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纪实：人生命运与人性况味的书写

在2007年全国报告文学理论研究会学术年会上，我曾就报告文学在新世纪的存在价值作了一简短的发言。在这样一个多种媒体共时存在、各擅其长的新世纪，以纸质报刊作为基本物质载体的包括报告文学在内的纪实文学，它并不如人们想象的那样枯萎或消亡。报告文学或是纪实文学依然广有影响，大有读者。在第四届国家文学奖鲁迅文学奖（2003—2006）评奖中，朱晓军《天使在作战》、何建明《部长与国家》、党益民《用胸膛行走西藏》、王宏甲《中国新教育风暴》和王树增《长征》五部作品，荣获鲁迅文学奖全国优秀报告文学奖获奖。在我看来，就整体而言，这届获奖作品超过了上届获奖作品。作品无论是介入现实的力度，沉潜历史的深度以及所表现出的由思考和真情交融而生成的巨大的感染力，都标明了报告文学创作在新世纪继续保持了较高的水准，这使我们有理由对这种文体的存在和发展充满信心。本年另一个重要的评奖可能也能说明一些问题。在全国第十届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一本好书”评选中，入选作品39种，其中长篇小说17种，报告文学和纪实文学17种，少儿读物5种。由此可见，非虚构文学在其中所具有的分量与影响了。鲁迅文学奖和“五个一工程”奖当然更多地体现了主流意识形态的取向。因此，这只是我们评估非虚构文学存在状态的一种维度，更权威更切实的评价也许应该是来自普通读者的。在全媒化的信息时代，多种文学制式细分着读者类群，谁在阅读纪实类文学，喜欢读何种纪实作品，阅读和喜欢的理由是什么，这是一个很有意义的关于纪实类文学的读者调查。可惜现在尚没有人或机构来做这样一件事。提出这一话题，我是想说，有价值的报告文学或纪实文学研究，需要回到文学现场，回到作家，回到作品，进行基于调查的实证研究，个案分析。

作为读者，我阅读非虚构作品已有早先的意识活动，变成一种下意识的阅读习惯。就我而言，我期待能阅读那些有信息、有思想、有情彩的报告文学。所谓有信息，就是作品能让我了解我此前所有意义的未知，而有思想，倒并不一定是思想本身，而更多是作品提供给我的观察视角、思考方式、思维品质。至于有情彩，我当然不是希望报告文学一定要有小说的故事、散文的笔调或是诗歌的意境，而是它能体现出作为非虚构文本所特有的语言表现力。这种表现力可能包含了其拒绝虚构的写实性、还原对象的现场感、文约意丰的叙事处理以及主体有节制的思辨性表达等因素在内。报告文学与纪实文学它们处于不同的逻辑层次，其内涵和外延具有诸多的差异，大致说来，纪实文学意指一种文类，而报告文学是其中的一种文体，其外延有别，文体功能也有侧重。但都以纪实为名义，其写作的基本伦理具有许多共同的指向。从写作的实际情况看，报告文学更多的是报告现实，而纪实文学的其他体式可能走向还原历史。

一般而言，报告文学是一种具有显见的新闻特性的文体，因而对重大或重要的题材作迅捷的报告，是其基本的职守。本年度的大事甚多，大事记式的报告文学并不少见。但大多是“新华体”的报道，于报告文学的体之味淡然。我这里所选两篇，一是刊发于《中国作家》第10期的《冀东大发现》，二是发表在8月2日《南方周末》的《无锡：一个城市与污染的战争》。《冀东大发现》是一篇关于石油勘探与开产的及时报告，作者为何建明。何建明擅长于报告文学的国家叙写，此篇所写也关涉宏大的题材。所谓“大发现”，发现的是冀东南堡油田，这个油田目前探明的储量为10亿吨。据称这是“40多年来我国石油勘探最激动人心的发现”，让国务院总理“高兴得睡不着觉”，甚至一时还影响到股指。何建明敏感于这种具有新闻效应的题材，走进新闻发生的现场，挖掘出新闻背后的人和事。石油的意义是不言而喻的，既关乎国计，也影响民生，2007年油价一路飙升，有些油品出现了供不应求的状况。感念此种情景，我更能体味冀东大发现其“大”的含义了，对油田发现者的崇敬之情油然而生。《无锡：一个城市与污染的战争》，这看起来似乎是一篇主题正面的作品，但读此篇我们自然会链接到2007之夏“太湖蓝藻”事件。悄然而至的深度环境污染，犹如一场不宣而战的“战争”，将和平生活中的人们打得措手不及。《无锡：一个城市与污染的战争》的作者是相当智慧的，其表征为将问题说事处理成业绩叙事。但细读这篇作品，我们可以感知作者指向的正是问题本身。一个城市之所以会与污染进行着旷日持久的“战争”，其要害在于“苏南模式”内生着的“污染效应”。作者对事象是具有某种穿透力的，洞察到曾经的“苏南模式”，“在承接产业转移的同时，也承接了污染”，“产生利润的同时产生污染”。在普遍地追求经济利益最大化的社会时尚中，环保的被搁置就不足为奇了。

读者阅读报告文学大约已经形成了某种心理定势，这种定势往往表现为对能够揭示与剖析现实重大问有为之作的期待。这样的情势一方面是由报告文学的历史所形成的，夏衍的《包身工》和20世纪80年代颇具规模的“问题报告文学”，给报告文学读者留下了深刻的记忆，这样的记忆影响着在新语境中对这一文体价值的估定。另一方面新世纪社会正在进一步推进的全方位的转型，使社会问题的若干方面凸现得更为紧迫。报告文学作为一种时代的报告，它对时代的实录不仅需要讴歌其在历史的演进中取得的巨大进步，而且也应该对影响国计民生和社会秩序、人类理想的社会问题进行有意义的观照与透视。而且基于对文体独特功能的设置，报告文学在社会的“前沿”阵地上是不该缺席的。但是，有些遗憾的是，真正襟怀天下，具有责任感、使命感，守望社会公平正义和谐理想的报告文学作家，并且以优秀的作品履行自己职志的，不是很多。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中，朱晓军和他的报告文学显示出特别的意义。2006年的年选我收录了他的《天使在作战》，这篇作品在经过评委争议后，以全票获得第四届鲁迅文学奖，名列5部获奖作品之首。评委会以为：“《天使在作战》充分体现了报告文学的战斗性，对关乎国计民生的重大问题敢于秉笔直书，是近年来涌现的最具震撼力的作品之一。”我想这样的评价对于《天使在作战》是当之无愧的。同时，也表达了我们对于报告文学文体品格的肯定与追寻。今年所选《一家疯狂医院的最后疯狂》（《北京文学》第10期），可以被看作是《天使在作战》的续篇，作品中的主人公还是陈晓兰，报道的题材还是有关医疗腐败与医患矛盾。读作品时我们崇敬依旧，愤怒依旧。医疗腐败是目前全社会关注的热点问题，直接影响着民生质量，特别是对底层大众的生活造成了严重的后果。大医精诚。医院原本应为救死扶伤的圣洁之所，但在物质至上的制导中，医学的精神经典土崩瓦解。若干医院和医务人员，非但不尽应有的职守，反而做着丧失良知的诈骗勾当。更有甚者，行骗者以古希腊著名医生希波克拉底的誓言：“我愿尽余之能力与判断力所及，遵守为病家谋利益之信条，并检束一切堕落和害人行为；我不得将危害药品给与他人……”医德圣经作为伪善的招牌，经营着无异于谋财害命的“事业”。这不仅亵渎了圣典，更践踏了人类普遍的良知。面对这样的行径，一个真正的报告文学作家决不会无动于衷。朱晓军正是“战士式”的作家，他凸入不无“危险”的反医疗腐败的前阵，以其质直的实证式的调查作业，为我们揭露在阳光下隐藏的一些死角中的黑暗。本年年选所选的《中国跨世纪之痛》（《北京文学》第6期），也是值得我们关注的一篇“问题”报告文学。在作者看来，“中国跨世纪之痛”，就是农村留守孩子。在城市化推进的现代性景观中，洒满着1亿2千多万农民工的汗水。在大量农民工进城的同时，他们2　000多万子女留守在乡下山村。缺乏父母关爱的这些数字巨大的未成年，其身与心，其生活与生存，都是堪忧的。这并不只是农民工孩子的家庭问题，更是关涉社会整体进步的国家大事。读这样的作品，我们有一种沉入心底的负重感压抑着。在建设和谐中国的宏大事业中，我们怎样有效地解决农村、农业、农民和农村教育问题，时不我待，又任重道远。(www.daowen.com)

报告文学或是作为大类的纪实文学，应是开放的，体现出多样性的存在。我们强调这种体类应该记写现实重大的事件、现象，对重要的社会问题作研究性报告，对有害于人类崇高精神的反理性人事进行批判等，但这并不表示这些就是非虚构写作文体价值的所有指向。在我看来，非虚构写作的自我超越，更多地需要超越新闻本体的某些有限性。新闻的有限性主要在于其易碎的新闻即时性，随着时空的推移，新闻事件或新闻人物的效值会趋降。如果我们在致力于即时性的新闻人事表层图式的描述时，也能关注蕴涵其间的人性、人情以及人的命运遭际等“以人为本”的深层的精神结构，如此，作品或许就能实现其由现时走向恒久。基于此，我在检索常规作品的同时，就比较注意到了一些书写人生命运与人性况味的作品。所选《30年，被高考改变的命运》（《南方周末》6月7日）、《留守陕北的北京知青》（《北京文学》第5期）、《走进黄帅》（《报告文学》第5期）、《千金一诺》（《报告文学》第8期）、《河南首富的隐秘世界》（《南方周末》6月28日）、《感动中国的桂西恩》（《光明日报》12月10日）等大多属于具有这样意味的文字，在本年年选中占了大份额。这些作品就整体而言，在人生命运与人性况味的书写方面，并没有达到理想的层级。这样的处理只表示着我对纪实类作品人本关怀的在意。文学是以人的活动为表现基本对象的语言艺术。非虚构文学也当如此。在这类作品中，应当防止的是多见事少见人的制式，更多地凸现有命运意味与人性价值的诸种存在。我们以前曾经讳言命运的存在，以为只是一种唯心的臆想，其实唯心也是一种实在，况且命运不以人的讳言而远行。命运就在我们的生活里，在我们个人生命的行旅中。

2007年恢复高考正好30周年。《30年，被高考改变的命运》这篇以“命运”为题的作品，叙写的正是一代人因为某种历史机缘而改变的命运。个体的命运自然挂联着民族国家的宏运。“如果不是30年前的那次抉择，中国人民大学知名教授张鸣，或许还在与猪为伍；著名文学家叶兆言，大不了成为一个‘八级钳工’；中国政坛上，也不太可能升起李克强、薄熙来、周强这样的明星。”作品没有对这重大而有意味的题材做集纳或全景式的展示，而只取北大和中大的若干小点，班级的，或是个人的，进行话说。30年历史虽并不太久长，却也渐行渐远，但因得作者的采访与当事人的记忆，使人与往事如在目前。我读这篇作品特别感到真切。它让我通过转换唤起我对“77级”学习生活的忆念。年长被唤作爸爸或妈妈和懵懂如我者，杂处一体，成为那时校园最美丽的风景。那时的校园，不是超市，没有熙来攘往的喧闹，有的是宁静致远好读书的氛围。那曾经是我们的精神家园。《走进黄帅》的主人公黄帅在“文革”中，是一位著名的“小学生”，其“著名”则全在于政治的一时之需。而“文革”终结，黄帅也因政治气候成为清算的对象，父母也为之累及。历史的变幻导演了个人的命运的沉浮。而人物表现出的可贵的精神品格在于，能不为一时的命运不济放弃对于美好人生的追求，自强不息精神使黄帅一身阳光。《走进黄帅》是一出关于个人命运的喜剧。《河南首富的隐秘世界》“首富”孙树华本为捡破烂出身，但后来暴富上了富人排行榜，而最终沦为阶下囚。作品以“一副农民样，一颗霸王心”为人物造像，将人物的形象与内质雕塑而出，并且宿命地为人物抒写了一出命运的挽歌。

《留守陕北的北京知青》在一组命运与人性叙事作品中是最具有分量的。此篇蕴有复调主题，其滋味苦涩。作品既摄录了留守陕北的北京知青群类的命运图景，也状写底层生活者的人性崇高。知青的命运当然由大时代所规定了的。那是一个激情燃烧的年代，但激情过后是漫长而难堪的艰苦岁月。返城的知青在都市各显神通，而留守的则大多在底层生活。命运似乎没有给予他们太多的微笑，但他们大多随遇而安。面对他们的随遇而安，历史和读者倒感到有些不安。《留守陕北的北京知青》最能打动人心的是高玉珍的故事。冬日深夜知青同伴的恶作剧，彻底改变了高玉珍的命运。长得“又矮又丑”的高玉珍的人生与一个“罗锅”、“拐腿”鳏夫的人生绾结在一起。这种人生似乎是畸形的，但在其间闪烁人性至善的光芒。这可让一些所谓的高贵者相形见绌。《千金一诺》、《感动中国的桂西恩》两篇，都是关于平凡而又不寻常人物的报道。但是，作品并不只是一般地颂扬人物的先进事迹，而是着力于聚焦人物事迹中凝练着的人性灵光。这种人性灵光集中地体现出人物真挚与善良。《千金一诺》写的是民警接受女犯罪嫌疑人“托孤协议”所发生的故事。但吸引读者的倒不是作品涉及的颇具新闻非常态的故事，而是贯串在故事过程中的人性之脉流。《感动中国的桂西恩》写的是一位“感动中国”的防治艾滋病的医生桂西恩。桂西恩获得过艾滋病预防国际最高奖——“贝利·马丁”奖，美国《时代》周刊选出的全球医疗英雄。《感动中国的桂西恩》只是一个短篇，无法容纳人物许多的事迹与桂冠。作品以简约和寻常的笔墨，告诉读者这位医生自费并且冒着危险调查艾滋病疫情的遭际、无奈在家中接待接诊艾滋病病人以及接济他们的琐事。但是正是在这样的叙说中，完成了对一种大爱，对人类、对生命的大爱的写真。“看着夕阳下的乡道上，桂西恩与他的学生步履蹒跚的背影，一种说不出的灵光在他们周围升腾。”读着这样的文字，我们岂止于感动？再联想《一家疯狂医院的最后疯狂》中人与事，同样是医生，不一样的是人性。

非虚构作品自然具有新闻的质性。但时光流逝，新闻性也会逝者如斯。新闻走了，报告文学或是纪实文学，还能给读者留下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