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崛起：报告文学年的存量与意义

1935年11月，远在莫斯科的肖三根据王明等人的指令，写信给左联，提出：“我们的工作要有一个大的转变”，“在组织方面——取消左联，发宣言解散它，另外发起组织一个广大的文学团体，极力夺取公开的可能，在‘保护国家’，‘挽救中华民族’，‘继续五四精神’或‘完成五四使命’，‘反复古’等口号之下，吸引大批作家加入反帝反封建的联合战线上来”^[34]1936年春，左联党团负责人周扬等根据新的形势和肖三来信的要求，在与党中央失去联系的情况下，决定解散左联。从左联的内部情况和当时民族的使命看，左联的解散是顺乎大势的。

左联与中国报告文学的发展密切相关，左联存在的6年，为报告文学的发展作了铺垫与蓄势。它使报告文学在中国现代文体序列中有了自己正式的文体命名，同时，左联的大力提倡与积极实践，在客观上又提升了它的文体地位。另外，有一点是特别重要的，这就是左联为报告文学准备了人才。但左联的解散又没有影响报告文学的进一步发展。这是因为解散的只是一个政治化的文学组织，而文体是无法“解散”或取消的。报告文学在特定的时代中，依据它内在的某种规律而发展。左联的解散也并不意味着作家创作的“歇业”，具有左联情结，钟情于报告文学的作家继续有为于这一独特的文体。这正是1936年形成“报告文学年”的一个背景。

在现代中国报告文学史上，1936年是不能被删除或淡写的年份，就像1988年一样。这一年在某种程度上显示着报告文学的真正繁荣，而且应该说是第一次的繁荣。言及繁荣，当然应该有一个量的标志。仿照高尔基《世界的一日》，由茅盾等发起的《中国的一日》征文活动，掀起了空前的报告文学写作热潮。这年9月，收录490篇、合80万字的《中国的一日》，由上海生活书店出版。此外，1936年除群众性的写作外，诸多作家、记者如王统照、萧军、范泉、夏征农、萧乾、洪深、王任叔、白薇、孙陵、范长江、宋之的、夏衍等发表了众多的作品。由梁瑞瑜选编的《活的记录》也在这一年由上海天马书局推出。这部作品集收录了从1932年到1936年各种报刊上的各式报告文学52篇，编选者在本集序言中有一释名：“因为都是活生生的真实的生活底记录，所以就称这辑子做‘活的记录’。”他以为“没有一篇是存心造作的‘文章’，全部都是活的现实生活的‘记录’，——它们当中，没有‘虚构’，没有‘粉饰’，也没有‘幻想’或‘夸张’”。这一年报告文学获得了立体的推进，译介国外理论与创作形成了一个小的高潮。新创刊的《文学界》月刊成为这种译介的重要载体。在其创刊上，发表了由徐懋庸译、梅林著的《报告文学论》和沈起予译、马尔克劳斯著的《报告文学的必要》^[35]。其中，梅林的《报告文学论》是一篇重要的专论，文章包括“今日的报告文学者”、“事实的暴露”、“报告文学的艺术”等内容。论者对他指认的报告文学作家如斯沫特莱、约翰·里德、辛克莱、基希及其作品作了简练而精到的论评；比较具体地从作品报告的客体及其报告的艺术等方面，阐释了报告文学文体的特性。梅林关于作品报告的事实应有“系统”性的观点，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他指出：“在报告文学中，事实，单独的事变，现实的一断片，都是观察的对象。但那当然是跟周围的世界相关联的事实，那种事实和它的结果须经过科学的系统的考察。”这里，梅林对报告文学中事实的性质作了某种规定。这就是事实，并不是孤立的存在，而是与社会整体相关联的。这一观点对我国的报告文学理论研究和写作有相当的启示价值。

与理论译介同时的是译介重要的报告文学作品。基希是一位被公认的重要的报告文学作家。1932年他来到中国，通过实地考察、访问，写成一部内含23个单篇的报告文学集《秘密的中国》。作品从一些具体的角度，反映了当时中国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种种景况。周立波为《秘密的中国》的题材及其表现风格所吸引，将其全文译出，并以单篇的形式于《文学界》、《申报周刊》、《通俗文化》等刊物先行发表。在《文学界》上刊发的有《士兵墓地的吉原》、《污泥》（创刊号）、《纱厂童工》（第二号）、《死刑》（第三号）等篇。《秘密的中国》影响颇大。著名报告文学家黄钢曾说：“基希冷静的风格及其对中国旧社会的揭露和嘲讽，对于我那时的文学进修发生过深刻的影响。”^[36]还有一些细节可以见出《秘密的中国》的引力：“一九三九年，延安鲁艺文工团员出发到晋东南时，几位团员的背包里就装着世界著名报告文学家基希的报告文学《秘密的中国》的手抄本，并在行军途中背诵。”^[37]

周立波不仅翻译了基希的《秘密的中国》，而且还对此作了研究，并形成自己的报告文学观。发表于1936年4月25日出版的《读书生活》上的《谈谈报告文学》，是这一年报告文学研究中的重要成果。周立波对基希作有论定：“他并不是事态的旁观者。根据确凿的事实，他表露出他的有着正确的世界观的批评意见，要是碰到颠倒、误错、不公，甚至残酷的事，他毫不掩饰的流露他的激越的正义感，他原是最有名的一位激烈的报告文学家。”周立波通过对优秀作家品格、心理等的分析，反映了他评价作家的某种尺度。在周立波看来，报告文学作家应该是现实的卷入者。他不仅要尊重事实，而且应该正确地评判事实，这种评判应体现出作家的理性精神、人文精神，作家应该成为人类普遍价值的守望者。他的“激越的正义感”正源于此。

根据对基希及其作品的体认，并联系当时中国报告文学的实际，周立波对报告文学这一文体作了自己的阐释，报告文学是作家“用那由精密的科学的社会调查所获取的活生生的事实，同正确的世界观和抒情诗人的喜怒与力，结合起来，造成这种艺术文学的新的结晶。”简化周立波的这一表述，可知事实、思想和艺术是构成报告文学这种“结晶”体的要素。

我们指认1936年是报告文学繁荣的一年，不仅因为这一年报告文学具有数量上的可观，表现出一种全方位跃进的趋态，更重要的是因为这一年产生了在报告文学史上有着里程碑意义的作品。报告文学年的确认正在于此。尽管茅盾“对于有些‘批评家’之审定《包身工》为标本曾表示了怀疑”^[38]，但《包身工》的价值还是得到了广泛的认同。《光明》创刊号在编辑部“社评”中认为《包身工》“可称在中国的报告文学史上开创了新纪录”。应该说，就题材而言，《包身工》并不见新。在此之前，杨潮发表在《太白》杂志上的《包饭作》，已对纺织包身女童工的惨苦生活遭际作了形象而颇具感染力的叙写。《包身工》的创新在于它通过富有特质性的文体精神与艺术化的表达形式的展示，建构了一种优化了的文体范式。

报告文学最为基本的文体精神就是批判的精神。报告文学之“报告”，既是对客体信息——新闻事实的报导，同时也指对主体情思理念的陈述。报告文学作为人文知识分子关注社会，表达自己价值取向的一种方式，对不合理的社会存在作理性化的批判，成为它的文体之魂。当一个社会需要批判而缺乏批判时，批判就成了报告文学的重要使命。报告文学的批判应是一种理性的批判，它通过对客观事实的真实报导和主体的科学思辨而实现的。在这里，对有意义事实的获取与准确的传达是至关重要的。夏衍《包身工》的创作无疑具有某种示范的作用。《包身工》发表于1936年，但作者说他“对包身工这个罪恶制度的情况的了解，却在八九年前我在沪西做工会工作时就已经开始了。到1935年，上海党组织遭到又一次大的破坏，组织上要我暂隐蔽一下，我就利用这个时间认真搜索有关包身工的材料。”除了采访工人、到工厂实地观察外，夏衍还进行实际体验。“从三月初到五月，足足做了两个多月的‘夜工’才比较详细地观察到了一些他们的日常生活。”^[39]因此，作者确认《包身工》“这是一篇‘报告文学’，不是一篇小说”，“我写的时候力求真实，一点也没有虚构和夸张……是铁一般的事实”^[40]。而报告文学，正如川口浩所说，它的“最大的力点，是在事实的报告”。《包身工》以无可辩驳的事实将对象的生存景况作了实录，所以作品的批判力度就因事实的高信度而得到了强化。

报告文学是关于事实的报告。但这并不意味着主体可从文本中淡出。相反，它要求主体表现出鲜明的价值评判的倾向。报告文学是一种主体外化的文体；报告主要是指事实的报告，同时也应是研究分析思辨的报告。《包身工》的文体范型意义在这一点上也得到了体现。夏衍在展示对象具体的生活境遇的同时，对包身工制度形成与维持的原因作了分析，并且基于大量惨酷的事实，不只作现象展览或客观的评说，而是亮出自我，充满激情地论评事实：

在这千万的被饲养的中间，没有光，没有热，没有温情，没有希望——没有法律，没有人道。这儿有的是二十世纪的烂熟了的技术，机械，体制，和对这种体制忠实地服役着的十六世纪封建制下的奴隶！

这种深得现象本质的议论，有效地增强作品批判控诉的逻辑力量。优秀的报告文学作家应当是思想家或者应该具有思想家的质素。由《包身工》昭示，夏衍不仅具有正直的知识分子那种善良、勇气和正义感，而且也有思想家鞭辟入里的深刻性。报告文学文体中的论评性文字，是主体人格与理性智慧外化的一种载体。

在分析《包身工》时，有一点是值得我们思考的。这就是当时大多数的报告文学因其内容新闻性的消逝而成为过眼烟云，而《包身工》却能从过去走到现在走向未来，留存在文学史上。这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其原因应有多解。但我以为作者观照对象所采用的复合视角，是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政治文化制导期的作家，他们往往从政治的角度，即从阶级、民族、党派的立场出发观察评判对象。夏衍特殊的政治身份使他当然无法超越政治。《包身工》所体现出的政治倾向性是很鲜明的，作者的民族情感、阶级情绪外溢可感。但与政治视角并用的还有人文视角，即作者从文学本体的角度，着力展示对象的人性特征。作品表现的基本主题是人性关怀、人道批判。夏衍是一个政治人，但同时他又没有忘却自己是作家。他自己曾说，包身工的悲惨生活“更使我们这批知识分子感到‘灵魂的震动’”^[41]。作者在这里给出自己“知识分子”的身份。知识分子作为人类普遍价值的代表与社会的良知良心，他对人的关怀就成为其职业的习惯。因此，在《包身工》中，夏衍不仅站在阶级、民族的立场批判包身工制度的罪恶，而且更从人性人道的角度控诉现实对包身工基本人权的践踏。作品着力叙写包身工的人生命运，凸现包身工制度造孽者的人性异化。这样处理，使作品突破了一般的阶级斗争、民族斗争的主题表现，表达出更为普泛深刻的人文主题。对人道异化的揭露与批判，这是《包身工》超越时代所限而具有长久价值的重要原因。

《包身工》的成功还在于它建构一个报告与文学相生相成的文本样式。报告文学具有“互文性”的特征，而从报告文学创作的实际情况看，许多作品更多的是报告，而文学性相当缺失，其形制近似于通讯或随笔速写，新闻味颇浓，真正具有文学品格的报告文学并不很多。《包身工》对事实的揭露，对非人现实的批判，是通过对人物事件作真实具体形象可感的叙写来实现的。作品没有铺陈生活事件，仅仅截取包身工一天的生活场景，但却典型而充满张力地凸现出他们悲剧命运的全景：“两粥一饭，十二小时工作，劳动强化。工房和老板家庭的义务服役，猪猡一般的生活，泥土一般的作践，——血肉造成的‘机器’……”作者在报告包身工生存状况时，又选择其中“大概很少有人知道她的姓名，手脚瘦得像芦棒梗一样”的“芦柴棒”作个例，从而特写镜头似地将包身工的悲剧推置读者的眼前。这样的结构设计颇见作者的艺术心智，但这又没有虚设生活。作者对生活的选择是艺术的，又是真实的。《包身工》中有一段联想是令人心痛而难忘的。作者由眼前包身工制度——“这种饲养小姑娘营利的制度”，“禁不住想起孩子时候看到过的船户养墨鸭捕鱼的事”。这里不仅可见出作者有丰富的艺术想象力，同时更为他艺术化的批判而颔首：“船户对墨鸭并没有怎样的虐待，而现在，将这种关系转移到人和人的中间，便连这一点施予的温情也已经不存在了！”在这种类比之中，人性异化的惨酷令我们的灵魂不由自主地震动起来。

1936年除了有《包身工》这样的“标本”式的作品外，宋之的《一九三六年春在太原》也是一篇值得称道的报告文学。茅盾在这一作品发表次月所写的《技巧问题偶感》中对此作有评价：“宋之的则因为是亲身经过来，‘实生活’供给了他新的形式和技巧。”^[42]《一九三六年春在太原》以“新闻剪集”与细节强化等形式技巧，报告了专制统治下的太原“春被关在城外”的景况。作品中设置4段“新闻剪集”，以此极经济地反映了社会现实的形形色色。宋之的是一个剧作家。在这篇报告文学中，注意选择戏剧化的场面反映现实的某种存在。“好人证”是一种贯穿全篇的道具，又是一个揭露专制统治的细节。在太原，“出城，要通行证；到街上去，要好人证。”“‘好人证’分五类，像花生、牙梨、瓜子那样的把人也鉴别了货色。”作者以近似戏谑的笔法写出了特定背景中太原城的滑稽与荒唐。

《包身工》和《一九三六年春在太原》等作品表明，报告文学既不是一般的新闻报告，也不是小说类的纯文学，而是报告与文学相生而成的特殊文体。1936年推出的这些作品，在较高的层次上实现了两者的有机结合，因而独具文体史的意义。

1936年报告文学的收获与此前左联的报告文学播种密切相关。直接造就报告文学年的作家，如夏衍、茅盾、周立波、徐懋庸、沈起予等原是左联的重要成员。左联与报告文学不可分离。

【注释】

[1]芦焚：《中国新文学大系·报告文学卷序》，上海文艺出版社1985年版。

[2]以群：《抗战以来的中国报告文学》，《中苏文化》第9卷第1期，1941.7.25。

[3]同上。

[4]雷达：《报告文学探论序》（陈进波、马永强著），兰州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

[5]孙正甲：《政治文化》，北方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第84页。

[6]伊格尔顿：《马克思主义与文学批评》，《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文选》，漓江出版社1988年版，第686页。

[7]童庆炳：《文体与文体的创造》，云南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292页。

[8]茅盾：《关于“报告文学”》，《中流》第11期，1937年2月20日。

[9]黄钢：《中国报告文学丛书·总序》，长江出版社1981年版。

[10]杨如鹏：《国际报告文学的起源形成和发展》，收入《报告文学纵横谈》（尹均生、杨如鹏著），四川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11]川口浩：《报告文学论》，《北斗》第2卷第1期，1932年1月20日。

[12]加布里尔·A·艾尔豪：《当代比较政治》，台湾风云出版社1992年版，第76—77页。

[13]朱晓进：《文学与政治：从非整合到整合——20世纪中国文学的政治化思潮管见》，《社会科学辑刊》1999年第5期。(www.daowen.com)

[14]《无产阶级文学运动新的情势及我们的任务》，《文化斗争》第1卷第1期，1930年8月5日。

[15]《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新任务》，《文学导报》第1卷第8期，1931年11月15日。

[16]《肖三给左联的信》，见《三十年代左翼文艺资料选编》（马良春、张大明编），四川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17]《左翼作家联盟的两次大会记略》，《新地月刊》，1930年6月。

[18]《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的成立》，《拓荒者》第1卷第3期，1930年3月10日。

[19]《无产阶级文学运动新的情势及我们的任务》，《文化斗争》第1卷第1期，1930年8月5日。

[20]胡风：《民族战争与新文艺传统》，《胡风评论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

[21]《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新任务》，《文学导报》第1卷第8期，1931年11月15日。

[22]贾植芳：《报告文学春秋序》（范培松著），吉林文史出版社1989年版。

[23]钱理群、吴福辉等：《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上海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第388页。

[24]鲁迅：《译本高尔基〈一月九日小引〉》，《集外集拾遗》。

[25]胡风：《关于速写及其他》，《文学》第4卷第2号，1935年2月。

[26]赵风：《袁殊传略》，收入《袁殊文集》，南京出版社1992年版。

[27]胡风：《我的小传》，《新文学史料》1981年第1辑。

[28]胡风：《关于速写及其他》，《文学》第4卷第2号，1935年2月。

[29]《胡风晚年作品选》，漓江出版社1987年版。

[30]阿英：《从上海事变说到报告文学》，《中国报告文学丛书》第1卷第3分册，长江文艺出版社1981年版。

[31]同上。

[32]以群：《抗战以来的中国报告文学》，《中苏文化》第9卷第1期，1941年7月25日。

[33]《袁殊文集》，第67—68页。

[34]《肖三给左联的信》，见《三十年代左翼文艺资料选编》（马良春、张大明编），四川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35]《文学界》创刊号，1936年6月5日。

[36]黄钢：《我是怎样写作报告文学》，《芙蓉》1980年第3期。

[37]《延安文艺丛书·报告文学卷前言》，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38]茅盾：《关于“报告文学”》，《中流》第11期，1937年2月20日。

[39]夏衍：《关于报告文学的一封信》，《时代的报告》1983年第1期。

[40]夏衍：《从〈包身工〉引起的回忆》，《中国工人》1959年第6期。

[41]夏衍：《从〈包身工〉引起的回忆》，《中国工人》1959年第6期。

[42]茅盾：《技巧问题偶感》，《中流》第1卷第3期，1936年10月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