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取事与传播：制作的新闻性

论及报告文学的发生，有一种观点认为报告文学是“古已有之”的文体。持论者往往将古代的史传文学与晚生的报告文学视为同体。其实，史传与新闻（新闻文学）有着许多的区别：“其最著者有四焉：史之所记，不嫌其旧，而新闻唯求其新，此材料去取之异一也；史记事结论于末，新闻记事撷纲于端，此体裁先后之别二也；史之作穷年以成，而新闻记事一挥而就，此著述时间之殊三也；史乃史家之专业，新闻则具营业性，此性质上之差四也。因此四种之不同，遂使其离史之范围而独立。”^[2]作为精神文化载体的报告文学，是立于一定的物质文化基础之上的。报告文学的物质基础是近代工业的伴生物新闻业。因此，在它的文体基因中，自然存有新闻的特质。国际报告文学研究者巴克认为：“报告文学的物质基础就是报纸。它的存在是为了要给读者以新闻（News），读者在他早餐的时候需要有一个世界动态记录的日志，他要知道发生了些什么事，为何发生和如何发生等。”^[3]由此可见，新闻性是报告文学区别于史传文学的主要特质。我国近代新闻业始于19世纪中叶，盛于新旧世纪嬗替之时。与此相应，作者与读者的新闻意识渐次增强。这是影响新闻文体发展的重要原因。报告文学就发生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之中。

报告文学的新闻性可由多端释义。但我以为最主要的是体现在取事与传播两个方面。取事求真务新为其前提；传播，是实现其文体功能的通道。取事求真，是纪实作品的通则，而务新，则是新闻文学制作的要素之一。新闻文学的务新，虽不像纯新闻（消息）那样刻意即时报道，但它也力求做到“快速反应”。这正是这类作品见重于读者的重要原因。近代作报告文学文体实验的作家，对此已有明确的意识。梁启超就说：“……报之所以惠人者不一端，而知今为最要。故各国之报馆，不徒重主笔也，而更重时事，或访问或通信或电报，费重赀以求一新事，不惜焉。”^[4]“重时事”，求“新事”，旨在获取报道的时效，正因为这样，新闻，包括报告文学总是会呈现出强烈的现实性和鲜明的时代特性。梁启超自己的创作就非常注意对当下社会生活中重大事件作迅捷的报告。十万字的长篇《戊戌政变记》，是梁启超以当事者的身份，所作的是反映1898年那场影响中国历史并为世界关注的政治事件全景的实录。戊戌政变发生于此年9月21日。梁启超为清廷通缉亡命日本，11月于横滨创办《清议报》（旬刊），12月便在该刊第三册上发表《戊戌政变记》。在那种非常时期，以这样的速度、这样的篇幅披露戊戌之变，这表明作者对作品新闻效值的重视。其后反映五四运动的《一周中北京的公民大活动》（亿万）和反映北伐战争的《从军日记》（冰莹）等作品，也都以对时事的迅捷报道而见长。

信息，是报告文学负载的主体。这种信息是一种包含新质而且具有某种旨归的社会性音讯。近现代转折期，王纲解纽，“天朝”的大门被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所轰开。外敌入侵使国人深感民族生存状态的艰危，“师夷长技以制夷”，成为当时救亡的要务。时代的“先觉者”开眼看世界，周游列国，寻找强我中华的参照与方略。正是在近代相对开放的社会背景中，报告文学所载播的音讯，就不只是民族自身万象的描摹，而且也有域外列国社会情状的绍介。这样取海外人事物景为题材，就成为发生期中国报告文学的重要景观。这类作品在这一时期的著作中占有很大的比重。钟叔河主编的《走向世界丛书》拟收录书籍百种，1985年出版的第一辑就有36种之多。这一丛书“专收一九一一年以前中国人访问西方国家的载记。……所有载记，以亲身经历、直接见闻为限”。“是中国人在近代走向世界的实录。”^[5]在这些实录中，有的仅记域外风景，“无关宏旨”，有的当时并没有刊布，直到80年代才被发现（如祁兆熙《游美洲日记》）。但的确也有如王韬《漫游随录》、李圭《环游地球随录》、梁启超《新大陆游记》等作品已基本具备报告文学的属性。这种游记的内存与功能与原先的游记已有很大的不同。梁启超在自评《新大陆游记》时称：“中国前此游记，多纪风景之佳奇，或陈宫室之华丽，无关宏旨，徒灾枣梨”，而此篇则将风物异景“删去”，“所记美国政治上、历史上、社会上种种事实，时或加以论断”^[6]。薛福成认为他的《出使英法义比四国日记》“据所亲历，笔之于书。或采新闻，或稽旧牍，或抒胸臆之议，或备掌故之遗……于日记中自备一格”^[7]。这种“破格”了的游记或日记，虽也描摹风物景致，但它所关注的主要是现实的政治上、社会上的具有新闻价值的人事，是一种负载社会信息而具有文学色彩的报告。这种报告对于闭关锁国之中的中国读者，特具新闻的价值。中国报告文学的这种情形与国际报告文学倒是“接轨”的。川口浩曾指出：“从Feuilleton到Reportage的推移，还是因为这些新型的旅行记而实现。”^[8](www.daowen.com)

报告文学写作是一种社会传播行为。它已不是“实利所归，一人而已”的私人写作，而是一种“公诸万姓”，意归大众的社会性写作。传播性成为报告文学的显性特征，也是报告文学主体实现其写作价值的必要条件。发生期报告文学作者的传播意识是较为自觉的。梁启超称言：“吾辈之为文，岂其欲藏之名山，俟诸百世之后也，应于时势，发胸中所欲言。”^[9]“应于时势”一语可作双解，其中既有“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的正统文学理念，同时更反映了作者择取时事，应势传播，求速效于今的新的写作价值取向。基于写作意识在传播的思想，早期报告文学作者有“立言为公”的胸怀。康有为在《欧洲十一国游记》自序中说：“今欧洲十一国游既毕，不敢自私，先疏记其略，以请同胞分尝一脔焉。”^[10]这种“分尝”——传播，意在使读者从中获得对国际社会的某种参照，进而“冀收利国利民之效也”^[11]。

再从发生期报告文学的传播方式看，许多重要的作品都曾首发于新闻性报刊上。李圭的《东行日记》发表于《申报》，梁启超的《新大陆游记》面世于《新民丛刊》“临时增刊”。20世纪20年代周恩来所作《旅欧通信》，连载于《益世报》。其时，不仅新闻类报刊登载报告文学，而且文学类报刊也扶持新起的新闻文学。像报告“五卅”事件的《五月三十日的下午》（茅盾）和《五月卅十一日急雨中》（叶圣陶）、《街血洗去后》（郑振铎）等作品都刊于《文学周报》。茅盾的一篇刊于6月14日，叶圣陶、郑振铎的刊于6月28日，距“五卅”事件发生的时间很短，可见作品的新闻性较强。《文学周报》是文学研究会主办的刊物，宣称对“以文艺为消遣品，以卑劣的思想与游戏态度来侮蔑文艺，熏染青年的头脑的，我们则认他们为‘敌’，以我们的力量，努力把他们扫出文艺界以外”^[12]。从刊名可见，刊物虽为文学之属，却也是具有新闻性的周报。再如“三一八”惨案发生后，许多作家写作了悼念殉难者，谴责专制残暴的报告文学，其中有朱自清的《执政府大屠杀记》、林语堂《悼刘和珍杨德群女士》等，发表在当月29日出版的《语丝》周刊上。考诸晚清及现代初期的新闻史和文学史，我们可以发现，长于传播社会性信息的文学报告，促进了新闻报刊的发展，而新闻类报刊或是兼具新闻性的文学报刊，又成为近世报告文学发生的重要渊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