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主体自觉：时代承诺与本我确认

如果说，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重要意义在于人的发现，那么新时期的重大历史功绩之一就是人的解放。文革后逐渐展开的拨乱反正，使社会由非常态渐趋常态，人的尊严与权利等开始得到重视；改革开放国策的实施，使人的生存空间与精神空间得到了拓展，人得以在较高的层面上实现自身的价值。人的精神机能开始得到恢复。这一点对于作家——人文知识分子而言，显得特别的富有意义。知识分子作为一种“思想性的动物”，他们精神机能的正常化与思考言说的自主性，成为其履行社会职志的必要前提。过往的社会，太多的政治运动，运动着知识分子；知识分子被视为资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的“分子”，而加以改造。这样，知识分子要么无奈地被异化，作违心之论；要么缄默，处于失语状态。他们无法履行真正的社会使命。

现代化事业的推进、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建设，离不开知识分子的参与，新的时代主题为知识分子合法性地位的取得提供了一种内在逻辑。早在1977年5月，邓小平就提出“一定要在党内造成一种空气：尊重知识，尊重人才。要反对不尊重知识分子的错误思想。”^[3]此后不久，邓小平在十届三中全会讲话，谈到要完整地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举例时说：“比如说，关于知识分子问题，这是一个领域的问题。毛泽东同志历来重视知识分子的作用，同时也非常注意知识分子要好好地改造世界观。……‘四人帮’把知识分子一概称为‘臭老九’，并且还说这是毛主席说的。应该承认，毛泽东同志曾经把他们看作是资产阶级的一部分。这样的话我们现在不能继续讲。”^[4]这里体现出了邓小平尊重历史、实事求是的鲜明的态度和思想作风。以后他在《关于科学和教育工作的几点意见》等讲话中多次提到了知识分子的问题，表明了他的正确观点。特别是1978年3月18日《在全国科学大会开幕式上的讲话》，邓小平代表党中央正式给知识分子“平反”，宣布“他们的绝大多数已经是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自己的知识分子，因此也可以说，已经是工人阶级自己的一部分。”现在听来，这样的表述似乎并不惊世骇俗。但在那样一种特定的历史情景中，1978年3月18日，对于知识分子来说，就不啻是一个具有特殊意义的生日了。知识分子的被正名，使他们拥有了一次许久以来难得的精神狂欢。

知识分子终于浮出水面。对作家而言，确认他们“是工人阶级自己的一部分”，只是对其政治身份或政治待遇正常化的一种表示，这一点当然是极其重要的。但作家与一般的工人阶级毕竟不同，他们所从事的精神生产的特殊性，需要其有更多的精神自主性。这样，文学与政治关系历史之结的解开，就成为一个不可绕开的重大课题。大约肇始于20世纪20年代革命文学之时，文学往往被理解为一种政治的工具，而至延安时期由于毛泽东的明确的表述，文学从属于政治，为政治服务的观点变得十分权威而流行。应该说，文学的政治工具化有其存在的历史价值，特有的时代主题将文学与政治关联在一起，政治提升了文学的地位，而文学在参与、支撑政治的过程中实现着它的价值。但文学的政治化至少存在两个问题。由于有时政治理性的丧失，政治的异化便直接导致作为工具的文学的异化，这已有许多不争的史实可以佐证。此为其一。其二，文学的政治化，遮蔽文学的独特性，容易使作家在认同（自觉或不自觉）某种意识形态的时候，放弃自己作为作家的立场，背离文学作为艺术的生产规律。因此，在历史的新时期，要解放作家的精神生产力，不仅需要在政治上给他们正名，而且还必须调整文学与政治的关系。对此中央颇为重视。1979年10月30日，在北京召开了由3　200人参加、为期17天的第四次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邓小平作了祝辞。他充分注意到了文艺的特性，认为：“文艺这种复杂的精神劳动，非常需要文艺家发挥个人的创造精神。写什么和怎样写，只能由文艺家在艺术实践中去探索和逐步求得解决。在这方面，不要横加干涉。”据此，他强调：“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不是发号施令，不要求文学艺术从属于临时的、具体的、直接的政治任务，而是根据文学艺术的特征和发展规律，帮助文艺工作者获得条件来不断繁荣文学艺术事业……”^[5]两个多月后，他更为明确地指出：“我们坚持‘双百’方针和‘三不主义’，不继续提文艺从属于政治这样的口号，因为这个口号容易成为对文艺横加干涉的理论根据，长期的实践证明它对文艺的发展利少害多。”^[6]颇富意味与说服力的是，曾经参与文学政治化话语的制造，对作家伤害甚多，而后自身又被构陷的周扬，他在第四次文代会所作的《继往开来，繁荣社会主义新时期的文艺》的报告中，也认为：“文艺从属于政治，文艺为政治服务的口号，容易导致政治对文艺的粗暴干涉。”他提出“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观点，得到了中央的认同。1980年7月26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社论。文艺大政方针的这种调整，从总体上解除了庸俗的文艺政治学对作家的束缚，极大地激活着创作主体的精神世界。

思潮作为社会文化生态的构成要素，对作家的影响是显见的。在20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中期的数年间，思想文化领域中至少有两种存在对作家主体性的成长具有重要的催化作用，一是关于真理标准的讨论，二是西方现代文化的涌入。“‘文革’对中国是场浩劫，在思想文化上造成的破坏尤为深重。八十年代的启蒙是对‘文革’黑暗、专制的一种拨乱反正，是对酿成文化悲剧的原因的反思。它的诉求非常简单和基本：恢复和尊重常理与常识。”^[7]在我看来，作为新时期思想界最为重要的事件之一，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所涉及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哲学命意并不具有更多的原创性，其包含的只是一种公理与常识，其要旨在于召唤一种尊重实践，实事求是的思想作风。这一公理性的命意，之所以特别重要，一是因为它常常为人忽视或拒绝因而需要加以强化，二是它对特指性的“两个凡是”说的拆卸具有有的放矢的理论意义。而对作家，特别是报告文学作家而言，尊重事实，正视现实，反映真实，关系其道德文章的品格。曾有一段时期，“写真实论”被列为“黑八论”之一而被批判。因而崇真求是的倡导，对恢复文学的现实主义传统，对作家写作非虚构性的报告文学等，具有一种思想理论的支撑价值。

西方现代文化的大量涌入，成为新时期一道极为重要的风景，其规模与深度都是前所未有的。这是对长期以来闭关锁国拒绝现代文化参照的一次补偿。其时大量译介了西方形式主义、结构主义、符号学、系统论等现代科学主义理论，精神分析学说、存在主义、法兰克福学派等现代人文主义学说以及神话原型批评、接受美学、阐释学、比较文学等现代文学理论研究方法。对西方现代派文学的介绍也相当热衷，1978至1982年间，译介、评述、讨论现代派文学的文章多达400余篇。西风又东渐，特别是萨特、弗洛伊德、马斯洛、青年马克思（人道主义异化观）、卡夫卡等学说与创作、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批判理论等影响很大。由于这些西方现代文化的内容相当复杂，所以它们影响的性质有所不同。但它们无疑为中国的思想文化界提供了参照与背景，给出了观照事物的多种维度。而对报告文学而言，创作中主体意识、批判意识的强化，创作形态的变化等无不与外来影响有关。比如20世纪80年代流行全景式的宏观报告文学，而“报告文学的‘宏观综合’，反映的是一种现代的和普遍的思维方式，随着技术进步和工业发展，经济结构、社会结构都日趋系统化。系统科学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发展起来的，结构主义思潮的兴起也是综合趋向的表现。”报告文学体式走向宏观，“它是整体化系统思想的体现，是人们对物质和精神世界认识深刻化的反映。”^[8]而从李延国《中国农民的大趋势》、雷铎《中国未来大走向》等作品中，可以看出“‘未来学’在中国的传播”^[9]所产生的影响。(www.daowen.com)

新时期的改革开放为报告文学作家主体意识的觉醒创造了一种适宜的社会气候，但这只是一种文化的“气候”而已。主体最终走向自觉，还需要主体本身对自我的存在能够予以确认。即使是同处于历史的新时期，也有不少作家放弃了对主体意识的表达，依然习惯于人云亦云或传声筒式的写作。由此可见，报告文学作家失落的主体意识的找回，不仅要有时代的开放多元，有一种相对自由的写作环境，而且更需要作家拥有一颗自由的心灵。令人欣喜的是，报告文学作家对于心灵的自由开始特别地关注了。报告文学作家陈祖芬就说：“人们说创作自由，往往指政策给予的自由。但还有一种自己给予自己的自由。我们没有人会说自己不喜欢自由，但实际上人们往往不知不觉地、不同程度地放弃自由——宁可沿袭千年的生活方式，宁可继续几十年一贯制的思想方法，宁可坚守因循的观念……但是时代已经给予了我们知识的海洋和探求的天空，给予了我们空间感和自由度，给予了我们创造的需要和突破的冲动。”^[10]陈祖芬所说的“自己给予自己”自由，正是作家对主体意识向往的一种朴素的表述。只有写作主体拥有心灵的自由，写作本身才会成为真正意义上的自主性行为。事实表明，报告文学作家的自主性正在生成，写作由屈从于某种号令的被动态，变为作家参与现实的一种主动方式，由一种代言人式的社论体制作，变为具有个人风格的有意味的创造。

获得写作自主权的报告文学作家可以对原有的写作规范说“不”。黄宗英是新时期重要的报告文学作家，谈及创作的题材择取，她给自己规定有5种题材不选，其中“大伙儿都嗡着去写的题材，再动人，我不选”，“别人觉得重大，公众舆论也认为重大，而我实在找不到感性的桥梁、媒介可以化为己有者”不写。这两种不选的题材，在政治同化期“写中心”、“写政策”的规约中，都属于重点重大的题材，是作家不能不写的。黄宗英要选的题材有两种，她“写胜利者，更也写失败者；为最需要援之以手的人们，助一‘呼’之力。”“写大家都很关心，我也很动心的，可又相当棘手的题材——这很可能是时代矛盾相当集中之一点。突破它，对社会之进步或有所促进。奇趣妙在奇险。虽险，愿为之一搏。”^[11]在黄宗英的“选”与“不选”之间，可以感受到作家对于社会责任的承担，对于人文精神的张扬，对于自我以及文学规律的尊重。黄宗英所写的秦官属，是一个自选的对象。人物没有取得像陈景润那样的重大的科研成果，而只是个“请求你们千万别写我，我的处境很为难”的普通的且充满着复杂矛盾的中年女科技工作者。但自我意识强的黄宗英从对象及其遭际中敏锐地发现了题材的意义，这就是如何尊重并正确地评价知识分子。

报告文学作家的本我确认，不仅表现在他们对于普泛的创作自主性的追寻方面，而且更体现在他们作为一种独特的文学样式的操持者对于作家及其文体使命的体认上。这种体认反映了作家对报告文学文体特性及功能认识的深化。“报告文学作家无非是作为一个独立的人，他从他的角度来看待社会，提供一种看法，这既不能和小说家等同，也不能和哲学家、社会学家等同。……这就是报告文学家一种独特的思维和看法，这就是思想性问题。”^[12]报告文学不同于一般的新闻报道，起着单向性的或歌颂或批判的宣传作用。它在向读者提供信息的同时，还应该启发他们对人事物象进行思考。优秀的报告文学犹如一种“思想发生器”，或者成为激发读者思考的重要的思想资源。新时期开放的社会存在，催发着人们本有的但久被阻抑的思想机能。作家和读者希望能在更高的层次上，通过作品实现精神对话与思想共享。这样对作品思想深度的要求就被提到了一个重要的高度，甚至被视为报告文学审美生成的关键。麦天枢就说：“当思想的深度构成读者对报告文学的普遍要求的时候，思想性就表现为一种美；思想性通过文学手段来承载，思想性就变成了文学性。”^[13]有价值的思想是一种独立的、原创的而充满理性色彩的精神存在。报告文学文体所呈现出的思想性，既是作家主体意识独立性的外化，同时，它又以主体意识独立性的拥有为其前提。因此，以理性精神支撑起来的主体的独立性，对于报告文学显得十分重要。

主体自我，在报告文学中是不可或缺的。对此，国际报告文学家巴克有一段经典性的表述。他指出：“在小说里，人生是反映在人物意识上。在报告文学里，人生却反映在报告者的意识上。”^[14]报告文学的体性决定着作家本人不能从创作中淡出，而应该通过客观事实的叙说，直接表达主体对人生社会的思考，体现出思想的某种先锋性与深刻性。正像报告文学作家理由所强调的那样：“总之，报告文学作家在用一种自觉的独立意识去注意重大社会问题，给读者更多的思考和辨析。”^[15]主体意识的普遍强化，使新时期报告文学创作呈现出一种思考的风气。《人妖之间》为王守信现象而思考，《三门李轶事》为党员被群众所拒绝的事件而思考，《西部在移民》为人类的贫困而思考，《中国姑娘》、《在这片国土上》为感动人心的中国精神而思考。“‘思考风’是报告文学的使命意识强化的原动力。”思考的蔚然成风表征着“报告文学进入到觉醒的自觉的时代”^[16]。

在新时期报告文学作家的本我确认中，至少包含了两个方面的基本内容。报告文学作为知识分子向社会发言的一种方式，作家必须关注现实，介入现实，必须怀具社会责任感与使命感。从某种意义上说，作家选择报告文学也就相应地选择了责任与使命。麦天枢就认为：“报告文学就是有责任感的人的事业，没有责任感的人也许不会选择这个职业，无论他的动机如何。”^[17]这是报告文学作家不同于其他文类作家的一个重要的特异之处，此其一。其二，面对丰富复杂的对象世界，作家拥有从事精神劳动所必需的自主权，以“我”的方式去承担社会责任与使命。简言之，报告文学作家的本我是一个兼具社会性与自我性的本我。自我与社会在这里成为一个相生的有机组合。新生代报告文学作家贾鲁生曾经对他们的价值取向作有表白。他认为“我们这代人是在实现自我的过程当中承担社会责任，或者说在承担社会责任过程中实现自我。”^[18]将承担社会责任与实现自我价值结合起来，这使得新时期的报告文学不仅具有社会关怀的品格，而且也能充分展示出作家自我的精神。报告文学作家对于自我的隆重张扬，是新时期报告文学有别于此前此后同类创作的重要的标志之一。新时期报告文学文体功能的强化，特别是批判功能的回归，文体内存的变异及其体式的转型等，其根本原因之一就在于作家主体意识的自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