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纪实：“欲望时代”的人的报告

无疑，具有历史意识的纪实文学作家，他的作品应该有着为明天存活历史的价值的。但是，进入历史的纪实文学，也许不应该只是某种大事记。文学，是人学，在纪实文学这里也是成立的。

纪实文学，由于它具有了“纪实性”的某种文体规约，所以，我们往往将它指称为一种选择的文学或选择的文体。有一些纪实文学作家大约是误读了“选择”的真实的意义，过分地相信所选题材本身的决定作用，一时所谓的大题材写作，成为纪实文学作家迷恋的时尚。这类题材的作品，当然不乏优秀之作，但是存在的普遍不足是，追求重大事件的叙述，注重典型现象的宏观集纳，忽视、稀释或者是遮蔽了对人之种种存在的再现。真正能够进入人性深处的作品，差不多是稀有的。我以为，纪实文学作品是不应该只见事而不见人的。

今天的纪实文学，它可能有的价值是多方面的。但是，作为文学的纪实文体，它应有的题中之义，当是为今天的读者和未来的文学史提供有关这一特定时代人的典型的精神样本。纪实文学作家应当通过对真实人物真实的心理世界的精微透视，触及人性独特而有意味的深部。纪实文学作家可以而且也应该叙述重大事件和典型的社会现象，但是在叙事中必须确立“以人为本”的叙事立场，使纪实文学真正成为我们这一流动不居的历史转型时期关于人的报告。这种报告凸现的应是人的心灵史或灵魂史的全息图景，并且这样的心灵史或灵魂史不只是属于某个个体的历史，我们从中更可洞悉特定时代民族精神的某些镜像和内蕴。

我注意到，在纪实文学作家中，连续三届获得鲁迅文学奖报告文学奖的杨黎光，是有这样的写作自觉的。他以为：“作为一个作家，对人性的开掘，写出不同人物的命运和个性特征，让读者有更深的体会和理解，是我多年来在创作中的追求。”在社会转型时期，杨黎光“开始探讨当代人的精神追求，研究商品经济下人的行为异化。我关注着商品经济对人的价值观、道德观的冲击。从人的精神需求与物质欲望的冲突，来研究当代人的精神寄托”。人性、人的精神存在，成为杨黎光作品表现的基本内容和价值生成的核心建构。杨黎光的言说及其成功的写作实践，对于纪实文学创作的可持续发展，是有积极的意义的。

我们的时代是一个史无前例的非常时代。时代的非常态是每一个纪实文学家所共同居处的；非常时代，为文学家，尤其是纪实文学作家观照社会、体察人性创造了非常机遇。追求纪实内容的特异，这是由纪实文学文体具有的某种体性所决定的。而非常时代的“非常”为纪实文学的“特异”提供了种种可能的条件。存在制导并且决定着与之相关联的“次存在”。在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全面并且富有深度的转型过程中，一种经济中心主义的哲学观正在或已经被确立起来了，与此相应，种种曾经被唾弃的关于个人的观念被确认。最典型的是基于深厚的中国文化结构所生成的集体主义和对共同价值观念的“非我”尊重，实际上已经被淡化，或者即使集体主义和共同价值观念依然存在，但是人们开始同时认同并且尊重抑或赏识对于个人价值的自我实现。“个人性”的生长甚至是“疯长”，成为晚近20年中国社会，最值得注目的重大变化之一。

一个经济中心主义时代，物质利益的诱惑力被极大地放大了，人的欲望被充分地调动了起来。这样，一个欲望的时代就到来了。本来，欲望是人与生俱来的“天性”，是人的一种常态，是人性的一种基本存在。因而从词汇学的角度而言，它是一个中性词（过往很长时期里，我们实际上将它视为贬义词）。晚近中国人的“个人性”生长，表征着此间的人们开始进入到“欲望化”的生成状态。这究竟是人的进步还是人的倒退，很难一言以蔽之。或者可以说欲望是双刃的。人不能没有欲望，也不能太有欲望。欲望可以成就人，也可以将人毁灭。英国作家萧伯纳曾说：“生活中有两种悲剧：一种是丧失你心中的欲望；另一种是实现这种欲望。”《史记·范雎蔡泽列传》有云：“欲而不知止，失其所以欲；有而不知足，失其所以有。”欲而有制，即为常态，欲而失控，物极必反，欲望便演绎成悲剧。

纪实文学作家是应该充分地关注我们这一波澜壮阔的伟大时代许许多多美好的人物和事情，更多地写作主旋律式颂赞作品——我们的时代是需要这样的激励人、鼓舞人的昂扬之作。但是将生活中的悲剧，特别是人的、人性的、欲望的悲剧加以剖析、呈现，警示于人，也是时代赋予纪实文学作家的使命。纪实文学作家拾掇非常时代一些患上典型的“社会病”的病例，作个案化的观察诊断研究，并由此观察时代、民族精神病患的征兆，诊断其中的病因，研究疗救的方案。可以说，纪实文学的重要价值就在于以研究性的写实方式，为我们提供社会转型时期关于人与时代的精神病理报告。这样的病理报告关联着时代重大的精神课题，即人在物欲激荡的年代，如何对欲望保持某种警惕，进而建构自由和谐自适的灵魂家园。

我在关注2005年度的纪实文学创作时，是特别在意这类作品对现时人的生存样态、人性景观作了怎样报告的。我饶有兴趣地试图从作品中看取各式人物的活动、心理，生存境遇，人生命运等等有关人的种种存在。据于此，我也就比较多地从“人的报告”的视角，收录可以进入本年度纪实文学选的作品。应该说，失望是多于希望的。现在名为纪实文学的作品不少，但真正具有纪实文学文体品味的作品无多。尤其是其中的报告文学风骨消损，那种广人见闻、启人思考、动人情怀的优秀之作相当珍稀。报告文学前沿题材报告的缺席，作品情思蕴藉的平面化以及语言表达的粗鄙，成为影响这一文体持续发展的突出问题。从这一背景看来，我所选取的本年度作品，可能还是无法满足读者较高的阅读期待心理，但是它们大约还是能够从某些方面反映2005年度纪实文学创作中一些令人欣慰的情状的。所选8篇作品，大多是直接写人的。有2篇看起来叙事，其实也关乎人。写人，当宜深入人心，人性。人性并不是一个普泛的超越时空的抽象的存在，而是指向特殊时代的特别精神世界。简言之，人性，在现时代部分地被典型地演绎为具象的种种“欲望”。(www.daowen.com)

《卖官鬻爵第一贪——马德写真录》是写作品中主人公的欲望人生的。“贪”已是欲望过头了，贪得无厌，于是就会有“第一贪”。马德的“第一贪”以卖官鬻爵而致，这样就使作品有了牵引读者眼球的吸附力。尽管马德事件媒体已有大量的报道，但《卖官鬻爵第一贪——马德写真录》依然具有阅读的价值。作品“写真”，不仅较为全面而真实地写出人物异化的过程，而且对人物因欲望失控为欲望驱使所生出的“伎俩”作了细致的再现。其中《批发“顶戴”的事业》一章，例说马德“设饵”、“甩竿”、“钓鱼”、“拖半年下场‘小阵雨’”、“生日中‘批发’”、“养病中‘批发’”、“麻将桌上”、“打篮球”一系列高超的以官爵索贿，以官爵要挟敲诈的“艺术”。即使是看过种种官场现形记的读者，读到这样的叙说，也不能不为人物的“高明”而叹为观止。欲望的刺激常常使人变得利令智昏，基本的人性在这样的刺激中彻底地异化了。作品还采用“共时叠映”的方法，推出“马德的形象工程”，设置马德“重视制度建设”、“‘访贫问苦’”、“向党中央汇报”等镜头。马德一方面大肆卖官鬻爵，另一方面装腔作势。作者将两者并置叙写，既使作品增强了讽刺性的批判力度，又使人物活动增加了表演性，从而在滑稽式的展示中，形成了作品对于异化人性与极端欲望写真的张力，使读者在人物喜剧性的走场中，体味人性堕落的悲剧况味。

《卖官鬻爵第一贪——马德写真录》所写人物是案件中的人物，是一个非常人物。非常人物的选择为聚焦并透视特殊又典型的人性提供了可能。正如杨黎光所说：“案件是一个极端的载体，在极端的载体中，人更为典型。我可以在这种载体和环境中去充分表现人性，去探讨人的灵魂归宿。”由此可见，纪实作品选择特殊的案件人物加以报告，将人性的异化置于非常态（“极端的载体”）中加以集中地呈现，这样的处理，使得人性异化如何发生并推演以至于走向自我毁灭这样一个令人感到沉重的课题，有了典型具体而有深度的言说。比之于2003年我所选的一合的《灵与肉——李真的堕落和忏悔》，这篇“马德写真录”似乎长于故事和细节，可读性较强，而对人物精神世界的深入摄取则显然不如前者。

《中国农民吴仁宝》为著名报告文学作家何建明的新作，原题是《我们可以称他是伟人——速记中国农民吴仁宝》。我厌其题目过长，且伟人之类的命名对于吴仁宝这样的真正伟人已无实际意义，所以擅自更改为现名，未知建明兄同意否。吴仁宝的伟大，在我看来有一点是，他作为与时俱进的应时“英雄”，他没有像同时期不少暴得大名的人物那样灰飞烟灭，而是始终立于时代的潮头，成为可敬的“不倒翁”。吴仁宝的不倒在于他的人性不倒，吴仁宝的伟大从某种意义上说在于他的人性的伟大。马德卖官鬻爵为的是钱，吴仁宝面对组织奖励给他的5　000多万元钱，“他淡然一笑：‘我要那么多钱干吗？不要。还是留给村里，留给百姓。’”吴仁宝不是不要利，但他懂得适可而止：“家有黄金数吨，一天也只能吃三顿；豪华房子独占鳌头，一人也只能占一个床位。”话语简单而朴素，但人性的光亮熠熠生辉。让我们感动的远不止吴仁宝不领巨奖这一件事，还有催人泪下的送子于村民的故事。有村民儿子溺水身亡，痛不欲生，吴仁宝痛人所痛，辗转难眠数夜决定将儿子送人：“水流走了不能收回，人死了不能复生。你们别再难过了，你们不就是缺儿子啊，我把我的儿子给你们。你们看哪个合适就挑哪个。”这样的细节将人物崇高的精神世界雕塑得使人可触可感，令人肃然起敬。《中国农民吴仁宝》选自作者主编的《中国作家》。此篇一如何建明的其他作品，长与短颇为显见。作者善于选择题材，并且注意从题材中开掘有意义的时代精神，叙写通脱，有生活的质感，但是语言表达的过度新闻化以及叙述的过于铺张，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作为文学的纪实文学的阅读魅力。我在选录的时候，作了较多的删节。

人物各式，人生异态，人性杂色。2005年度纪实文学作家为我们展示了尽可能丰富的人物形相、耐人寻味的生存现实和令人沉郁的人生命运。刘元举是一位重要的报告文学作家，他和康锦达合著的《人民代表冯有为》，所写的人民代表不只是一种身份，或者只是一个符号，而更是表示了一种职责，责任，一种对于理性、道义、良知的坚守。我们需要更多这样的人民代表。进入新世纪以来的曲兰，是一位每年差不多都有可读报告文学推出的有为的女报告文学作家。今年她所写的《中国人民的理财生活》，选题注意了读者可能的看点。当“理财”成为百姓生活中一项重要的事项的时候，表明了我们的社会因为有财可理，而正在走向真正的“小康时代”。作品报告的人和事是寻常的，其显在的信息并不见有什么陌生化，但正因为是寻常而显得真切，并且真切的叙述蕴有某种意味。理财其实是理生命，是理人性，这是颇有隽永之意的。《昂贵的选票——“230万元选村官事件”再考》一篇，除了从政治学或从新闻的角度作“事件”之类的通常解读外，我们似乎也可以或者更应该从人性的视角看取其中的价值。选票之所以说“昂贵”，从表面上看来选举是“钱”举，230万元的巨资促成了选举的“上演”，而从深层的意义上挖掘，可见金钱对于人性戕害的“群体性”景象，以一种极端的例子被又一次复制着。直接的利益驱动原则刺激了人们，竞选者愿花大钱参选，是因为在他们看来，一旦当选，权力会给予投资者以丰盛的回馈；而选民参选热情高涨，是因为他们看到了唾手可得的金钱。钱牵引着人，人性在这里被打折了。《高考殇》“殇”的是高考对人的创造性的重创，高考似乎成了中国人心中永远的“痛”。正因为这样，《高考殇》一类的作品是不会没有读者的。

《一个打工农民的死亡样本》是一份关于弱势人生的命运报道。人和人的命运本来就是不一样的，所以对一个打工农民死亡这样的事，原是不必大惊小怪的。但是《一个打工农民的死亡样本》还是值得我们阅读的。“千里背尸”，“这或许是一个让人惊悚的新闻”，这一新闻可以“呈现背尸行动背后的行为逻辑和行为环境”；这“或许更是一个充满着农民工辛酸血泪的故事，或许，它还是一次对社会和公众道德良心的追问”。“死亡”何以成为“样本”？一是一类人生的样本，二是各式人性的样本，或善良纯朴，狭义忠厚，或唯利是图，为富不仁，三也许还是社会景况的样本。在和谐社会的建构中，怎样让劳动者得以和谐的生存，这是很值得我们思考的重大而现实的社会问题。

在欲望化生存的时代，人性的美好，那种差不多是与生俱来的美好，还是被许许多多的人们坚守着。我在冬日里阅读《两地书·母子情》，有一种温暖从心底升腾起来。题目并无新意，但是作品的形式和内蕴不是庸常的。“子”王嘉鹏，从空难中幸免但生命历经磨难几成夭折，然而他最终能从生命的废墟中复生，并且创造着人生的绚烂；“母”沈利萍，命运将其逼进死角，但是她能从悲苦无助中选择坚韧和顽强，以似海如天的母爱支撑起儿子瘫痪的生命，生成其创造人生奇迹的伟力。“母子情”可触可摸可歌可泣，因为它源于人物刻骨铭心的亲验和真切形象的叙述。尤其是人物独特的关于生命、关于命运、关于母与子亲情感受的写真，读来真情回肠荡气。这篇作品的意义正如作者所言说的：“在这一个个带血带泪的故事里，我们看到的不仅仅是一个母亲、一个儿子、一个家庭在苦难里的呻吟和背影，更是一种母爱的力量、一个孩子的刚强、一个家庭的光芒，是一个民族在一个家庭里所蕴涵和体现的伟大精神。”正因为作品具有多义项的表达，所以诉之于读者的不只是亲情深爱的感动，还有激扬生命的精神召唤。《两地书·母子情》的形式依人物所处空间的特殊而作特别的设计。儿子远在挪威，母亲则在宁夏，作者采访多有不便。而用电子邮件的形式采访并组合成篇，既解决了采访不便的难题，又以新颖简约的结构方式激发读者的阅读兴趣。

以上我对入选的作品，仅仅作了“一个人的阅读”之读解。不同的读者可以而且应该能从作品中读出丰富的意义来。阅读也是创造。

回想第一次做年选，那时我很是自信，现在似乎有些难以把握了。一方面如大家所感受到的好的作品实在不是很多，另一方面也在于选者力不从心。好的选本基于广泛而大量的阅读，依凭眼光，搜罗珠玑。静心阅读真是一种最好的休闲和享受。而2005年，对我而言是一个忙忙碌碌的年份，这样的阅读差不多只是渴望。好在有乐于提携后进的资深的报告文学编审刘茵老师一如既往的帮助，及时给我提供一些优秀作品的信息，使得本年度的纪实文学选本不完善中有了一些弥补。这样我的心里踏实不少。当然我得谢谢刘老师，同时谢谢入选作品的作者和刊载作品的刊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