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2005年报告文学观察录

（一）欲望化时代的人性书写

王　晖：又到了对一年来报告文学的行踪坐而论道的时间了。你连续三年为春风文艺出版社编选年度“纪实文学年选”，在编选2005年度专辑所写序言的标题中，我看到你突出了“欲望化时代的人性书写”的字眼，这是否意味着你对这一年度报告文学创作的总体或者说主流印象的基本评价？

丁晓原：我想并不是这样的。我表述的本意是“欲望化时代的人性书写”应当是报告文学创作的理想状态。但是，你可能也会注意到，当下的报告文学创作，比较多的是作事象的陈列铺叙，见事不见人；有些作品，虽然也注意表现人物人性人情，但是尚止于表面化的处理，挖掘的深度不够，读来总觉得不够味。我说过，作为文学的具有某种史性功能的报告文学，是应该为今天的读者和未来的文学史提供我们这一特定时代人典型的精神样本的。有眼光有事业追求的报告文学作家，最好能沉静下来，沉潜下去，通过对真实人物真实的心理世界的精微透视，触及人性独特而有意味的深部，写出关于人的精神样本的宏大报告。报告文学作家可以而且也应该叙述重大事件和典型的社会现象，但是在叙事中必须确立“以人为本”的叙事立场，使报告文学真正成为我们这一流动不居的历史转型时期关于人的报告。这种报告凸现的应是人的心灵史或灵魂史的全息图景，并且这样的心灵史或灵魂史不只是属于某个个体的历史，我们从中更可洞悉特定时代民族精神的某些镜像和内蕴。这样说来，我所说的“欲望化时代的人性书写”，其实就是对报告文学创作的一种呼吁和期待了。

王　晖：原来你是将“时代的真实人性书写”作为报告文学或者说经典报告文学的基本母题来看待的。在麦当劳式快餐时代，希望有所作为的作家们确实非常需要反思与超越报告文学“轻骑兵”的文体定位，精确深厚地表达当代中国人的精神轨迹，而不是急功近利地应和时代、陈列表象。的确，与2004年相比，2005年的报告文学状态似乎要显得平静许多。在这一年里，除了热烈的六月让杨黎光等报告文学作家在鲁奖颁奖典礼上火了一把之外，似乎还没有更令人眼前为之一亮的热点展现。其实，这一年度并不缺少引领全国焦点与亮点的重大事项，航天主题（“神六”升空）、统一主题（国民党、亲民党领导人访问大陆）、抗战主题（反法西斯战争暨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等都是如此，但遗憾的是，报告文学作出的反应并不敏锐，即使有李鸣生写抗战的《血祭》、孙晶岩写西气东输工程的《中国动脉》、舒云写教育制度的《高考殇》等描述重大题材的作品出现，但仍然掩盖不了这一年度报告文学视阈的缺失。在我看来，不应忽略的视阈还体现在对医疗腐败、人口就业、艾滋病防治等有关民生话题的关注，而这些焦点正是建设一个民主、和谐、公正、包容的中国所不容忽视和不可懈怠的。

不过，在“欲望化时代的人性书写”这样一个视阈中，我感到还是有一些作品能够令我们感慨、回味与深思。对报告文学界来说，魏荣汉和董江爱的名字虽有些“陌生化”，但他们写出的《昂贵的选票——“230万选村官事件”再考》却让人为之一震。我很欣赏这一文本从容客观的叙述风格、基于事实的个性化的理性分析与独立思想，特别是以“选村官”之一斑，窥乡村选举文化建设乃至新世纪中国民主政治进程之全豹的恢弘气象。在此，我同意以两期篇幅连载该文的《报告文学》在“编者按”里所说的话：“作为报告文学，其主题建构的丰富与深刻，思想表达的理性与独立，文本叙述的内敛与流畅，近期来难得一见。作品所描述的事件，曾被众多国内主流媒体以‘荒诞’‘恶劣’的定性沸沸扬扬地炒作过……作者作为一名农村基层民主政治建设的深入考察者和亲身参与者，没有为强势媒体的倾向所左右，以求真去伪的科学态度努力还原事件的本来面目，替无语的事件主人道出内心的真实。”在“欲望化时代”对复杂人性的描摹与分析是这篇作品的又一成功之处。它让我们再度想起报告文学作为“深度报道”的职责。此外，“欲望化时代”人性之善与人性之恶，在多篇作品中也有表现。《卖官鬻爵第一贪——马德写真录》（江海河）、《一个打工农民的死亡样本》（张立）对人性之恶，《人民代表冯有为》（刘元举、康锦达）、《我们可以称他是伟人——速记中国农民吴仁宝》（何建明）、《两地书·母子情》（秦春）、《男人的美丽男人的梦——从乞丐到军人、到富豪》（何建明）对人性之善的表现都显示出独到之处。

丁晓原：你现在是最为职业化的报告文学评论家了，可以静心观览报告文学的时空，羡慕你；我则有些“不务正业”，但报告文学在我这里的确“挥之不去”。你所提到的作品我大多读过，有些被我选进“年选”了。我基本同意你对2005年度报告文学所作的评估。你提到了《昂贵的选票——“230万选村官事件”再考》，对作品分析得很到位。我想特别说说作者。两位作者的“组合”很有意思，奠定了成功写作这一优秀作品的基础。魏荣汉是一个地方民政局的领导，从事实际工作的。董江爱是山西大学的女教授，毕业于人民大学的政治学博士，从事理论研究的。报告文学的“理论”联系“实际”，在他们这里结出了令人可喜的成果。这给报告文学的创作提供了很多启示。报告文学是客观的纪实性写作，需要有实实在在的“实”感受、“实”生活、“实”内容；同时报告文学又是“报告”的文学，作为一种需要深度化处理的文本，需要对题材、材料进行理性的分析，对事象作穿透式的研究，这要求作者具有理论思维的品格和能力。两位作者正好在这些对写作优秀报告文学来说是不可或缺的要素方面，实现了优势互补。作品选题和题旨，深度关联着政治文明建设的话题，这是一个具有某种挑战性的重大的前沿课题。作品的内容也很扎实，叙写朴实，是2005年最有深度的优秀作品之一。由此，我希望报告文学有更多的“双打”组合，这样会使我们的报告文学创作出现一些重要的变化。另外，我也期望有学者背景的人，比如社会学家（者）、政治学家（者）、历史学家（者）等加盟到报告文学作家的队伍里来，结合他们专业的课题研究，写作有厚重感的感性与理性有机融合的“专业化”的报告文学。

（二）寻找精短报告文学

王　晖：“长风日盛”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弥漫于报告文学创作中的普遍现象，这无疑不利于报告文学制式的多元化发展。2004年全国第三届报告文学理论研讨会上，一些有识之士大力倡导短篇作品的写作。与之相呼应的是，2005年中国报告文学学会举办了“雪凡妮杯和谐美全国短篇报告文学征文”活动，涌现出《今生无悔》（朱金平）、《忠诚》（黄传会）、《台湾媳妇老兵妻》（萨仁图娅）等不少优秀作品。刘茵发表在《报告文学》杂志上的《砸车奇遇》，不知你注意到了没有？我觉得这是一篇颇具新意、巧思、引人入胜又发人深省的短篇佳作。其实，从文体建构上来说，短篇制式的报告文学看似易写其实难工，它对作家的思维能力、综合提炼能力以及简洁而生动的表达能力都是一个极大的考验，可以说，这是报告文学创作中的“瓷器活”。近百年来堪称经典的报告文学中，短篇制式不在少数。我赞同这样的倡导，因为这不仅仅是一个制式问题，它实际上代表着对当下粗制滥造、追求金圆利益、迎合出版商趣味、败坏报告文学声名的反省与批评，代表着对精品创作的褒扬和鼓励。我把这看作是新世纪报告文学的救亡运动，不知你的想法怎样？

丁晓原：报告文学的“注水”问题是相当突出的。作为读者，我不喜欢长而空的作品。长篇报告文学写作和出版的动机很值得我们注意。有些题材是否有必要以书的规模出版，是否有些“短题”长做了？利益驱动的“原则”严重地影响了报告文学的健康发展。从这一角度而言，你把倡导精短报告文学“看作是新世纪报告文学的救亡运动”，就决不是危言耸听了。作为春风版纪实文学年选的编选者，面对一些作品我“快乐并痛着”。有些作品总体上“可观”，读着“快乐”，但篇幅过长需作压缩，这种工作令人“痛苦”。而从删节的实际情况看，有很多枝蔓性的叙述和空洞的议论，本来就不应该写进作品的。从报告文学创作本身看，“长风日盛”反映了作者对文体特性把握的偏颇。报告文学强调纪实性，但并不意味着对客体“照单全收”，这里有一个基于作者眼光、识见的选择问题。选择，一方面表示强化；另一方面要求放弃。现在的作者有一种“求全”心理，这就从本体上消解了报告文学。报告文学要讲究作品言说的表现力，否则报告文学的读者会更多地流失。我注意到中国报告文学学会在倡导精短报告文学方面所作的努力，尽管“雪凡妮杯和谐美全国短篇报告文学征文”并未推出更多优秀的短篇，但是其价值导向是明显的。刘茵的《砸车奇遇》我读了，感受同你。作为资深的报告文学编审，她对报告文学的精短化多有呼吁，2005年又以自己的写作践行，精神感佩。我觉得我们不仅要倡导作者写作短篇报告文学，而且希望媒体能推动短体报告文学的发展。《文汇报》和《南方周末》等报纸刊发的报告文学，有一些的确是精短的。报纸应当成为报告文学发表的主要阵地之一。

（三）鲁奖风骚与“南杨北何”(www.daowen.com)

王　晖：近些年来，报告文学界常用“南杨北何”来指称杨黎光与何建明这两位当红作家，其影响力由此可见一斑。杨黎光蝉联三届鲁迅文学奖，这在这一国家最高级别的文学奖项的获奖者中是唯一的，因此，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他是独领“鲁奖”风骚。2005年，我们未能看到杨黎光的报告文学新作，但在6月底与第三届鲁迅文学奖同时举行的“杨黎光创作学术研讨会”上，许多专家学者对其以报告文学为主体的创作风格作出了有意义、有深度的概括。譬如，你谈到的杨黎光作为深圳文化名片，成为深圳新文化成就的形象代表，何西来提出的研究“杨黎光现象”和“杨黎光风格”等。对一个报告文学作家作出这样的评价，至少在近20多年的报告文学文坛上是绝无仅有的。何建明在继《永远的红树林》之后，2005年又写下了《我们可以称他是伟人——速记中国农民吴仁宝》、《男人的美丽男人的梦——从乞丐到军人、到富豪》等两部中长篇报告文学作品。前者是作者一以贯之的拿手题材，他通过“发展经济”、“为官之道”和“共同富裕”等三个故事组团，书写出主人公由造田到造厂再到造城的三次革命性历程，以及50年红旗不倒、创建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系列“创业”与“创富”理念。后者则是作者题材的开拓之作，他力图全方位展示一个当代中国亿万富豪的人生传奇。我最感兴趣的是何建明对两部作品中两位主人公“创富”理念的诠释。

丁晓原：你是否注意到了网上有人对“鲁迅奖”以及杨黎光等作家的议论。在我看来，“鲁迅文学奖”报告文学奖的有些入选作品的确是可以商议的。这表明我们的评奖机制应该优化。但就杨黎光而言，我以为他实际上是“跨世纪”报告文学作家中重要的代表性作家，其创作的实绩和影响力是有目共睹的。这倒并非全因为是他蝉联了三届鲁迅文学奖。写作报告文学最勤奋的何建明2005年被评为全国劳动模范，应该是当之无愧的。本年度何建明发表的多篇（部）作品，显示了他既成的风格：注意选择有意义的重要题材，并以较为素朴的生活化的故事方式叙事，结撰体量较大的内容丰富的文本。同时，他又突出地表现了人物的存在，人物个人的成长史。人物发展的内在逻辑书写得清晰有致，并且注意运用能够凸现人物精神特质的细节，雕刻人物形象，因此人物能立体地活动在读者还原性的想象里。如你所说，作者通过作品形象地诠释了主人公“创富”的理念。这是读者饶有兴趣的，并且会引起他们思考、给予他们启示的意义设置。在我看来，人物最有价值的创富，不是创造了那些有形的物化财富，而是创造了基于物质又超越物质、成就了自我又超越了自我的独特的精神财富。这是一种真正意义上的大富。从某种角度看取，我认同新世纪报告文学文坛的“南杨北何”说。但是，从报告文学的全面繁荣和可持续发展而言，“南杨北何”的局面究竟是报告文学的遗恨。报告文学的发展期待着“南杨北何”时代的终结和能够走到前台的“新人”出现。

王　晖：言之有理，感同身受啊！我当然也看到了网上的一些议论，但我对“南杨北何”之说并无异议。你说得对，“南杨北何”是新世纪报告文学的实绩，也是新世纪报告文学的缺憾。我由衷地希望报告文学作家像小说作家那样东西南北中遍地开花、枝繁叶茂。

（四）“矛盾”的《当代》与报告文学的“误读”

王　晖：近几年，《当代》杂志对报告文学文体采取了几近自相矛盾的态度，一方面，它并不拒绝刊登报告文学，近年颇具影响的《中国农民调查》等均出自其手；而另一方面，它又以“编者按”或“责编手记”的形式不断解构报告文学。2003年它在发表《中国知青终结》一文的“编者按”中指出，“报告（纪实）文学把真的写成假的”、“报告（纪实）文学已经集体日薄西山”。2005年第3期在发表陈桂棣、春桃的《包公遗骨记》的“责编手记”中，它又一次对报告文学发难。我想在此摘录其中的一些关键句，以求得公正的评判——“征得桂棣和春桃的同意，我们将这部作品定性为‘纪事’。之所以不沿用‘报告文学’，是因为有太多的疑惑。说声名狼藉太过分，但的确有太多的读者早已经不习惯报告文学的‘高屋建瓴’、‘滔滔不绝’、‘振聋发聩’。……多少年前，没有改革开放，思想没有解放，我们都很蒙昧，且承认自己蒙昧。期盼启蒙，期盼教导，期盼振聋发聩，如久旱的禾苗盼甘露。报告文学所以应运而生，那滔滔不绝的慷慨陈词所以让我们热血沸腾，那义正词严的报告文学家所以让我们敬仰。二十来年过去了，现如今，我们已经不蒙昧了，至少以为自己不蒙昧了，连北京的出租司机都能够滔滔不绝，再听报告文学家滔滔不绝，会是什么感觉？会觉得自己傻还是报告文学傻？或许，这就是我们反感报告文学的理由？”在这样的话语面前，我真不知说什么是好。我只能惊叹《当代》编辑的无知与霸气。以是否“居高临下”、“滔滔不绝”作为划分报告与非报告的界限，甚至以“我们已经不蒙昧了”作为反感报告文学的理由，我只能为《当代》悲哀！回过头来看《包公遗骨记》，我可以把它看成是作者书写及思考领域的拓展，但恕我直言，我更欣赏作者振聋发聩的《淮河的警告》和《中国农民调查》，而不是这个“以平和的口气”讲述的所谓“纪事”。

丁晓原：《当代》与当代中国报告文学的发展史，深有关联，这是我们应当看到的。我也注意到了这几年《当代》关于报告文学的“矛盾”行为。我不知道这样的“矛盾”对《当代》意味着什么，但我以为它对报告文学大约已是“言而有失”了。当然，《当代》可以坚守它所认定的报告文学观念。但在我看来，《当代》对于报告文学文体至少是作了“误读”。2003年将文学等于虚构，由此解构报告文学，2005年又以时代不需要启蒙为由，否定报告文学的存在。这其中的“非逻辑”是很明显的。因此，我想似乎也不必较真地论辩。报告文学的存在与否，并不是以人们感情用事式的一相情愿所定下的。至于《当代》将《包公遗骨记》“定性为‘纪事’”，而不是报告文学，尽管其理由在我看来并不成立，但“纪事”这样的定性，我以为是合适的。报告文学是现实性极强的文体，历史题材的纪实作品，只有当历史与现实发生了具有某种时代性的对话关系的时候，它才可以谓之报告文学。我不赞成报告文学文体“疆域”的无限拓殖。因为，一种文体的独立，表示了它自身具有了某种规定性。规定性其实是排他的。独立的报告文学无须随意“扩张”。

（五）《母亲杨沫》：写实品格与启示

王　晖：我还想说一个题外话，那就是老鬼所著的《母亲杨沫》这本书。它的版权页上名为“纪实文学”，实际是传记作品。它在2005年轰动文坛的原因在于它揭示真实的勇气和力量。老鬼说：“说真话难，说父母的真话就更难。”但他仍然“遵循母亲的愿望，尽量客观地把母亲一生中我所认为的重大经历记录下来，尽可能大胆地再现出一个真实的，并非完美无缺的杨沫。”因为，“说谎是最大的罪恶”。在这本卢梭《忏悔录》式风格的“写真集”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其中“父母矛盾尖锐”、“儿女情很淡”、“母亲与我”等披露家庭生活中的杨沫本相纪实。这样不虚美、不隐恶、秉直书的描述，非但没有轰毁传主本人的形象，相反，它获得了意外的好效果，这就是老鬼所言的“一个真实的杨沫，比虚假的杨沫能更久远地活在人们心中。”老鬼曾以《血色黄昏》真实记录了文革的惨烈，此次又以极大的勇气书写母亲的一生。我以为《母亲杨沫》对当下报告文学遵循非虚构性和文化批判性原则进行创作具有深刻的启迪意义。

丁晓原：你给出《母亲杨沫》这一话题很有意义。这部作品标注的是“纪实文学”，但从其秉具的品格而言，将它视为报告文学也无妨。在我看来，《母亲杨沫》比之于一些名之为“报告文学”的作品，更报告文学化。现在的报告文学创作，问题并不只是“长风盛行”或“新人”乏善，写实品格的普遍缺失，其实是更深层、影响也更大的问题。为什么一些“尖锐”的题材无人涉及，为什么一些报告文学中的人物还是“高大全”，为什么一些报告文学等同于广告，为什么报告文学的文化批判的精神正在淡化，造成这些现象的原因可能不一，但无疑与写作主体的主体性自觉的普遍弱化有关。我们一些报告文学作者，写着所谓的报告文学，其实自觉或不自觉地在“说谎”。这是值得我们警惕的。正是在这一点上（至少），《母亲杨沫》所坚持的自觉的写实品格，对于报告文学具有针对性很强的启示价值。真正的报告文学是需要传承太史公那种“不虚美、不隐恶”的史家的实录精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