热捧是分不开的。其时“中国潮”报告文学创作活动有100多家报刊参与，景况是颇为壮观的。现在这样的状况不可能重演了，一方面报告文学自身不可能再有当年那种“非常态”的夸张了的影响力；另一方面媒体也分化着，受制于经济利益最大化的原则，各有各的盘算。当然，钟情于报告文学的媒体还是有的，如你所说的三大刊物，此外，《南方周末》、《光明日报》、《文汇报》等也是报告文学传播的重要载体。出版社当然也是报告文学得以流通的一种媒体，但我对报告文学的长篇化一般并不认同。纸质媒体传播以外，还有电视、网络等媒体。现在报告文学已经进入到“全媒体”传播的时代了。因此，根据不同的传播形式，报告文学也应该有不同的写作方式。但是从传播和接受的实际看，读者或专业的评论者，还是更多关注纸质媒体传播的报告文学。基于此，刊与报所发表的报告文学，在一定程度会影响着这一文体存在的状况。一般而言《南方周末》发表的作品涉及某些“前沿”题材或具有广泛社会性的题材，作品对事件或现象的剖析不乏深刻独到之处。《光明日报》和《文汇报》所刊发的作品，往往以人物作为叙写的主体，常常写得精致而感人。如《感动中国的桂西恩》一篇，是关于平凡而又不寻常人物的报道。但是，作品并不只是一般地颂扬人物的先进事迹，而是着力于聚焦人物事迹中凝练着的人性灵光。这种人性灵光集中地体现出人物真挚与善良。《感动中国的桂西恩》只是一个短篇，无法容纳人物许多的事迹与桂冠。作品以简约和寻常的笔墨，告诉读者这位医生自费并且冒着危险调查艾滋病疫情的遭际、无奈在家中接待接诊艾滋病病人以及接济他们的琐事。但是正是在这样的叙说中，完成了对一种大爱，对人类、对生命的大爱的写真。三大刊物中《北京文学》似形成了某种特色和优势，《中国作家·纪实》创刊时间不长，发表了一些很有影响的作品，但刊物以“纪实”为名，路子倒是见宽，而特色就不容易造就。《报告文学》是唯一的以“报告文学”称名的刊物，理当为报告文学的发展扛起义旗。目前恐怕尚不尽如人意，这并不是说它无所作为，事实上每年这一刊物发表了许多可读之作，各家年选收录的优秀作品也不少。我们所期待的只是它应该为读者提供一些“大”作品，所谓“大作品”就是题材大、容量大、思考深的作品。

王　晖：去年十月在你们学校召开的报告文学理论研究会第五届年会上，出现了有关报告文学总体评价的不同声音。一些人认为，当下报告文学进入危境，边缘化和自身艺术的粗糙，以及商业化倾向正日益迫使这种文体走入迷途。而另一些人则认为，报告文学总体状况良好，好的和比较好的作品不断涌现。我觉得，“危境”确实存在，相当数量的“报告文学”只能说是假冒伪劣的文字产品，它们既算不上“报告”，更不是“文学”。如果我们将每年的数百部报告文学做一个量化调查，平均数之上的应该是“良好”之作，但事实上并没有那么多。如果仅就鲁奖入围或入选作品而言，那么，我们所看到的当然是“良好”以上的作品。这只能说明在目前状态下，好的作品仍然是少数。由此是否可以得出报告文学总体状态良好的结论，值得商榷。不知你怎么看这个问题？

丁晓原：其实你说的这个问题在报告文学评论中一直存在着，只不过在2007年全国报告文学理论研究会年会上成为了一个引起直接争议的话题。很明显，立场和背景的不同，导致了对报告文学创作情况评估的不一。你等“学院派”是从理想主义的角度观察报告文学的现状的，自然会有“危境”之语发出。而“作协派”，特别是参与鲁迅奖等评奖的作协评论家，对报告文学的创作则持乐观的态度，他们在集中阅读经过汰洗所留下的作品后，自然觉得“好作品琳琅满目”。而报告文学作家对报告文学的评价似乎有些暧昧。在我看来对报告文学作出“好”与“不好”的简单判断，已无太大的价值。因为简单判断往往会导致片面。简单判断大多建立在感性的印象、表面的感觉之上的，有时离实际较远。因此，我建议对报告文学的批评应采取实证的方法，即回到作品，回到读者，通过实证调查和具体分析，建构报告文学的理性批评尺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