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政治文化制导与报告文学的演化

政治是一个义项繁多的范畴。英文“politics”含有“策略”、“阴谋”、“权术”、“手腕”等意义，因而方正之士对政治往往侧目鄙夷。但在政治学的视域中，政治则是一个中性的概念，它通常是指国家、政党和政党体系中的机构，为实现阶级的、民族的、集团的利益而进行的带有全局性、根本性的活动。政治文化以政治的存在为其前提。“在一定历史时期和一定社会条件下形成的，并且持久影响人们的政治倾向与政治行为的思想意识、政治价值评价及政治心理习俗的总和，称为政治文化。”^[1]“政治文化包括了政治意识、政治认知、政治态度、政治心理、政治思想、政治观念、政治道德、政治信仰、政治理想、政治价值观以及国民性、民族气质、民族精神等方面。”^[2]由此可见，尽管我们有时普遍地怀具逃避政治或政治文化的心理，但事实上，政治或政治文化差不多是无处无时不在的。两千多年前的古希腊哲人亚里士多德就指称：“人是天生的政治动物。”亚里士多德所说的“政治”，其内涵与我们今天通常的所指并不一致，但作为社会的人，自古迄今他们所具有的普泛化的政治质性却是一种真实的存在。这正如美国现代政治学家罗伯特·达尔所说的那样，政治是人类生存的一个无可避免的事实，“不论他们的价值观和所关注的是什么，人们都不可避免地会陷入政治体系网中，不管他们是否喜欢，甚至是否注意到这一事实。”^[3]

我们这里所给出的政治文化制导，是指在特定的时空背景中，强势的政治文化对于人们的行为方式与精神心态等的深度的影响；人们自觉或不自觉地接受政治规约的主控，在政治文化中生活，同时，又以自己独特的方式参与政治文化的建构。政治文化制导景态的造就必须置备两个条件，一是政治行为或活动本身的强势，它具有全局性的规模和吸附力极强的召唤性，二是政治行为的主体或对象，对政治有一种高度的认同、依附。这或许是一个制造政治崇拜或政治神话的时代。范培松在分析30年代到70年代末的中国散文理论批评时，给出了“政治同化”这一新概念，认为“有近半个世纪，中国散文批评为政治所同化……散文批评为政治同化的结果，就产生了中国特有的那种政治化散文批评。”这种批评“从宽泛意义上说，也就是从政治出发，借助散文批评，来实现政治目的。”^[4]这一概念揭示了一种历史的真实存在。居于同一语境中的在政治文化制导下生成的报告文学，也有着明显的政治化倾向。(www.daowen.com)

中国的20世纪是一个政治性的世纪，百年的历史放映了一部改朝换代、改革开放的风云变幻的连续剧，其间有军阀混战的烽火连天，有民族战争的可歌可泣，有阶级冲突的惊涛骇浪，有内在的政治斗争的此起彼伏等。频仍演绎的政治风云深刻地影响着20世纪中国的历史，也生成了生活在这一世纪的中国知识分子的宿命。政治性的世纪只是20世纪中国的一个总体性的特征，而政治文化在不同的时期自有其不同的历史形态。大体说来，晚清至20世纪20年代是一个思想启蒙的时代，知识分子成为领导时代潮流的主角。30至70年代，社会特定的主题——民族斗争、阶级斗争以及主流形态的强势运作，使得政治主控成为这一时期一种特殊的历史图式。这是一个以社会政治革命为主的时代，因此，大约也是一个非知识分子的时代。而历史行进至70年代末以降，政治可能依然强劲，但那种政治与文化同质的单一结构渐次被多元的文化所置换，多元的文化语境使得知识分子有了一方能够自编自导自演的历史舞台。

文学是生长在文化生态园里的一种风景。30至70年代的文化生态就其主导的方面来看，是一种政治文化生态，而且政治文化以其强大的力度主宰着此间的社会生活。因此，这一时期的文学，从总体的角度言之，或可谓之政治化的文学，呈现出一种文学政治化的形相。文学政治化的程度在不同的文体中有着不同的显现。诗歌的政治同化是显见的。“在文学和政治关系至为密切的年代”，“政治是文学服务的对象，而文学则是政治选择的结果。政治运动，经济状况，以及与此相关联的思想原则和价值观念，都对诗歌具有强大的制约力，甚至对某一时期诗的题材、主题、审美情感，以及艺术形式，都产生重大的影响。……政治环境和社会思潮在这一时期诗歌发展中，极大程度地起着主导的、决定性的作用。”^[5]。而于报告文学，政治对它的制导和它对政治的亲和更成为一种无法改写的历史存在。这样的一种情状一方面是由某种历史的规定性所成就的，它体现着一定的历史逻辑，另一方面也与报告文学文体的特性紧密相关。报告文学是一种非虚构的文体，以摄照真实、重大历史现场为其基本的文体使命。这样体现一定时代社会特征的重大政治事件，就必然成为报告文学所报告的对象；同时，报告文学的作者又是在一定的政治文化氛围中从事着写作，从事这种文体写作所养成的政治敏感，无不影响着主体对于客体的选择、主题取向的表达以及话语方式的运用等。30至70年代强势的政治文化，形成了它对报告文学写作的制导。因此，这一时期的报告文学必然地具有更为浓郁的政治色彩。这是一个报告文学崛起发展的时期，同时也是一个报告文学异化蜕变的阶段。政治是一柄锋利的双刃剑。报告文学成在政治：政治的风雷激荡与社会特殊的文体需求，使报告文学的发展充满着活力；报告文学也败在政治：报告文学主体认同以至于屈从于反理性的浮夸政治、专制政治，这样报告文学就成了政治神话的解说词或政治阴谋的传声筒。在我看来，政治或曰政治文化，是我们研究30至70年代报告文学不可或缺的一个关键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