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功能强化：批判性主旨与启蒙价值

我们现在的耳旁似乎依然萦绕着有关报告文学轰动的历史之回响。新时期报告文学，作为20世纪报告文学发展史上一个标高，已为识者公认。改变历史航向的新时期逐渐远去，而这一时期引领潮流的报告文学的品格与意义，却永远值得我们研究、珍视。新时期的报告文学在哪里树立起自己的丰碑？对于这个问题可能或应该有多解，但是对于这样的表述，我们大家是应该认可的：

从总体上看，新时期的报告文学程度不同地体现出作者的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他们怀着对祖国和人民的命运的强烈的政治热情，敢于直面社会生活中的阴暗面，勇敢揭露非人道现象和丑恶腐败现象。正是这样一批富于批判精神和反思精神、力求开拓、勤于思考的作者，着意从时代高度来观照历史、审视现实、展望未来。^[19]

正是这样，新时期报告文学作家以他们的成功的实践，诠释了报告文学文体的定义。报告文学，作为知识分子的一种写作方式，只有当主体走向自觉的时候，才能实现它直面现实、介入现实，进而批判现实的重要的功能。

我们并不是说批判是报告文学的唯一任务，而是坚持认为批判乃是这一文体诸种功能中不可或缺的一种。从通理而言，“文学是一种文化批判和反思”^[20]，“文学不只是给人提供某种想象性的愉悦，而是在这种想象的活动中反思、重建着人类精神文化”^[21]。那些“缺乏批判精神的文学，是庙堂文学，或娱乐文学”^[22]。再从报告文学这一特殊文体的发生史看，“报告文学是作为旧世界的批判者来到人世间的”，“报告文学的战斗性和批判性”，“它对旧世界的不妥协和激烈的批判，使它和一般的记游、记事划清了界限，从而自立门户，成为独特的文学样式。”^[23]30年代报告文学在中国的崛起，也正是由于被压迫阶级将它用以社会批判的武器而大力倡导的结果。后来为独特语境所限，批判仅仅用以对异己的否定，体制之内的批判差不多被搁置。20世纪50年代中期少数作家的特写干预生活，暴露现实中的官僚主义等不良现象，结果其人其文招致重伤。由此可见，在体制之中开展批判，需要有一个正常的文化生态环境。新时期的开放改革，为文学的批判提供了一种可能性，而于此间作家生长着的知识分子品性，将批判的可能变成了批判的现实。尽管有时批判仍会招致非议，这从一端显示着批判的意义，但新时期报告文学作家深入生活前沿，勇于直面现实，敢于亮出思想之锋等等，蔚然而成一时风尚。

有时对批判的偏见来自对批判的误解。其实批判应该是一种理性的行为。批判并不是为了拆解现存的一切，其要旨在于完善人类与社会。“批判的态度并不一定就是消极的态度，更不能把批判性简单地视为破坏性。在许多时候，批判正是一种进取，是一种建设，是勇敢的探求。”^[24]因此，文学的批判不仅可用于异己，同样也适用于体内的修正；批判不仅在旧时代必要，在新社会也有它的使命，只是批判的性质与意义不同罢了。报告文学“这种批判功能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是批判资本主义社会，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是批判那些反科学反民主的现象，从而使社会生活得到改善，建立起为社会发展而努力的充满活力的文化精神。这种批判精神在过去因批判对象的相对确定而表现为战斗性，在今天则表现为一种思考的力量。”^[25]批判在不同的体制中，其情形有着诸多的差异。但批判作为报告文学的基本使命，作为一种文体精神，它并不应该因时缘事而有所不同。新时期报告文学的重要价值就在于它恢复并且强化了这一文体的批判功能与品格。

新时期报告文学批判的实现与当时社会启蒙思潮的盛行密切相关，或者可以认为，批判性的报告文学兴起适应了思想启蒙运动的需要，直接参与了思想启蒙运动。观照百年中国历史，可见大凡社会发生重大转折之际，常常会伴随出现启蒙思潮，其势颇为浩大。这样的启蒙思潮集中地出现在戊戌变法时期、五四时期和新时期。启蒙的要旨在于求得人的自由与解放，实现人之为人的目标。康德时代的启蒙意指着人类从自然王国中发现真理，从宗教神学的思想禁锢解放出来，用真理取代迷信；20世纪中国的启蒙则主要是拆解封建性的传统文化，用科学去除愚昧，用民主荡涤奴性。正是在人的发现与解放这一主题上，研究者发现了新时期与五四的共同之处，将两者关联起来考察两个时段的文学景态：

如果说，新时期文学一开始就引起我们对“五四”文学的联想，那首先是因为这两者都透露着一个历史转型期所特有的强烈的启蒙意识。“五四”时期面对的是蠕行数千年的封建蒙昧主义，亮出的是“科学与民主”的大旗；新时期面对的是强施横暴的“四人帮”，是以极左手段推行的封建禁锢主义，亮出的则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旗号，其实质自然包含了对反科学、反民主的“权威中心”的自觉挑战。^[26]

在以启蒙为时代主题的时期，知识分子当然是或应该是社会主角。知识分子特称中所包含的启蒙性、批判性使他们选取适合自己的方式掀动思想启蒙的大潮。“五四新文化就是知识分子在庙堂之外自建的一所‘广场’，它构成了一个介于国家政权与民间社会之间的知识分子的领域”^[27]。与此有所不同的是，在新时期现代文化建构中开始走向自觉的知识分子，他们所拥有的启蒙话语，除了自设的有别于主流话语与民间话语的以外，相当部分顺应了主流话语建设的需要。主流意识形态所奉行的改革开放的国策，所推行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等，需要对历史上特别是“文革”极“左”的观念进行拨乱反正，需要对现实中阻碍改革开放的诸种存在加以清除；身受极“左”路线戕害，又在现实生活中招致不公不平的大众，在民主法制建设并不完备，新闻渠道尚不畅通之际，指望文学充当他们的代言人，借助文学倾诉他们的积郁与惨痛，批判种种反民主、反科学的丑恶现象。由此可见，启蒙成为全社会的共同话语。新时期文学的轰动，就其题旨而言，主要是具有启蒙意义的文学的轰动。民族在启蒙主旋律中的共鸣，正是造成文学轰动的重要原因。

在新时期启蒙文学中报告文学是不可忽视的。有学者曾指出：如果说“五四理性精神（以科学、民主为核心）主要体现在鲁迅杂文和小说中的话，那么，新时期的理性精神则主要体现在以问题报告文学和改革报告文学为中心的报告文学中。”^[28]这一观念有着概括不周的不足，但它对鲁迅文学与报告文学所阐扬的理性精神（实指启蒙精神）的强调无疑是符合文学史实的。新时期报告文学作家的启蒙意识是自觉的。在他们看来，报告文学并不是一般的文学样式，而是作家观照社会又直接作用于现实的体现他们社会职志的一种独特的方式。他们“用报告文学的形式，把对社会生活的认知、观察、思考这种理性的成果，用文学形象的方式拓展出来，交代给社会，在社会上起启蒙作用。”^[29]面对新的社会存在，基于对文体功能的重新体认，正像写作了《胡杨泪》等作品的孟晓云所说：“报告文学作家在不断更新观念和思维方式的同时，增强了参与意识、忧患意识和对历史与现实严峻的批判意识。”^[30]这样他们所运作的文体就不再仅仅是以歌功颂德为主的新闻类文体，只起到表扬好人好事、讴歌新生活新气象的宣传作用，而是理性地报告社会现实，灌注主体思想元素并能启发读者思考的具有多种功能的写作方式。

洪子诚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中给出了“新时期意识”概念并对它的存在形式作了提示：“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广泛存在于社会各阶层的‘新时期’意识，其核心是以‘科学、民主’为内容的对于‘现代化’的热切渴望。这种意识表现为两个主要层面，一是在与过去年代（‘文革’）的决裂和对比中，来确定未来道路，另一则主要是反观‘历史’作出的发问和思考。”^[31]以“科学、民主”为核心的“新时期”意识自然不会随着历史的推进从天而降，它的确立是以反科学、反民主的封建意识的破除为前提的。从某种意义上说，正是伴随着思想文化的启蒙才开始生成“新时期”的意识，或径言之，启蒙意识在特殊的语境中也就是“新时期”意识。新时期报告文学创作中凸现的启蒙主题主要反映在两种时间向度的题材中。一类是即时性的现实题材，旨在揭露，以引起思考疗救；另一类是历时性的历史题材，反思往昔以有益于来者。

报告文学的新闻性特征决定了这一文体应以现实报告为要务。新时期的改革开放，顺应了时代潮流，取得了巨大的历史进步，因此现实的景况就其主导面而言，自然有春风骀荡，有艳阳朗照。报告文学作家感受民族复兴的盛景，写作了大量讴歌新时代的作品。张锲的《热流》、程树榛的《励精图治》、李延国的《中国农民大趋势》等或放眼一方地区，或关注一个单位，或检视一种类型，将赞歌奉献给了改革开放。柯岩的《船长》、陈祖芬的《祖国高于一切》、鲁光的《中国姑娘》、袁厚春的《省委第一书记》、李存葆、王光明的《大王魂》等对新的民族脊梁作了深情的礼赞。但报告文学作家存在价值并不仅仅是像夜莺一般，作歌手深情的咏唱；承担社会责任与使命的关怀着现实的报告文学作家，他为现实的进步而欢欣，但他并不满足于这样的进步。他在关注进步的同时，往往更留心与进步同在的落后。知识分子品性很重的报告文学作家许多时候是理想主义者，他以理想的标高衡量现实的景况。这样对现实的思考，伴随着批判的思考就发生了。启蒙思潮盛行之际，大约也正是知识分子激进之时。激进的知识分子更热心地关注社会，尖锐地批判其中存在的问题。在我看来，在新时期报告文学创作中甚为活跃的刘宾雁、苏晓康等就是激进知识分子的代表。激进的问题是显见的，王元化曾以为激进者往往“思想狂热，见解偏激，喜爱暴力，趋向极端”^[32]。但在报告文学的界域内，刘宾雁、苏晓康的报告文学是具有文体意义的。这种意义就在于他们召唤报告文学作家着力恢复这一文体批判的本性。

论及新时期现实批判的报告文学，《人妖之间》这一作品是不应该被删除的。作品发表于1979年第9期的《人民文学》上，当时许多作家正倾心于报道知识分子的先进典型和文艺体育界的明星等。《人妖之间》直接以现实反腐败斗争为题材，开了新时期以批判为主题的报告文学的先河。作者以大贪污犯王守信发迹的历史与为非作歹的事实为基本线索，揭露了在一个特殊的政治生态中围绕王守信所织成的关系网络，对王守信现象出现的深层原因作了思索，所提出的“人们啊，要警惕！”的告诫耐人寻味，发人深省。与严重腐败同时存在的还有一些触目惊心的践踏民主的事件。启蒙的报告文学以对反现代的封建专制的挞伐，以愤懑的呐喊呼唤对于人的基本权利的尊重与维护。苏晓康的《洪荒启示录》将摄照的镜头对准了80年代中期发生洪荒的河南灾区。作品所叙写的材料让人难以置信，却又是发生过的或正在发生的事实。天灾固然使人生活难耐，而人造的祸害更令人心悸魂惊。“全村里家家户户还住茅庵，一到春荒就断粮的时候”，村支书却“开始悄悄发家了”；村里吃“公”饭的有十四人，“支书的三亲六故占去了十三个”；村民状告恶支书，换来的却是被公安局拘留。村民不知狗的主人是公社书记，将被汽车轧死的狗吃了，招致的竟是向狗的主人下跪、罚款、游街示众的惩罚。这种作践人的举措竟然在“党支部和队委会两个班子的联席会议”上被“郑重其事”地通过。面对这样的景况，新闻或许由于种种原因保持缄默或语焉不详，而正是在这时报告文学作家出现了。以一种独特的方式将邪恶公之于世，这表示着正义、理性的存在，表示着作家人道关怀的价值取向。也正是在这里，批判性的报告文学显示出其独特的意义。

1943年出生的陈祖芬，是新时期一直钟情于报告文学的重要作家。作为一位女性作家，她的许多作品表现着一种抒情的魅力，《祖国高于一切》、《中国牌知识分子》等洋溢着沁人心脾的真情。但不足显然同在，这就是将复杂的现实作了简单化的处理，使作品少了些生活的质感。当陈祖芬的创作转向表现改革开放主战场时，作家在为改革开放取得的成就欢欣鼓舞的时候，明显地感受到改革是一场革命的内涵与分量。她的《解放》记录着作者新观察、新思考的成果。作品以人的解放为主题，选取“我要你听话，你不得不听话”等若干典型材料，真实地反映了阻碍改革开放进程的官僚主义和压制人才的陈腐观念，以为“一切的解放归根结底是人的解放，是人的能力、智力、精力、活力的解放。”《解放》对于现实的思考与批判，使陈祖芬的创作获得了一种对于报告文学来说十分重要的力度。

在新时期报告文学中，麦天枢的《西部在移民》是一部充满沉重感的因而更见深度的作品。作品结语“我们生活在一个只能充满忧虑的时代”，反映出它的题旨以及基调。麦天枢涉及的是一个有关贫困的话题。由于自然条件的恶化，甘肃定西和宁夏西海固地区人民无以为生，于是国家财政投巨资实施大规模的西部移民工程。麦天枢似乎并没有具体直接地报道这项用心良苦的宏大的工程。他在以简笔描写出“没有一棵树，没有一丝绿”，缺乏“人类和一切生命最基本的生存资源——水”的“上帝的弃地”图景后，以“灵魂干渴么”、“富饶的生命”、“好人不如好神”、“‘优越性’叹息”、“‘老儿子’速写”、“乞讨艺术家”等一系列充满隐喻性的标题，具体而深刻地报告这一地区人的生存境遇和精神状态。与《人妖之间》、《洪荒启示录》、《解放》等反腐败、反专制主题不同的是，《西部在移民》将普通大众作为思考的对象，它所揭示的实际上是一个反愚昧的主题。读这部作品，我们很容易联想到鲁迅那些展示国民劣根性的杂文、小说。在麦天枢看来，西部的贫困，不仅在于自然条件的贫瘠，而且更在于人的精神的荒芜：(www.daowen.com)

贫困，作为瘠薄的土地与繁荣的人口的私生子，尽管它不合我们的时代观念，但它毕竟出生了。

社会在分发它的优越性的时候，不知不觉把人的品质中腐朽的依赖性充分地挥发出来，使大片土地物质的贫困又陪伴着精神的贫困，使人性的沙漠浩瀚无垠。

启蒙，就是启发蒙昧，按康德的表述，“就是人类距离自己所加之于自己的不成熟状态。”“要有勇气运用你的理智！这就是启蒙运动的口号。”^[33]西部人的贫困，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他们缺乏人类应有的理智，还处于“不成熟状态”。麦天枢将这种状态揭示出来，目的在于唤醒贫困者的理智，以获得疗救自新。这比一般地对移民工程作一番歌颂也许更有意义，因为人类最终的脱贫需要的就是他们精神的脱贫。

问题报告文学是新时期文学中的一种重要的存在。所谓“问题报告文学”，它并没有一个确切的定义或界说，其基本特征是“不再以某一个单一事件或人物为中心，而是环绕着某一个具有广泛社会性的，人们普遍关注的社会问题、社会现象为中心，进行选材和采访报告。”^[34]报告文学本来就应该是关于“问题”的，反映历史前进中存有的诸种不足是这一文体题中应有之义。使这成为问题的倒是我们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拒绝了报告文学对于问题的报告。之所以将其作为一种文学现象加以命名，是因为到了80年代中后期，这一类作品被集中地批量地推出了。这一类作品反映的问题涉及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有交通问题（《中国的要害》）、独生子女问题（《中国的“小皇帝”》）、婚姻问题（《阴阳大裂变》）、教育问题（《神圣忧思录》）、人才外流问题（《世界大串连》）、高考问题（《黑色的七月》）、体育问题（《强国梦》）、环境问题（《北京失去平衡》）等。应该说，问题报告文学在采写方面存在着不少缺陷，但它的价值是不能被否定的。在我看来，它的主要的价值就在于这一类作品以一种规模化的强势，警示我们民族应该怀具一种忧患意识、危机意识。我们虽有居安思危的古训，但苟且偷安者不乏其例。更有甚者，到了文革这样国家已经濒危的境地，仍在宣传“形势大好”，而且“越来越好”。不知有危，以危为安，这正是糊涂愚昧的表现。因此，当改革开放起局初胜而推进发展机遇与挑战同在之际，问题报告文学所表达的一种强烈的忧患意识、危机意识，对于我们就不啻是开了一方清醒剂。

霍达的《国殇》其题旨和写法，在问题报告文学中颇具代表性。作品反映的是知识分子问题，《国殇》的文题使全篇弥漫着一种浓重的悲剧氛围。作者选取数学家张广厚、戏剧家王振泰以及谢以铨、徐志英、高建民等著名或默默无闻的中年知识分子英年早逝的惨痛个例，对我们曾经有亏于知识分子的历史作了叩问，对知识分子现实的生存遭际作了质询，对中年知识分子——“他们是一批在特定历史条件下造就的、久经考验的‘良种’”的崇高品格作了由衷的讴歌。作品并不只是将惨痛的材料作陈列展览以赚取读者的眼泪，更能就这一关系国运兴衰的重大问题作出深刻的思考：

我们曾经为抢救大熊猫、为修复长城发动了千家万户募捐，连娃娃们都省出了买冰棍儿的硬币，唯独没有为我们的知识分子掀起过这样全民族的热忱。大熊猫是国宝，知识分子更是国宝；长城是民族的骄傲，知识分子更是民族的骄傲。在科学与文化已成为社会进步杠杆的现代社会，知识分子是我们在科学文化的激烈竞争中，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一笔巨大财富，是用血肉和智慧筑起的一道新的长城！

人才的早夭和流失严重地威胁着四化大业，一代中青年知识分子的命运影响了两代人，我们不能以民族的前途作抵押！

这样的反思与警告着实振聋发聩。这正是作者对民族爱之浓、思之切、忧之深的一种真切的体现。也正是在这里，《国殇》等问题报告文学表现出了作家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现实关怀的职业精神。这是以社会人生观照思考为职志的知识分子所不可缺少的一种品格。

报告文学作家在致力于现实批判进行思想启蒙的同时，注意拓展题材，通过对具有某种新闻价值的历史事件的报告，在反思历史的过程中，诉求着对于人类理性精神的维护。历史报告文学或称史志性报告文学，是新时期报告文学作家的一种创造，但并不是历史题材的纪实性作品都可纳入报告文学的系列。历史报告文学其题材是历史的，但又具有新闻性。有些历史材料，由于当时诸种条件的限制，成为“冷冻新闻”而鲜为人知。新时期的思想解放为解冻这些史料提供了合适的气候。原本尘封的沉入历史瀚海的人物事件对于接受者依然具有新闻的价值。同时新的历史条件为作家对历史作出新的阐释提供了一种可能性。而这种新阐释将历史与现实勾连了起来，使历史材料具有了某种现代意蕴。历史报告文学正是历史与现实的一种对话形式。

新时期报告文学作家回溯历史的时间跨度很大。从离作家写作现时不远的文革，到百年前的晚清，在近现代和当代历史的广阔背景中，捕捉有意味的对象将其推置现实的前台。有些作品既有历史的真实性，或可填补某一史料的空白；又有文学的艺术感染力与哲学的思辨力，让读者从感受历史与人生的悲情中，领悟把握现实的意义。其中重要的作品有反思批判文革的《历史沉思录》（胡平、张胜友）、实录“胡风反革命集团”冤案的《文坛悲歌》（李辉）、披露鲜为人知的战俘生活的《志愿军战俘记录》（大鹰）、再现日寇暴行的《南京大屠杀》（温书林）、叙写红军一部坎坷历程的《西路军女战士蒙难记》（董汉河）和全景摄照北洋水师建军败绩历史的《海葬》（钱钢）等。

俄国杰出的民主主义思想家赫尔岑对历史与现实之间存有的关系作过揭示：“充分地理解过去——我们可以弄清楚现状；深刻认识过去的意义——我们可以揭示未来的意义；向后看——就是向前进。”^[35]报告文学作家在思考现实问题时，从过往的史实中寻找思想性的资源；或在探索历史事件时，进行富有现代意味的阐释。一些历史题材的报告文学，其间的历史被作者作为一种背景或作为一种手段运用着。作者表言历史，而内视现实，叙写历史的得失，以知照现实之人，使人们警戒以往，所谓“往者不可追，来者犹可谏”。钱钢的《海葬》正是具有这种价值取向的作品。作者在1988年写1888年的历史，作品并置两章“八八年”。前者叙历史之事，后篇写现实之景。历史与现实的对置比照，强化了作品的意旨。1888年建军时的北洋水师，其总吨位列于当时世界第四，位居美国之前。当时中国的工业也远比日本发达。但这样的光亮很快就熄灭了。钱钢在《海葬》中为我们指说着其中的原因：洋务方起，百废待举，守旧贵族，百般牵掣；国库日蹙，土木大兴，列强觊觎，歌舞升平。而李鸿章本人则在洋务企业中“植党营和，滥用皖人”，“工厂活像衙门，门前冠盖如市”，“洋务大员，任意开销，私囊日充”，“管事一年，终身享用不尽”，不一而足。在钱钢看来，这些历史的阴影似乎投给了现实社会，改革开放中出现的一些腐败现象与历史上的一幕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因此，他借历史的评说，讽喻批判现实中的弊端。

改革开放旨在建构一个充分激扬人的原创活力的现代社会。现代社会的基本规约就是要充分地尊重与维护人之为人的基本权利，促进人的独立自主意识和理性精神的生成与强化。而中国是一个封建传统十分深厚的国度，即使历史已行进到了新的时期，但反科学、反民主的现象依然严重地存在着。因此，五四新文化运动所打出“科学”、“民主”的旗帜在新时期仍然应该高举。历史报告文学通过一些历史人物悲剧命运的叙写和历史闹剧的再现，表达的正是对于科学、民主精神的召唤。《文坛悲歌》叙述的是“胡风反革命集团”案的始末。本来应该只是文学界内的正常的争论，但由于政治权力的直接导演，而终于演绎成一场历史性的悲剧。政治权力的过度越界，其结果必然导致对人的民主权利的重创。而这又会加剧人对政治权力的恐惧，从而放弃自我，屈从于非理性的政治话语。历史就这样进入一个背离现代文明的怪圈。文化大革命正是政治权力恶性膨胀与大众现代迷信合谋的结果。

胡平、张胜友的《历史沉思录——井冈山红卫兵大串连二十周年祭》，就是一篇反思现代迷信社会心理的作品。两位作者是当年的红卫兵，作品所写，真切求实可以为史。他们后来又是善于思考的知识分子，对当年闹剧的沉思，是立足于现代观念之上的一种深层的思索。他们从民族文化心理的视角考察那一段曾使中国历史倒退的岁月。中国特有的文化生态使中国人的理性精神没有得到充分的发育。传统的大众文化心理是服从和依附。长期的封建统治，使人丧失或弱化了作为人最重要的独立品格，惰于对事物做深层透视的理性思考。万事定于一尊，迷信、盲动的民族的积习就日渐生成。发生文革这样的历史大悲剧，最高领导者当然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但是民众的干系也是无法开脱的：“虔诚、盲从，好比‘TNT’炸药，幼稚和狂热，好比超级雷管，一经煽风点火，就炸啦！”文化大革命的灾难正是这样发生的。胡平、张胜友大声疾呼：“迷乱的时代多么需要清明的理性呀！”其实远离愚昧，亲近理性也是迈向现代化征程的中国人的基本选择。

报告文学作家作为社会中人，他们以自己独特的方式参与着时代精神的塑造。新的历史时期从荒唐的岁月中走来，昨夜的梦魇依然令人心悸。这样进行社会新启蒙就成为时代的重大课题。怀具社会责任感的报告文学作家，以非虚构的写作方式，对阻碍社会进步的种种存在进行深刻的批判，从对现实与历史的观照反思中，激扬人类应有的理性精神。这是他们对新时期作出的具有历史意义的重要贡献。没有其他时候能像新时期的报告文学作家这样更具有自觉的批判意识了：“只要社会有问题存在，有阴暗面揭露，报告文学就应该去反映。它就是为社会进步存在的。如果社会问题在那放着纠缠于我们的时候，我们却抛弃了问题，去歌颂那些没有必要歌颂的东西，这是真正的报告文学作家的良心所不允许的。”^[36]新时期的许多作家将良心奉献给了一种独特的文体。他们以报告文学的批判性、启蒙性赓续了五四文学的基本精神；同时新语境的存在，主体新质素的生成，又使这一文体获得了某种现代品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