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可能与现实：走向强势的报告文学

一度曾经低迷的报告文学，经过20世纪90年代较长时间的盘整，开始以新的姿态进入新的世纪。虽然，当下不见了20世纪80年代那种出现频次颇多的报告文学的“轰动”，但是在成人阅读中，报告文学的阅读成为他们阅读总量中份额最大的一类，这已经是一种不争的事实了。据浙江省作家协会郑晓林在一次会议上说，2004年浙江读者（我想主要应是成人读者），读得最多的文学作品大多为纪实类作品，其中读得最热的是《中国农民调查》、《中国新教育风暴》等几部报告文学。从某种意义上我们可以说，2004年是报告文学年。这一年是报告文学三大奖，即鲁迅报告文学奖（政府奖）、徐迟报告文学奖（学会奖）、“正泰”报告文学奖（应该设计为读者奖）同时开评的年份。报告文学成为文坛和社会广泛关注的一种重要文体。

但是，即便是在这样一种情势中，对报告文学的存在作出另一种估价的声音，还是“分贝”很高地发出了。影响听闻的“异声”主要有三。其一来自作为报告文学重镇的《当代》。2003年第5期《当代》在推出邓贤《中国知青终结》时，作者按语道：“最初是想把真的写得更真，运用了假的手法，才有了报告（纪实）文学。遇到麻烦，又把真的说成假的，天长日久，就真成假的了。然而，在读者当它是假的同时，站在侵权官司的被告席上，法官总当它是真的。于是，歌功颂德的赞美文学和无法查证的匿名隐私文学，就成为报告（纪实）文学的必归之路。”《当代》的编者由报告文学创作中存在的某些突出的问题推延开去，以至于将报告文学作差不多全盘的否定。其二出自批评家李敬泽之口：“有一种文体确实正在衰亡，那就是报告文学或纪实文学”，“在遗忘中，它老去、枯竭。”^[11]其三由上海学者吴俊道出。吴俊在2004年1月18日出版的《文汇报》发表了题为《也说“报告文学”身份的尴尬》的文章，推断：“我相信，报告文学之名及其所指，终将会消亡。”

报告文学创作中确实存在着不少问题，有的还比较严重，应该引起我们的重视。但是指认这一文体必将“枯竭”或“消亡”，这大约只是一种感情用事式的非理性的“诅咒”。这种批评现象的出现，或导源于批评者对批评对象的以偏概全，或导源于言说者根深蒂固的先在的文体尊卑观念。我们可以观察到的事实是，对报告文学持激烈否定观点的评论家，大多来自圈外。他们更多的是在小说批评领域内有所建树，因而或许更看重小说文体，而对报告文学也许知之无多，并且存有固化了的偏见。如果熟稔报告文学的发展历史，如果充分地关注了报告文学的现实存在，如果深入地感受到了报告文学独特的文体功能，那么对报告文学就会作出更符合本真的理性的估价。在我看来，在新世纪的文学格局中，报告文学不但不会枯竭消亡，它还有可能成为一种强势的文体。

报告文学的发生发展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作为一种“时代文体”，它是基于特定时代而应运而生的特殊文体。正如现代文学家茅盾所说的一样：“每一个时代产生了它的特性的文学，‘报告’是我们这匆忙而多变化的时代所产生的特性的文学样式。读者大众急不可耐地要求知道生活在昨天所起的变化，作家迫切要将社会上最新发生的现象（而这是差不多天天有的）解剖给读者大众看，刊物要有敏锐的时代感——这都是‘报告’所以产生而且风靡的根因。”^[12]今天的时代更是一个史无前例的“匆忙而多变化”的时代。在20世纪与21世纪嬗替之际，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全面而深入的转型的进程中，在全球化已经成为一种锐不可当的大势的历史时期，中国社会正发生着并且将继续发生重大而深刻的具有历史性的变动。这是一个伟大的时代，同时也是一个报告文学的时代。报告文学作为一种非虚构的、只能对客观实在进行选择的艺术，它以对历史性现场的触摸与近距离的摄照，为今天同时也为历史，真实地全景地报道或存活社会变迁中风云际会的具有情思意味的人物、事件、现象等诸种存在。当下无限壮阔、无限丰富、无限复杂的社会现实，为报告文学提供了取之不竭的感人的或恼人的题材。这是一个报告文学大有用武之地的年代。在这样一个对报告文学来说充满着机遇的历史时期，我们的报告文学作家没有缺席，特别是一批跨世纪的报告文学家如卢跃刚、赵瑜、何建明、杨黎光、李鸣生、黄传会、王宏甲、邢军纪、徐刚、陈桂棣、胡平、张建伟、王光明、长江等，他们以报告文学家式的使命感和责任感，以被著名学者何西来所指说的“大智慧”，深入现实生活的前沿现场，采写了一批无愧于时代也无愧于报告文学的优秀作品，在世纪之交文学的园地中高擎起了报告文学的大旗。长江三峡工程是中华民族跨世纪的伟大工程，《长江三峡：中国的史诗》、《国家行动——三峡大移民》等报告文学从不同视角对它作了具有文献价值、学术价值和文学价值的深度报道。神舟飞船的发射成功，将中国人千年的寻梦化为现实，《风雨长征号》、《大漠飞天》、《中国航天员飞天纪实》等航天题材的报告文学“集束”刊发，一时成为报告文学创作中一道亮丽的风景。2003年春季暴发流行的“非典型性肺炎”（SARS），以其特有的重大性和特殊性，必将在国史中留下一页。人们谈“非”色变的可怕情形，众志成城、全民抗“非”的感人场景，也会嵌入民众记忆的深处。当此艰危时刻，许多报告文学作家以及战斗在第一线的医护工作者写作了不少真切感人，同时也耐人寻思的作品。“非典”造就的非常态，凸现出社会与人性的独特镜像。这在《北京保卫战》、《瘟疫，人类的影子》、《国难》等作品中被留存着。这些作品既有全景式的总览，也有纵向的历史溯源，更有基于作家自身体验的细部的特写性的呈现，为后人、历史学家、社会学家、心理学家等存活着差不多是关于“非典”原生态的细节。对于以上这些重大的现实题材，报告文学以外的其他文体不是没有反映，但是像报告文学这样容量深广、气势宏大的作品不是很多的。报告文学正是在这种文体比较中显示出它的特别的价值的。这样表述并不意味着否定其他文体，而只是表明在真实而又快捷并且能有较大规模地反映现实重大题材方面，报告文学确实具有其他文体所短缺的特殊优势。这是我们应该予以承认的。

现在有一种试图以“纪实文学”替代“报告文学”的观点或做法，值得引起我们的关注。有些人以为有了纪实文学的名称就没有必要再另立一个报告文学了。因此，我们在这里有必要对“纪实文学”和“报告文学”这两个概念作一辨正。在我看来，“纪实文学”不是一个关于具体的文体的范畴，它更多的时候是用以指说一种边界不清的“文类”，其中有传记文学、纪实散文、历史故事、纪实小说等。很明显在这样的类属中，时效和真实的因素被模糊了，淡化了。它既可以指向现实，而又更多地回叙历史；它既可以反映客观真实的人物事件，也能虚虚实实地写人叙事。而报告文学应是一个有所确指的具体的文体名称。从报告文学的发生史我们可知，它是在近现代新闻的基础上衍生出的一种文体，或可命名特殊的“新闻文学”。因此它的文体基因中“天然”带有新闻的属性。现实时效性和客观真实性在报告文学文体中是不能被模糊、淡化的元素，是报告文学谓之报告文学的前提。由此可见，我们是不能将“纪实文学”和“报告文学”混为一体的，此其一。更为重要的是作为报告文学，特别强调它的时代精神，强调它作为知识分子写作方式的理性精神。时代精神之于报告文学，不仅体现为它应该主要地观照现代进行时态的社会存在。历史题材的报告文学，它的成立取决于作品的意旨是否关涉历史与现实的对话。像董汉河《西路军女战士蒙难记》、钱钢的《海葬》等取事于过往、作用于现时的作品，是历史报告文学的一种“正格”。那种纯粹的历史叙写则不应该被指称为报告文学的。而且更体现为报告文学作家以当代的意识、理念把握阐释报告的对象。何建明的《根本利益》在为“百姓书记”立传的同时，也揭露了农村中黑恶势力加害群众的事实，形象具体而又深刻地反映了共产党人应该执政为民的重大主题。2004年7月9日发表于《光明日报》的《永远的红树林》，以文学颇具召唤力的叙说，在报告文学中，乃至在整个文学界，第一次直接、正面、迅捷地表现了我们时代的核心主题，即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重大的时代内容。这篇作品所写的人物及其事迹，包括“红树林”的寓意，无不指向并演绎着科学发展的时代命题。可以说《永远的红树林》所言说的主题就是我们时代的主题。我们将报告文学指称为一种知识分子的写作方式，是因为在我们看来，这一种“时代文体”它不应该只是展示现实的场景，还应该解释现实的存在；它并不只是为了歌颂才行世，尽管歌颂是我们这个时代需要唱响的主旋律，也需要对现实中存在的值得惊醒或反思的现象、问题进行理性的分析乃至批判。报告文学的批判应指向对于社会和人生的优化。名篇《包身工》无疑是以批判立意的。作为新时期报告文学的开山之作《哥德巴赫猜想》以对献身科技工作的知识分子的肯定，批判了极“左”意识形态对知识分子的否定。近期推出的报告文学《中国农民调查》或许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但作品披露的人事物象，可以唤起我们直面“三农”问题的勇气，使我们能够正视问题并齐心协力解决问题。长江的《矿难如麻》不仅报告了太多的矿难，而且揭示出的导致矿难太多的原因更令人深省：“中国人能否在‘原始资本积累’的过程中既发展了经济又保持住一份头脑的清醒？如果我们不能有效地控制住自己的物欲，如果我们的法制不能有效地发挥作用，今后等待农民的灾难也许还有许多。”曲兰的《老年悲歌》反映的是在社会文明进程中老龄化的问题。一方面社会在日新月异地进步，另一方面还大量地存在着导致老龄社会“悲歌”的不少问题。一个文明的社会对此是不能不引起重视的。凡此种种，包括新闻性、时代精神和理性精神等，对于报告文学而言是不可或缺的，而对纪实文学之类一般是不作特别强调的。将报告文学置于纪实文学中，有一种使报告文学的风骨、特性消融的可能。对此，我们是应该保持警惕的。

报告文学的精神、报告文学的风骨，对于我们今天的文学是具有特别的价值的。经济中心主义时代，文学必然地走向边缘。这无论是对于社会，还是对于文学本身都意味着是一种历史的进步。基于政治中心建构的文学中心时代，虽然文学的地位被看重，但与此同时文学失去了对它而言更为重要的自由；文学的边缘化，使得文学不再被人为地附加上过重的负担，从而使作家拥有了更多的写什么和怎么写的自由。但写作的自由并不是写作的终极目标，它只是通向成功写作的必要条件之一。也许是物极必反，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文学由过度地依附政治转至偏至个人的小天地，文学中普遍地表现出个人化的倾向，“私人写作”已经成为一代文学时尚。一些文体的写作，虽然“实验”多多，但大多只是一种个人生活的设计，私密而粗鄙，无聊而作有趣，无关现实与人生之旨。当然文学应有各种不同的存在。但是观览中外文学史，真正有价值的文学从来就是“入世”的文学，是激荡时代之声、烛照人性杂色、关注民生国运的文学。所谓“私人写作”是不大可能产生黄钟大吕式的传世之作的。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中，真正的报告文学显示出它的可贵和价值来。“报告文学作者的写字间是整个社会”。在我看来，选择报告文学就是选择一种写作态度。在文学普遍地个人化，普遍地疏离“第一现实”的情势下，作家选择写作具有品格的报告文学，也就意味着他追求一种崇高的文学精神。这是一种积极有为的并且需要作出自我牺牲的人类精神。今天看来，也许我们还不能说报告文学可以代表一代之文学，但是报告文学所表现的精神，是可以成为新世纪文学精神的标高的。一种最能体现出文学崇高精神的文体，是有希望成为强势文体的。特别是现在这样的文学时代。

报告文学作为走向强势的文体，这既有时代的因素在起着作用，同时又与特定时期文学消费者的文化心理相关。不同年龄的读者，对读物的选择差异很大。一般而言，青少年读者好读想象类情感性的作品，而成人读者则更多地喜欢读纪实类思想性的文章。今天的时代，生活的实况往往大大超过了人们的想象力，人们总想知道他所生活的这个世界的大事小事，以便为自己的生存和发展提供有益的参照。所谓全球化的时代，其基本的表征就是信息的全球化。面对这一种大势，现代人对信息了解的渴望，成为一种普遍的心理诉求。这里所说的信息，有着明确的品质规定：“最新发生”、“客观真实”是其中的要素。“读图时代”是现今的一个流行语，这意味着视觉文化已经成为一种具有主导作用的文化形态。视觉文化的兴盛，既有现代科学技术进步的推动，也有它满足或迎合了现代人“眼见为实”社会心理的激发。“吸引眼球”的文化策划，其背面还有后现代主义哲学的因素发生着作用。这种哲学观强调主体的亲历亲验，以“肉身感受”去判断对象世界。所有这些都为“纪实时代”的到来创造了一种适宜的生态。在这样的背景中，以文学的表达方式富有深度地报道具有较大信息容量的报告文学，由于它较其他文体更能满足读者的这种心理需求，所以它的存在并且发展走强，是必然的。列夫·托尔斯泰曾作过预言。他说：“将来的世纪，一般将不再虚构文艺作品。如果还有作家的话，他们将不是编造，而是叙述他们中碰巧遇上的那些有意义的，令人喜闻乐见的东西。”^[13]托尔斯泰的表述不无绝对化，但他给出的文学发展的某种走向，我以为还是很有预见性的。今天的纪实类文学，特别是报告文学的趋盛，可为他的预言作一注解。

在视觉文化时代，电视传媒无疑是“第一媒体”。其中的电视新闻杂志类节目，常常成为收视率很高的节目，如中央电视台的《焦点访谈》、《新闻调查》、《面对面》、《新闻会客厅》、《讲述》等。一般地认为这些节目分化了传统的即以文字语言为工具的读物的受众，当然也包括报告文学的读者。这是事实。但我们应当看到它另外一方面的意义，这就是纪实对受众的广泛影响力。这也是报告文学得以存在的一种共同基础。而且在我看来，电视杂志类节目对新闻事件、新闻人物、社会热点问题等作快捷、可视的报道，有些做得较好的专题，实际上可以视为另一种形态的报告。电视报告具有更为快速、更为形象直观并且有时还有现场互动等优势。但是我们不必因为电视报告的时兴而丧失对于报告文学的信心。电视报告的制作由于受到时间空间的制约更多，并且电视在我们这里作为国家主流意识形态的主要存在方式之一，需要更多地遵守一些必要的宣传规则，因而它有时不便作更为深入的挖掘。这样，它的缺少深度的平面化有时就在所难免，往往成为一时影响甚大但历时不能持久的“快餐文化”。与此相比，文字媒介，特别是作为语言艺术的报告文学，它以富有表现力的语言建构信息丰富且有思想性穿透的形象世界，会给读者带来持久深刻的影响力，读者在阅读报告文学时会形成可供从容咀嚼回味、想象内化的空间。其实电视新闻与报告文学可以实现某种互动，报告文学作者可以从新闻中获得采写的线索和对象，而电视杂志类栏目有时又会以报告文学中报道的人物、事件、现象作为选题，报告文学由此得到更为广泛的传播，影响力也会更大。电视的图像直观现在也开始为报告文学所借取，如最近获得好评的由西藏作家加央西热所著的《西藏，最后的驮队》，中间插入大量的反映西藏地理风俗人情的彩色照片。这些照片视觉冲击力很强，与语言的叙写相得益彰。由此可见，电视新闻报告与报告文学是可以相生的。

由以上有限的观察与分析可知，报告文学在新世纪成为一种强势文体不仅是可能的，而且就目前的文学格局看来，它事实上已经显示出了某种强势。但是，报告文学要真正成为一代之文学，成为一种“世纪文体”，它还必须解决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这包括文体品格的坚守，纪实与文学关系的优化等。

【注释】

[1]赵瑜：《赵瑜自述》，《报告文学》2001年第1期。

[2]《2000中国年度最佳报告文学·激荡时代强音和民族精神的佳作》，漓江出版社2003年版，第3页。(www.daowen.com)

[3]李炳银：《使命与精神》，《报告文学》2001年第1期。

[4]何建明：《关注现实是报告文学创作的鲜活生命》，《报告文学》2001年第4期。

[5]杨颖、秦晋：《不倦地探索与创新——报告文学面面观》，《光明日报》，1996年12月19日。

[6]《南方周末》，2003年10月30日。

[7]《文汇报》，2004年1月18日。

[8]参见吴调公主编：《文学学》，百花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第13页。

[9]《中流》第11期，1937年2月20日。

[10]李炳银、周百义语，见：《〈报告文学〉主编李炳银要辞职》，《京华时报》，2004年5月20日。

[11]李敬泽：《报告文学的枯竭和文坛的“青春崇拜”》，《南方周末》，2003年10月30日。

[12]茅盾：《关于“报告文学”》，《中流》第11期，1937年2月20日。

[13]转引自桑义燐《报告文学艺术初探·导言》，杭州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