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纪实：回到日常生活的言说

一个经济中心主义的时代，文学不可避免地进入边缘地带。这是历史发展的一种必然，也可说是一种历史的进步。但报告文学（我们的选本名为“纪实文学”，其实选录的是报告文学，或者说主要是报告文学）的情况似乎有些不同。报告文学的非虚构性和跨文体性，生成它的诸多特异之处。在文学已经普遍地边缘化的今天，作为“公共写作”或社会写作的一种特别的形态，报告文学似乎是例外地依然处在人们视听的某种中心。无疑，报告文学是现在文学总体格局中重要的一种存在。

虽然，当下不见了20世纪80年代那种出现频次颇多的报告文学的“轰动”，但是在成人阅读中，报告文学的阅读成为他们阅读总量中份额最大的一类，这已经是一种不争的事实了。据浙江省作家协会郑晓林在一次会议上说，2004年浙江读者（我想主要应是成人读者），读得最多的文学作品大多为纪实类作品。其中读得最热的是《中国农民调查》、《中国新教育风暴》等几部报告文学。从某种意义上我们可以说，2004年是报告文学年。这一年是报告文学三大奖，即鲁迅报告文学奖（政府奖）、徐迟报告文学奖（学会奖）、“正泰”报告文学奖（应该设计为读者奖），同时开评的年份。报告文学成为为文坛和社会广泛关注的一种重要文体。

报告文学的精神、报告文学的风骨，对于我们今天的文学是具有特别的价值的。基于政治中心建构的文学中心时代，虽然文学的地位被看重，但与此同时文学失去了对它而言更为重要的自由；文学的边缘化，使得文学不再被人为地附加上过重的负担，从而使作家拥有了更多的写什么和怎么写的自由。但写作的自由并不是写作的终极目标，它只是通向成功写作的必要条件之一。也许是物极必反。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文学由过度地依附政治转而偏至个人的小天地，文学中普遍地表现出个人化的倾向，“私人写作”已经成为一代文学时尚。一些文体的写作，大多只是一种个人生活絮絮叨叨的叙说，私密且粗鄙，无聊而作有趣，无关现实与人生之旨。当然文学应有各种不同的存在。但是观览中外文学史，真正有价值的文学从来就是“入世”的文学，是激荡时代之声、烛照人性杂色、关注民生国运的文学。在我看来，选择报告文学就是选择一种写作态度。在文学普遍地个人化，普遍地疏离“第一现实”的情势下，作家选择写作具有品格的报告文学，也就意味着他追求一种崇高的文学精神。这是一种积极有为的并且需要作出自我牺牲的人类精神。今天看来，也许我们还不能说报告文学可以代表一代之文学，但是报告文学所表现出的精神，是可以成为新世纪文学精神的标高的。

“读图时代”是现今的一个流行语，这意味着视觉文化已经成为一种具有主导作用的文化形态。视觉文化的兴盛，既有现代科学技术进步的推动，也有它满足或迎合了现代人“眼见为实”社会心理的激发。“吸引眼球”的文化策划，其背面还有后现代主义哲学的因素发生着作用。这种哲学观强调主体的亲历亲验，以“肉身感受”去判断对象世界。所有这些都为“纪实时代”的到来创造了一种适宜的生态。在这样的背景中，以文学的表达方式富有深度地报道具有较大信息容量的报告文学，由于它较其他文体更能满足读者的这种心理需求，所以它的存在并且发展走强，是必然的。

今天的媒体对我们太有诱惑力了。这是一个“全媒时代”——类型多样的具有强势的媒体，主导着人们的日常生活。在这样一个时代，新闻必然会不由自主地走向开放。网络、电视等强势传媒，对人们文化消费的格局产生着重组的作用力。中央电视台的《焦点访谈》、《新闻调查》、《面对面》、《新闻会客厅》、《讲述》等栏目，对新闻事件、新闻人物，社会热点问题等作快捷、可视的报道，其中做得做好的一些专题，实际上可视为另一种形态的报告。电视报告具有更为快速，更为形象直观并且有时还有现场互动等优势。但是我们不必因为电视报告的时兴而丧失对于报告文学的信心。电视报告它的制作由于受到时间空间的制约更多，并且电视在我们这里作为国家主流意识形态的主要存在方式之一，需要更多地遵守一些必要的宣传规则，因而它有时不便作更为深入的挖掘。这样，它的缺少深度的平面化有时就在所难免，往往成为一时影响甚大但历时不能持久的“快餐文化”。与此相比，文字媒介，特别是作为语言艺术的报告文学，它以富有表现力的语言建构的信息丰富且有思想性穿透的形象世界，会给读者带来持久深刻的影响力，读者在阅读报告文学时会形成可供从容咀嚼回味、想象内化的空间。

在“全媒时代”，我们需要考虑如何优化报告文学，使之保持文体的某种优势。这里我给出两方面的义项：一是如何坚守报告文学的文体精神，这需要我们重新认知这一文体的优势。二是如何进行文体创新。面对图像媒体的竞争，报告文学应注意在选择、叙说和语言诸方面凸现自身的优势。报告文学的纪实性决定了“选择真实”对于这一文体写作的基础性意义。选择的意义既见于报告对象的物色上，更体现在对所选对象作“二度选择”。在全媒时代，报告文学的题材优势已经不复存在，作者必须根据对象的实际，选择其中有利于用报告文学方式报道的部分。报告文学与新闻相比，应该更侧重于写人，写人性，人的命运，现在的报告文学有点见事不见人，太过像新闻了。对报告文学的叙说我们强调叙说者的态度和叙说目标的立体和深度。报告文学作家与新闻人不一样，新闻人要遵守意识形态的某种规则，报告文学作家的写作更强调坚持知识分子的写作立场。报告文学是一种介入性写作，基于作家良知的写作。作者不是旁观者、记录员，而应是理性精神的守望者。报告文学对良知、对正义负责。立体和深度，一般来说这是图像媒体和其他的纪实文学所短缺的，报告文学正可在这些方面造就自己的优势。黄传会的《天下婚姻》，不只是有关当代中国婚姻法及其关联者的记事，更是一部当代中国文明演进史的报告。王宏甲的《中国新教育风暴》，报告的是正在进行中的中国基础教育改革，作者视界宏阔，空间上，主写北京、浙江等地的改革实景，也引入“美国的教育转型”等作为重要的参照物；时间上，集中报告现实时态的内容，也注意将当下进行的教育改革，置于中国三次重大教育转型的史程中观照（有《春秋时期的教育嬗变》、《大清帝国的教育转轨》等专章），立体化的结构设计，生成了作品丰富的信息容量。对于报告文学来说更为重要的是深度，是思考或者说思想的深度。(www.daowen.com)

关于文体创新的问题，首先要从机制上鼓励创新。现在所设的报告文学三大奖，应各有侧重。徐迟报告文学奖作为专业性的学会奖，理应更多地体现出报告文学创新的成果。其次，报告文学作家自己要有创新的自觉，要有自我超越的意识。我们很高兴地看到一些报告文学作家的创新之作。赵瑜似乎创新意识更强，《革命百里洲》以田野作业的方式，求取历史本真的还原，且采用章回体的形式，给读者以新的感觉。何建明的《永远的红树林》，写的主题重大而又简洁凝练，是新世纪以来短篇报告文学中最重要的优秀作品。加央西热的《西藏，最后的驮队》制作新颖，内中插入大量视觉冲击力很强的照片，与文字的叙述相得益彰，体现出读文与读图有机结合的魅力。只是这样的创新之作现在看来还是太少了。

检视2004年的报告文学，我们可以发现出它的一些特征。这正如我的序言标题所指认的，纪实（报告文学），成为了回到日常生活的言说。一般地认为，报告文学是一种更适合于报告重大现实题材的文体，大题材有时可以产生大报告。2003年的中国可谓大事不断，报告文学对“非典”、“神五”等这些重大题材都作有快速的反映。2004年除了一些重大的矿难等灾害频频发生外，社会整体稳健地发展着。重大题材对于报告文学，是有重要意义的，但我们并不能说题材绝对决定着报告文学的写作；同时我们对所谓的重大题材，需要作辩证的认知。一些看起来寻常的事情，往往蕴涵着重大的报告价值。本年度所选的《民以何食为天》、《厕所革命》、《天下婚姻》、《你，“澳抗阳性”吗？》等作品，就有这样的意味。周的《民以何食为天》在材料的内化处理、在语言表述等方面，应该说还显得有些粗糙，但是以长篇的规模，将“中国食品安全现状”的严峻问题推至读者面前，其题材、立意的价值是颇为重大的。“食”是平常之事，但它又事关着“天”——关乎每一个人生命，也关乎民族国家的命运。而作品所呈示的景象是食品问题“十面埋伏”，防不胜防，大众开始生成某种“食品卫生恐怖”心理。由此可见，《民以何食为天》实际上涉及的是一个严肃而重大的话题。通常而言，厕所是难登文学的大雅之堂的。郝敬堂、张红樱两位作者，不仅以厕所为叙写对象，而且竟然冠以宏大的“厕所革命”的题目。只看题目，觉得作者似乎有小题大做、招揽读者的嫌疑，但如果你认真通览作品，便会深感厕所问题其实是一个最人化的而又最易为人忽视的问题。一个人平均每天如厕六至八次，一年中大约有两千五百次。厕所的问题又是一个形象的问题：“中国的美味佳肴享誉全球，中国的公厕臭名远扬，”这终究是令人难堪的。说到底，厕所问题是一个文明的问题。当一个国家民族连温饱之事尚未解决的时候，是根本不会想到把厕所列为需要“革命”的议程的。现在当我们开始思考“中国的厕所该如何与日新月异的现代生活同步、该如何以崭新的面貌接纳四方来客”课题并有所作为的时候，这本身就昭示了现时代我们的文明程度得到了很大的提升。厕所问题已成为全球关注的问题，2004年11月19日，北京举办了世界厕所论坛，来自中国、英国、印度等十五个国家的代表们签署了“第四届世界厕所峰会北京宣言”。仅从这一点来看，《厕所革命》的作者有着把握题材价值的高度的敏感。

结婚与离婚也是日常生活中的一种常态。据说在上海，七对结婚的夫妇中，有一对是以离婚而告终的。黄传会的《天下婚姻》正题及其副题“共和国三部婚姻法纪事”已经告示，这是一部关于当代中国婚姻演化的历史。作品以1950年、1981年和2001年三部婚姻法立法（修改）的背景、过程、要点的叙写为经，以各个相应时期的社会婚姻镜像（《嬗变》、《家园保卫战》、《动荡的婚床》等）以及政治、经济、文化存在的描述为维，成就了一个立体化的关于专门史言说的空间。作者不仅为我们提供概括了的条理化的历史材料，而且给读者呈现个别但又是典型的人物的婚姻遭际及其命运。在《天下婚姻》中，“一位朋友的离婚史”和“那位离婚朋友的再婚史”，“河北‘刘巧儿’的故事”、“干休所的老故事”、“遇罗锦离婚案”的故事等，典型地展示了“中国式离婚”当事人的婚姻命运。从中，我们不仅看到了故事主人公本人的婚姻历程和心路历程，而且也让我们感知特定时代特殊的社会气象。这些都是极富表现力的现实场景和“历史记忆”。长江的《你，“澳抗阳性”吗？》，报道的是1.2亿“乙肝病毒携带者”的生存状态：他们背上的十字架太过沉重，“健康人”视其如洪水猛兽，他们自己也在人面前活得太累。从某种程度上说，他们与周围世界之间筑有一道人为的“墙”。长江的这篇作品表现出了对弱势人群的关注与同情。以上所述多篇作品表现出的对大众日常生活遭际的倾心，体现了报告文学作家以人为本的人道主义的立场与情怀。这种风气是值得我们肯定，并且是需要发扬光大的。就日常化和关注度而言，《中国新教育风暴》、《留学英国启示录》、《窃心大盗——青少年网恋调查》等作品与上述作品的指向是相似靠近的。无疑，基础教育的改革牵动了千家万户，子女的学习成中国家长的头等大事；现在留学也不再是少数人的特权，而留学的“大众化”趋向的确存在着诸多值得反思的地方。网络是一把双刃剑，对于自控能力尚弱的青少年尤甚。对青少年的网恋作一番调查访谈，以“窃心大盗”给出事态的严重，我们暂不说这一比喻是否言过其实，但问题的存在是值得我们正视的。由上列举的作品可知，2004年报告文学作家更多地把视角对准了与大众密切相关的、日常化了的、但内在又事关重大的题材。视角的另选，从总体上给报告文学带来了新的气象，而显示在具体的创作中，则使作品滋生出别样的新意。2004年是邓小平诞辰一百周年的年份，各种纪念文章很多，谭楷的《家乡的事》以视角的独特和选材的自出，成为其中的优秀之作。在作者看来，“深情的颂歌，沸腾在平民的热血中；不朽的丰碑，矗立在百姓的心坎上”，“发生在广安这块土地上的巨变是中国巨变的缩影，也是小平丰功伟绩的组成部分”。作品副题“从一座村庄，几个农民看一代伟人”，此中可见全篇构思。几个小标题“无言的梧桐树”、“邓家老院子”、“牌坊新村的‘老实龙门阵’”、“幺舅的‘好福气’”、“欧阳晓玲之歌”等，分别从不同的角度叙述邓小平的“小故事”及其家乡的大变化，以百姓视角观照伟人，将伟人置于日常生活中反映，这样的写法对于同类作品的写作是有启示意义的。

这几年报告文学创作中“长”风很盛，对此，不少人士提出了批评。在2004年11月召开的第三届全国报告文学理论研讨会上，一个重要的议题就是提供短篇报告文学。人民文学出版社资深报告文学编审刘茵指出，现在的报告文学动辄十万、十几万，甚至二三十万，中篇不多，短篇更少。回顾报告文学的历史，凡是经典名著，大都篇幅不长。比如《包身工》七千五百字，《谁是最可爱的人》三千多字，《县委书记的好榜样——焦裕禄》一万字出头，《哥德巴赫猜想》九千多字。她认为，报告文学越写越长反映了作者心态浮躁，作品疏于打磨的现状。当今媒体发达，读者可选择的余地很多，但阅读的时间有限，报告文学应以短小精悍的品质满足当今读者的需求。我很赞同刘茵老师的看法。因此，在选录时注意多选一些短而精的作品，入选的十篇作品中只有三篇是节选的，其余的篇幅大多不长。原发表于2004年7月9日《光明日报》的《永远的红树林》是多年来短篇报告文学中不多见的优秀之作。《永远的红树林》在报告文学，乃至在整个文学界，第一次直接、正面、迅捷地表现了我们时代的核心主题，即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重大的时代内容。这篇作品所写的人物及其事迹，包括“红树林”的寓意，无不指向并演绎着科学发展的时代命题。《永远的红树林》是新时期以来第一部以社会科学研究为题材并且写得成功的优秀报告文学。作品不仅以独特而有意味的人物事由照应阐释时代主题，而且人物事由本身，也富有说服力的昭示：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只有理论联系实际地选题研究，有效地解答现实和时代提出的重大理论问题，才能实现自身和学科的价值。作品叙说人物和事由，既有宏阔的背景，也有具体的细节；既有理性的实证思辨，也有文学的形象情愫，是以一种得体的报告文学的方式来表现题材的。我所说的“得体”也包含了“更精、更短”的意思在内。《女公安局长任长霞传奇》一篇更短，但作品以“绣花姑娘打老虎”、“被称为粮食局，我的耻辱”、“女局长‘请君入瓮’”、“为群众落的泪”、“曾经鲜活的爱”、“在他们眼中，心中”几个不同侧面的叙写，就富有表现力地凸现出人物鲜明的形象和崇高的精神。我们需要这样的表达，“经济”而具有表现力的报告文学。

作为一本作品的年选，而且是有个人化色彩的选本，就不可避免地落有某种“先天性”的片面。现在，每年发表出版的报告文学作品很多，也有不少报刊积极推动着这一文体的发展。以报告文学为旗帜的《报告文学》、以报告文学作家何建明身体力行的《中国作家》自然不必说，《当代》、《十月》、《黄河》、《时代文学》、《文汇报·笔会》等，本年度多发表了一些值得一读的作品，特别是《北京大学》的“现实中国”专栏，成为当下中国报告文学集束推出的一个重要园地，关心并喜欢报告文学的读者，不妨自己找来看看。这样也就可以减少我们的一些片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