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报告文学：作为一种“复调性”的存在

进入新的世纪，报告文学创作日益凸现出工业时代或信息时代的特征了。这种特征集中地体现为这一文类的写作，不再完全是一种“创作”，而同时有着作为“制造业”一种业态的特点。市场经济的规约，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地深度地制约着报告文学的生产。在转型期的社会，一方面报告文学既定的文体原则，继续影响着对报告文学的写作及其评价，另一方面，市场，这一只看不见的手，有力地制控并改变着报告文学作家的生存方式，报告文学的生产方式，于是烙有社会转型特性的什色杂呈的复调样态，就成为新千年开篇报告文学呈现出的重要的文体景观。

（一）价值取向：精英疏离与世俗亲近

言及晚近的报告文学，贯串了20世纪80年代、90年代和当下三个时段这一文体写作的资深报告文学作家赵瑜曾说：“报告文学越写越僵，文学编辑们就缺少了生命的快感，读者们就会‘换频道’，评论家如李炳银等先生就生出了去打打麻将的念头，而书摊儿的老大爷就扑向了戴安娜。”^[1]赵瑜的言说大约有些夸张。因为“数字化”的表述似乎并未证明报告文学的“越写越僵”，反而说明了“产量”的丰收和写作的繁荣。据《2002中国年度最佳报告文学》编者的“不完全统计，2001年度全国出版的长篇报告文学作品有614部，报刊、网络等媒体上发表的纪实报告类文学作品数量当10倍于此。2002年的数据估计与此相当”^[2]。依我估计，目前报告文学、准报告文学、伪报告文学，举凡冠以报告文学文体之名的作品，年产量在万篇（部）左右。这可以说是一个“制造”报告文学的时代。在我这里，“制造”或曰“机制”，是相对于“手工”的一个概念。一代有一代文学。在我看来20世纪80年代，是一个报告文学的时代。其时文体写作中，作家的“手工”的成分，也就是“创造”，主要是精神创造的成分较多；而当下的报告文学写作，其中模式化的复制比重增大了。但毋庸置疑，报告文学是现时文学格局中的主要样式之一。中国作家协会创研部自1995年起，推出“中国作家协会选本”，涉及的文类有短篇小说，中篇小说，散文，诗歌，报告文学，诗歌时有时无，而报告文学则每年都有精选本推出。

然而，从某种角度而言，赵瑜所说又给出了一种真实的状况。市场经济的时代是一个文化多元化的时代。影响及于报告文学，报告文学也形成多态并呈的局面。职业的读者（如文学编辑、评论者等），基于对“经典”报告文学的依恋与向往，对时尚的世俗化报告文学颇有微词；而业余的读者，那些以获取陌生化新奇信息、视听隐私和秘闻等为阅读快乐原则的读者，他们不太关注报告文学的“经典频道”，而对报告文学的“世俗频道”则情有独钟。赵瑜说“书摊儿的老大爷就扑向了戴安娜”，虽然有些调侃的意味，但他实际上给出了“读图时代”——视觉文化主导时代大众阅读时尚的一种形象化符号。事实上，我们现在所面对的报告文学这一文体，其间的“包身工”类意旨日益淡远，而“戴安娜”式的形象却愈加清晰。读者就是市场。读者中求取世俗化阅读乐趣的占了更多的比重。这样的状况，使得报刊在设计市场经济时代生存策略时，就自觉或不自觉地更多地迎合此类读者的需求。报告文学评论家李炳银是否是因为失却了报告文学阅读时的“生命的快感”，而“生出了去打打麻将的念头”，我未得考证。而可见的事实是李炳银先时任武汉版《报告文学》的名誉主编，尔后辞去单位原职，径自担任武汉北京联合版《报告文学》的主编了。作为报告文学评论家的李炳银，他所奉行的是精英化的报告文学观。在这一点上，他强调报告文学作家应禀具“使命和责任”，他以为：“报告文学不是献媚的情书，不是没有个性的合唱，不是个人的私语独白，不是闭门杜撰的消遣读物，它是对现实社会生活的真实接近和理性关照，是需要勇气、智慧和辛勤劳动的写作。”^[3]

但我们如果观察《报告文学》的用稿构成，就可以发现作为刊物名誉主编的李炳银，他实际把握的报告文学尺度与理想设计的报告文学标准之间有着明显的距离。刊物直接面向的是市场。作为刊物的策划者或主持人，他必然考虑刊物的生存乃至是利益的最大化。2000年第7期（总第31期）《报告文学》改版，李炳银担任主编。这一期设置的栏目有《人生舞台》、《雍和精谭》、《文化关注》、《远行走笔》、《社会观察》、《反腐前沿》、《时代风流》、《长篇连载》等，可以看出，栏目的设置考虑到多样性读者的多样性需求。在这期刊发的反映现实题材的作品中，具有精英化意味的报告文学可能没有。李国文的《拍卖宋徽宗》，以拍卖宋徽宗《写生珍禽图》的新闻事件起笔，主写历史人物宋徽宗，李鸣生的《韩国行》，为域外见闻录，《蠹虫末路》、《血波怒涛》则是破案记，而《时代风流》栏中的《京唐港和港务局长刘卫民》，是关于企业和企业家的报告。真正有报告文学味的作品是徐刚所写《黄河万里独行客》，这是一篇颇有史性与内蕴的人物传纪。李炳银及其《报告文学》，是我们了解现在时态报告文学的一个窗口。在这里我们看到报告文学的主题取向的精英化与世俗化并呈的存在。

我们曾将报告文学指称为一种知识分子的写作方式。这里所说的知识分子是以对非理性、非人性的社会存在的批判为使命，以对人类普遍的价值原则守望为职责的精英。具有知识分子精神品质的作家，他们将报告文学的写作作为向社会的一种特别的发言。因此，这种发言——报告文学写作往往表现出精英化的价值取向；作家将自己的话语身份确立为社会公理的代言人，以普遍的人类精神来省察生活现实中有悖于此的不合理的人事物象。这样，批判性就成为精英化报告文学的主题词。这是报告文学的文体传统，也是这一文体精神的基本元素。夏衍的《包身工》成为报告文学中的“经典”。造就这经典的要素中无疑关联着批判性主旨的建构。20世纪八九十年代蜚声于文坛与社会的《人妖之间》、《神圣忧思录》、《西部在移民》、《西路军女战士蒙难记》、《以人民的名义》、《马家军调查》等作品，作者以突兀的胆识，富有穿透力的批判以及有滋味的语言表达，使其成为铸造报告文学史的不可或缺的作品。

从知识分子立场看，报告文学理应是一种介入性的文体。正因为这样，所以国际报告文学名家基希以为这是一种“危险的文学样式”。在文学或整个文化渐趋世俗化的当下，我们仍然看到有一些报告文学作家自觉地履行其“铁肩担道义”的使命。何建明的《根本利益》标题似乎太过政治化，但作品的内蕴正关乎报告文学应有的理性与良知。作品中的主人公是一位纪检委副书记，他有着坚定的党性立场和自己的职业操守：惩治邪恶，守护公道；扶助弱势，为民谋福。在他看来，如果不能为不幸苦难的人们申冤，不能将邪恶腐败的人事清除，“我宁愿舍官回家跟着老父亲管苹果园去”。在我想来，具有精英化价值取向的报告文学，与一个负责任的纪检委、一个有着正义感的纪检干部之间，在某种精神层面上——即正义与良知，理性上公道等方面，是完全相通的。我们当然不能指望（要求）报告文学承担纪检司法部门的责任，但其间应有的题中之义是应该秉具的。因为这是报告文学与生俱来的一种精神传统。

具有精英价值指向的报告文学，其价值的生成导源于主体独立而富有深度的思考。这种作品的写作，作者并不追求故事叙事的本身，而是基于故事的叙事，凸现具有穿透性或辐射力的思想。应该说，思想的报告文学作家与思想的报告文学，在现在是相当稀有的。卢跃刚被视为是一个思想着的报告文学作家，此前《以人民的名义》、《大国寡民》等作品证明了这一点。最近推出的长篇《东方马车：从北大到新东方的传奇》也有这样的意味。这部作品其意义并不在于对新东方神话所作的“揭秘式”的形而下的“传奇”，而是在这一“传奇”中所负荷着的形而上的“意象文化”。这种文化具有特殊历史时期的特殊性。“怪异”一词可以概括它的独特：“新东方处处都怪异”，而凸现“怪异”的精神元素，就是“最西化”（最具现代性）与“最中化”（封建家族制）的杂糅。长篇中的第八章《母与子》最为典型地展示出了由杂糅而造就的“怪异”。“母与子”是一个耐人寻味的文化意象。这一意象的价值具有某种广谱性，它是表征转型时中国社会精神图像的一个样本。

在观察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的中国报告文学写作时，我们不难发现，作品有一种精英疏离与世俗亲近的趋态。这从根因上说，是由特定社会的某种属性所规定了的。经济时代，以社会和人们的物质发展为第一要务，思想启蒙话语（精英话语）必然让位于“经济至上”这一核心话语。我们这里所给出的“世俗亲近”一说，并不意指价值判断中的贬义，而只是一种状况的描述。“世俗”，本为与“宗教”相对应的一种指称。宗教，指向精神的至上性，世俗则更多表示着凡俗常人的生活状态与心态。现在时态中报告文学的“世俗转向”，表明作者对大众日常生活与人的普遍心理的关注。这一类作品不求取其中思想的深度，而着意于叙写现实生活中人们的状态及其普泛的心理。《中国高考报告》所报告的是一个全民关心的话题，自然引起众人的兴趣。《中国家庭钢琴带来的喜与悲》，给人观照的是望子成龙情结支配下的家庭生活场景。《中国底层访谈录》，所写各色人物有老知青、老红军、国民党老军人、老红卫兵，“北京混混”，“酒鬼高马”等等，用语多去雅就俗，以求显示所叙底层生活的原真状态。这类以“中国”命名的作品，大不同于20世纪80年代的类似命名的作品。现见作品凸现的更多的是一种状态，而此前强调的是问题。世俗化的报告文学重视对私密性、陌生化新奇信息的报道。如《爱情伊妹儿》（英儿）、《情感隐私向您谈》（何建明）、《大墙红尘——中国女子监狱调查手记》（孙晶岩）、《我在美国当农民》（唐师曾）、《“匪人”悲歌——韦氏三兄弟“文革”中的亡命生涯》（黄志谋）等，这些作品从标题就可以看出作品内在信息的指向。以上此类作品，它们由于为公众提供了更多的有关生存现实的参照，提供了更多的可以满足公众心理猎奇需求的信息，所以更能吸引读者的眼球。因此，也更为市场中的报刊编辑所青睐。在多种市场因素的合力作用下，这一类作品，也就成了经济主义时代报告文学的主打产品。这样也就形成了我们现见的报告文学的基本格局：精英化的知识分子类型的报告文学与世俗化的大众形态的报告文学的同在。

（二）信息时空：当下摄取与历史打捞(www.daowen.com)

无疑，报告文学应是一种时代的报告。从它的发生看，报告文学不是为了纯粹地记载过往的历史，而是为了及时反映处于流变中的现实。诚如报告文学作家何建明所说：“关注现实是报告文学创作的鲜活生命”。“报告文学之所以有生命力，是因为它具有及时反映现实和对现实生活的强烈渗透力；报告文学作家之所以能够有自己在文学和社会生活中的一席之地，也就在于你创作的是鲜活的生命——它便是涌动在这个伟大时代的主流生活。”^[4]但可见的事实是有一种叫“史志性”的或历史题材的报告文学存在着。历史报告文学的出现，使这一文体从其命名看来显示出一种自相矛盾的悖论。报告文学之“报告”，主要意指新闻性，故报告文学或可名之新闻文学。新闻性内含着客观真实性，传播的时效性和意旨的时代性等等。但实际上对新闻性的定量或定性的界定却是一件颇为困难的事情。一方面相对于报告的时态，报告的对象永远是一种过去时态；而且人物与事件的存在往往处于一种历时性的进程中。另一方面，具有新闻性的对象并不一定是现时发生的，它可能是一种进入了历史，但对于受众而言仍然具有新鲜感的事实。因此，历史报告文学的出现，是具有某种合理性的。但另外的问题，即史传纪实文学与报告文学文体界限的问题被凸现了出来。若说两种文体之间的区分一定是泾渭分明的，那么，就根本不会出现事实上存在着两者交叉重合的现象了。史传文学与报告文学是“边缘文体”，因而其间有同，亦有异。相异种种，在我看来，最重要的异处在于，史传文学之史就是写作的本旨，而历史报告文学之史，是作者的一种借体；即真正的历史报告文学，应该是一种历史与现实的对话。我以为20世纪80年代的不少历史报告文学，是蕴有报告文学的真精神的。如钱钢的《海葬》，在1988年时写作1888年北洋海军成军的史实，其意主要不在百年前，而在作者立身的其时其境。董汉河的《西路军女战士蒙难记》，作家将历史的沉郁的悲剧推置现实的前台，意在唤起人们的一种反省反思的意识。这是一种时代的召唤。以此观察现在时态中近似的写作，其中报告文学的文体精神稀释了不少。

历史打捞成为当下报告文学写作的一种时尚。我们只要浏览《2002中国年度最佳报告文学》的目录，就可指认这一点。目录将上下两卷作品分成五辑“历史钩沉”一辑所选4篇，无疑是历史报告文学，而分置在“国际风云”、“时代主流”辑中的《一个红色帝国的消亡——从苏维埃到俄罗斯》（叶永烈）和《黄河万里独行客——记黄万里》（徐刚），是历史材料占有多数的作品。此外“名流英姿”一辑《中国法制家——彭真的一个世纪》、《甘为春泥护落红——鲁迅与萧红交往纪实》、《“国家人瑞”齐白石》等5篇，所写大多是人物的历史故事。合计历史报告文学11篇，占总数22篇的二分之一。由这一选本可见目前历史报告文学写作之盛了。历史题材与现实题材比例的失调，这是一种值得我们关注、思考的文学现象。出现这样的现象，既有总体的社会文化原因，也有报告文学的自身状况。从文艺的景观看，小说创作中新历史小说成为小说中的重要一脉，影视作品则有大量的戏说历史之作。历史报告文学的风行，明显地受到了这种文化氛围的影响。而从报告文学主体的角度观察，沉入历史，反映了他们躲避现实的不健康的心理。历史报告文学中不少作品，纯粹地叙写历史，无关乎现实。这些作品其实称名为历史传记更合适。

报告文学文体魅力，主要来自于它对现实作出迅捷真实兼具文学与思想之美的报告。报告文学可以报告有现实意义的历史题材，但报告现实应是报告文学文体第一位的使命。现实永远是丰富多彩的，其间有美丽的，也有丑恶的，有动人的，也有沉郁的。作为现实的观察家，报告文学作家有责任摄取如火如荼，如诗如画，如歌如泣的画卷，将它们报告给人民。三峡工程壮美，许多作家写作了以此为题材的具有史意诗性的佳作。贫困令人沉郁难眠，梅洁等以《西部的倾诉》等作品，表达了对贫困地区人民的同情和对扶贫攻坚的呼吁。厦门远华一案石破天惊，《飓风行动》等作品给予了报告。但在我看来，比之于充满多主题变奏动感的新千年之初的社会生活，报告文学显得因“失血”而贫乏；比之于对历史题材的热衷，我们一些报告文学作家对现实缺少身心投入。在不少报告文学作者那里，写作只是他们的生存之道，一种活法。他们普遍地缺乏报告文学作家应禀具的职业精神，这样有深度力度的优秀之作无多，也就不足为怪了。

在我写作本文的时候，所看到的报告《百年一疫》的一些作品，令我欣喜。非典型性肺炎突袭大半个中国，它以一种特殊的方式，给国家、民族，乃至个体人性以一种破坏性的试验。非典造就的非常态，给报告文学创造了难得的感受民族精神，体察人生景象，感悟生命意义的机遇。面对非典，报告文学没有缺席。业余作者，如广东护士张积慧的现场日记，有着“第一真实”所产生的强烈的感染力。专业作家分赴抗非第一线采写，用报告文学的形式记录将来定会进入历史叙事的重大的现实事件。著名报告文学作家何建明，身处非典流行中心的北京，依凭亲验实感和投入的采访，撰写长篇《北京保卫战》，连载于上海《文汇报·笔会》上。作品分别以“来自指挥部的报告”、“SARS袭击北京之谜”、“泪流满面的日子”等为标题，从各个不同的侧面全景而深入地展示了没有硝烟却惊心动魄的北京抗非战争。这部作品既有现时信息的观照价值和巨大的情感冲击力，同时它又为未来的人们，提供了极其珍贵的关于这场非典的历史细节，具有重要的文献价值。《北京保卫战》不知能否给我们当前的报告文学创作有所昭示？

（三）语言策略：平面叙事与深度报告

写作的语言工具性决定了语言的意义。从某种角度而言，读作品即读语言。这里所说的语言并不是指文字，而是指负载着作者思想、情感等精神信息的符号。优秀的作品自有一种牵引读者的语言磁性，当我在久违了有着语言磁性的报告文学，读到《川藏线上生死劫》时，突然感受到了一种不期而遇的满足。作者党益民，这位1963年出生的武警部队作家，在报告文学的行列中尚不能视为一位资深者。我喜欢《川藏线上生死劫》这部作品的理由很简单，不是题目中“生死劫”的抢眼，而是作品语言中蕴有的引力。引力，源于主体对客体的深度体验。这部作品的成功，证明了报告文学写作中的一个通则，那就是报告文学对于作者而言应是一种亲验性或体验性的文体。党益民对川藏线上的生死劫有着一种深度的体验。他不是报告对象的旁观者，而是对报告对象感同身受的在场者、参与者，是他们的战友。他的采写，如他自己所说是和“亲爱的战友又一次经历生与死的考验，接受生命的洗礼”。正因为这样，作者不会因为对人物事件体验不足，而作平面化的叙事；作品不会因为情思分量见轻，而作语言稀释的铺写。在党益民的笔下，质朴而蕴情的语言，真切地给读者还原出人物事件存在的现场。大自然的魔力有时似乎难以抗拒，人的生命时常被它悲壮地毁灭。在这生与死的须臾间，人类以自己的智慧与力量，与自然抗衡，化险为夷，出奇别胜。人性之光在此间被点亮了。《川藏线上的生死劫》其主题是歌咏人类的牺牲精神。这是一曲壮美的悲歌，作品中“亲爱的战友”为公益公利而牺牲自己，因而也是大爱之歌。

由《川藏线上生死劫》可见，“深度的报告”，需要作者有情感的投入与释放，有思想的渗透与表达，有文学形象的内蕴与凸现。但观察近年来的作品，具有“深度报告”特质的报告文学并不多见。报告文学的“深度报告”模式逐渐被一种“平面叙事”的制式所遮蔽。

所谓“平面叙事”制式的报告文学，是一种主体淡出，讲究客观叙事的作品。这种作品更接近于就事叙事的新闻，而与蘸情蕴理的文学有着一种距离。“平面叙事”作者设计的是一种观察员式的叙事立场，追求所谓排除主观的客观真实。像反映海南楼市腐败的《绝对陷阱》和建国以来第一大走私案的《飓风行动》等作品，都给读者一种冷叙事的感觉。作者是故事的讲述者，把评判论议留给了读者。应该说这种模式是报告文学创作中的一种重要的形态，特别是相对于此前有些作品过度地抒情或论议，有着积极的意义，它得到了一些评论家和作家的肯定。有论者以为20世纪90年代以来逐渐流行的“平面叙事”式的报告文学，标示着报告文学文体的成熟。这种成熟具体表现为：“从庞大的社会问题回归到对人生价值和生命意识的探求，从现象透视转为历史观察，从二元判断改为多元思考，从强化主体意识变成强调客观实在，从煽情激越改成冷峻平静的叙述。”^[5]这一表述存在着似是而非的偏颇。它在肯定报告文学的客观叙事的同时，否定了报告文学应有的主体性，我们虽不能轻言这种说法包含着对报告文学写作的误导，但至少其中包含的观点标示着对报告文学文体特性某种忽视。考察报告文学的发展历史，可见大凡如《包身工》等优秀之作，其中无不激扬着报告文学的主体性。报告文学作家敢爱敢憎，论当所论，既报告着事实，又凸现着自我。正是客体性与主体性的有机互动，才造就了报告文学文体的独特魅力。

现在时态中的不少“平面叙事”报告文学，普遍地“失我”了。这种“失我”，与市场经济条件下报告文学主旨的世俗化转向有关，也可归因于此间过度的物质主义膨胀造成作家主体性的衰退。总之，我们见到的一些作品只是堆砌的材料和缺乏情思滋润的语言。情的感染力少了，理的穿透力弱了。作者“隐居”去了。于是一些读者就不想再读报告文学，而“换频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