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事件·创作·批评：当下报告文学局势观照

（一）近期报告文学事件及其实质

王　晖：进入新世纪以来，报告文学的状态确实是引人注目的。如果是报告文学的热心人，一定会发现2003年10月到2004年4月间，中国报告文学界遭遇到的两件不甚愉快的事情。一是2003年10月30日的《南方周末》上发表了《报告文学的枯竭和文坛的“青春崇拜”》（李敬泽）一文，文中称报告文学因其“叙述伦理”的不成立，故“恐龙已死”，引发出报告文学批评界的强烈回应，李炳银、南平和我等都参与了这种回应。双方颇有些针锋相对的观点在《文艺报》、《文汇报》、中国作家网、《中华文学选刊》、《南方文坛》等国内重要媒体亮相，一时间众说纷纭。二是2004年4月，《中华读书报》刊登了一则长江文艺出版社公开招聘《报告文学》杂志主编的启事，由此引起北京文学界的轩然大波。人民网的消息称“这看起来是小事一桩，只是一个出版社在调整刊物的方向和人事安排，但北京的文学界把这件事看得很重，认为，这实际上在一定范围内决定了中国报告文学创作的走向和变局。”作为报告文学的资深研究者，你怎样看待这两件事情的发生？

丁晓原：不知你注意到没有，今年8月26日出版的《文学报》头版头条刊登的一篇文章，很值得文学评论工作者一读。尽管文章说的是诗歌评论界存在的问题，但是诗评家徐敬亚尖锐批评的那种“通篇‘观念’的评论泛滥成灾”的现象，在各体文学批评中并不鲜见，只是各有各的表现罢了。读这篇文章，我自然地想到去年底直到今年初发生的有关报告文学的争鸣。你成了当事人，写了《一篇虚构的“讣闻”——报告文学真的“恐龙已死”吗》，对“报告文学的枯竭”之论，作出了很有必要的回应。我不知道这一场争鸣的后续情况怎样，但从刊发你们文章的《文汇报·文艺百家》同期版面的安排看，似乎报纸的“版面语言”也支持着报告文学的“枯竭”之说。同期吴俊《也说“报告文学”的身份的尴尬》，也作了“我相信，报告文学之名及其所指，终将会消亡”的推论。在我看来，李敬泽、吴俊对报告文学所作的言说，似乎也可归为“观念”式批评一类。我还不能说这是报告文学评论中普遍存在的问题，因为李敬泽、吴俊只是“客串”似的作报告文学评论。只是“客串”的角色，而要说一些从根本上颠覆某种文体的大话，这就只能从“观念”到“观念”进行推理了。正确的观念应当来自实践（实际）。说报告文学已经“枯竭”或将要“消亡”，那就应该看一看事实是不是如此。否则，就应当算是脱离实际的危言耸听，是一种“诅咒”式的臆想。报告文学的实际情况，即使不是“枝繁叶茂”，但是为文坛和社会普遍叫好的作品不少。作为一种“时代文体”，它的生命力是旺健的。不少人怀疑报告文学文体存在的合理性，倒不是看不到这一文体存在的事实，而是他们太信奉自己所认定的文学“观念”，这种“观念”在他们看来已经成为了文学“常识”的一种，即“凡是文学必须虚构”，“不虚构无以文学”。根据这一大前提，他们就认为报告文学既“报告”（纪实）又“文学”（虚构），内在的悖论从根本上就取消了报告文学的存在。但我们如果有一点文学史的常识，马上就能找到很多反例证明既纪实又文学的作品存在。司马迁的《史记》就是一个典型的文本。由此可见，无论是从报告文学的创作实际，还是从普通的文学史常识来看，说报告文学“枯竭”以至“消亡”，是缺乏事实支撑的。

而《报告文学》主编李炳银辞职，可以说是2004年度报告文学界的一个“事件”。李炳银的辞职，可以理解为他对报告文学文体精神的痴心守望，但另一方面也可表征在特定的社会文化生态中，“精英化”的报告文学的失败。经济体的强权可以将人们精神构建的理想击得粉碎。我们应对报告文学的“大众化”和“精英化”的题中应有之义作出界定。这里的“大众化”应是贴近大众生活，关注大众生存，并能基于一定的高度对关系大众的社会热点问题，进行思考性的报告，而不是借取“大众化”之名，热衷于报道，甚至是展览大众庸常的生活。“精英化”也不是知识分子脱离大众的自言自语，而是指写作的价值取向和精神高度。在报告文学中，“大众化”和“精英化”是应该而且可以得到统一的。报告文学是作家基于知识分子的立场，对大众现实生活所作的真实且具有思考性的报告。目前在报告文学创作中存在的突出问题是庸俗了的大众化，以“大众化”遮蔽报告文学应有的品格。

王　晖：我以为你对这两件事情的看法是清醒而理性的，特别是对报告文学“大众化”和“精英化”的理解比较深入。我想，这两件看似互不关联的事件其实有着相似的本质，这就是如何科学认识报告文学文体本身的问题。宣判报告文学“恐龙已死”的人，实际上是在以教条、狭隘的文学观和唯小说为大的“文体自大狂”或“文体盲视症”的批评理念对待报告文学，大有对历时百年的报告文学历史全盘否定之倾向，因此，很难说这是一种科学的、实事求是的批评理念。《报告文学》杂志主编招聘和辞职风波，则反映出市场化时代报告文学的生存困境——报告文学是选择继续坚守代表知识分子责任与良心的社会和文明的批判、反思本性，还是转向以市场为导向的媚俗化道路，对这两者必居其一的选择，就很能够昭示出对报告文学文体本性的不同认识。从2003年10月到2004年4月，短短半年时间所出现的这两个事件已清楚地表明，当下文坛确实存在着对报告文学文体误读、误解和误判的声音。究其原因，一是在于近几十年来学术界对报告文学视为“亚流文学”的文体等级观的不断作祟，二是在于一些很少或几乎不接触、不阅读报告文学优秀之作、而又占据话语权利制高点的某些权威或新锐对报告文学发表不符实际的非理性言论，误导视听。

（二）近期报告文学创作的现状与反思

丁晓原：你在上面说到“报告文学的状态确实是引人注目的”，我的理解是，无论是20世纪80年代的巅峰状态，还是90年代的回落与徘徊局面，报告文学始终没有离开文坛和社会的视野，在关注报告文学的人的心中也始终充满着期待。在我看来，选择报告文学就是选择一种写作态度。在当前文学普遍地个人化、普遍地疏离“第一现实”的背景下，选择写作真正的报告文学，显示了作家十分崇高的文学精神。对报告文学的评价总有两种声音，或者说它“糟得很”，或者说“好得很”。我们要走出极端化言说的怪圈，回到作家和作品本身，进行实事求是的分析。我们现在可见的一种情况是，支撑着报告文学的核心力量是一批“跨世纪”的作家，如卢跃刚、赵瑜、何建明、杨黎光、陈桂棣、邢军纪、王宏甲、黄传会、李鸣生、长江等。他们总体上还保持着良好的写作状态，而且可喜的是，他们能以自己的方式或者以自己超越自己的努力从事着这一特殊文体的写作。卢跃刚是一个激越的政论型的作家，但他晚近推出的《东方马车：从北大到新东方的传奇》在写法上有变化。作品写的是“软新闻”题材，其意义并不在于对新东方神话作“揭秘式”的“传奇化”的表象叙写，而在于透视这一“传奇”负载着的颇有意味的“意象文化”。其中最为奇特的风景就是“最西化”和“最中化”的杂糅。作品中的“母与子”是一个耐人寻味的核心意象，这一意象的价值具有广谱性，它是表征转型期中国社会精神图像的一个样本。赵瑜的长篇《革命百里洲》创意很多，他以田野作业的方式，以章回体的叙事设计，对一个独特的时空存在作了“民间化”，实际上是更为知识分子化的观照与解读。基于当前，对与其相关的历史作回放回访，其意旨深邃。这是历史与现实的对话。何建明新作《永远的红树林》，是以报告文学的方式对时代核心主题科学发展观所作的直接的演绎。而在作家本人这里则可表示着从感性创作转向感性与智性融合的自我超越。但是一些作品也有不尽如人意之处。像《中国农民调查》在整体的结构上并不和谐，前五分之三的叙写，基于作家自己深度的体验、感受、思考，具有较强的感染力和理性的力度。后面部分较多地采用现成的材料，少了主体必要的介入，显得有些平面化。《革命百里洲》在形式和意旨方面都有一些“革命性”的意义，但是“史志”类的作品过多地通过或依赖故事的方式去还原历史，这对于确保作品的真实性带来了高风险。另外我对报告文学叙事的非精制化也有想法。去年我受春风文艺出版社之邀，编选年度报告文学。检视创作的实况发现可观的中长篇不少，短篇则甚少，而且中长篇作品也普遍地存在着叙述铺张的问题。我以为短篇的形式，也许是更为报告文学化的形式。写得精短更能显示报告文学作家的功力。

王　晖：其实，无论是回应报告文学“恐龙已死”论，还是检讨报告文学自身的问题，我觉得都离不开对当下报告文学创作的深入体察，尽管这种体察可能会有“身在此山中”之感，但我们别无选择，因为事实胜于雄辩，否则就可能陷进你所说的“观念式批评”的泥潭之中而不能自拔。纵观20世纪中国报告文学，我以为30年代和80年代可称其为发展的高峰，而以后者为最。90年代报告文学因种种原因由颠峰回落到谷底。短短20年，这种新兴文体历经大起大落，令人感慨。进入新世纪，报告文学如何面对这种辉煌与暗淡，确是人们关注的焦点。可以用喜忧参半来形容这一文体的现状。

喜的是，报告文学的优秀之作仍不断出现。譬如，卢跃刚的《东方马车》、赵瑜的《革命百里洲》、陈桂棣等的《中国农民调查》、何建明的《根本利益》、杨黎光的《瘟疫，人类的影子》、长江的《矿难如麻》、邢军纪的《第一种危险》等作品，它们的出现无疑为新世纪的报告文学涂抹了一缕亮色。我觉得这些作品的共同特点是基本恪守了报告文学的文体规范，并在文体形式上有所创新，一些甚至超越了20世纪80年代的上乘之作。一定意义上说，我们不妨将这些作品看作是《包身工》《哥德巴赫猜想》等代表现代经典报告文学气质与风格的当代承传。

然而，即使是对这样一些优秀的作品，我们也并不讳疾忌医，如果从更为严格的意义上要求，它们当然也存在着一定的局限。譬如，前段时间引起强烈轰动的《中国农民调查》，在我看来，它的轰动更多的是来自于题材因素——即令中央和地方十分关注的“三农”问题，我赞赏作者的勇气、胆识和深入的“田野调查”精神，但我也觉得作品前后两部分的格调不够统一，前一部分的描述令人振聋发聩、思考发人深省、呼唤催人泪下，而后一部分则叙述平平、以新闻话语代替作者的个性化思考。《矿难如麻》中的情绪化激愤大于富有深度的思考，文字表达上的文学形象性欠缺，似为作者所主持的央视“新闻调查”节目的文字版。王宏甲的《智慧风暴》题材意义重大，但叙述有余，形象性与可读性不足。《瘟疫，人类的影子》对事件来龙去脉的叙述十分流畅，语言简洁，但比起作者的《没有家园的灵魂》和《惊天铁案》的精彩刻画与细致分析，《瘟疫，人类的影子》则略逊一筹。我在这里以鸡蛋里面挑骨头的方式审视优秀的报告文学作品，其实也是在高扬理想主义的大旗，希望报告文学能在新的世纪再现新的辉煌。(www.daowen.com)

我与南平在那篇《报告文学：一篇虚构的“讣闻”》中就曾明确表示过，对报告文学现状的尖锐批评无疑是一个警钟。无论这种批评的出发点怎样，我们都应该感谢这样一种提醒，在充分关注优秀作品的同时，严肃地正视近期报告文学创作和传播中的种种令人忧虑的现象：

一是文体内涵理性锋芒的缺失，这主要表现在对报告文学文体规范中的文化批判性的失守。对社会现实与文明保持批判性审视、对弱势群体和底层民众给予正义的关注、对当代文化方向提出建设性意见，理应是报告文学文化批判性的应有之义，考察现代报告文学发展史，大凡杰出的报告文学作品一般都具有这样的基本品质。而在当下，与严肃的或曰致力于艺术探索的小说家在商业化时代取媚时尚大众、取消精英批判立场的举止相类似的是，一些挂着“报告文学”招牌的作家在他们的写作中，几乎放弃了文化批判的武器，以至理性失落，“娱性”上升——报告文学最为珍视的“真实”被作为娱乐的最大卖点，就像钱中文先生在谈到当下历史题材文学创作时指出的那样——“历史被多种形式消费着”（见《文学评论》2004年第3期），报告文学也在“真实”、“写实”的名义下被多种形式消费着。名人明星的绯闻轶事取代了弱势底层的民权民生，这种表面上的关注对象的改变和转移，其实质正是在于利用报告文学直击现实的美誉，哗众取宠，以追求更多的金钱和最大的利益。

二是文体形式创新的动力不足。20世纪以来，报告文学从“附庸蔚成大国”的原动力之一，在于其不断进行的文体形式翻新。20世纪80年代，报告文学在描述对象和思想深度上登临其前所未有的顶峰时，作家们对报告文学“写法”的探究也抵达了历史水平的最高点。然而，90年代至今，大多数的报告文学仍然还在那个时期盛行的“全景式”、“集合式”、“口述实录体”等文体结构方式中徘徊，显示出文体形式创新的动力不足和能力局限。当然，这其中不乏赵瑜、卢跃刚、杨黎光、一合等人艰辛而富有成效的努力，使趋于平淡的报告文学艺术创新之路显出一些亮色，但总体情况并不乐观。形式创新动力不足的原因是复杂的，其中之一恐怕在于，囿于对80年代形式翻新所抵达水平的敬畏和作家个人学识才智等方面因素，不敢、不愿或不能进行新的探索与革新，只好在既有轨道上滑行，甚至逸出轨道，使创新变异，譬如违背报告文学的非虚构性文体规范，小说虚构与纪实再现混淆不清，在作品中进行无节制想象、虚饰与夸张，用自以为是的心理刻画使真实变得可疑。在表述上，或语言粗俗，或篇幅冗长，或平铺直叙，或味同嚼蜡，或造作矫情，离基希所言“艺术的文告”之要求渐行渐远。

三是在视觉媒体冲击下丧失影响力与个性。时下，来势汹汹的“读图时代”将“读文时代”逼进困境。作为印刷媒介时代的产儿和宠儿，报告文学与小说、诗歌等一样遭遇到前所未有的冲击。这种冲击的一大后果就是，报告文学的影响力每况愈下。从目前的情形来看，要使这一文体的影响返回到70年代末《哥德巴赫猜想》被《人民日报》和各省级党报头版头条刊载、80年代末百家期刊为“中国潮”报告文学征文开道的全盛时代恐怕已难以实现。因为现在除《中国作家》、《当代》、《人民文学》、《北京文学》、《十月》等几家老牌名刊还在拿出一定的版面刊登报告文学作品之外，其他大部分文学期刊对报告文学专栏重则撤销、轻则改换名称，剩下一个“专业频道”——《报告文学》，也在酝酿向通俗、大众和时尚方向改道。可以说，报告文学通过印刷媒介进行传播的区域已日益缩水，更遑论扩大影响。视觉媒体冲击的另一后果是，报告文学在更大范围内的传播往往要借助于电视剧的威力。电视剧似已成为当代最为主流的“文体”，近年来，在报告文学界颇具影响的作品，如何建明的《落泪是金》、一合的《黑脸》和杨黎光的《没有家园的灵魂》等，在全国引起反响的不是他们的原创作品，而是经过改编的电视剧。而报告文学在经过印刷媒体至视觉媒体的转换之后，其原本突出的艺术个性将模糊、淡化以至丧失。譬如，集中体现报告文学文化批判性规范的非叙事性话语，在进入电视剧以后必然会遭到删减甚至去除。这样一来，一种代表知识分子意识对社会现实作观察、评析、反思甚至批判见长的文体，就变成了以声像展示、休闲娱乐为主的大众文化形式。精英与大众合流，真不知是喜还是忧？

（三）近期报告文学研究与批评的断想

王　晖：相对于报告文学创作，人们似乎对报告文学的理论研究和批评的状况更有微词，理论与批评滞后于创作，这好像已成为学术界谈及报告文学的口头禅。你我与报告文学研究投缘已近20年，不知你对时下的报告文学理论研究和批评有何感想？

丁晓原：说到报告文学的研究与批评，我以为我们有必要呼吁优化研究和评论的环境。从外部看，有一些批评者和学术空间的拥有者，至今依然操持着文体尊卑的观念，无视或弱视报告文学及其理论批评的存在。这使得加强这一文体的理论批评建设增加了人为的困难。其实，报告文学的理论批评经过七十多年的发展积累，特别是一些著名理论家和文学家的参与，已经形成了不少的成果。这从我的《20世纪中国报告文学理论批评史》中可见大概。近年来报告文学的文体批评与文化批评的整体性研究有了较大的推进。这是有目共睹的事实。从创作和批评的关系看，报告文学作家和评论家之间，还没有形成应有的互动机制，两者差不多是在各自的系统里作为，缺少必要的沟通。这样从事创作的听不到来自批评家的声音，而搞评论的多少有一点“隔”，一种“学院式”批评的通病。这与小说的情形相差很大。另外从理论批评内部看，一是队伍尚不够壮大，专业化研究的学者更少。二是不少选题重复的研究，浪费了研究的主体资源，比如一般的报告文学史著就过多了。三是报告文学作家的有分量研究，特别是“跨世纪”的报告文学作家深度研究还不多见。对当前状态中的报告文学的关注力度不够大。这些都是需要我们注意的。

王　晖：你说的确实是经验之谈，切中时弊。几年前，我写过对20世纪90年代的报告文学理论研究和批评进行宏观考察的一些文章，应该说，对90年代至今的报告文学文论还是有一定了解的。不可否认的是，近期的报告文学理论研究和批评较之过去已有了不小的进步，从研究的领域到依凭的方法，从操纵的话语到论析的深广度等等，都显示出新的气象。但相对于小说创作与研究来讲，报告文学创作与批评确实有点“两张皮”的味道，即作家与批评家、学者的互动不够——优秀作品和特色作家常常因为缺少理论与批评的参与，而难以获得共鸣，产生更大更持久的影响；理论与批评又常常偏安于学院高墙一隅，自说自话。从近期的报告文学理论与批评自身来说，除掉你上面所讲的三点之外，我想，它还存在着这样一些显而易见的问题：一是文论的整体性和系统性还比较缺乏；二是除一些争议作品外，报告文学理论问题的争论基本未能展开，这在无形中便导致了理论活力与驱动力的欠缺，理论体系的创建未能成为大部分研究者的自觉，理论思维依赖旧有成果的惰性和惯性在相当范围内的存在；三是与全球化时代文化的传播、互渗和交融的加速不相协调的是，对国外报告文学的创作和理论研究现状关注甚少，有关理论和作品的译介严重滞后；四是与20世纪30至50年代不同，目前的理论与批评缺乏国内一流的文艺学和现当代文学研究的学者介入，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报告文学研究的深入和理论水平的提高。

丁晓原：我们从事件、创作和批评等三方面切入了对近期报告文学的观察与检视。概括地说，目前报告文学的状态是危机与生机并存，也只有居安思危，才能正视乃至解决报告文学自身的问题，才能促成报告文学生长的良好的生态环境，最终使这一诞生不过百年的活力文体再铸辉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