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纪实：记忆的价值与报告的尺度

这是一个走向多元的新世纪。作家的写作与受众的文学消费也被广泛的细分着。试图以所谓的读者影响力或者社会的轰动效应看取纪实文学的价值的评论方法，显然是不合时宜了。2006年，于纪实文学而言，依然是波澜不惊的常态年景。然而，这一年又有一些可观之作与我们不期而遇。

纪实文学大约只能算是一个文类的概念，报告文学才是一个具体的文体实指。在报告文学文体中，有论者曾给出过“史志性报告文学”的命名，如钱钢《海葬》、董汉河《红军西路军女战士蒙难记》等述过往之事、言今日之旨的作“历史与现实对话”的作品，即可归为此属。但并不是所有讲述历史的纪实作品，都可算作报告文学。相反，更多的关于历史的非虚构叙事，只能泛指为“历史纪实”。当然“历史纪实”中是可以包含“史志性报告文学”的。

历史是一座文学取之不尽的大山。2006年历史题材的非虚构作品，进入我们视野的为数不少。我们这里选取其中的3篇，表示了我们对“历史纪实”的某种“好感”。就我而言，我更在意更看重更喜欢作为“个人记忆”的“历史纪实”，而不是属于“公共记忆”的“宏大历史”。历史浮出地表，因得个人或类群的记忆；记忆是对渐行渐远物事人情所蕴涵价值的一种整理、选取。“个人记忆”关联着个体生命的体验、感悟。刻录于生命深部的记忆，定然有过一种刻骨铭心的悲怀或感动的遭际。关仁山等的《亲历唐山大地震》又让我们回到了那场给人类历史留下重创的现场。关于唐山大地震，虽然早有钱钢的长篇力作加以宏观与细微结合的叙写，那是一部公认的优秀报告文学，但是，今天阅读《亲历唐山大地震》仍然有着巨大的冲击力，这种冲击力正是来自“亲历”，来自作者的“个人记忆”。不同于钱钢当年的写作，这一组由若干短篇文字构成的纪事，并不得之于采访，而是在对唐山地震30年再回望时，那种源自生命深处积淀的自然流淌。作者不是记者，也不是观察者，而是劫难第一现场的当事人，或者就是劫难的直接或间接的受害者，大地震对于他们所造成的生命之痛与他们的生命同在。“每每忆及恍若昨天”，记忆所留下的经过时间汰洗的，是最值得“记”下的，是最感怀生命的，而最感怀生命的存在又是以饱含着情绪力量的细节展示着。这是《废墟上的风筝》中的一段叙说：“当时我们班共有51个人，等再到学校见面的时候，有少一半的同学震亡了，老师点名的时候，没人喊‘到’的空间，就是这个人走了。我们木了，说谁谁死了，就像今天说谁上外地出差一样平静……班长死了，最后是老师代替班长喊了一声：‘起立’！我们默默站起来，低头向遇难的同学默哀。”由文字可知作者当年还是一个学生，地震嵌入他生命的是一个静默的“仪式”，哀婉的叙说中涌动着催人泪下的悲情。我们在通过作者文字想象而进入“仪式”现场的同时，也可感受着自己心灵的抽泣，咀嚼着人类在自然神秘力量面前的渺小以及渺小的命运。

黄峥的《与君同舟　风雨无悔—王光美访谈录》，作品的题目对其叙写的内容及其基调具有某种暗示性。言其访谈，其实是一部传记，是一部个人史，又具有国家民族大史的意味。在个人史框架中，我们可以看到伟大的传奇女性王光美的人生遭际、心路行旅，她与领袖人物刘少奇相近相知、风雨相携的感人故事。刘少奇与王光美多少有点特异的婚姻以及领袖人物的家庭生活，对于今天的读者依然有着阅读的期待。而作品的价值并不只有这些，更重要的是通过王光美这一独特人物的视角，观照现代中国一段特殊历史的踪迹。历史叙述的形态是多样的，很难说其中的一种就是最接近于历史本真的。从这一点说来，王光美访谈录因其具有某种文献的价值，而可以被我们视为一种个人化的有深度的历史叙事，这一历史叙事是对已有的历史书写的一种有机的补充。从某种意义上说，“与君同舟，风雨无悔”，给出了一种悲剧的况味。悲剧将人生、将历史有价值的存在毁灭给读者看，而读者在反思生成悲剧的因由时获得了对人类与历史理性的新的认知与把握。尊为国家主席的刘少奇与夫人王光美，在那非常年代竟无法照看孩子，不得不托孩子于阿姨：“带走不行，不带走吧我们又照看不了她，我一时没了主意，问少奇：‘那该怎么办呢？’他沉思了一会儿说：‘托给阿姨吧。’少奇想了想又叮嘱我：‘要记住小小的特征，将来一定要把她找回来。’”读着这样的文字，一种超重的历史的悲怆感油然从心底纠结。社会正常秩序的瓦解，人的基本生存权利的剥夺，使得人存在的现代意义被终结了。这究竟不仅仅是个人家庭陷入了难耐的窘境，而且更凸现着历史的一种大悲苦。“我在秦城监狱12年，绝大部分时间枯坐牢房无所事事，漫长难熬。没事时，就老琢磨墙上不知什么人留下的字，猜想以前关在这里的是什么人，当然是不得要领。没事还老盼望提审，因为提审可以有机会说话。”人物忆昔狱中生活，已经没有了别种的情绪。淡淡的话说中，表达出在特殊的时空中可感可触的心理真实。而这种心理真实从一个特定的纬度，叩问着历史的非理性对于人性的践踏。《与君同舟　风雨无悔》中多的是这样的叙说，所以作品自有一种沉重并且由沉重滋生出的分量。

本年选收录的另外一篇“历史纪实”，是吴谷平的《胡耀邦最后的故乡之行》。本篇选题是有价值的。胡耀邦从高层政治中心淡出后的故乡之行，而且是接近其生命终点的故乡之行，是应该具有文字纪事意义的，只不过正史中或许阙如或淡写。吴谷平的作品没有领导人物叙事中“视察式”的报道味，近乎碎片式的“絮语”把人物一以贯之的精神气韵给传达了出来：游人与其合影，可以随意搭肩；发现“一人菊展”，拒绝观赏（主事者为了安排领导参观，特意关闭公园）；对于题词的推辞，推辞不了又不做“题词秀”，只提“桥牌之友”等寻常语，题词又舍不得题在好本子上，要题在桥牌的记分纸上，等等。这样的文字，使胡耀邦这位平民、亲民的“人民之子”的形象跃然纸上，嵌入读者的心灵。(www.daowen.com)

文学或许进入到了一个纪实的时代。一方面，功利化的社会存在和快节奏的现实生活，使得人们的文学想象力日益匮乏，另一方面，文学的此种状况也顺应了当下读者普遍的泛纪实化的阅读需求。这种现象是经济时代一种主导的大众社会心理的投射。纪实文学、纪实类节目乃至“伪纪实”的种种大行其道，仿佛也可以从中寻得原由。在纪实类书写的体系内，反映现实生活最新状态的“报告”无疑成为其中主要的构成部分。读者固然有兴趣于打捞历史记忆的“往事”叙说，但生存的“第一存在”的刺激，使得他们不得不更多的作“现实关怀”。因而，“新闻文学”——具有大信息流量和思想当量的深度报道类写作，成为今日读者青睐的读物。其中的报告文学虽然不再如昨日明星般出场那样受人关注，但优秀的作品依然令我们怦然心动，掩卷沉思。关于报告文学文体的讨论也甚多，批判还是歌颂，文学或是报告，所言不能说没有一点新意，但更多的属于不着边际，聊胜于无。在我看来，现在报告文学研究的深化，有赖于我们作更多具体的实证研究。研究者可以从已有的优秀报告文学中分析、归纳、推导出报告文学文体存在的“体格”。

而报告文学的价值（“体格”）生成，其前提需要我们把握报告的尺度。读者在虚构文学样式、新闻报道以外，还需要报告文学，主要不是因为其中有所谓的普识的“文学”，而是因为这一文体可能具有反映历史进程中社会和人的存在状态的有意义的信息。我们当下的社会怎么了，人的最新的精神生态有了怎样的建构，读者希望有一种文体以非虚构的有意味的方式告诉他们。所谓报告的尺度，总体上应由此加以把握。基于此，我在选录作品时充分注意到了作品题材与题旨可能的创意与深度。《集体离婚》作为一篇浸润着杂文滋味的报告文学，其间充满了一种阅读的张力，导引我们对事象作多义项的透析。题目设置了某种悬念，激发读者所谓“猎奇”的心理，而事实上作品所叙写的事情说“奇”，其实也不足为奇了，只不过它以似乎夸张的制式，凸现了我们这一时代某种“时代病象”。“开发区”一方面成为社会物质现代化的标志性空间，另一方面它也开始显现物质现代化先行与精神现代化滞后之间的不对称所造成的问题。一些“开发区”可以被视为物质暴发的一种象征，《集体离婚》正好涉及了与此关联的人的精神塌陷的严峻现实。“重庆市郊的人和镇，最近就有这样一幕活剧上演：1　000多对夫妻，从假离婚，到再婚，再到复婚，荒诞事让人目不暇接，旁观者或谓之‘儿戏’，剧中人却有不为人知的悲凉。”“对于一个人口只有两万多的小镇来说，这样的婚姻剧变，或许可以申报吉尼斯世界纪录了。”这一“活剧”的上演全因人和镇有村子划入了开发区用地，征地补偿安置的政策漏洞“鼓励”了人们创造“人和式婚姻”。婚姻原本是庄严的，然而在物质利益的诱惑下，庄严不堪一击。这一极端的事例告诉我们需要警惕现代化行进中可能预设的陷阱。在物化时代，人们精神的物化已经成为一个不容忽视的重要问题。《集体离婚》与其说是闹剧，不如说是现代人集体的精神悲剧。

《天使在作战》和《一个政务监督员的孤寂之旅》，从通常的作品指称说来，可以称之为“问题报告文学”，其功能指向批判。两篇作品所涉及的，前者主要是医疗腐败这一中国老百姓关注的重要焦点问题。“病人将医生一分为二，一类是救死扶伤的‘白衣天使’；另一类是劫财害命的‘白衣魔鬼’。在‘白衣魔鬼’的眼里，疾病就是他的钱口袋和来钱道儿。他们要跟疾病狼狈为奸，密切勾搭。落在他们手里，小病会搞得你倾家荡产，大病让你家破人亡，健全的让你缺少‘部件’，残缺的让你支离破碎……”。后者反映了国家有关行政管理部门不作为或非法行政的问题。两篇作品通过不少具体的实证性的材料展呈，揭示了问题存在的严重性与为害性。但是，应该说作品报告的题材并不具有初始性，读者早已听闻或见证过问题的存在。因此，作品更有意义的价值，我以为还在于大写了作为“非常公民”的人物崇高的精神形象。《天使在作战》中的陈晓兰是一位忠诚于病人生命的医生，也是一位眼里容不下沙子的医生。个人生活遭际并不如意，但面对医院坑害病人的违规行为，她以一个“真正的医生”的良知和正义与其抗争，虽招致种种刁难打击依然“拿石头砸天”，对于医疗腐败的揭露“陈晓兰就像炒股被套上似的，欲罢不能”。《一个政务监督员的孤寂之旅》中的肖龙云虽然是一位市政府冠冕堂皇聘任的政务监督员，但是监督之旅“孤寂”却多有艰难。他是在自己的生存尚有问题的情况下，怀揣着“特困证”担当起政务义务监督员的职责的。“我办的是对社会对老百姓有益的事，我就不明白，他们为什么非要刁难折磨我？”但即便这样肖龙云还是坚守职责，挑战“霸王条款”，“调查”地税、工商。陈晓兰、肖龙云的意义在于，当社会公平正义受到践踏，作为公民，我们应该坚守并维护社会的公共理性。但这样的坚守和维护有时并不成为我们共同践行的准则，很多人对于“非常识”视而不见，见怪不怪，明哲保身。陈晓兰、肖龙云的意义在于当社会良知缺失时，公民应当成为良知的实践者和守护神。有评论家说过，报告文学是一种“刚性”的文体。所谓“刚性”在我看来它主要体现在作者主体的思想力度和作品叙写人物的精神硬度方面。陈晓兰、肖龙云是两个具有“刚性”品格的人物，由于他们的存在《天使在作战》、《一个政务监督员的孤寂之旅》和《集体离婚》等成为本年选中颇具“刚性”的有力量的作品。

现实报告的作品，除了以上几篇外，其他各篇也各有其阅读的价值。《我的课桌在哪里》，表达的是孩子对成人社会的诘问与诉求。作者黄传会是一位社会责任极强的作家，一以贯之地紧贴着地面写作，对弱势人群的生存困境作朴实而有情怀的报告，作品中跃动着作家一颗悲悯之心。比之于他的《“希望工程”纪实》、《中国山村教师》、《中国贫困警示录》等作品，《我的课桌在哪里》题材有了拓新，作者将视点转向了农民工子女的教育问题，题材和题旨是很有意义的。徐剑的《东方哈达》具有英雄史诗般的基调、气势和格局，原作长达60万字，是一部全景报告青藏铁路建设工程的皇皇巨著。作品的结构颇具匠心，采用“上行列车”写现实，“下行列车”写历史的双线并行书写方式，有效地构建了具有诗性史性时代性的跨时空的宏大叙事模式。散文家韩小蕙的《吉妮丽吉情歌》是一篇抒情散文式的报告文学，作品所写有关“中国南方喀斯特”，其间瑰丽奇异的自然、美丽丰富的想象和美好的人情品格，有机地融合在一起了。《80后，结婚啦》是一篇有趣的作品。“80后”是一独特的类群，特殊的成长环境，造就了特殊的为社会各方所关注所论议的一代。“80后”可以是社会学研究的大题目，本篇作品仅取结婚这一更为私人化的视角，以微求宏地观照“80后”特殊的心理、观念以及他们的生活方式。他们是独特的一代，并不以长辈的意志为转移着。

今年我在编年选时有意识地注意到了两点，一是更多地选篇幅短一点的作品。长篇作品的节选并不容易处理，且节选的作品由于缺少整体的背景，阅读效果见差些。读者和评论界都在呼吁报告文学的精短化，我在此算是作个响应了。短篇作品主要来自报纸，有《光明日报》、《文汇报》、《南方周末》等。在我的视野里，刊发报告文学的重镇，除了专门刊物《中国作家·纪实》、《报告文学》外，有一刊《北京文学》和一报《南方周末》。这些报刊的纪实类作品大约是反映现今此类写作的水准的。二是有意选了一些无名的或尚不成名作者的作品，一方面是这些作者的作品的确可看，另外，也希望看到纪实文学或直接说报告文学能够有新名家出现。我曾经说过，报告文学的“北何（建明）南杨（黎光）”时代应该终结了。2006年黎光的作品没有读到，建明这位作家中的全国劳模还在“模范”着，但是我没有选录他的作品，尽管建明是我的乡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