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精神坚守：另类现实的关注与批判

毋庸置疑，90年代的报告文学与70年代末期到整个80年代的报告文学，在整体上，并不在一个层级上。这是我们必须承认的一个事实。但这并不应该成为我们无视90年代报告文学存在价值的一个重要理由。事物的发展进程并不是线性的，文学史的运动也总是此起彼伏，峰谷相依。单从思想文化史角度而言，90年代的报告文学，就为我们摄取了这一时段中国社会发展的一段风景，留存了一份关于知识分子精神史演变的档案。现代真正意义上的报告文学，是一种属于知识分子写作的文体。自然，90年代的报告文学描绘着此间知识分子的一段心路历程，反映着他们的思索、进取以及某种无奈，甚至也能从中看出他们中一些人的蜕化。

科学地评估报告文学，需要有一种合体的价值尺度。报告文学是一种边缘性的文体，试图以一言以蔽之曰的做法对这种文体加以限定，显然是不可能的也是不必要的。但从报告文学发展历史中形成的某种文体精神、文体品格，是客观地存在着的。它是我们考察评价报告文学的基本尺度。何谓报告文学的文体精神，文体品格？对此的解答可能会莫衷一是。我以为评论家周政保的若干表述多有可取之处。他以为：“凡富有时代的前沿精神，能深入审察人的生存状态及社会前景，做到卷入现实而思考现实，并将精辟独到的见解贯穿于真实可靠的叙述之中，也就称得上是找到了报告文学创作的灵魂。”^[5]对报告文学，周政保特别强调两点：“一是报告文学的‘非虚构性’”，“二是报告文学的社会性、批判性，以及与社会性、批判性相关的公众意识。”他认为“这是报告文学创作的灵魂，是必须坚持的文体精神”^[6]。报告文学的非虚构的方式，通过对现实的深度的切入钻探，真实而又理性地反映社会的当前状态及其发展趋势，讴歌社会公理、正义、人类理想，批判那些反人类、反人性、反真理的丑恶的存在。90年代的报告文学，并不是指它的全部，甚至也不是说其多数，但确实有一批作品在承继这一文体优良传统，反映当下的现实生活时，坚守了报告文学所应禀具的品格精神。

阅读90年代的若干报告文学作品，我们会获得一种沉重感。我不无偏执地认为，沉重感之于优秀的报告文学也许是不可或缺的。在我看来，具有沉重感的报告文学作品，在某种程度上也就意味着作家对于生活沉入达到了相当的深度；沉入，便会负重；负重的作品才会有它的分量。报告文学并不是因为需要低眉浅唱、吟风弄月才出现的轻浮文体，负重仿佛是它的重要的文体使命。

具有生活分量的作品可见于整个90年代。80年代中后期报告文学社会功能的过度的扩张，使得这一文体及其许多知名的作家，在特定的社会情形中陷入了某种不自在的境地。90年代初期，是报告文学创作的一个调整期。作为对80年代报告文学功能扩张的反拨，此间的作家走向了另外一个极端，人为地弱化报告文学应有的文体功能，使报告文学差不多类同于一般浮泛的新闻报道。正是在这样一种背景中，进入我们阅读视野的李存葆、王光明合著的《沂蒙九章》（《人民文学》，1991.11），为我们在失望中带来了欣喜与希望。《沂蒙九章》是处于低谷期的报告文学中少数具有高品质的优秀作品之一。这部作品并没有机械地成为主流话语的某种注释，也不是以折损主体的能动性为代价的所谓的主旋律作品，它正如编者在编发作品时所说的那样“这颤栗发烫的文字，是血的潮动与真实的结晶”。《人民文学》在创刊40多年中，首次差不多以整刊篇幅推出这样的作品。在我看来，阅读《沂蒙九章》，这凝结着创作主体生命激情（“血的潮动”）的作品，会使我们产生“颤栗发烫”的深度感染。“颤栗”者，其间必然具有某种撼动人心的力量。《沂蒙九章》撼动人心的并不是高大全式的伟岸的英雄人物，或是让人陶醉的升平景象，也不是所谓耸人听闻的揭秘或是声色俱厉的批判。依照庸俗文学评论的观点，这是一篇“歌颂”类的作品，但其实并不如此，因为此间也有批判与否定。作者的用意并不在于浅层的两极对立式的歌颂或是批判，他们所要企及的是让厚重生活本身撞击读者的心灵。作品叙写了沂蒙山区的人民在改革开放时期的伟大业绩。这是一片创造奇迹的热土，它不仅创造物质，更创造精神。作者所特重的是对沂蒙精神的触摸与挖掘，是对沂蒙人人生况味的提取与凸现。他们避免了同类作品那种只注重再现有形的物质辉煌，而抽空人的精神存在；只注重当下的业绩，而割断历史血脉的做法，而是将人、历史、现实有机地焊接起来，将现实的存在倒映在宏大的历史场景之中，用以实证今日沂蒙的巨变正导源于沂蒙精神的历史性积淀。沂蒙精神作为一种颇富历史意义的存在，它就意味着负重与奉献。在风雨如磐的战争年代，沂蒙人用山脊一样的肩背支撑着中国革命，用鲜血与乳汁滋养了一代革命的将士，这是何等的可歌可泣；然而建国数十年间这里却依旧贫困，当年作出巨大牺牲奉献的人们曾经被人遗忘，更有甚者招致了不公正的对待，这又多少令人可叹可悲。《沂蒙九章》就这样既具有历史的崇高，又具有历史的悲情，既让人感奋，又让人沉重。它以复合的主题与多重的滋味，造就其独特的厚重。

90年代一些反映教育题材的报告文学，读来也让人欷叹息，心情沉重。此前的力作《神圣忧思录》已使我们有过这样的一种体验。原本是造就民族希望的太阳底下最光辉事业的教育，一度时期竟以其地位的低下而招致人们的唾弃，这着实发人深省。与《神圣忧思录》相比，90年代的这类作品所反映出的作者的视界更加开阔，其视点由主要关注教师拓展到既关注教师更关注学生，而且作者将教育与贫困关联起来，取一个特殊的角度，反映中国社会所存在的“另类”景象。部队作家黄传会的《“希望工程”纪实》，以极其质朴的笔墨叙写了具有特殊意义的教育工程情形。“希望工程”无疑是充满希望的，而“近几年来，我国平均每年至少有一百万名儿童因家庭贫困而失学”的事实让人深感问题的严峻，每个善良的关心民族命运的人们，面对着“一百万双饥渴的目光”，心中该会装下几多沉重？他的另一篇作品《中国山村教师》如其所说是“献给用自己的脊梁负载着中华民族重托的山村教师们”的。山村教师他们精神伟大而物质困顿，他们用自己的生命支付着社会的欠账，以自己的清贫换来了山村文明之光的传承。读这样的作品，我们自然为人物精神的崇高而感奋。然而，又岂是一个感奋所能了得？作品所提供的若干细节不能不引起我们深刻的反思。一个获得“希望工程园丁奖”的山村教师参加表彰会，“来北京的路费还是找人借的”，因为“她已经好几个月没领到工资了”，而乡里却“在建商业街，又买汽车，钱不够，就把老师们的工资也顶上了。”读这样的文字，我们除了对山村教师怀有深深的同情之外，更多的就是对自私的负罪的“乡里”愤慨了。晚近何建明推出的长篇《落泪是金》，在题材方面具有独特的新闻性。作者首次用报告文学的形式系统而深入地报道了贫困大学生的生存境遇与心理世界，作品中有许多材料看起来具有传奇色彩使人难以置信而实际上又是真实的事实，这些对吸引阅读有着很大的刺激作用。但我以为《落泪是金》最值得称道的并不是这些，而是通过叙写颇具特异性的题材，反映了如箴言式的文题所蕴含的主旨。“落泪”是苦难的一种象征，而苦难是人生的一笔财富。在我看来，“落泪”的并不应该仅仅是贫困的大学生，也包括全体的我们，因为在这里，“落泪”并不表示着对命运的屈从，而是意味着负重与责任，意味着自强与奋进。生命不能承受之轻，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亦然。当我们歌舞升平之际，不应该忘却我们的责任。正是在这一点上，满蕴沉重之味的作品显示着它的特殊意义。(www.daowen.com)

我们说报告文学是知识分子的一种写作形式，这是因为这种文体比较直接地表示着知识分子部分的社会使命。这里所说的知识分子并不指通常所谓的某种文化程度的象征，也不表示只具有某种专门职业技能的专业人员，而是指以社会关怀为业，以社会批判为己任，以提升人类境界、优化人类理想为终极目标的独立而自由的主体。“文学最基本的功能在于它所持有的社会文化批判本性”，“知识分子（包括作家）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文化阶层的力量，其历史作用乃在于他们实际上所承担的文化批判者的角色”^[7]。立定于这样一个理论支点上，作为一种典型的知识分子写作方式的报告文学，其理性批判的功能就是不言而喻的了。90年代的部分报告文学对于这一文体精神品格的坚守，在某一层面上来说，就是指一些报告文学作家没有放弃自己的社会责任——通过对于现实生活中存在着的一些丑恶、阴暗、反人性、反真理的人事现象的暴露剖析，以引起人们警醒反思，指望疗救，从而完善优化社会。

思想启蒙，文化批判，在90年代已不再是一种社会时尚。对物质利益的追逐，对新兴的网络文化的向往，以及由通俗的感官的大众文化泛滥等所导致对享乐主义的亲和等等，无不给予思想之剑峰以重挫。正是在思想者式的报告文学作家相当匮乏的一种情势中，那些坚守思想阵地，在与现实的深度的撞击中，给予现实干预的报告文学家显得十分的难能可贵。这些作家尽管人数甚少，但他们的意义却是卓尔不凡的。置于20世纪报告文学发展史的视界中考察，其意义就更加显见。他们至少赓续了报告文学那种关怀现实，干预现实，批判现实的文体精神。从主体的精神品格看，从作品与现实的关系看，卢跃刚无疑是90年代最为重要的报告文学作家之一，他的作品主要有《辛未水患》、《长江三峡：中国的史诗》、《以人民的名义》、《讨个“说法”》、《大国寡民》等。卢跃刚的作品表明了作者对重大题材的职业敏感，表明对弱势人群的仗义执言的精神关爱，对正义的维护与呼吁。在卢跃刚这里，作者与文体成为了最佳配对，报告文学不能没有卢跃刚这样的作家，卢跃刚也需要报告文学，或者说是将其首选用以作为实现人文知识分子生存价值的重要方式。卢跃刚之所以要写作，之所以不写商人、经理、明星之类的题材，他倾心于写那些多少带有些“涉险”的作品，因为在他看来，他写作报告文学原动力来自“我有话要说”：“咽喉被一股力量强有力地扼住了。我有话要说！我必须说！直截了当地说！于是，我拿起了报告文学这柄剑”。“我感到，小说在这个时刻，突然变得那么苍白无力。这时，更需要清晰明快的事实陈述，更需要刀刀见血的逻辑力量，更需要直面现实的理性精神。我只能把小说珍藏起来，先把堵在喉咙里的话说完，用报告文学的形式说完”^[8]。卢跃刚认定“报告文学的文学功能与其他文学门类不同，时时处处都应逼近社会、逼近人生”，“报告文学正是建立在‘希望’和‘良知’这一基础之上的”^[9]。卢跃刚的报告文学无疑是一种最为逼近社会、逼近人生的，基于的社会与人生希望的实现，正是以人类对于良知的亲和为其前提的。而良知有时是一种易碎品，它需要有理性的人类倍加呵护。

卢跃刚所致力的是通过对野蛮、邪恶等的揭露抨击表示着对文明、正义、良知等的诉求与声援。卢跃刚差不多是个特立独行的报告文学作家，当正义、良知最不应该缺席或缄默，但常常缺席或缄默的时候，卢跃刚出场了。《以人民的名义——一起非法拘禁人民代表案实录》，充分表征了卢跃刚作为报告文学家所禀具的品格与气质。在我看来，作为知识分子一种写作方式的报告文学，其作者角色差不多就是社会公理的代言人和民意的发言人。因此，优秀的报告文学作家，可以说是在“以人民的名义”写作。中国改革开放的一项十分重要的成果就是人民作为国家公民的意识有了某种程度的自觉与强化。国家公民这一话语，在汉语语汇中出现大约只有一百多年的历史。中国封建统治历时久远所造成的强势，使奴性成为中国国民性中某种重要的劣根性。《以人民的名义》中的主人公颜跃明的意义在于，他以现代的方式——以人民代表联名的方式，对不称职的市长提出“罢免”。这是与现代官僚的一种短兵相接的交战，是对人民代表权利的一种真正的实践，同时也是对封建奴性一次彻底拒绝。然而就是这样一个以人民的名义行使人民代表合法权利的颜跃明竟遭打击迫害，被罗织罪名，蒙冤下狱。这样的事件发生在90年代，足以令每个思想者深省。作为报告文学家的卢跃刚，他的意义则不仅在于他也以人民的名义为人民代表个人申冤鸣屈，而且更在于他对现代语境中报告文学作家的行为准则作了一次可资借鉴的成功实践。《以人民的名义》涉及一个敏感且复杂的政治题材，由权力网络所建构的坚硬外壳是极不易于攻破。国际报告文学的重要作家基希曾说，报告文学是一种危险的体裁。卢跃刚的作品所涉及的题材无疑带有某种危险性，而他令人敬重的正在于通过“涉险”体现了报告文学作家维护正义良知的崇高精神与敢于碰硬的社会批判的勇气。这一点在精神佝偻习见的90年代报告文学那里，特显亮丽不俗。

对于报告文学文体精神的坚守，也可见于90年代的问题类作品。90年代的问题报告文学，其规模与深度当然不能与80年代的相比拟。但这类创作中所反映出的作家对于现实的关注之切，忧思之苦，并由此形成的批判性差不多是近似的。我们虽不能说报告文学一体是为问题的报告而备的，但毋庸置疑由对问题的发现观照进而到对问题的剖析思索所形成的主题的批判性设置，不能不说是报告文学的重要体征。吴海民是90年代较多地写作问题报告文学的作家，他的许多作品如《中国新闻警示录》、《书号“魔方”》、《大陆音像圈》、《扫黄的困惑》等，“大都针对一些中国特有的‘怪胎’”^[10]。在这些作品中，吴海民通过大量的访谈和资料的收集，比较具体地反映了90年代中国社会某些令人触目惊心和发人深省的现象与问题。尤其是《中国新闻警示录》第一次用长篇报告文学的形式，对中国新闻界存在的深刻的“道德危机”作了详尽的描述。“防火防盗防记者”的新民谚不无讽刺意味却也真实而严峻地反映了新闻腐败的现实。新闻的腐败不仅导致“新闻生命的自戕”，而且在某种程度上也意味着社会警戒系统的失效。一个有效的新闻系统存在的价值，不仅体现为它具有信息传播功能，而且也体现为它作为社会“雷达”，对社会各个构成要素起着舆论监督的作用。因此，新闻腐败给人的警示并不只限于新闻界，而广及全社会。导致新闻腐败的原因，在作者看来是由于没有相应的制约和监督。由新闻这一个案，作者再一次推导或实证了一个具有普泛意义的社会真理：“没有制约和监督的权力将导致腐败。绝对没有制约和监督的权力将绝对导致腐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