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生态变异：八九十年代报告文学的“语境”比较

在论述90年代转型期的报告文学时，人们往往将它与此前新时期的同类创作相比较，以此显示对象所具有的落差。诚如学者所言，前者轰动，后者相对冷寂。“轰动”是事物外在的景观。造成作品轰动的原因有许多方面，一般来说，它当然主要在于作品本身，在题材思想与艺术传达等方面臻至了相当的高度，但同时也与作品发生的特殊时代语境紧密相关。轰动是一种效应，它总是与某种“场”的存在作为条件的。70年代末至整个80年代的报告文学的潮涌，与其说是这一文体的轰动，毋宁说是当时特殊的文化生态与报告文学交互作用所产生的某种共鸣。90年代前的新时期，中国社会的显著特点是政治、经济、文化的同构性。这种同构性，是当代中国的一种普遍性的表征。政治同化，制约着当时的社会文化生态关系。文学是政治同化的重要对象，作家当然被改造，这种改造的旨归在于使作家中心化，即与主流意识形态话语保持高度的一致。因此，可以这样认为，中国当代文学所出现的轰动，其实主要并不在于文学本体，而是文学对主流话语——政治话语霸权的一种认同与回应。文革终结，中国社会开始进入改革开放的新的历史时期。此间改革主要是观念性的，或精神性的。解放思想，更新观念，实事求是，是当时的时代流行语。相应于此，文学，特别是与现实社会关系密切的报告文学，其所表现的基本主题就是时代的主题；作家，特别是报告文学作家，作为一种典型的人文知识分子，他们所具有的兼济天下的抱负与强烈社会责任感，使其自觉地通过创作回应主流话语所要求表达的时代精神。新时期的报告文学作家，就其整体而言，是相当的政治化的；他们多数居于政治中心地位，对于当时国家的政治中心命题以报告文学的形式进行演绎。

改革，首先作为观念性的一场革命，在当时特别需要一种思想的启蒙。报告文学作家承担了其中部分的使命。他们的作品将在非常年代被抛弃的常识与公理加以重新的确认与肯定。徐迟的《哥德巴赫猜想》是新时期报告文学的发轫之作。在报告文学的发展史上具有某种标志性的意义。设若将其置于90年代的背景中，那它轰动的可能性应该说是很小的。它轰动于常识匮乏而时代又亟须常识的年代。它所肯定的是曾经被唾弃的公理，即知识分子以及科学技术的意义与价值的被确认，是现代社会文明与进步的一个重要标志。报告文学作家所作的思想启蒙的另一件重要的工作，是通过对于社会现实中某种矛盾与问题的披露与揭示，使人从某种麻痹自乐的病态中得以警醒，从而思索社会改革与现实优化的方略。报告文学的优长与生命在于它的真实，而艺术与文学的真实在一个专制的体制中只是一个不可企及的神话，文革中更有反对写真实的律令，生活需要的只是粉饰。一个充满着危机而只能用粉饰使人满足的社会终究是颇为荒唐的。即使是在国民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的文革，我们所听闻的仍是莺歌燕舞，形势一片大好的颂词。而真正的文学家，当然如契诃夫所说的“不是糖果贩子，不是化妆专家，不是给人消愁解闷的，他是个负着责任的人”^[4]。他们重要的责任就是要把生活的真相，社会历史演进的本貌如实地报告给他的人民。新时期的报告文学作家处于社会走向开放解禁的时代，当文学的真实成为可能，而报告文学又特别需要真实的时候，他们便将现实中另一种发人深省的存在凸显在读者面前。《人妖之间》将劣迹昭著的大贪污犯及其生成的环境作了令人惊讶的透视。《三门李轶事》中披露的党员被群众拒绝的事件，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党和人民群众的关系问题。《神圣忧思录》、《西部大移民》等“问题报告文学”，以对现实的碰撞与剖析，激起了读者的强烈反响。这些作品的意义在于引导读者走出顺向的思维的定势，对现实作思索性观照，从而构建一个独立的思想着的主体。思想启蒙是80年代中国社会的时代主题，其时的报告文学部分地参与并承担了这种宏大的历史使命。这样许多作品的轰动也就是必然的了。(www.daowen.com)

物迁人异，90年代的中国社会究竟不同于此前十余年间的存在了。转型期的或曰世纪末的社会图式以其前所未有的复杂性与多样性呈现在世人面前，高度一体化的神话已经或正在被消解。政治、经济、文化的异质性成为社会的显性特征。社会的改革正由观念的层面转向实践的层面。经济的多样化与经济中心地位的进一步确立，促使着技术中心主义的高涨。准网络时代世俗的大众的文化进一步遮蔽人文的精英的文化；思想启蒙的旗帜似乎并不依旧高扬，对现实社会的普遍的精神关怀，渐次让位于对于个体利益的趋重。社会异质的建构，极大地拓展了个人活动的空间，人的自由度获得了空前的扩大。相应在对个体的关注，对物质的崇拜，逐渐弱化对人类理想的倾心，对于社会公理的求取，躲避崇高，成为某种时尚。90年代关于人文精神的大讨论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中发生的。知识分子，主要是指人文知识分子，在经济中心、技术中心的年代里被边缘化。这种边缘化，一方面使得知识分子获得了更多的思想自由与精神独立，另一方面边缘化的时代，知识分子的社会激情正在冷却，那种作为人类普遍价值以及良知、正义等代言人的思想性知识分子十分匮乏，于是人们就有了寻找知识分子的呼吁。在一个普遍缺乏精神性资源的年代，自然就不会涌现需要深刻的思想作为前置条件的若干的一流报告文学家，和批量的一流的报告文学作品。同时，在这样一个年代，即使有个别优秀报告文学作家（其他作家亦然）写作了个别的优秀作品，也不会出现掌声如潮的整体性的轰动现象。在我看来，从一定意义上说，轰动是一体化的产物。90年代政治、经济、文化的异质性，使文学的轰动失去了共鸣谐振所需的同一性。文学不再居于社会的中心地带，作家不再被人顶礼膜拜，作品也没有了洛阳纸贵的盛况。从社会整体而言，文学的历久轰动，也许并不是一件正常的事。文学就是文学。文学的边缘化是一个正常社会的必然现象。文学的中心化以及由此造成的文学功能的超重，会使文学的发展陷入一种尴尬的境地。因此，我们没有必要从报告文学是否轰动来评价报告文学的成败得失。让报告文学回到报告文学，从本体的维度来观照这一文类的内在流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