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纪实：为明天存活历史

十多年间，我可以算是一个准职业化的纪实作品的读者。近两年，由于某种需要，我开始比较系统地进入到散文的空间。2004年秋日的一天，因得同门王尧教授和《当代作家评论》林建法先生的推荐，春风文艺出版社《21世纪中国文学大系》策划人之一的常晶，邀我选编2003年度的纪实文学。于是，我便从散文走回到纪实中间。行走于不同的文类之间，于我不仅可以获得一种积极的阅读调节，而且也可以从不同的文本中拓展视野，汲取滋养，丰富自己。故此，我是乐而为之的。

纪实文学的历史颇为久远。《左传》、《史记》等，其中有历史的信实，也有文学的美感。我们可以人“曹刿论战”中感受到《左传》高超的叙事艺术，从“鸿门宴”中领略到《史记》一流的人物描写艺术之美。历史和文学的合致，成为中国古代文学的重要传统。因为有着《左传》、《史记》这些著述，那些渐行渐远的早已尘封的历史人物和事件，被存活着，读者由此可以走近到历史的现场，进而可以与历史对话。这里体现出的正是纪实文学的价值和意义。在我看来，纪实文学应是为存活明天的历史而存在的。

纪实文学是一个边界不太清晰的文体概念，报告文学，传记文学，纪实散文，历史故事，纪实小说等，大约都可挨上边际。我们这里主要是指报告文学。报告文学不同于泛化的有着久远历史的纪实文学，它是一种在近代生成的具有新闻特性的文体形式，或可名之为新闻文学，入列新闻可以，划为文学无妨。这是一种多边化的文体。报告文学的发生及其发展，有着特定的社会政治文化条件的。对此，现代文学家茅盾曾有指说：“每一时代产生了它的特性的文学，‘报告’是我们这匆忙而多变化的时代所产生的特性的文学样式。读者大众急不可耐地要求知道生活在昨天所起的变化，作家迫切要将社会上最新发生的现象（而这是差不多天天有的）解剖给读者大众看，刊物要有敏锐的时代感——这都是‘报告’所由生产而且风靡的根因。”生活的实况超越了人们的想象力，个体的人总想知道自己所生活的这个世界的大事小事，尤其是在今天所谓全球化的时代，人们对信息了解的渴望，成为一种普遍的心理诉求。因此，以文学的表达方式富有深度地报道具有较大的信息流量的报告文学，由于它既能满足读者的这种心理需求，同时它又有着其他文体所短缺的优势，所以它的存在并且继续发展，是必然的。列夫·托尔斯泰曾作过预言：“将来的世纪，一般将不再虚构文艺作品。如果还有作家的话，他们将不是编造，而是叙述他们中碰巧遇上的那些有意义的，令人喜闻乐见的东西。”托尔斯泰的言说不无夸张的意味，但他给出的文学发展的某种走向，我以为是符合文学存在的实际的。当然，报告文学的发展不会是直线型的，有时它高潮迭起，有时则风静无澜，以它自身的节奏呼吸时代的风气。20世纪80年代中国报告文学生风起潮，与时代启蒙主义的思潮相呼应，成为文坛与社会关注的风景。人们以为80年代是一个报告文学的时代。90年代以降，文学的边缘化使其不再屡屡生成轰动效应，不少读者和学者以为此间的报告文学乏善可陈。其实优秀的作家和优秀的作品，为数也并不见少。在一次学术会议上，著名学者何西来先生在谈到报告文学创作时，认为报告文学中集中了一批“大智慧”，证之于何建明、赵瑜、卢跃刚、王宏甲、邢军纪、杨黎光、李鸣生、长江等跨世纪报告文学作家的一些优秀作品的写作，何西来此言不假。晚近的报告文学是在调整中依着自己的步幅前行，作品本身所负载的信息成为了吸引读者的主要因素。

作为读者，我喜欢读有信息、有思想、有可读性的包括报告文学在内的纪实文学。报告重大的、典型的、陌生化的信息是纪实文学的文体要义，也是它吸引读者的关键之所在。从某种意义上说，纪实文学有一种题材宿命或曰题材决定论，题材的信息含量与质量，直接影响着纪实文学写作价值的生成。因此，对题材的把握和采访，这是评估纪实文学作家（主要是报告文学作家）能力结构的重要的核心能力。2003年是中国大事连绵的年度。这对于有着把握重大题材条件与能力的纪实文学作家来说，无疑提供了一次难得的机遇。2003年春季暴发流行的“非典型性肺炎”（SARS），以其特有的重大性和特殊性，必定不仅会被载入专业的或条线的史志，而且也会在国史中留下一页。我们的眼前至今有时仍放映着人们谈“非”色变的可怕情形，众志成城、全民抗“非”的感人场景。这是令人难忘的事件。面对突如其来的“非典”，有责任感和使命意识的报告文学作家没有缺席。中宣部、中国作家协会组织作家奔赴“非典”重点流行区北京、广东等地采写。许多报告文学作家以及一些第一线的医护工作者写作了不少真切感人的作品。杨黎光有《瘟疫，人类的影子》、徐刚有《国难》、何建明有《北京保卫战》，等等。《北京保卫战》分6次连载于上海《文汇报·笔会》，这在“笔会”是很少见的破例。“破例”本身说明《北京保卫战》是一部不俗的或者可以说是难得的作品。“非典”造就的非常态，凸现出社会与人性的独特镜像。这在何建明的笔下留存着。作者并不仅仅是京城“非典”的观察者，而更是身处其间的亲验者、遭遇者。因此他的作品既有全景式的总览，也有基于自身体验的细部的特写展示。《北京保卫战》为后人，历史学家、社会学家、心理学家等保存了差不多是原生态样的历史细节，这些细节在公文总结和一般的新闻报道中是难以见得的。2003年10月15日，这是一个令中国人自傲、让世界注目的日子，是一个中华民族收获千年飞天梦想的时刻——中国“神舟”五号首次载人飞船发射成功了。此前此后采写航天的作品不少，像李鸣生更是以航天题材的写作确立了他在报告文学界的地位。解放军总装备部主办的《神剑》杂志，对航天自然情有独钟，于2003年第6期推出“载人航天专辑”，其中有陈晓东的《梦天》、舒云的《秘选第一代航天员》等作品，我们从中选取了北方撰写的《大漠飞天——中国载人航天发射实录》。此篇与时事热点关联更紧，且叙事简练，用语洁净，与对象有关的历史线索和重要段落的叙写较为清晰到位，也部分地写出某种历史的现场感，是一篇值得一读的作品。2003年，报告文学作家以实录的形式，真实反映“非典”、三峡工程、航天等重大题材，他们以自己的方式为未来历史存储了重要的史料。历史在载入这些事件的同时，也将记住这些报告文学家的名字。与以上这些叙写重大题材的作品不同，李青松的《共和国——退耕还林》所写并不无多少轰动性然而是很有意义的题材。绿色主题是一个全球性的话题，因而也是文学表现的一个基本的母题，中国的报告文学家注意到了这一点，像徐刚先前写的《伐木者，醒来》、《拯救大地》等影响甚大。现供职于国家林业局退耕还林工程管理中心的李青松，大约为自己的职业精神和作家的使命精神所驱使，写作多部与绿色主题有关的作品。我们这里所选的一篇，应该说在广度和深度方面还有待完善，但选题本身的价值、朴实的叙述以及提供的朱镕基总理与本题有关的背景材料，都是有意义的。选录此篇，表明我们对此类题材作品的倡导和期待。(www.daowen.com)

《矿难如麻》、《老年悲歌》、《灵与肉》主题取向大约可以归为一个类型，即是对社会现实问题、人的生存境遇的披露与呈示。这是纪实文学（报告文学）中最为重要的一种存在。我曾经将报告文学指称为一种知识分子的写作方式。这里所说的知识分子是以对非理性、非人性的社会存在的批判为使命，以对人类的普遍价值原则的守望为职志的精英。具有知识分子精神品格的作家，他们将报告文学的写作作为向社会所作的特别发言。从报告文学的发生史可见，报告文学是作为旧时代的批判者而出现的；从今日国际报告文学的流行潮流来看，人们也是推重揭露现实问题，反映人类命运的作品。2003年10月在德国柏林尤里西斯国际报告文学奖揭晓，获奖的三部作品是俄国女作家Anna　Politk－ovsaja的《车臣：战争的真相》（一等奖）、英国作家Nuruddin　Farrh的《昨天、明天：来自索马里难民营的声音》（二等奖）和我国作家江浩的《盗猎揭秘》（三等奖）。从获奖作品的题目，我们大致可以知晓作家所报告的信息的价值取向。在这一点上，中国报告文学与国际的潮流是相呼应的。《矿难如麻》属于“问题”类报告文学，作者是中央电视台《新闻调查》的记者，一位很是难得的优秀的女报告文学家。以前我只是在电视上看到她，她常常在采访诸如远东走私大案、李真贪污大案的专题片中出现。2004年秋在北京参加“中国报告文学第二届正泰杯大奖”暨理论研讨会，她也与会，是15名获奖者之一，以《对面坐着马向东》而获奖的。她的眼睛大大的，有一种锐利，同时也透出温和。这似乎关联着她疾恶如仇、扶危助弱的个性，有一种正义感和同情心。这种品格是很适宜于写作报告文学的，或者说真正的报告文学作家是必须备有这样的品格的。《矿难如麻》之“麻”，既指矿难的不胜其数，人们对此感受麻木也指造成矿难因素的错综复杂，还指作者因焦虑无奈而得的心乱如麻。作品有一种显见的“调查”味，显示报告文学以事实说话的真实的力量，同时作家思想元素对事象的灌注与穿透，使《矿难如麻》成为本年度最得报告文学文体精神品格的优秀之作。长江在作品结尾处写道：“中国人能否在‘原始资本积累’的过程中既发展了经济又保持住一份头脑的清醒？如果我们不能有效地控制住自己的物欲，如果我们的法制不能有效地发挥作用，那么今后等待我们的灾难也许还有许多。”这确实发人深省。一合的长篇《灵与肉——李真的堕落与忏悔》，属于反腐败题材的作品。反腐是社会关注的热点，报告文学作家的写作对此也颇多涉及，但此类写作渐见模式化的趋态。一合这篇是个例外，作者既写出李真受贿索贿等犯罪事实，又十分重视透析人物灵魂的底片。作品设置了两条线索，一条是反映李真犯罪事实的外在的线索，一条是洞悉李真心灵轨迹的内在线索。我更重视并看好人物心灵的表现。心灵的表现，这是通过检察官审问李真，准确地说应该是两者之间的对话交流完成的。外在与内在的有机合成，将李真的“这一个”充分地凸现了出来。我认为从再现人物独特性和典型性所达到的程度角度言之，《灵与肉》无疑是同类写作中更为成功的作品。曲兰的《老年悲歌——来自老父老母的生存报告》，在《北京文学》发表后反响甚大。作品的题目并不危言耸听，它客观地反映了老年人在当下的生存境遇。老年人的问题，作为一个文明社会的社会问题，它的产生既有社会老龄化本身的因素，也有人性异化的问题，还有老年人自身观念等的原因。从一定意义上说，老年人的身心状况，反映着一个社会的文明程度。因此它引起社会各个方面的关注，是很自然的。

我已说过纪实文学是一个与报告文学紧密相关的概念，但两者并不同一。在我编选纪实文学年选时，我以报告文学作品为主，但自然还应顾及与这一门类相关的其他类别。大体说来，一般的纪实文学所写题材并不考究新闻时效性的因素，在真实性的把握上也不十分严格。我们原先曾经有过一种叫做“史志性报告文学”的命名，其中一类虽写历史，但与现实的关联甚大，是一种历史与现实的对话，可以视为报告文学。另一种纯粹叙写历史事件与人物，将其称作历史纪实文学似乎更贴近一些。2003年推出的纪实作品不少，值得一读的还有《蓝衣社碎片》（丁三）、《中国知青终结》（邓贤）、《宋美龄人生的最后28个春秋》（窦应泰）等，尤其是丁三的一篇更是有些难得。这是一篇有点儿特别的作品，涉及的是特殊的历史题材。缘于此，《当代》编辑部特别慎重，报请上级有关部门审稿，获得通过。《当代》对此稿的喜欢是溢于言表的，不仅将其置于头篇，而且还专门编发了《关于〈蓝衣社碎片〉》的说明加以特别的推介。我在考虑年度纪实文学选目，征询一些作家、编辑、评论家意见时，人民文学出版社资深编辑刘茵老师也向我推荐了这部作品。“蓝衣社”在我们的意念里已经固化了，本来复杂的历史存在简化为“特务”两字。丁三，一个业余作者，该作品是他的处女作。作者通过爬梳史料，沉潜其间，试图引领读者走进历史的现场。作者并不是在做翻案文章，他只是想看个历史的究竟，还原出它的本来面目。如果我们通读这部长篇，就会觉得作者的努力是很有成效的。限于全书篇幅，我们这里只能割爱了。喜欢它的读者可找来《当代》2003年第3期一读。

我对2003年度的纪实文学作了如上的概述，这并不表示我对这一年的纪实文学深感满意。就报告文学而言，我以为现在还是它的调整期。报告文学的总量很大，包括真的、准真的、伪的、假的、杂七杂八的；好的作品有之，但应该说还不太多。长篇而见优的有之，短且优的太少。还有从总体上看，纪实与审美的有机结合，依然是一个显见的并没有解决好的问题。让我们待之来年吧。作为选编者，我希望将本年度优秀的和比较优秀的作品挑拣出来，奉献给读者。我是这样努力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