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契合：左联属性与报告文学体性

从形而上的层面观照，文体就像语言中、色彩诸类是无性的，将意识形态的属性附加于文体，这是非学理的。就报告文学而言，有学者对这一文体“阶级性”的给定表示异议，认为“我国报告文学的发生与发展，确与无产阶级事业，与战争与政治有很大关系，但我个人不主张仅仅把报告文学说成是‘无产阶级的文体’。一种文体，不宜于与‘阶级’直接联系在一起的，这有可能缩小它的功能，使之走向狭窄化。”^[4]从一般意义上说来，这无疑是正确的。但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将对象置于特定的具体文化政治生态中加以考察，其情形就会变得复杂起来。“语言、声音、文字，在它们作为一般抽象物的时候，并无政治文化意义，但当他们与某种特定的政治心理联系在一起的时候，就会成为政治文化的外延。”^[5]文体等一般被视为写作形式的，也有这样的变化。

英国学者伊格尔顿指出：“形式通常至少是一种因素的复杂统一体：它部分地由一种‘相对独立的’文学形式的历史所形成；它是某种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结构的结晶……马克思主义批评所要分析的正是这些因素之间的辩证统一关系。因而，在选取一种形式时，作家发现他的选择已经在意识形态上受到限制。他可以融合和改变文学传统中于他有用的形式，但是，这些形式本身以及他对它们的改造具有意识形态方面意义的。一个作家发现身边的语言和技巧已经浸透一定的意识形态感知方式，即一些既定的解释现实的方式。”^[6]童庆炳在论述同一话题时显然受到了伊格尔顿的启发。论及形式的意识形态性，童庆炳认为：“艺术家们选择什么样形式，如何运用某种形式，都不是与思想意识无关的小事。形式的选择与运用往往反映了时代的、阶级的意识形态，也充分地体现了艺术家个人的感知现实生活的方式和对生活的认识的深度和广度。”“形式中有意识形态的投影。”^[7]上述的阐释完全适用于我们对报告文学这一文体在具体的历史语境中生成意识形态属性的分析。

报告文学的意识形态化，这是一种历史与主体附加的属性。它显见于这一文体颇为特殊的传统。报告文学文体发生于近代，一些具有近代意识的作家以此作为观照现实，揭示社会真相，表达人文精神等的一种方式。近代社会的风云变幻“要求着斗争意识强烈的作家们采取最快的手法和最直接的方式来加以反映和批判”，“‘报告’作家的主要任务是将刻刻在变化、刻刻在发生的社会的和政治的问题立即有正确尖锐的批评和反映。”^[8]报告文学在近代的生成，这是时代对其选择的结果。从国际报告文学的发展史看，早期的许多作品，为有意识形态倾向的作者用以社会批判或本阶级本集团价值信仰的歌颂。其中的一些作品特别地受到无产阶级领袖人物的重视。有的领袖甚至亲炙其体。巴黎公社革命参加者、新闻记者利沙加勒所写的《一八七一年公社史》，再现了巴黎公社斗争的历史性进程。它被黄钢认为是国际报告文学史上第一个重要的里程碑，是“一部开创性的”^[9]著作。这部长篇报告文学法文原著初版于1876年。当法文版尚未面世的时候，马克思就致函德国出版家白拉克，建议出版德文译本。他高度评价利沙加勒的作品，认为“这将是第一部真实可信的公社史。利沙加勒不仅利用了所有已经出版的资料，而且掌握了所有其他人不易得到的材料，更不用说他所描述的事件大部分是他亲眼看到的。”恩格斯以自己的写作实践丰富了早期的报告文学创作。《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五卷主要收录了两位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发表在《新莱茵报》上的文章。其中由恩格斯撰写的《6月23日事件的详情》、《6月23日》、《6月24日》、《6月25日》和《六月革命（巴黎起义的经过）》等五篇，是对1848年6月巴黎工人起义所作的连续性的深度报道。作品对起义的叙写“力求尽量忠实”，各篇内容互相关联，对起义全程的报告细致、清晰，不乏形象，且洋溢着浓郁的感情色彩，表达了作者对起义工人的崇敬：“工人在战斗中表现出来的那种英勇精神真是令人惊叹！”同时作品又揭露了资产者“杀戮野兽一样杀戮工人”的“狂暴性”。这部作品被研究者认为是“最早的无产阶级报告文学作品”^[10]。

美国共产党员，著名的国际报告文学作家约翰·里德（John·Reed，1887—1920）于1917年在彼得堡作了深入的观察调查，实地采访攻打冬宫的战斗，于1918年撰写了长篇报告文学《震撼世界的十天》。这部作品详尽真切地描述了十月革命最初几天彼得堡发生的重大事件，热情地记录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诞生的历史实况，因而获得列宁的高度评价。列宁以极其兴奋的心情，亲自为《震撼世界的十天》美国版撰写序言：“我衷心地把它推荐给全世界的工人们。我希望这本书能被印成千百万册，被译为各种文字，因为它给那些对于理解什么是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具有重要意义的事件，作了正确而异常生动的描写。”报告文学发展中的这种情由，使之渐次积淀了某种意识形态的因素，形成政治文化色彩比较鲜明的文体传统。

报告文学作家对现实、观照、反映、剖析方式的选择，部分地也受到意识形态的影响，即某种特殊方式的选择，反映着主体对某种意识形态的趋近或认同。报告文学是以非虚构的方式直接反映当下现实的一种体裁，并且这种反映还要求作者直接地评判对象。日本文艺家川口浩在诠释这一文体时指出：“报告文学的最大的力点，是在事实的报告。但是，这决不是和照相机摄取物象一样地，机械地将现实用文字来表现。这必然的具有一定的目的和一定的倾向。”川口浩认为：“和左拉的例子一样，只将现实平实地描写，决不能成为真实的报告者的。”对于怀具政治心态的报告文学作家而言，“报告本身并不是他的目的，这种报告，只是斗争的一种武器，他并不是为着要使读者高兴，他的作品，是要使读者生气地起来做政治上的斗争。”^[11]在现实急变，社会矛盾激化，政治主体冲突剧烈的时代，以现实报告为职志的报告文学作者，他很难寻找躲避政治化“浸透”的伊甸园。他们在作品中所表现出的“目的”和“倾向”，必然地打上阶级的、集团的、民族的价值观念的烙印。在这种时期选择报告文学的方式反映生活，从某种意义说，也就意味着对某种意识形态的选择。

从报告文学发展史的某一阶段加以考察，可以发现这一文体往往成为“在野”阶级进行社会发言的一种制式，成为“政治亚文化”的构成因素。政治亚文化或曰“政治次文化”，“在较具冲突性的政治文化中，在政府的正当性和解决问题的途径这两个问题上，公民间观点相互对立”，“公民政治态度和价值上发生严重分歧的时候，就出现我们称之为‘政治次文化’（Political　subculture）的那种群体，它们……在一些基本问题和意识形态等问题方面都持有不同的看法。”^[12]政治亚文化群体对国家政治体制及其意识的对立、拆解等，导引其操用一些有着某种反主流文体传统，又有一定现实秩序颠覆功能的文类。在二三十年代的大半时间里，国共两党尖锐地对立着。蒋介石政权在1927年对共产党及其左翼力量进行疯狂的镇压，实行专制独裁统治。中国共产党对此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血雨腥风的阶级斗争广泛而深刻地影响或决定着当时中国的社会生活，包括文学的存在。对这一时期政治与文学的关系，有学者作了甚为系统而深入的论析，从文学群体的政治功能、文学论争主体的政治立场、作家文学选择时政治意识的驱动等方面，全面揭示了政治文化对文学制控所生成的独特景态：“30年代特殊的政治文化语境构成了特殊的文学氛围，它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文学的生存状况，产生了特殊的文学现象，并由此形成了文学发展在总体上的政治化趋向”，而“某些特殊的文体形式的盛行”^[13]也与其时“非官方的普遍的政治风气、政治需求和普遍的政治心态”紧密相关。报告文学在30年代的盛长，就是因为时代造就了适宜于报告文学发展的政治文化生态。

报告文学文体吸附的意识形态因素与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的性质及其政治文化策略，在很大程度上实现了契合。报告文学并不是一种纯文学的体裁，左联也不是一个纯文学性质的组织。关于左联的性质，在左联通过的有关重要的决议中有明确的表述：“‘左联’这个文学的组织在领导中国无产阶级文学运动上，不容许他是单纯的同业组合，而应该是领导文学斗争的广大群众的组织”^[14]“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在目前不独是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基本队伍，且又负起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总的领导任务。”^[15]要之，左联首先是一个具有政治属性，或政治亚文化性质的文学组织。用肖三的话说：“左联内部工作许多表现，也绝不似一个文学团体和作家的组织……而是一个政党，简单说，就是共产党！”^[16]在左联这里，革命是第一的，文学居其次，革命的文学家“应该不迟疑地加入这艰苦的行动中去，即使把文学家的工作地位抛弃，也是毫不足惜的。”^[17]在左联的旗帜上，染上的是鲜明的、革命的、无产阶级的政治色彩，它以“求新兴阶级的解放”，“反对一切对我们的运动的压迫”为“行动总纲领”。基于这样的纲领，左联将“吸收国外新兴文学的经验”、“提拔工农作家”、“确立马克思主义的艺术理论及批评理论”、“从事产生新兴阶级文学作品”、加强出版等五个方面作为“主要的工作方针”^[18]。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左联将“吸收国外新兴文学的经验”标列其首。左联对国外新兴文学特别重视。后来成为左联机关刊物的《大众文艺》月刊在第2卷3、4期上推出“新兴文学专号”，介绍苏美德日英法等国的文学，而报告文学是新兴文学的重要文类。报告文学的文体称名是舶来的。从现见的材料看，我国最早使用报告文学西文音译的是冯宪章。1930年2月10日出版的《拓荒者》刊有冯宪章译日本文艺家川口浩的《德国的新兴文学》，其中有“列波尔达知埃”（Reportage）之语。最早使用报告文学西文意译的是陶晶孙。1930年3月1日出版的《大众文艺》“新兴文学专号”（上）发表了由日本中野重治著作、陶晶孙翻译的《德国新兴文学》，其中有译文：“刻羞可说是新的形式的无产阶级操觚者，所谓‘报告文学’的元祖，写过许多长篇，而他的面目尤在这种报告文学随笔纪行之中。”冯宪章和陶晶孙是左联的重要成员，曾参加了左联的成立大会。左联对新兴文学的倡导，部分地可以被视为是对报告文学的倡导。

二、实践：价值定位与多维运作

在左联的框架中，报告文学被赋予了无产阶级文学的使命，因而被认定为一种无产阶级的文体。在《无产阶级文学运动新的情势及我们的任务》这一决议中，左联首次明确地提出“创造我们的报告文学”：

从猛烈的阶级斗争当中，自兵战的罢工斗争当中及如火如荼的乡村当中，经过平民夜校，经过工厂小报，壁报，经过各种煽动宣传的工作，创造我们的报告文学（Reportage）吧！^[19]

这里，报告文学的所有格是“我们”。在左联看来，报告文学为“我们”所有，具有多重意义：大众化——“这样，我们的文学才能够从少数特权者的手中解放出来，真正成为大众的所有”；革命化——“这样，才能够使文学运动密切的和革命斗争一道的发展，也只有这样，我们作家的生活才能切实的改变”。由此可见，左联所倡导的报告文学，是具有“无产阶级斗争意识”的文学，是反映人民大众斗争生活的形式大众化的文学。斗争的、大众的、无产阶级的报告文学，也就成了特定时期具有特殊战斗功能的“时代文学”。“报告，不但它所反映的生活形象在创作内容上引进了广袤的现实世界，使文艺主题和时代内容走向了进一步的接近，而且，它的通过个别事件底特征的内容来反映时代性格的艺术方法，也争得了作为战斗的文艺体裁（genre）底存在。”^[20]报告文学与左联的结缘，是特殊的文学样式与无产阶级文学特殊需求之间所达成的一种“双向选择”。作为战斗的体裁，报告文学自然成为左翼文学优选的一种“利器”，而报告文学也正是在革命文学的助推中异军突起。

无产阶级要实现其政治行为的最大效值，就必须组织动员人民大众；与此相应，无产阶级文学履行其阶级的使命，就必须推进文学大众化的运动。“文艺大众化”是左联力倡与特别运作的主题性话语。左联是在“文艺大众化”的总体格局中，推进报告文学创作的。工农兵通信员运动的开展和报告文学的写作，是实施“文艺大众化”策略的具体举措。大众化的报告文学既有如上所述的题材选择与主题取向等方面的规约，又有表达形式等方面的要求。1931年11月左联执委会通过了《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新任务》的决议，其中关涉报告文学等的一些表述，就是从形式大众化的角度加以考虑的：

作品的体裁也以简单明了，容易为工农大众所接受为原则。现在我们必须研究并且批判地采用中国本有的大众文学，西欧的报告文学，宣传艺术，壁小说，大众朗诵诗等等体裁。^[21]

将报告文学归属于西欧，这种指认并不确切。30年代引进的只是报告文学的文体名称，而并不是文体的整体。左联的表述导致了一些误解，如贾植芳就认为：“报告文学作为一种新兴的文体，是三十年代初期，我国左翼文艺运动兴起时期，我们把它当作国际无产阶级文艺运动中所发现的一种新式文艺武器介绍进来并学习运用的。”^[22]我以为吴福辉的言说倒是比较唯实的，他以为“正式由外国传入‘报告文学’这个名称（从英语Reportage译出），并有意识地提倡这种文体，是和三十年代的‘左联’分不开的。”^[23]左联提倡报告文学，着眼于内容与形式两端。就形式而言，要求它与“壁小说”、“大众朗诵诗”等一样，在表达上简单明了，容易为工农大众所接受。报告文学的文体基础是新闻，它是一种旨在进行传播的一种写作方式。左联的决议从接受与传播的角度设计报告文学的形式规范。这既合乎报告文学的文体特性，又有利于作品的传播。具有无产阶级斗争意识的报告文学只有在广泛的传播与接受中，才能实现它的文体使命。对于包括报告文学在内的大众文艺，左联是特别重视的。在1932年3月9日秘书处扩大会议决议《各委会的工作方针》中，将“创作革命的大众文艺（壁报文学、报告文学、演义及小调唱本等等）”，列为“众委（大众文艺委员会——引者注）目前最紧要的工作”的头条。(www.daowen.com)

左联对报告文学的提倡，大者由决议作出安排，小者见诸征订启事。在刊于1930年8月15日《文化斗争》第1卷第1期的《左联中心机关杂志征求直接订户》的广告中就有这样的文字：

从农村，工厂，战线，一切地下层，同志们，快送你们的报告来！！！

左联中心机关杂志迫切地需要此类文字，火急送来，以一切革命情绪，斗争感情，生活苦痛，来充实革命运动啊！

征订广告中特别地加以标出的“报告”，就是通常所称的报告文学。广告文字简短，但它言简意赅地揭示了左联所提倡的报告文学的取材、内涵以及重要的功能。一种文体，被这样多方位地举拔，这在左联时期乃至在整个新文学中并不多见。

左联将报告文学作为无产阶级的、大众化的一种文学样式加以举拔，这使左联时期的报告文学相应呈现出一些独特的性状。首先表现在题材方面就是大量地反映工农兵大众的生活与斗争。“从农村，工厂，战线，一切地下层”取材。楼适夷的《战地的一日》，白苇的《火线上》，戴叔周的《前线通信》等摄取了有关抗日斗争的场景；突如（夏衍）的《劳勃生路》、苍剑的《矿工手记》等则表现工人的斗争与惨苦的生活；而刘志清（柔石）的《一个伟大的印象》则直接取材于无产阶级（苏维埃）的革命活动。其次在题旨表达方面显露着鲜明的阶级倾向性，作品对报告对象的价值评判泾渭分明。楼适夷在《战地的一日》中借人物语言暴露当时国民党政府的抗日心态：“政府不可靠，我们全靠后方老百姓……起先长官不许我们打，我们一定要打，长官也只好听我们啦。”《矿工手记》中有着特别能激发读者情绪的细节：“假使窑下起火了，厂方当局一定先问：‘死了几个牲口？’然后再问：‘人伤亡了几个？’因为死了一个牲口，厂家的损失，至少也要八九十元；死了一个人，顶多也只是四十块钱的恤金而已！”作者用这种特能煽情的叙事方法，反映当时劳苦大众生存的现实，由此激发受众对现实的愤恨之情。

柔石的《一个伟大的印象》（发表时署名刘志清）值得我们关注。这是一篇体现左联报告文学价值取向的代表性作品。柔石任左联执委、常委、编辑部主任，1930年5月入党。他的作品是对左联设计的报告文学范型的一种实践。《一个伟大的印象》直接反映无产阶级革命，直接表达无产阶级的思想，是文学与革命相结合的一个例证。这一作品发表在左联机关刊物《世界文化》1930年9月出版的创刊号上。该期的《编辑后记》中称“刘志清君的《一个伟大的印象》的通信，不但是难得的报告，又是很好的文学作品。”“报告”，是报告文学的另一称名。《一个伟大的印象》的“难得”又“很好”，主要在于作者真切而热情地报道了在上海召开的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的景况。柔石作为左联的代表，参加了这一次会议。作者以这种特殊的身份写作自己亲历的革命活动，全篇洋溢着革命人的政治激情。作品以《国际歌》中“这是最后的斗争，团结起来到明天，INTERNATIONAL，就一定要实现！”开篇，内中运用了许多政治色彩鲜明的语汇：“同志”、“革命”、“苏维埃”、“共产主义”、“红军”、“无产阶级”等，甚至还有“打倒军阀！”、“打倒帝国主义！”、“猛烈地扩大红军！”等口号。但柔石的作品并不是概念化的，其中有生动的场景的描写，有对人物特征的凸现，并且通过有效的穿插，表现出苏区生活的若干细节。因此这部作品确如编者所说既是报告，又是文学。

复次，作品更多地采用通俗易懂的大众化形式。左联接受革命文学的主张，特别重视文学的宣传功能。因此作品的形式设计充分考虑到让更多的大众能够接受。有一些报告文学直接采用了壁报的形式。如署名突如（夏衍）的《劳勃生路》，副题用“××棉四厂工场壁报第十号号外”标出，作品中的小标题采用新闻标题的形式：“沪西民众反日大示威”、“大自鸣钟下集合群众万余”、“打死日捕，走狗！”三题分行排列，显得简洁醒目。作品第三部分“受伤工友访问记详”，以问答的形式写出，运用底层劳动者的口语，述事朴素明白，生活化的语言写出工人生活、斗争的原色。

左联不仅基于自己的文化策略特别提倡报告文学，而且以建设性的实践，富有成效地促成了中国报告文学的崛起。左翼作家的报告文学实践是全方位的，包括译介、研究和创作，也具有某种“全员”性。左联的许多重要成员都参与这一实践。作为左联盟主的鲁迅，他对写实的、反映被压迫者生活斗争的报告文学给予了关注和评价。1932年9月19日，鲁迅在他为所编辑的苏联短篇作品集《一天的工作》写的后记中，指认集中的《枯煤·人们和耐火砖》一篇“不只是‘报告文学’的好标本”，而且也“是实际的知识和工作的简要教科书”。次年5月，鲁迅为曹靖华翻译的高尔基所著的《一月九日》题写“小引”，认为报道沙皇独裁统治与工人英勇斗争信息的“这小本子虽然只是一个短篇，但以作者的伟大，译者的诚实，就正是这一种范本。”他指出这一类作品“从此脱出了文人的书斋，开始与大众相见，此后所启发的是和先前不同的读者，它将要生出不同的结果来。”^[24]30年代以前，报告文学还是一种没有自己名号的文体。行至30年代，报告文学虽然称名而流行，但在一些以小说、诗歌为文学正宗的文学家那里，报告文学是一种等而下之的文体：“对于这种文体底出现，曾经有人煞有介事地下过批评，说这是四不像的东西，破坏了小说底‘样式’，亵渎了文艺园地的神圣。”^[25]因此，鲁迅对报告文学的肯定，既是对左翼作家创作的直接导引，又是对报告文学文体地位的有力提升。重视报告文学，是左翼作家的共识；有为于报告文学，成为他们中许多人的同一追求。30年代，左翼作家在中国报告文学史上原创了许多具有历史价值的成果。

对域外报告文学信息与理论的译介，并在此基础之上进行初步的研究，是左联对报告文学发展作出的重要贡献。如前所述，左联成员冯宪章、陶晶孙在译介国外新兴文学的动态时，最先将报告文学英文音译和意译的文体名称介绍给读者。此后不久，袁殊于1931年7月在《文艺新闻》18期上发表了《报告文学论》。这篇论文是国内最早译介报告文学理论的文章。袁殊为左翼新闻工作者，据赵风《袁殊传略》说，他“参加‘左联’工作，还以《文艺新闻》代表身份当选为中国文化同盟总会（简称‘文总’）常务理事，和潘梓年、朱镜我共同负责‘文总’的日常事务。”^[26]1931年10月入党，后进入隐蔽战线从事对敌斗争，一生充满了传奇色彩。《报告文学论》原是讲演稿。作者说他于“1931年6月11日，曾以这个题目在上海劳动大学劳动文艺研究会讲演”。就这篇文章的内容看，它主要转述了日本川口浩的同名论文，对传播国际报告文学的理论信息，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川口浩的《报告文学论》由沈端先译出，于1932年1月20日发表在《北斗》上。这是第一篇被译成中文的国外报告文学专论。国际报告文学在欧美兴起。日本的文艺家热心介绍、研究欧美的报告文学，其中以川口浩为最。中国是通过日本这个“中转站”开始了解报告文学的。川口浩的专论点评了欧美“著名的报告者及其作品”，比较精当地论述了“报告文学是什么”的基本理论问题。文中包含的重要理论观点，多为我国研究者借鉴，成为现代报告文学研究重要的理论源头。译者沈端先（夏衍）为左联的重要发起人之一。沈端先的译文发表在后，袁殊的署名文章见前。考诸袁殊生平，可见他曾于1929年至1930年留学日本，研修新闻学。因此，他的《报告文学论》可能直接从川口浩的原著中加以引录。尽管袁殊的文章颇多转述，但他也提出了自己的观点。文中所说对于“在中国还是很新的‘报告文学’”，“是从事于文学的或新闻学的人，要予以注视的”，要发展报告文学，“第一位的就是首先要准备这方面的人才”等，在当时是很有实际意义的。袁殊对报告文学理论颇为热心，于1932年6月又撰写了《如何写报告文学——再论报告文学》的专论。这是一篇有相当理论价值的文章，可以视为左翼作家对作为无产阶级文体的报告文学所作的首次比较具体的理论解析。作者对报告文学文体的阶级定性、文体特征、题材择取、意旨表达、具体的写作方法等作了比较全面的阐释。

袁殊以外，左联期间对报告文学理论有所研究的还有胡风等。胡风1933年从日本回国后，即参加了左联的领导工作，“七月初，被驱逐回上海。即在左翼作家联盟任宣传部长，数月后改任书记”^[27]。胡风发表于1935年2月的《关于速写及其他》，是一篇标志着我国报告文学理论由译介转述走向独立研究的重要论文。在这篇论文中，已没有了搬用国外报告文学理论的大段引述，有的是论者对报告文学文体独特的理解和阐释。而且作者不是从文学政治化的角度，而是注意到从文学本体的角度论析报告文学的体性。胡风通过将对象与诗歌、散文、杂文、小说等文体的比较，描述出报告文学文体杂交性的情状，概括了它基本的文体特征：新闻性、文学性和论评性。胡风论述的“速写”，即报告文学。他认为：“‘速写’，就是这种杂文底姊妹。”意在强调这一文体应“更生动更迅速地反映并批判社会上变动不息的日常事故”，应由“形象的侧面来传达或暗示对于社会现象的批判”^[28]。胡风对报告文学“批判”功能的关注，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意义。胡风在抗战期间创办《七月》等刊物大力倡导报告文学，积极扶持丘东平、曹白、阿垅等报告文学作者，使他们成为现代重要的作家。对《七月》的意义，胡风自己曾有评价：“《七月》上从实际生活中（特别是共产党所领导的部队和地区）来的作者，主要地以诗和报告冲破了文坛上热烈但却浮嚣的、正统的但却陈腐的文风，为现实主义开拓了道路，得到了读者的接受。”^[29]

钱杏邨（阿英）也是左联的一位重要领导成员。在左联成立大会上，与鲁迅、沈端先三人被推定组成主席团，曾任左联党团书记。钱杏邨对报告文学发展作出的努力是独特而重要的。他主持选编的《上海事变与报告文学》，是现代第一部报告文学作品集。“上海事变”，是指1932年1月28日日本帝国主义入侵上海，上海军民进行英勇抗击的事件。许多作者以纪实的方式对这一事变作了迅速的反映：“在文笔活动方面，产生最多的，是近乎Reportage的形式的一种新闻报告；应用了适应于这一事变的断片叙述的报告文学的形式，作家们传达了关于‘一·二八’以后各方面的事实。”^[30]这些报告文学形式的作品发表在《时事新报》、《大晚报》、《烽火》等报刊。阿英从中选取作品29篇（代序二《“一·二八”之夜》实为作品），辑为“几番大战”、“火线以内”、“士兵生活”、“战区生活”、“十字旗下”、“新线印象（及其他）”6个部分，以《上海事变与报告文学》为书名，交由南强书局于1932年4月出版。阿英作有《从上海事变说到报告文学》的序言。他对“一·二八”事变中中国人民对日寇的英勇反抗给予了高度的评价；通过转述、引用川口浩、基休的观点，阐释报告文学的文体特征及其写作主体应具有的基本质素。论及作品集编辑的目的，阿英以为：“第一，是为着纪念这一次伟大的事变……第二，是使青年读者能把握得Reportage这一文体的在这一时代的重要性，努力的加以学习。”^[31]由此可见，编辑者有着促进报告文学文体发展的明确的意图，尽管所选作品质量不一，故而并不是一个报告文学的范本。但《上海事变与报告文学》的编辑出版的意义是显见的，它不仅保存了珍贵的史料，而且也是对新兴的报告文学的一次隆重的张扬。

国际报告文学研究者T·巴克指出：“报告文学的物质基础是报纸。”报告文学作为一种社会传播性的写作形式，它的发展依赖于传播媒体的支撑，而报刊成为报告文学流通的最重要的载体。左联时期报告文学的快速发展，与左联机关刊物和左联领导的进步报刊对报告文学重视有关。左联把“出版机关杂志及丛书小丛书等”作为“主要的工作方针”之一，而从左联的有关决议以及刊物征订广告等中可见，左翼刊物是擢拔报告文学这种新文体的。据姚辛《左联词典》统计，左联报刊有52种，其中《北斗》、《文学导报》、《世界文化》、《文学》、《文学月报》、《大众文艺》、《文艺新闻》、《文艺月报》、《今日文学》、《十字街头》、《海燕》、《萌芽》、《文艺》等都曾刊载过报告文学的作品、译论或理论研究的文章。在同期，左联刊物较其他刊物发表报告文学的数量要多。《中国新文学大系·报告文学集》（1927—1937）共收录左联时期的作品29篇，其中16篇是在左联刊物上发表的。《中国报告文学丛书》第1卷第1分册，收录左联时期作品18篇，其中11篇发表在左联的刊物上。《文艺》月刊等还开设了报告文学专栏。在该刊创刊号和第2、第3期的专栏中，发表了尹庚的《从美洲带来的故事》（连载），拙夫的《一群》，丘东平的《滦河上的桥梁》，周汶的《抢险》，劳生的《石塘》等。《世界文化》是左联的机关刊物，在其创刊号的《编辑后记》中就宣言：“《世界文化》是这个对立斗争中产生出来的文化之忠实报导者……它报告资本家阶级的残酷统治（白色恐怖、法斯蒂化），也报告中国的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也报告各国的解放运动。它报告无产阶级文化的发展，也报告歪曲、反对、压迫无产阶级文化的各种实情。它报告国内文化上种种组织和建设。”由此可见，发表过《一个伟大的印象》这一作品的《世界文化》是以“报告”为其要务的。由丁玲主编的左联机关刊物《北斗》，倡导报告文学多有实绩。除刊发沈端先译川口浩著的《报告文学论》外，还发表了许多重要的报告文学作品，有丁玲《多事之秋》、杨格《长江风景》、芦焚《请愿正篇》、戴叔周《前线通信》、白苇《墙头三部曲》等。

在众多重视报告文学的左翼刊物中，应当特别提及的是《文艺新闻》。《文艺新闻》于1931年3月16日在上海创刊，主编为袁殊。对该刊于报告文学发展所发挥的作用，以群在40年代曾有评说。他认为：“在‘一·二八’的时期中，对于报告文学尽力最大的，是当时唯一的文艺报导性刊物《文艺新闻》，大部分短小的报告文学作品都是发表在这刊物上的。在这同一时期，这个刊物第一次介绍了报告文学底初步的理论，这也是中国关于报告文学理论底最初的介绍。”^[32]为及时报道“一·二八”事变，《文艺新闻》出版战时特刊《烽火》，共13期，并结集出版《上海烽火》。它还热心于介绍报告文学的研究成果，普及报告文学的基础知识，开设“给在厂的兄弟”专栏，发表了《关于工厂通信的任务与内容》、《如何写报告文学》等文章。据袁殊回忆，《文艺新闻》是根据左联领导成员夏衍的意见而提倡报告文学的：“《文新》初期，我便与夏衍相识了……他经常提供‘左联’的消息。”“夏衍首先提出‘报告文学‘的名称，并要求《文新》提倡。楼适夷写了几篇倡导文章，并翻译了日本《赤旗》杂志的墙头小说——《洼立》，作为报告文学的介绍。根据夏衍、适夷和我的讨论，并参照了苏联的理论，我写了《报告文学论》一文……”^[33]袁殊的回忆有两处并不确切。报告文学的名称并不是由夏衍首次提出；他们的参照物，应是日本川口浩的同名论文，而不是苏联的理论。但袁殊的回忆证实了《文艺新闻》受左联影响而力倡报告文学的史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