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文体转型：走向开放的报告文学

“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于时序。”^[37]百年中国报告文学因为社会文化生态的演化而居于不断的流变之中。从文体渊源的角度视之，报告文学关联着新闻和散文。报告文学从新闻中分化而出，它的文学化（主要是散文化），使之逐渐成为一种具有新质的文学形态。报告文学文学化的进程由于战争环境的制约与需要，也由于特殊的政治文化的影响，主要向着通讯化的方向发展。通讯化的报告文学体式比较简短，内容比较单一，主题取向明确；通讯是一种导入了文学因素的新闻样式，因此通讯化的报告文学也有文学（散文）的精致与情采。报告文学的小说化是新时期前期这一文体的一个重要体征。早在30年代茅盾在他著名的《关于“报告文学”》的专论中，就对报告文学的小说化作了阐释，认为：“好的‘报告’须要具备小说所有的艺术上的条件，——人物的刻画，环境的描写，氛围的渲染等等。”^[38]但其时及其后小说化的报告文学作品并不很多。而到新时期初期，理由、陈祖芬、黄宗英、柯岩、徐迟等人报告文学小说化的倾向已十分显见。理由曾说：“我是习惯于用小说的手法来写报告文学的。就表现形式而言，我甚至感觉不到报告文学与小说的写作有什么区别。它们同属于叙事性的文学体裁，使他们在艺术上天然接近。我认为，小说的一切技法在报告文学中都可以采用。”^[39]小说化的报告文学注重表现人物的命运历程，求取情节的相对完整，重视运用文学化的表现手法。这类作品与通讯化的作品相似，其格局大多见小，内存的容量一般不大。

到了80年代中期，以全景、集纳方式观照对象的宏观报告文学迅速崛起，并成为报告文学文类中的主要样式。这时，原来将报告文学当作小说写作的理由，也以《香港心态录》等作品改变以往的模式。陈祖芬从1984年起，开始写作“经济与人”的系列作品，共发表了以《挑战与机会》为总题，包括《挑战与机会》、《全方位跃动》、《经济与人》等11篇报告文学。这些作品与她的《祖国高于一切》等已有了很大的不同。这些情形表征着报告文学文体的内存与外景发生了全新的转型。改革开放时代全新的社会生活为这种转变提供了客观条件，而报告文学作家主体意识的不断自觉，观念、文学观念的不断更新，思维方式的改变等，是造就文体新变的根本的内因。人们对于报告文学的认识也发生了重要的变化，认为报告文学是一种具有边缘性的综合性的特点的文体。报告文学“通过综合——问题的综合、专业的综合、社会性与文学性的综合——解剖急需解剖的社会矛盾。”^[40]“报告文学愈益与小说分道扬镳，各奔东西，无论从何种意义来说都是一种好事，是一种进步。报告文学应该寻找自己的特点，发挥自己的优势。”^[41]报告文学作家开始建立一种以信息传播为务，以理性张扬为旨，通过增大信息流量强化主体思辨力度的新的文体观念。开放的时代，报告文学文体正走向全面的开放。

从微观走向宏观。到了20世纪80年代中期，报告文学文本的气象变得宏大了起来。《中国农民大趋势》、《中国的“小皇帝”》、《中国大学生》、《唐山大地震》等一批作品篇幅开始见长，一般有三四万字，有的甚至达二三十万字；写法上打破以往报告文学通常采用的闭锁结构，并不局限于一人一事或一人数事、数人一事的小格局报告，而是以“全景”、“集纳”的方式，整体地全面地报道某一重大事件、现象或问题，广角地表现社会生活中芸芸众生的群像，作品负载的信念容量明显地增大了。报告文学的扩容，这显然是为了适应报告变化了的生活的需要。陈祖芬曾指出：“及至改革进入到今天，呈现在我面前的是社会的一个一个横断面，是一个一个群体的形象。如果囿于一人一事的报告文学，传递的信息量太有限。”^[42]时代的改革开放，催发了作家的宏观思维能力、系统思维能力，使他们的思维模式开始与时俱进地发生变化，思维呈现出更多的开放性、整体性和系统性，由点的思维趋向面的思维，由面的思维转为立体思维；由单向的顺从式思维化为可逆的双向思维乃至多向的辐射式的思维。

报告文学主体及客体的变化，要求建立起相应的新的报道模式。就结构而言，需要改变原来虽然精致，但容量过小的构架，设置便于反映宏观对象的开放灵活的结构。通讯化或小说化的报告文学，要求作品的结构“完整，首尾照应，中间无缺陷，进一步则要求严谨，环环相扣，无懈可击”^[43]。包括这种结构要求在内的原有的写作范式，由于宏观报告文学的崛起而变得不合时宜，受到了质疑：“综合报告文学的出现，使我怀疑过去奉为圭臬的一些研究和衡量报告文学的范畴是否适用？是否还那么重要？”^[44]报告文学作家开始了文体结构的改造，他们从小格局的封闭结构模式中走出，创造灵活可控、多变自如的开放式结构。这样体式由小巧转至宏大，由闭锁变得通达，全无结构的小家子气，而呈现出一种恢弘博大之势。宏观结构的作品没有“从一而终”的中心人物，没有贯穿首尾的中心事件，也没有一统全篇的基本线索，作者只是根据主题表达的需要，摄取集纳众多的人事物象并作出具有理性色彩的思辨。作品的结构犹如建筑用的脚手架，可以根据施工的需要进行任意的调节。这样，也就为作家自主地观照社会生活创造了一种自由的空间。

新时期报告文学的开放性结构主要有三种样式。一是“卡片”式结构。李延国的《走出神农架》尝试着运用这种结构技法。全篇100节，如同100张卡片的组合。“卡片”之间既互有关联，又独自成节，长则千字以上，短则寥寥数语，或记事，或写人，或报道现实，或回忆历史，作者信手拈来，在宏大的时空背景上自由地择取需要表现的材料，使作品负载有密集的信息量、博大的生活容量以及由此生成的冲击力巨大的思想“当量”。二是“板块”式结构。这类作品根据表达的需要，常在总题之下划出若干个“块”，“块”与“块”之间是并列的，每一个“块”表达一个意群，每一个意群由相应的材料支撑。“块”的设置具有相当大的自由度。孟晓云的《寻找中国潮》采用的即是“板块”式结构。作者将全篇切分成两个板块：“上篇：变化中的中国”和“下篇：困惑”，每一个板块由若干个小块组合而成，组合的灵活性很大。三是点面结合的辐射式结构。采用这种方式结撰作品，作者精选若干个具有典型意义的个别材料，对此作较为具体细致的叙写；然后在“点”的基础上通过概写性质相似的人物事件组合成连类相从的“面”。这种结构既没有小格局作品容量单薄的不足，又免除宏观作品易生的材料芜蔓、结构散沓的缺陷，在微观与宏观的契合中形成优化的报告文学结构。胡平、张胜友的《世界大串连》并没有推出更多的现象，作面面俱到的观照，而是能点面统筹地结构全篇，在深（点）与广（面）两个维度的结合中，对出国热这样的大题材作出立体的报告。

结构开放的宏观作品具有相当大的表达自由度，与此相生的优势是这种作品反映生活的广度得到了有效的拓展，一篇之中往往可以见到对象的全景。李延国是新时期对宏观报告文学情有独钟的作家，他写作的《在这片国土上》、《中国农民大趋势》、《走出神农架》等作品境界开阔，字里行间透出胶东人阳刚之美。《中国农民大趋势》是一篇全景地反映农村改革状貌的作品。中国的改革开放发端于农村。农民身心的新变，显示着社会所发生的历史性变化。李延国以其对生活特有的敏感，洞察出题材本身所具有的价值。作者不从个体微观的角度构篇，而是从“大”字落笔作文章。全篇九章，十万余言，既展示了农村令人欣喜的物质变化，更全面地报告了农民精神观念的种种更新和确立。这种更新和确立的观念包括商品、金钱、知识、信息、审美等。一部《中国农民大趋势》其实就是一幅关于农村改革的特大全景，一幅动态的什色纷呈的立体图画，具有一种断代史式的意义。这是一般微型结构的报告文学所不具有的。

从文学走向杂学。在以文学为正宗的观念中，作者和研究者都认为报告文学首先应该是一种文学样式，作品的写作理所当然地应该注重文学性。基于这样的认识，许多报告文学作家“确实把报告文学当作文学来写，而不是当作报告在写。”^[45]但后来的情形有了很大的不同。新的表达的需要，要求作家从新的更多的视角去看取体认社会生活。作家不仅从文学的角度去观照生活，而且也从新闻、历史、政治、经济、哲学、社会学、文化学等角度去表现生活。这成为80年代中后期报告文学创作中呈现的一个重要的趋势：“如同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结合是科学发展的必然一样，报告文学必将摄取更广阔的生活面，容纳更多的信息，与经济学、社会学、科技、哲学、心理学等等广结良缘。越来越多的读者，尤其是青年读者，希望从报告文学中看到现代人的活动，从而获得更多新的信息、新的思想、新的哲理、新的情绪。”^[46]像钱钢的《唐山大地震》、袁厚春的《百万大裁军》、陈祖芬的系列作品《挑战与机会》等无法备列的篇什，作者大多采用复合的视角观照报告对象，作品内存信息的“立交”情形清晰可见。这些作品所展呈的不再是一张平面镜，而犹如一架多棱镜，读者借此可见由此折射的生活七彩、世象万态。这些作品中有文学的华彩情韵，但更不乏新闻的时效真实、历史的客观详考、哲学的思辨理性、社会学的明细调查等等，作品的属性“浮动”于文学、新闻、历史、社会学及其他诸种领域之间，成为杂交型的边缘性文体。钱钢的《唐山大地震》就是一部具有多功能的煌煌之作，它“是作者为今天和明天的人类学家、社会学家、地震学家、心理学家……为我们整个星球上的人们留下的一部关于大毁灭的真实记录，一部蒙受了不可抵御的灾难的人的真实记录。”^[47]这部作品之所以具有多种价值，会给不同层次、不同类别的读者以不同的感受、不同的获取，重要的原因就在于作者并非只从文学这一视角去反映这一特殊的事件，而是冷静地全方位地观照着震惊中外的自然惨剧。

报告文学视角由相对单一的文学视角转至开放的多样性的视角，这使80年代中后期的作品与此前的报告文学划出了分界，形成了“文学化的报告”与“报告化的文学”两种不同的存在形式。新时期前期的作品更多地呈现出一种文学化的倾向，这些作品注重形象的塑造，注重情感的渲染，注重感染力的强度，而此后的作品则比较多地表现出一种报告化的趋势。所谓“报告化”就是作品中文学的因素被弱化了，作者看重的是作品传播的信息以及基于信息而展开的思辨，因而求取作品信息的大流量。这样就有了“集纳式”、“全景式”报告文学的大量推出。报告文学的“报告化”，使一些作品差不多成了相当专门化的报告。孟晓云的《多思的年华》，其副题标“中学生心理学”。由此可见作品并不是一般地叙写对象的学习与生活，而是将中学生作为一个研究的课题。当然这种研究并不完全以逻辑化的推演方式展开，而是从心理学的角度通过具体化的材料揭示中学生对人生、对世界、对于他们自己的独特认识，还原出对象活生生的真实可感的心理世界。作品共分四章：《哦，老师》、《哦，爸爸妈妈》、《哦，我们》、《早恋》等，分别反映中学生对直接影响他们心理的四种重要存在的体认与评价。作者将常常为家庭、学校和社会所忽视的中学生心理隐秘加以报告，其用意是非常明确的，这就是中学生“他们不仅需要教育，需要爱，也需要理解”，“让我们向社会、向学校、向家长们呼吁，都来理解你们的孩子，理解你们的学生吧！”

在文学化的作品中，人物是中心，人物表现本身就是写作的重要目的；而在报告化的作品中，问题、现象等是中心，人物的片断叙写只是为了说明某种问题、现象的存在。贾鲁生的《丐帮漂流记》并没有专写某一乞丐或丐帮的人生命运，而是通过展示丐帮隐形的生存状态，反映一个颇为特殊的社会现象。这是一个属于社会学研究范畴的课题，贾鲁生的写作方式也具有社会学研究的一些特点。他曾对4个城市的400多名乞丐进行调查；为了获得对丐帮生活的真切感受，作者化装成乞丐混入丐帮长达数月之久，这比社会学工作者常进行的野外作业与实地调查更为艰辛。贾鲁生并不只对报告对象作出一般的价值评判，而且还对这一特殊的社会问题的解决进行思考：

人们还不善于把“变废为宝”的方法用于乞丐。假若能办一些乞丐农场、乞丐工厂、乞丐公园，把分散在大街小巷的乞丐全部集中起来，把他们的体力、智力聚合在一起，那将会产生多么远大的能量啊！把废物变成宝物，把乞讨者变成创造者，这本应是今天的原则。

这样的设计在现在当然只是一种乌托邦，但作者对社会问题的关切，已体现了知识分子心系天下的品性。新时期报告文学视角变化后所出现的“报告化”倾向，使一些作品变为某一专题材料的堆栈，由于文学性的流失而影响了作品的可读性，但“报告化”的作品又使报告文学总体上拥有了一种多质性。

从政治走向文化。从报告文学文体的历史传统看，它具有某种意识形态化的倾向。在政治文化制导的时代，报告文学更成为政治的对应物。社会生活的全面政治化，使以此作为直接的反映客体的报告文学成为政治化的文体。应该说，报告文学作为知识分子的一种写作方式，关注报告重大的政治题材反映了这种文体的体性。但这种关注报告应该体现主体独立而理性的话语立场，并且对政治题材的反映应该是报告文学写作的一个重要方面，而不应该成为这种写作的全部。在文学为政治服务，文学写“中心”、写“政策”的语境中，报告文学所写差不多全是政治性的题材。不说其中有些政治题材有悖于历史的逻辑，仅就题材本身而言就显得单调而令人乏味了。

历史进入改革开放的新时期，社会生活发生了重大的质变。虽然政治话语的强势依然存在，改革开放作为一场革命本身就是一种政治性地运作，这场革命促成了现实的多样性存在。政治是一元的，但经济、文化等由于开放变得多质而丰富了。文学也被演绎得多姿多彩。时代对作家写作自主的某种承诺，使走向自觉的作家能够以自己的方式进行写作。这个时候，报告文学在政治的领域中仍然发挥着它的重要作用。具有启蒙意义的报告文学，这是新时期报告文学中最具价值的部分，正是作家以自己的话语方式参与政治的结果。但另有显见的事实存在着，这就是报告文学苑圃的风景有了多种色调。报告文学不再被视为是特定阶级的一种文体，报告文学作家在作政治关怀的同时，开始移情于他物，部分地疏离政治话语，倾心于报道百姓的日常生活。这是一种文化关怀，是对一种普泛的人类精神的亲近。

理由的《中年颂》在全国第一届（1977—1980）优秀报告文学奖获奖作品中显得有些特别。与同时获奖的《哥德巴赫猜想》、《人妖之间》、《命运》等不同的是，作者选取的是一种边缘性题材，并不具有重大的政治性；按照通常对新闻的理解，作品的主人公索桂清甚至也没有多少新闻性。《中年颂》的获奖，标志着文化型的报告文学开始被接纳了。索桂清“她不是科学家，她的文化程度只有初中三年级。她不是音乐家，她每天要听八小时的刺耳的噪音。她不是作家，她的作品从来没有署过个人的名字”，她只是一家毛纺厂的一名普通的挡车工。而这样的主人公连所谓的先进事迹也没有，有的只是零碎的有关家长里短的故事：“六年中，她先是为母亲送了终，继而又死了父亲，婆婆生病，孩子生病，她自己也累出病来……而她始终出满勤，干满活，使满劲。”理由通过述说老百姓自己的故事，揭示了凡人生命的价值。索桂清在这里被作为中年的象征——“社会的壮工，国家的筋骨”，他们艰苦的生活状况，负重的工作职责，质朴的精神风范，让人心忧更令人感奋。韩少华的《继母》更具有文化的滋味。作者以“好吃莫过蜜糖，难当莫过后娘”的谚语领起全篇。深厚的传统文化将继母凝固成一种阴险、刻薄、凶残、冷酷的形象，而韩少华笔下的继母，“默默地承受着世代沿袭下来的种种传统成见和世俗压力”，“用自己粗糙的双手和炽热的心，从悲恸、艰难和疑虑中，建设起一个美满家庭”。《继母》一篇在浓重的文化氛围中，用一系列生活化的细节，完成了对一位平凡而崇高的母亲形象的塑造，咏唱的是一首真挚的博爱之歌。《中年颂》、《继母》等作品的出现表示着报告文学取材与主题的部分转移。这种转移促成了报告文学和普通人的生活发生直接的联系，拓展了报告文学的表现空间。

文化关怀的作品更多见于问题类报告文学。这类作品由于取材与题旨的非政治化，避免了政治类问题报告文学与现实之间可能发生的紧张关系，因而获得了相对宽松的写作环境。《阴阳大裂变》、《中国的“小皇帝”》、《中国文化凝重的撞击》等作品都属于文化类问题报告文学。这类作品因着题材的别致与对报告对象文化透视的新颖，引起了各方面的兴趣和关注。《中国的“小皇帝”》将独生子女的问题推至读者面前。作者将问题置于“我们应该怎样缔造历史”高度观照思考。所谓“小皇帝”就是“那些由祖父母、外祖父母及父母用全部精力供奉起来的、几乎无一例外地患了‘四二一’综合症的孩子——独生子女们”。在作者笔下，这些独生子女营养过剩，教育不良，好逸恶劳，自由任性，专横跋扈。现象发生在独生子女身上，但重要的原因在于家庭、学校教育的失当。问题普遍地存在于现实之中，而文化之根却深植于历史的土壤。父母与长辈对独生子女的溺爱，源于民族的传统观念：“按中国人的传统观念和民族心理，生儿育女，是天经地义的职责。‘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多子多福’的说法便是证明。”虽然改革开放正在改变人们许多旧观念，但人们“依然是安安分分地做着传宗接代的事，将自己的全部奉献给自己的下一代”。有一类环境保护题材的报告文学，从一个颇为特殊的角度表达了作者对人类生存环境与精神品性的忧虑与反思。环保涉及的是人与自然的关系。“天人合一”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个重要的命题。人与自然的和谐为人类营造富有诗意的栖息地。但现实社会人与自然的关系严重恶化，环境破坏成为全球普遍存在的问题。正是在这样的一种情景中，环保题材的报告文学显示出它的独特的价值。沙青的《北京失去平衡》、徐刚的《伐木者，醒来》等作品，将严重的环境问题凸显了出来。《北京失去平衡》报道的是北京“水危机”：“生命之母，一切生灵赖以生存的水，在北京已被榨取到惨不忍睹的地步！”作者通过展示水危机惨不忍睹的景象和人在这种危机中诸种尴尬窘迫的形态，对人类自身精神的某种失落作了批判。水的危机——自然的危机，在很大程度上导源于人的精神危机，这是优秀的环保类报告文学所阐释的一个深刻的主题。

在20世纪的报告文学史上，30年代与新时期写上了它们各自的辉煌。而仅就这两个时段的报告文学相比，无疑后者的实绩更见丰硕。在报告文学的创作规模、反映生活的广度与思想深度等方面实现了对30年代同类创作的整体性超越。最具有文学史意义的是，新时期开始建构的开放多元的现代文化生态，为报告文学作家的人格自主和精神原创提供了一种历史性的机遇。走向自觉的报告文学作家只有到了这时，才开始真正地运用自己的话语独立地写作报告文学，报告文学成为他们关注现实，参与人文精神重建的一种独特的方式。也只有在这时，报告文学的批判功能被恢复并得到了强化。主体的自觉促成了文体的自觉。开放的时代，报告文学走向了全面的开放。开放的报告文学呈现着一种前所未有的真正的繁荣。一大批作家，如徐迟、柯岩、理由、黄宗英、陈祖芬、李玲修、孟晓云、刘宾雁、苏晓康、麦天枢、乔迈、李延国、钱钢、贾鲁生、袁厚春、胡平、张胜友等，他们在新时期差不多成了职业化的报告文学作家。他们将新时期的报告文学演绎得波澜壮阔。

1988年与1936年一样被作为“报告文学年”而载入文体发展的历史。由全国108家文学期刊发起、历时一年的“中国潮”报告文学征文，成为当年文坛最重要的事件之一。各家刊物共发表征文千篇，经评选，共有100篇获奖，其中《西部在移民》、《走出神农架》等10篇作品获一等奖。这一年报告文学作家对于文体研究的兴趣大增，年初《东方纪事》杂志发表了祖慰、乔迈等人的《报告文学七人谈》，岁末《花城》刊有苏晓康、贾鲁生等参与的《1988·关于报告文学的对话》，全年以作家为主的重要的讨论活动有五六次之多。这表明报告文学作家的创作开始有了一种理论的自觉。1989年的政治风波导致社会文化生态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此后，90年代中国社会全面转入市场经济的轨道。而报告文学也一如人们所见的已风光不再。这样新时期报告文学也就成为20世纪报告文学史上最重要的也是最后一次的辉煌。

【注释】

[1]赵一凡：《现代性的多重阐释》，《新华文摘》2000年第6期。

[2]李炳银：《“社会问题报告文学”的历史作用和意义》，未刊稿，1989年4月。

[3]邓小平：《尊重知识，尊重人才》，《邓小平文选》（一九七五～一九八二年），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4]邓小平：《完整地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同上。

[5]邓小平：《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的祝辞》，（一九七五～一九八二年），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版。

[6]邓小平：《目前的形势和任务》，同上。

[7]徐友渔：《“后主义”与启蒙》，收入《边缘思维——〈天涯〉随笔精品》。

[8]杨颖、秦晋：《不倦地探索与创造——报告文学面面观》，《光明日报》，1996年12月19日。

[9]谢泳：《试论近期报告文学主题的转移》，《山西文学》1988年第4期。

[10]陈祖芬：《论观念之变革》，《文汇月刊》1985年第2期。

[11]黄宗英：《与人物共命运》，收入《报告文学及其写作》，重庆出版社1984年版。

[12]苏晓康语，见《1988·关于报告文学的对话》，《花城》1988年第6期。

[13]麦天枢语，见《太行夜话——报告文学五人谈》，《光明日报》，1988年9月23日。

[14]巴克：《基希及其报告文学》，收入《论报告文学》，泥土社1953年版。

[15]理由语，见《面对方兴未艾的报告文学——报告文学作家、评论家对话会纪实》（朱建新），《文学评论》1988年第2期。(www.daowen.com)

[16]范培松：《在反省中强化“使命意识”》，收入《报告文学春秋》，吉林文史出版社1989年版。

[17]麦天枢语，见《1988·关于报告文学的对话》。

[18]贾鲁生语，同上。

[19]陆贵山、王先霈主编：《中国当代文艺思潮概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40页。

[20]周宪：《超越文学——文学的文化哲学思考》，上海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261页。

[21]周宪：《超越文学——文学的文化哲学思考》，上海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289页。

[22]赵毅衡：《“后学”，新保守主义与文化批判》，收入《知识分子立场——激进与保守之间的动荡》（李世涛主编），时代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

[23]范培松：《报告文学的昨天、今天和明天》，收入《报告文学春秋》。

[24]李炳银：《生活与文学凝聚的大山——对报告文学创作的阅读与理解》，《文学评论》1992年第2期。

[25]朱子南：《中国报告文学史》，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5年版，第1044页。

[26]陈美兰：《“文学新时期”的意味》，《文学评论》1994年第6期。

[27]陈思和：《民间沉浮：从抗战到文革文学史的一个解释》，见《鸡鸣风雨》，学林出版社1994年版。

[28]章罗生：《新时期报告文学概观·绪论》，华南理工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

[29]麦天枢语，见《1988·关于报告文学的对话》。

[30]孟晓云语，《面对方兴未艾的报告文学——报告文学作家、评论家对话会记实》。

[31]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25页。

[32]王元化、李辉：《对于“五四”的再认识答客问》，收入《知识分子立场——激进与保守之间的动荡》。

[33]康德：《历史理性批判文集》，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第22页。

[34]李炳银：《“问题报告文学”面面观》，《解放日报》，1988年1月26日。

[35]转引自麦德维杰夫：《让历史来审判——斯大林主义的起源及其后果》。

[36]麦天枢语，见《1988·关于报告文学的对话》。

[37]刘勰：《文心雕龙·时序》。

[38]茅盾：《关于“报告文学”》，《中流》第11期，1937年2月20日。

[39]刘菌、理由：《话说“非小说”——关于报告文学的通讯》，《鸭绿江》1981年第7期。

[40]冯立三语，见《太行夜话——报告文学五人谈》，《光明日报》1988年9月23日。

[41]吴国光：《这一天，新绿跃进眼帘》，见《1985—1986全国报告文学笔谈》，《报告文学》1986年第12期。

[42]陈祖芬：《挑战与机会·选择和被选择》，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86年版。

[43]涂怀章：《关于报告文学的写作》，《武汉师院学报》1980年第3期。

[44]吴国光：《报告文学：在繁荣和困惑中寻找超越》，《报告文学》1988年第3期。

[45]梅朵：《陈祖芬报告文学选序》，北京出版社1982年版。

[46]陈祖芬：《挑战与机会·后记》。

[47]徐怀中：《唐山大地震·代序》，《解放军文艺》1986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