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觉世与新民：主旨的启蒙性

报告文学作为一种社会传播性写作，它具有独特的文体功能。报告文学发生的时代，正是古老而腐朽的中国封建社会分崩离析之时。列强蚕食，民不聊生，国运多舛，民族危亡。此间的有品位的报告文学，成为心系天下、怀抱使命的志士觉世新民，救亡图存的政治化宣言。作品的主旨显现出某种思想启蒙意义。

漫长的封建社会禁锢着人们的思想，“民议其政者有诛，民相偶语者有禁”，“庶人不议”，渐使大众丧失评议国是的机能。有清一代，文化专制的酷政尤甚，士人“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都为稻粱谋”。打破这种无言的沉寂，一直迟至近代。这并不出自于王朝的觉悟开明，而是导源于西风东渐，知识分子主体意识的开始自觉。时至近代，欧西资产阶级的民主自由思想开始输入中国，有识之士认同并接受了这种异质的新思维。他们结合中国的实情，引申其意。“国也者，人民之公产也。”^[13]“君权日益尊，民权日益衰，为中国政弱之根源”^[14]。在这种启蒙思想的影响下，“慷慨论天下事”成为知识分子的义事。此间，知识分子的批判意识和独立思考的品格得到了空前的强化。谭嗣同揭露晚清统治者“日存猜忌之心，百端以制其民”^[15]“一遇外侮，反靦然乐受，且召之焉。”^[16]抨击皇帝“凭陵乎蛮野凶杀之性气以窃中国”，“其残暴无人性，虽禽兽不逮焉”^[17]。而章太炎指名道姓地斥骂君王：“载湉小丑，未辨菽麦。”^[18]晚清出现这种蔑视王权的情形，其意义并不在于它自身，而在于它昭示了当时民主自由思想已深入得风气之先的知识分子的人心。

从近代社会思想史的角度考察报告文学的发生，可见民主主义政治思潮的兴起，从客观上为报告文学的生成创造了一种能够言说的氛围。在这样的氛围中，知识分子更多地肩负社会自新与改造的责任和使命，并将写作视为他们进行思想启蒙的有效形式。“学者以觉天下为己任，则文未能舍弃之也。”^[19]报告文学与政治有着某种亲缘关系，它之所以被视为“危险的文学样式”，主要是因为直接表述着作者对社会以及人物事件的政治性评判。这正如川口浩在评论莱渥·拉尼亚时所说的那样：“他的报告——那是基休也是一样——报告本身并不是他的目的，这种报告，只是斗争的一种武器，他并不是为着要使读者高兴，他的作品，要使读者生气地起来做政治上的斗争……”^[20]考诸发生期报告文学作者的背景，我们可以发现他们中许多人是政治家，或是政治意味甚浓的记者、作家。梁启超自谓：“吾二十年来之生涯，旨政治生涯也……”^[21]其师康有为也称“考政治，乃吾专业也”^[22]。其后的周恩来、瞿秋白，则更以政治家、革命家的身份写作《旅欧通信》和《饿乡纪程》、《赤都心史》。即如自言无党无派的黄远生，也因为“他做了新闻记者，所以虽非政客、政治家及政治学者，也不能不谈政治”^[23]。早期报告文学者的这种特殊资质与身份，使得他们的作品具有浓郁的政治色彩。这种色彩，从整体积极的角度而言，反映作者试图觉世新民、强化中华的爱国主义思想。

报告文学发生的时代，是一个内忧外患，令人不堪回首的时代。这个时期的许多作品，作者以沉郁凄厉的笔墨状写民族危机、百姓被难的惨酷生存状态，溢于字里行间的是强烈的危机意识。这从客观上警示读者从麻木不仁的病态中走出，密切关注现实社会，肩负起革故鼎新、安民强邦的社会使命。发表于《申报》1878年6月27日的《豫行日记》一篇，典型地写出了天灾人祸、民生凄惨社会图景。作品篇幅较短，但叙写颇细。取形具象，列举见数，情寓于叙事之间，读来令人辛酸动容。作品写灾民“皆失人形，食树叶若甚甘”。“途中见鸟啄死尸甚惨……哀呼救命之声，呻吟垂毙之声，不绝于耳。”这是一种怎样的惨状，令读者不忍卒读。生灵涂炭，无以为生，于是又有“贩人”之情形可见：“予至西门外，见牛车十余辆，载女四五十名，哭声载道，闻河北人居多……同行七舟，均装妇女，共四十三名……见有武弁买一妇，年二十四五岁，系河南修武人，能工书算，计钱八十九千文，其夫文质彬彬，大约读书人，其别离之状，余见之肝肠亦断。”在这里，作者的列举深有意味。武弁所买大约是读书人之妻。有一定身份的人家尚且如此，那么卑微之属更有甚者，已可见于言外了。时隔四十余年，百姓的命运未有善变。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多重压迫，使劳苦大众处于“生莫如死”的凄悲之境。这可从刊发于1920年11月7日《劳动音》的《唐山煤矿葬送工人大惨剧》中见其一斑。一场瓦斯爆炸“致死者五六百人”，而矿局“预知有险，然而只知要煤，不顾工人死活。”“矿局年利八倍于资本”，而这是“拿人类生物的性命换得的”。作者以极度的愤懑，以辛辣的反讽，抨击现实社会的“暗无天日”：“那死尸拖出来时面带笑容……那真好像死比生好过些。不然，为什么死了还笑，生了反哭呢？”资本家“把生受罪的矿工送到死乐地”。这就是当时人民真实的生存图景！

近代积弱的中国多有外事，列强频仍发动侵华战争，企图瓜分中国，征服炎黄。于国难之中具有爱国心的作家，或是其他稍有良知的作者，以其亲身经历，对敌人的侵略行径作了实录。这些实录可见于阿英所编的《鸦片战争文学集》、《甲午中日战争文学集》和《庚子事变文学集》等。在这些实录中，作者讴歌了将士与平民抗敌的勇武气概，而更多的则以实况摄录了外敌蹂躏华夏的暴行。这些作品是对帝国主义侵略罪证的血泪控诉。在这一类作品中，林顰的《被难始末记》“可谓自成面目，别擅体裁者矣。”^[24]这篇万言纪事，作者为晚清名妓。（一说作家惜秋生根据林顰“口述而写，或就其原作润饰而成。”^[25]）作者以其亲历血写“洋兵”为恶的罪行：“……洋兵忽大至。两岸人声，霎时鼎沸，儿啼女哭，惨不忍闻。”“岸上未能渡之难民，遂有被洋兵杀死者，妇女辈皆为其拉去……河中死尸顺流而下，殆不可以计数。”一部中国近代史，就是民族劫难、同胞杀戮的血泪史。这滴滴殷红淋漓的血泪，敲击了久已麻木的心灵，唤起志士救国拯民的热情。

报告文学发生的时代，是一个需要摧枯拉朽，对现存社会进行批判的时代。“日之将夕，悲风骤至。”严酷的社会生存现实，唤醒先时或应时的思想文化精英，对社会政治作出前所未有的沉思。西风东渐的时代，民主自由、精神反抗，渐次成为一时社会之思潮。在这种背景下，社会批判，成为走向反抗的思想者或文化人所肩负的历史使命。当时的报告文学作者，许多是兼具思想者品格的“担道义”而“著文章”的志士。报告文学成为他们论评天下，激扬文字的重要形式，其内含也就更多了一种批判的精神。批判本应是文学的基本功能。“文学作为一种意识形态话语的生产，其主要的功能之一就是对意识形态本身（尤其是主导的意识形态）提出挑战，这种挑战可以是某作家对现存的意识形态提出的直接质疑，也可以是某作家对意识形态内在矛盾所造成的批判性启示。唯其如此，文学才是一种推进文化发展的积极力量，而不至于沦为现存意识形态辩护人的保守力量。”^[26]而就报告文学而言，观察其发生的历史，无论中外，它基本上是作为一种批判的武器为人文主义作家所运用着。其基本的价值也在于此。

在中国报告文学的发生期，社会批判不仅必要，而且成为可能。王纲解纽的时代，为知识分子提供了一种任性言说的社会文化生态条件。不仅梁启超、黄远生的作品具有鲜明的批判性，而且“五四”时期和大革命时期的一些作品同样也以尖锐的批判见长，批判的主题取向贯穿于发生期的报告文学中。在《执政府大屠杀》中，朱自清站在人道主义的立场，痛惜年轻生命的被残害，斥责军阀政府是“无脸的政府”。报告“五卅”事件和“三一八”惨案的一批作品大都具有强烈的批判力度。而论及20年代报告文学的批判性，我们应特别给出郭沫若的《请看今日之蒋介石》。这是一篇檄文，它鲜明地凸现了一代知识分子处于弱势而无畏挺立的精神品格。作者与蒋介石决裂之时，正是蒋介石得势猖狂、革命处于低潮的阶段。“革命的悲剧，大概是要发生了。”“但我要反抗到底。革命的职业可以罢免，革命的精神是不能罢免的。”^[27]基于对正义的维护，对邪恶的憎恨，当时具有独立精神的郭沫若，义无反顾将蒋介石“阴贼险狠”、“背叛国家、背叛民众、背叛革命”的恶行昭告天下：“蒋介石已经不是我们国民革命军的总司令，蒋介石是流氓地痞、土豪劣绅、贪官污吏、卖国军阀、所有一切反动派——反革命势力的中心力量了。”“他的总司令部就是反革命的大本营，就是惨杀民众的大屠场。他自己已经变成了比吴佩孚、孙传芳、张作霖、张宗昌等还要凶顽、还要狠毒、还要狡狯的刽子手了。”中国报告文学发生时期的知识分子，虽然在整体上远不及近代俄国知识分子具有崇高的精神风范和深刻的思想性创建，但那种对于有关公共利益的深切关怀与责任心，在中国知识分子身上也是具有的，他们对于公益与公理的求取与守望，驱使他们抨击专制强权，批判惨酷现实。(www.daowen.com)

发生期报告文学的批判性有着不同的表现形态。有的凌厉强势，剖揭入里；有的典型用事，取象寓意。但无论何式，都把批判的矛头指向没落腐败、反动为恶的统治者。梁启超的报告文学鲜明地烙有政论家的印记。势如破竹的议论，具有大当量的批判力度。他在《戊戌政变记》中叙写清廷残杀六君子时的一段议论，可谓典型一例。作者先引史实起兴：“宋秦桧之杀岳飞也，以莫须有三字断狱，后世读史者犹以为千古奇冤……”后陡转笔锋，直接抨击朝廷的野蛮无仁：“今大烈士之就义也，……诏命毋庸讯鞫，即便赴市曹处斩矣，夫不讯鞫而杀人，虽最野蛮之国，亦无此政体也。“作者将批判的锋芒直逼慈禧为首的清廷，将封建政本指为甚于最野蛮者的极恶之物。这种批判全无遮拦，振聋发聩。与此相似，黄远生的名篇《外交部之厨子》也是一篇颇具批判力度的作品。但批判力度的实现异于前者。作者择取典型，通过再现真实的人物形象，深刻地揭露晚清朝廷和北洋军阀政府的腐败。作品视角独特，所写人物余厨子“二十年内盘踞外交部中”，“声势与王公大人比隆”。这样一个人物巧于“连结宫禁，交通豪贵”之术，以致“家产宏富”，“巨金储之外国银行”。作者叙写人物行状，表似不露声色，据实道来，但无声胜有声。它从一个侧面照见统治者腐败之面影，抨击之意自是不言而喻了。更为辛辣入味的是作品在叙写人事之余，摄入“狗景”展览：

外务部之厨，暴殄既多，酒肉皆臭。于是厨子乃畜犬狗数十匹于外务部中养之，部外之狗，乃群由大院出入，纵横满道，狺狺不绝。而大堂廊署之间，遂为群狗交合之地。故京人常谓外务部为“狗窑子”。“窑子”，京中谓妓院也。

这里所写形似闲笔戏言，实为犀利入骨之辞。作者将统治者“锦衣”剥去还原其糜烂无耻本相。其揭露入深，近于观止。

报告文学发生的时代，也是国门启开、走向世界的时代。由各种原因造成的社会发展不平衡，使近代中国与西方和其他一些先进的国家发生了落差。其时，寻找救国方略的有识之士，既批判当时现存的社会政制，又将视线投向域外，有的远赴他国，实地考察西方近世文明及后起的社会主义苏俄。他们成为传播近代文明和人类进步事业的使者，并以此作为社会批判和社会改造的武器。晚清至20世纪20年代刊布的大量涉外作品，其中很多成为传播新事物，宣扬新思想的启蒙读物。这其中就有如前所述的具有报告文学属性的著述。学者钟叔河也曾注意到作品的启蒙意义。他认为《新大陆游记》“继续介绍了资产阶级一些主义和理论，以及资本主义经济、政治、社会各方面的情况，对当时闭目塞听的国人继续起了启蒙的作用。”^[28]梁启超思想颇为复杂，但他对欧美社会情状的介绍大体真实，对“新大陆”的民主自由平等颇为倾心，“以其所知者贡于祖国”，以“尽国民义务之一端”：“美国劳力者之地位，亦日高一日。‘劳力者神圣也’，此言殆美国通用之格言也。”“美国大小官吏，率由民选。”作者还从美国的建筑中拣出民主政体的理念：“全都中公家之建筑最宏敞者为国会（即喀别德尔），次为兵房，次为邮局，最湫隘者为大统领官邸。民主国之理想，此可见。”这部作品发表于1903年，作者所宣扬的思想对尚处于封建专制统治下的中国读者，自有一种思想解放的激发力。它对于形成反抗封建、推翻帝制的社会思潮起到了某种前导作用。此外，梁启超在《新大陆游记》中还介绍到时新的社会主义，称“国家社会主义者，其思想日趋健全，中国可采用者甚多，且行之亦有较欧美更易者。”他还对社会主义党员表示敬佩：“吾所见社会主义党员，其热诚苦心，真有令人起敬者。”这大概也是我国早期评价社会主义的稀有文字之一了。

传播进步观念，介绍新生事物，是涉外报告文学所呈现的一种总体性倾向，它贯穿于整个报告文学发生期。先于梁启超的李圭，他的《环游地球新录》中的《女工院》，是近代最早倡导男女平等的作品。作者介绍“泰西风俗，男女并重，女学亦同于男。故妇女颇能建大议，行大事……外国生男喜生女亦喜，无所轻重也。”由此反观中国“有轻视女子者，有沉溺女子者……”进而作者指责“女子无才便是德”“唯此语为能误尽女子矣。”对封建礼教进行直接的批判，这是作者开眼看世界所得思想精进的结果。后于梁启超的瞿秋白于1920年赴苏俄考察，他此行的目的是“研究共产主义”，“研究俄罗斯文化”，从而“担一份中国再生时代思想发展的责任。”^[29]很明显，瞿秋白是负有传播新思想使命的。他的两部旅俄作品《饿乡纪程》和《赤都心史》对列宁主义及其在俄国的成功实践，作了热情的报道，对苏俄社会的新景作了多彩的描绘，而这些诚如郑振铎所说：“令无数的读者对于这个人类历史上第一个出现的崭新的社会主义国家，发生了无限的向往之情。”^[30]

发生期报告文学对现实惨酷生存状态的诉说，对专制腐败统治的揭露，对域外文明进步新风的借取，其主旨在于醒世、警世与觉世，并由此造就一代“新民”，强我中华。由此可见，发生期的报告文学对于晚清及至本世纪二十年代国人的思想启蒙，是有独特的意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