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文体退化：前沿躲避与思想短缺

从绝对数量考察，90年代的报告文学或许可以被认为是繁荣的，一大批作家在制作着各式各样的报告文学，许多刊物仍一如既往地热心于刊发报告文学，如《中国作家》、《当代》、《十月》、《昆仑》等。80年代有影响的《报告文学》、《报告文学选刊》，由于种种原因而停刊，而至90年代末新的《报告文学》杂志又创刊了。从外在的各种指数看，报告文学在这一时段是丰收的。但90年代报告文学的品级下降却是一个为多数人确认的不争的事实，作品数量与质量之间的某种不成比例的情况，恰好表明此间伪报告文学的“盛长”了。

判定报告文学的真伪，这是一个颇为复杂的理论问题。依评论家周政保所说，“真正的报告文学”“必须踏踏实实地兑现三大环节，那就是细致扎实的调查采访、叙述的全方位真实、客观而又深刻的判断或分析及独特的见解”^[11]。据此作出相反的推导，那就是虚构的缺乏深刻独特的判断与见解的报告文学就是伪的。实际上，影响报告文学品质的因素是复杂而多样的。我们在这里并不想从整体上全面论述这个课题，只是结合90年代报告文学创作的实际情况，择其大要作出描述与透析。

在我看来，躲避现实前沿是90年代报告文学创作中存在的一个最为基本的问题。判断报告文学价值有一个重要的尺度，那就是可以从作品与现实关系的性质中把握创作的内在品质。诚然，任何创作中都存有作品与现实的关系问题，但这一问题在报告文学中具有特殊的命意。其一，报告文学是一种纪实性文体，因此，这就规定了作品与现实的关系是非虚构的，这是报告文学得以立体的前提；其二，报告文学的非虚构性，并不意味着这是一种持自然主义做派的文体，而是要求作者有选择地真实地反映现实，反映出现实生活中具有某种标志性意义的人物事件和现象。换言之，报告文学所报告的对象应该具有社会前沿性。90年代是中国社会全面转型的时期，是一个风生潮起，波谲云诡的历史性时段，是一个适合于报告文学生长的时代。然而，我们无不遗憾地看到大量的作品并没有真正反映出具有前沿性的生活实景；即使有些作品反映了现实的前沿景象，但由于作者没有充分地沉入前沿地带，作深入的钻探，所写浮光掠影，因而未得现实的前沿精神。90年代的报告文学对一些重大题材在报道的广度与深度方面显得明确不够。90年代的中国改革是实质性的，而且改革的环境发生了根本的变化。经济全球化既为中国国有企业的改革创造了机遇，同时又带来了严峻的挑战。国有企业改革的攻坚以及由此伴生的变化，是深刻地影响中国社会发展的重大事件。90年代的报告文学对此只有局部、零星的反映，而整体上有深度的报告则付之阙如。伴随着改革的深化和经济结构的调整，数以千万计的在岗者或被转岗或下岗失业。这是对人们心理与生活产生前所未有重大震荡的历史事件。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改革的推进是与千百万人利益的暂时牺牲相关的。其间既有着人生的艰难，同时又可看出人性的伟大。这本是报告文学作家应予充分关注的题材，但我们现在几乎看不到有关这一题材的有分量的报告文学作品。报告文学要整体地反映这样具有前沿性的重大社会题材，需要作者就一种全局在胸，高屋建瓴的宏观视野和博大胸襟，有一种不辞艰辛，进行大运动量扎实采访的勇气和能力。显然，90年代的报告文学作家在这些方面并不尽如人意。他们中许多人在题材选择上明显地避重就轻，求小弃大。与80年代相比，以集内、全景的体式报告现实重大题材的报告文学减少了。这至少实证了我们以上的判定。

90年代报告文学躲避现实前沿的另一个重要现象是对于历史题材的过度开采。报告文学是否可以面向历史取材，这在学界存有歧见。像周政保并不主张“报告文学与‘历史题材’的直接联姻”，其理由是“倒不在于‘新闻性’之类的原因，而是‘历史题材’的报告文学创作极难或几乎不可能实现‘非虚构’的叙述要求，无论是整体还是局部，特别是场面或细节的描写，在完全失去了采访当事人的情况下，要实现既是‘报告’又是‘文学’的具体生动的‘非虚构’叙述，几乎是不可能的”^[12]。而李炳银则充分肯定了报告文学“历史化”的方式：“作者们对现实生活的关注而把视角有意识地扩展到历史文化领域，由此报告方式产生出一种新的报告文学形态，我把这样形态的报告文学称之为：史志性报告文学”^[13]。在我看来，历史题材的报告文学一说是可以成立的，但它必须以两个条件为其前提。其一，作品所写必须是“非虚构”的，是一种历史的原真；其二，作品的题旨必须具有某种现代意蕴。这种现代意蕴本于历史，又指归于现实。正如艾略特所说：“历史的意识又含有一种领悟，不但要理解过去的过去性，而且还要理解过去的现存性”^[14]。历史报告文学应当是现实与历史对话的一种特殊文本，作为这一品类的作家应具有穿透时空，沟通今昔的历史统摄力：“把过去同一个新颖的现在联系起来，人们才能导引这个过去，通过最认真的探索，把迄今为止还隐藏着的奥秘揭橥出来”^[15]。

问题不在于报告文学能否叙写历史，而在于作者以怎样的心态去作历史题材的报告。在我看来，90年代作家热衷于历史题材作品的写作，潜隐着一种遁入历史而回避现实矛盾的不健康心理。从历史题材作品本身看，像麦天枢、王先明的《昨天——中英鸦片战争纪实》、张建伟《温故戊戌年》、李鸣生《走出地球村》等作品，都具有深厚的历史况味和启思省人的现代意义。但从90年代报告文学创作的全局看，一方面是趋之若鹜地大举吞食历史，另一方面是许多重大的现实题材少有力作加以报告。这就不能视为一种正常的创作现象了。报告文学或可名为新闻文学，新闻性是其重要的文体规定性。突入社会，反映现实，干预生活，是它主要的文体使命，报告文学作家远离现实而亲和历史，这固然有其无奈的一面，但自觉地选择逃逸，这是与报告文学的文体精神相背道而驰的。这种情势象征着报告文学文体的某种蜕化。这正是90年代报告文学创作中存在的一个不可忽视的问题。

平淡浮泛，这是90年代现实题材的报告文学给人留有的普遍印象。阅读的失望在于这一时期缺少那种大器的富于思辨的具有很强的思想穿透力的黄钟大吕式的作品。这种现象的背面潜藏着诸多的原因，而主因毋庸讳言则导源于创作主体思想的匮乏。主体思想的平庸，势必导致作品思想浓度的稀释。这样作品的平淡浮泛就在所难免了。

我们说报告文学是一种典型的知识分子写作方式，其中就包含着思想性之于这一文体写作具有重要的意义这一层意思。从事报告文学写作的作者，应该是一群具有思想者质素的人；而优秀的一流的报告文学作家，无疑应该是卓尔不群的思想家。报告文学作为一种边缘性的文体，它不仅应该叙事述情，而且还需要有一种杂文式的思辨论理。胡风在30年代就曾指认：“‘速写’，就是这种杂文底姊妹。”他认为这两种文体“是有着同样的社会基础和同样的社会意义的”，它们同样地“反映并批判社会上变动不息的日常事故”^[16]。与杂文一样，优秀的报告文学需要有作家深刻的思想给予全面的支撑。

90年代具有思想者质素报告文学作家的较少，与特定的社会大文化背景有关。“90年代大部分的中国知识分子选择了‘专家’这种职业化的身份，不再对社会发言，不再关注‘沉默的大多数’的生存状况，并且把这种选择当作进步”。“责任感的丧失意味着尊严的丧失，责任感的丧失意味着灵魂的缺席。没有责任感也就没有人格力量，没有责任感也就没有思想的穿透力，‘知识分子’变成了一个被抽空的器皿”^[17]。或许会有人认为余杰的指说夸大了事实的严重性，但我以为他所言说的事物的趋势是符合实情的。在一个思想性资源普遍短缺的语境中，我们当然不能指望有批量的思想家式的报告文学作家的生长了。思想的深刻需要有一个理性的但又能自由言说的场景，包括报告文学在内的大散文的写作，作者应有一颗高尚和自由的心灵。萨特在《为了什么写作》中曾经指出：“写作的自由包含着公民的自由，人们不为奴隶写作。散文艺术与民主制度休戚相关，只有在民主制度下散文才保有一个意义。”^[18]但在这里有一种颇为片面的观点，即把思想性生成所需有能够自由言说的场景，仅仅指称为社会环境。其实，自由言说的场景中还包括不可或缺的主体的心境。因为即使是在一个高度民主化的社会体制中，也不可能人人都成为思想者；反之，即使在一个专制的时代里，也会有思想家的诞生。中国90年代文化的多质性，决定着这是一个相对宽松的言说时代。因此，90年代报告文学思想性的缺乏，主要的还应该从写作主体本身寻找原因。如余杰所说，“没有责任感也就没有思想的穿透力”。报告文学的文体力量生成于作家对于现实的关怀之中，而这特别需要作家有一种沛然盈溢的人文精神和义不容辞的社会责任感。思想的活力来源于对社会现实探索性的关注。一个面对现实无动于衷，或只是表象地观照生活，或干脆逃避现实的作家，是与深刻的洞察力与思辨力无缘的。比之于80年代，不少报告文学作家的社会焦虑心明显地释然了，相应地社会责任感也淡化多了。这样思想原创的思维机能也就大为弱化了。虽然他们还依然写作名为报告文学的作品，但这些作品或类似于有关企业或企业家的现代神话，或就是某地区某部门某个人典型经验或先进事迹材料，与真正的报告文学相去甚远。

有一种评价90年代报告文学的观点并不能让人完全接受。有些研究者认为，相对于80年代报告文学意气用事的情绪化而言，90年代的作品显得理智而客观了。“从庞大的社会问题回归到对人生价值和生命意识的探求，从现象透视转为历史观察，从二元判断改为多元思考，从强化主体意识变成强调客观实在，从煽情激越改为冷峻平静的叙述”^[19]。这样的表述反映了90年代报告文学创作的基本状态，但将“强化主体意识变成强调客观实在”等简单地视为一种“成熟”，就不能使人苟同了。在我看来，90年代报告文学重要缺失之一就是主体意识淡化，而这又关联着主体思想的贫乏。有一种误解显然存在着，这就是将报告文学的客观真实性与作者的主体性对立了起来。其实这是两个既有着联系但同时又各有特指的范畴。报告文学的客观真实性主要是指文本与报告对象之间的关系，而报告对象不仅主要指客观生活，而且也包括报告主体，报告文学的读者既要了解生活的事实，也要知道作家对于事实所作的论评与思辨。因此，一部作家主体淡出的作品，非但不会有益于真实感的增强，反而会因主体不应有的缺席而弱化对于读者的召唤力。有分量的报告文学，必定是体现着主体激情和思想深度的作品。周立波在评价国际著名报告文学家基希时曾指出，基希“并不是事态的旁观者。根据确凿的事实，他表露出他的有着正确的世界观和批评意见，要是碰到颠倒、误错、不公，甚至残酷的事，他毫不掩饰地流露他的激越的正义感，他原是最有名的一位激烈的报告文学家”^[20]。由此可见，一个选择了报告文学作为自己向社会发言方式的优秀作家，他不应该让自己从作品的前台隐去。

90年代的一些报告文学作家，在“回归历史”成为某种写作时尚时，他们卷入现实，写作反映现实问题的作品，这是很值得肯定的。但他们写作的一些作品自觉或不自觉地淡化了主体意识，纯粹成为现象的描述和材料的陈列。间或也有主体出场，但所表现出的思想深度并没有到位。吴海民是90年代一位重要的问题报告文学作家，与80年代同类作家中的优秀者相比他所欠缺的正是一种精警而富有深度的思想。这并不意味作者本身没有思想深度，而是说由于作者尚没有完成对于材料的咀嚼深思从而没有获得一种人所未及的洞察力和穿透力。黄传会无疑是90年代优秀的报告文学作家，对于弱势人群的深情关怀，对于采访的严谨扎实等，生成了他创作的某种优势。但我们读他的《“希望工程”纪程》、《中国山村教师》等作品，同样明显地感到缺乏应有的思想精彩，其间更多的只是故事中溢出的深情崇敬和焦虑忧思。这无疑影响了这些作品的深度。

90年代是“状态型”报告文学风行的时期，其中有些作品展示现实中的一种另类性存在，以唤起接受者对社会问题的关注。但这些作品由于主体思想的短缺，批判精神的萎缩，使之成为具有某种消遣性的大众文学。如果说，展示问题也就意味着批判，那么这种批判就如范培松所指出的那样是“泛批判”。“泛批判的关键在于‘泛’”，“其矛头所向是泛指，对象的泛化，可以减少许多不必要的麻烦”，但“泛批判导致了报告文学批判的钝化。”^[21]因此，泛批判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一种伪批判。这与报告文学主体本有的批判精神并不一致。

90年代业已成为历史，我们只能评说它，而无法将其改写。但历史之流汩汩不息。我们期望21世纪的报告文学作家能更多地触摸现实，具有一些更深邃的思想。作为一种知识分子的写作方式，报告文学应当在参与新世纪人文精神的重建中，实现这一文体应有的价值。

【注释】

[1]吴方泽：《报告文学之困境》，《文艺报》，1997年1月21日。

[2]张春宁：《报告文学怎么了——关于报告文学现状和前景的一些认识》，《文艺评论》，1995年1月。

[3]杨颖、秦晋：《不倦地探索与创造——报告文学面面观》，《光明日报》1996年12月19日。

[4]《契诃夫论文学》，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版，第35页。(www.daowen.com)

[5]周政保：《非虚构叙述形态——九十年代报告文学批评·自序》，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

[6]周政保：《非虚构叙述形态——九十年代报告文学批评》，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第52—53页。

[7]周宪：《超越文学——文学的文化哲学思考》，上海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25页。

[8]卢跃刚：《我有话要说》，《中华文学选刊》，1994年3月，第112页。

[9]转引自《中国作家》1993年第3期，《本刊优秀报告文学和中篇小说评选颁奖综述》。

[10]吴海民：《中国敏感地带·后记》，四川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11]周政保：《非虚构叙述形态——九十年代报告文学批评》，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第54页。

[12]周政保：《非虚构叙述形态——九十年代报告文学批评》，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第21页。

[13]李炳银：《当代报告文学流变论》，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281页。

[14]艾略特：《传统与个人才能》，收入戴维·洛奇编《二十世纪文学评论》（上），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

[15]《现代西方史学流派文选》，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01页。

[16]《关于速写及其他》，《文学》第4卷第2号，1935年2月。

[17]余杰：《我们选择什么，我们承担什么——从昆德拉和哈维尔谈起》，《今日思潮·北京文学随笔纪实精品》，吉林文史出版社2000年版。

[18]萨特：《为什么写作》，收入戴维·洛奇编《二十世纪文学评论》（下），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

[19]杨颖、秦晋：《不倦地探索与创新——报告文学面面观》，《光明日报》，1996年12月19日。

[20]周立波：《谈谈报告》，《读书生活》第3卷第12期，1936年4月25日。

[21]范培松：《论90年代报告文学的批判退位》，《当代作家评论》2002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