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杂体与文学：表达的互文性

从文体内视角考察，一种新的文体，它产生于对原先存在的文体的创造性转化中。杂型文体则由多种文体的因素融和而创造性整合生成的新文件。作为杂文体的报告文学，它具有显见的互文体性（intertextuality），即在这一文体中关联着其他文体的质素，这些文体质素主要包括新闻性、政论性和文学性。这“三元”共构具有新质的报告文学。

杂体互文的报告文学是新闻，是政论，是文学，但又非新闻，非政论，非文学，而展呈出一种“杂化”的文本景观。“杂化”并非是机械性的运作，或是将各构成要素配比组合。其中，新闻性是它的“本姓”。传播真实、时新、典型的社会信息，是报告文学基本的文体使命。文学性是新体定名之要，由新闻转型为报告文学，文学性是定其大体的主要参数。新闻而富有文学之形质，则为报告文学，反之，则仍为新闻。报告文学是一种“硬”性文体，作品的思想硬度，不仅由其总体性构成实现，而且也体现在它对于非叙事性话语——政论的运用上。这种插入式的政论，或曰论评性的话语，将报告文学与一般的叙事性作品作了区别。因此，政论性也就成了报告文学的重要的文体标记。我们或可作这样的譬说，报告文学姓新闻，名文学，号为政论。这三者杂成为报告文学。报告文学的这种杂体互文性，在发生期的报告文学作品中已有了初步的“完形”。我们指认19世纪中叶至本世纪20年代为报告文学的发生期，就基于这一时期的不少作品具有“三性”合成的事实。

发生期报告文学新闻性特征前有所述，这里着重述论文学性与政论性的若干形态与功能。新闻与报告文学有着某种亲缘关系。在新闻基础上而衍生出报告文学，这主要是由于文学的“加盟”。文学的内涵丰富而有相当的不确定性，但在我看来，完成文体转型的主要是作品对于人物的关注和对主体的张扬。

一般而言，新闻重视对于事态的报道，它对于人物的叙写，也重在人物对于事件的制造方面。而报告文学重事亦重人，它对于人物的报告，既重视对人物外在行为的展呈，又重视人物品性的透视。文学是人学。报告文学对人物及其品性的关注，使之部分地成为人的文学，这使“本姓”新闻的报告文学相应地增加了文学的品位。人物报告文学在作为中国报告文学重要奠基者的梁启超和黄远生等人的写作中，占有了较大的比重。尤其是梁启超写有康有为、李鸿章、戊戌六君子等人物报告。他既写轰轰烈烈的人物，也写“三先生”这些位卑而格高的无名者。《李鸿章》一篇信息量大，有一种历史感，作品另署《中国四十年大事》的文名。作品写出了人物的复杂性和人性的多维性。全篇以“吾敬李鸿章之才，吾惜李鸿章之识，吾悲李鸿章之遇”作为行文之纲。作品主写人物一生的风云大事，也以细节见露其“生平好用小智小术”的人品之短。从文学角度而言，梁启超的人物报告文学，其短制最见精彩，尤以《殉难烈士传》为最。《殉难烈士传》是一个总名，由叙写“戊戌六君子”的独立成篇作品组成。“六君子”人生之终是共赴国难，但其性自相见异。作者每写一人，必更新取事视角，以还原出人物特异的本貌，凸现对象兀自独立的品性。

黄远生也是一位叙写人物的高手。这位青年而被害的“报界之奇才”（戈公振语）于报告文学也有创体之功。有研究者认为：“我国报纸之有通讯，实以黄远生为始。”^[31]通讯最接近于报告文学，其优者就是报告文学。黄远生所写通讯，不少就可视为报告文学，像前述《外交部之厨子》即是。他写人物显形见性，“其文字就像他的人，活泼泼的。”^[32]他所写《记太炎》即将人物品性栩栩如生地端给了读者。章太炎为一代名人，因反袁倒袁而遭监禁，但他威武不能屈，“由检察厅起诉，曾被一次次传讯，而太炎乃以病辞……中间数致函总统，颇致愤懑之意。”袁世凯软硬兼施，允诺“可月给薪水（闻每月五百元）”，章太炎“决不愿居此名。”当袁世凯拒见太炎时，“太炎大怒，大闹不行……总统闻之，无法可施。”作者在叙写人物行状品节时，插入太炎大闹总统府招待室的细节：“报载，其时只穿官靴一只，手执团扇一柄，下系以勋章。”黄远生多维度给出了章太炎刚正不阿，傲视权贵的气质和名节。人物的这种品节，被鲁迅誉为“先哲的精神，后生的楷范。”^[33]

相对于言志文或抒情性强的文体，新闻是一种客观性文体。它强调报道客观的事实，以求其信度。“让事实说话”，成为新闻制作的某种规范。这样，主体性在新闻中就被人为地弱化或隐化。而从新闻中化出的报告文学，其主体性就明显地得到了强化和外化。在不影响作品真实性的前提下，主体的理念和情感得到适度的张扬。这种变化有显见的语式标志。新闻在表达上多采用叙述和说明的客观性表达方式，而报告文学则综合运用客观性与主观性结合的表达方式。它以叙述、说明为主，同时也运用描写、议论和抒情。作品的表达显现出互文性的特点。政论性，被认为是报告文学的特征之一。这种政论性体现在作品对于论述性（议论）语言的穿插式的运用上。报告文学的这一语言特点，被称为“政论插笔”。这种插笔，在梁启超的报告文学中已有较为娴熟的运用。并且，在梁启超看来，他还是论评性插笔的始创者。他说：“中国旧文体，凡记载一人事迹者，或以传，或以年谱，或以行状，类皆记事，不下论赞，其有之，则附于篇末耳。”他认为《李鸿章》“此书全仿西人传记之体，载述李鸿章一生行事，而加以论断^[34]。”实情近似所言。封建时代文网森严，文人慎言。至近代以降，言论自由已渐有开放，这也反映在发生期的报告文学中。《李鸿章》一篇在叙写人物活动及其背景时，作者时下论语，体现着报告文学政论插笔的体式。梁启超之后，在报告文学中激扬文字，挥洒政论，已为习见。

报告文学一体崇高“思想为美”。精警的论评，表达深刻的思想，增强作品的力度。论评性是报告文学的重要体征。论当所论，议当所议，成为它的一种文体景观。发生期具有报告文学属性的作品，议论风发，从文体流变的外观看，这是由评论融入纪事、纪游所致；而就其深层透视，可见这关联了社会生态环境的变异。特别是知识分子在特定的语境中的自觉和由此开始寻得话语的自主，为报告文学论评性特征的呈现创造了根本性的条件。激扬文字，这在古代文学中，除先秦文学外，是鲜见的，而至近代以降庶几成为一种寻常的景观。梁启超等男性作家议论生风，领导文坛潮流。而女性作家也开始了思想性的表述。谢冰莹《从军日记·从峰口到新堤》一篇表达了他对女性命运的关切和思索。中有一节写到新堤街“有一件使我不满意的地方，就是环绕新堤居住的人家十分之九是‘窑子’。”叙写出这一事实后，作者展开思考：“这是谁的罪呢？她们不是为被万恶的金钱压迫而来的么？不是万恶的金钱使她们流为娼妓吗？”继之又作论理：“革命的同志们，我们不要责备她们无廉耻，无人格，我们要将她们的罪恶归咎于社会的经济制度，我们要想援救她们……就只有根本推翻现社会的经济组织，取消不平等的经济制度。要想解放她们……那就只有……与旧社会奋斗、奋斗、努力奋斗！！永久奋斗！！！”这种发人深省、力透纸背的论理，见于一个20岁的“女兵”笔下，在当时（1927年）可谓惊天之论。作者能从眼见的事实，透见其中的本质。锋芒指向现存的社会制度，其眼光之锐利，批判之深邃，使《从军日记》这部随笔式报告文学平添了分量。类似《从军日记》这种深刻的政论，在发生期报告文学中不乏其例。

发生期报告文学对主体的张扬，另见于此间作品情绪化的倾向。情绪化，在新闻中受到控制，而在报告文学中，它有时成为优化表达的一种策略。情绪既是主体感应外界而生之物，同时又能生成摇曳读者心旌的感染力。融情的叙事、论理和直接的抒情，使报告文学更见丰腴和情致。梁启超的作品，不仅政论：“笔锋常带感情”，而且报告文学也写得情势盎然，读来别有一种“魔力”。这与作者的心理气质有关。梁启超自评：“我是感情最富的人，我对于我的感情都不肯压抑，听其尽量发展。”^[35]朱自清于“三一八”“屠杀后五日写完”的《执政府大屠杀记》，被称为“是我国早期报告文学之佳作”^[36]。情绪化，是这篇作品的特征之一。适应于情绪宣泄之需，作品多用感叹句，一篇之中用了40多个感叹号。开篇即情绪冲决：“三月十八日是怎样可怕的日子！我们永远不应该忘记这个日子！”至结尾处，作者对段祺瑞军阀政府屠杀爱国学生暴行的愤懑已如火山爆发：“我们国民有此无脸的政府，已何以自容于世界！——这正是世界的耻辱呀！”这种情绪化的表达，真实地扫描出作者在特定背景中的心境图，并且又易于引起读者情感的共鸣，有效地增强作品控诉与批判的力度。

发生期报告文学初步形成杂型体式，这与作者独特的资质构成有关。杂家型人物是这一时期报告文学作者的一种典型特征。作为发生期报告文学作者中的代表性人物，梁启超、黄远生、瞿秋白等便是复合型人物。梁启超是著名的报人、政论家和有一定创作实绩的文学家。黄远生为才华横溢的记者和论家、作家。瞿秋白作为革命的宣传家、政治家和新文学家而载入史册，他是以特派记者的身份赴苏俄考察，写作《饿乡纪程》和《赤都心史》的。这三位作者基本上由三种角色组合而成，而他们的记者（报人）、论家（政治家、学问家）和文学家的“杂色”，正好相应于报告文学新闻性、政论性、文学性的文体特征。可以这样认为，他们是以自己的本色在写作报告文学，而报告文学也映照出他们作为杂家的风采。

发生期报告文学作者尚无自觉的文体意识。时代的际遇和志士所负的社会使命，驱使他们自发地写作为后人称名为报告文学的作品。唯其如此，所以这一时期的报告文学是不完善的。有的作品如梁启超《新大陆游记》、康有为《欧洲十一国游记二种》等，因作者思想的复杂而见良莠并陈。有的在表达上未臻成熟，如《戊戌政变记》叙述芜蔓，《李鸿章》政论过于恣意。有的则尚不能辨体。在《饿乡纪程》、《赤都心史》中可见抒情诗等入内。但无论如何，作为一种历史性的存在，发生期报告文学自有其奠基意义。它立定了报告文学新闻性、政论性、文学性“三元”合一的基本体式，它的批判精神导引着后续的创作，并为发扬光大。

【注释】

[1]林毓生：《中国意识的危机》，贵州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43页。

[2]黄天鹏：《新闻文学概论》，上海光华书局1930年版。

[3]巴克：《基希及其报告文学》，《论报告文学》，泥土社1953年版。

[4]梁启超：《清议报第一百册祝辞并论报馆之责任及本馆之经历》，《饮冰室合集》文集第1册。

[5]《走向世界丛书》总序、凡例，岳麓出版社1985年版。

[6]梁启超：《新大陆游记》凡例。

[7]薛福成：《出使英法义比四国日记·咨呈》，《走向世界丛书》。

[8]川口浩：《报告文学论》，《北斗》第2卷第1期，1932年1月20日。

[9]梁启超：《三十自述》，《饮冰室合集》文集第2册。

[10]康有为：《欧洲十一国游记二种》，《走向世界丛书》。

[11]李圭：《环游地球新录》序，《走向世界丛书》。

[12]《本刊改革宣言》，《文学》第81期，1923年7月30日。

[13]梁启超：《少年中国说》，《清议报》第35册。(www.daowen.com)

[14]梁启超：《西学书目表后序》、《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一。

[15]《谭嗣同全集》，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220页。

[16]同上书，第33页。

[17]同上书，第349页。

[18]章太炎：《驳康有为论革命书》。

[19]梁启超：《湖南时务学堂学约》，《饮冰室合集》文集第2册。

[20]川口浩：《报告文学论》，《北斗》第2卷第1期，1932年1月20日。

[21]梁启超：《吾今后所以报国者》，《饮冰室合集》文集第4册。

[22]康有为：《共和平议》序。

[23]《远生遗著·林志钧序》，商务印书馆1984年影印。

[24]惜秋生：《被难始末记》序，《庚子事变文学集》，中华书局1959年版。

[25]阿英：《庚子事变文学集》序。

[26]周宪：《超越文学——文学的文化哲学思考》，上海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277页。

[27]郭沫若：《脱离蒋介石以后》，《沫若文集》第8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第163页。

[28]钟叔河：《新大陆游记及其他》，《走向世界丛书》。

[29]《瞿秋白文集》文学编卷一，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

[30]郑振铎：《记瞿秋白同志早年的二三事》，《忆秋白》，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31]黄流沙：《从进士到记者的黄远生》，转引自黄席群《远生遗著新版序言》。

[32]同上。

[33]鲁迅：《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

[34]《李鸿章·序例》，《饮冰室合集》专集第1册。

[35]《“知不可而为”主义与“为而不有”主义》，《饮冰室合集》文集第4册。

[36]《中国报告文学丛书》第1分册，长江文艺出版社1981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