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现代文化建构与报告文学的自觉

文化的现代建构，在我看来是一个演进性的过程或更多的是对文化品格的一种预约。学者对“现代”、“现代性”的阐释，令人目不暇接。在这里，我更愿意认同这样的界说：“在欧洲启蒙大师那里，现代性原本是一项伟大的工程设计，它严密精致，和谐有序，充满自由、平等和博爱的光辉。至少，它是一套有关人类社会健康发展的理性蓝图。依照韦伯的经典表述，这个理想社会将由科学、道德和艺术三个领域组成，它们分别由认知（工具）理性、道德（实践）理性和艺术（表达）理性所支配。三种理性彼此默契，协调运转，构建成一个完美的现代社会。”^[1]由此可见，现代绝不仅仅意指历史的时间序列，而更重要的是表示着社会的文明程度。开放与多元，是现代社会的基本特征。人是现代社会的创建者，人的现代化是社会现代化的前提与旨归。因此，现代或现代性，其基本的内涵无不关联着作为现代社会主体的人的素质与品格。自主与原创，应该是现代人的基本的质素与品格。开放、多元与自主、原创是一个共生结构，前者为后者提供一种历史的可能性，而后者则既表征着社会的现代性，同时又成为现代社会发展的主要推力。现代文化的建构，不仅需要具有开放与多元的历史场景，而且也需要自主与原创的主体精神。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的新时期，为中国现代文化的建构创造了一种历史性的机遇。(www.daowen.com)

从总体而言，文学现代性的基本规约就是对作家创作自主的承诺与尊重。但由于特定的时代主题的牵引与意识形态的制导，20世纪中国文学普遍地表现出政治化的景态。主体的政治化使得创作自主成为一种空想；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有许多作家则干脆连这种空想也放弃了。十年文革不仅严重地破坏了物质生产，使中国社会濒危，而且桎梏人的精神自由，特别是知识分子的被排异、改造、专政，使得真正的文学荒漠化了。在政治文化统领的时期，报告文学由于特殊的主体性原已迫仄的自主空间则更显局促。此间报告文学虽然也在发展，也时见繁荣，但这大多导源于外在的推动，而缺乏文体内在的活力。文体内存的活力由具有自主意识及其表达可能的主体所造就，主体的自觉决定着文体的自觉。报告文学是一种非虚构的文体，因此对事实的尊重是这一文体写作的基本原则，而这种尊重需要作者禀具独立自主的理性精神。知识分子长期的“非我”，使原本属于知识分子写作方式的报告文学变异。“因之，要找回真正的文学，首先要找回‘原我’，找回作为人的人。作为一个报告文学作家也需要找回那些既是属于作家，也是属于报告文学创作本应该享有的权利。”^[2]新时期的历史境遇以及作家自我意识的觉醒，不仅使报告文学的“原我”寻找成为可能，而且变成了一种实际的存在。报告文学作家开始以自己的眼光观察世界，以自己的头脑思考现实，以自己的方式表达自己的观察与思考。报告文学以“自我”的精彩轰动了文坛，赢得了社会的关注。这是一个报告文学作家及其报告文学文体走向自觉的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