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报告文学：作为近代政治文化的载体

近代文化是一种多质的丰富复杂的系统结构。而决定这种文化特质的，最主要的就是近代政治变革、救亡图存的社会思潮。政治文化成为近代文化的主潮，它直接影响其它文化的生成与走向。近代文化转型的驱动力，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政治文化的转型所造就的。李侃在谈到近代文化“转换”时，引用邵作舟《邵氏危言》之语作立论的依据。邵氏有言：“道光咸丰以来，中国再败于泰西，使者四出，交聘于外。士大夫之好时务者，观其号令约束之明，百工杂艺之巧，水陆武备之精，贸易转输之盛，反顾赧然，自以为贫且弱也。于是西学大兴，人人争言其书，习其法，欲用以变俗。”李侃以为“西学大兴”，变法图强时潮汹涌之际，近代“文化的转换时期开始了”^[15]。变法图强成为贯串近代全程的时代主题，它表达了仁人志士对艰危国运的一种政治性关怀。这种政治性关怀，成为推动近代文化发展的最为重要的动因之一。

从某种意义上说，新闻既是政治文化的产物，又是政治文化传播的载体。政治性成为新闻的显性标记。近代新闻在剧烈的政治变动中应运而生，又为政治思潮的席卷呼风唤雨。进步的报刊成为政治鼓吹的主阵地，其间更显著地表现出对时局和国运的政治性关怀，对此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历史学教授张灏在其论析中国“维新时代的遗产”时曾有指认：“在1895年至1898年期间，出现了约六十种报纸。这样一种发展是前所未有的，预示着在国家的发展中出现一个新的转变。”“这些社会精英的报纸倾向于关心国家大事的报道，关心与其他国家的对比以寻求治国之道。这种类型的报纸表现了一种明显的民族主义的倾向。”他又指出：“作为传播民族主义思想感情的工具，社会精英的报刊充满了一种需要参政和有责任参政的新认识。”^[16]张灏所论是符合近代史实的。

当时的“社会精英”大多是应时或先时的思想精英。而这些思想精英又多半是报人，如王韬、严复、梁启超、康有为、谭嗣同等都创办或主持过近代颇有影响的报刊。特别是维新运动的领袖人物康、梁更是将报刊作为变法鼓吹、思想启蒙的利器。康、梁是恩格斯所谓的“启蒙学者”所属，他们是“为行将到来的革命启发过人们头脑的那些伟大人物”^[17]。他们用作启蒙的方式有撰文讲演、成立学会、收徒讲学等，而创办报刊是其中重要的手段。“康梁集团用来推进运动的另一个新手段是报纸，他们认识到了这是在民众中间传播新知识、新观念以及促进思想一致的有力工具。……利用学会和报纸来推进‘开民智’的工作，这一努力是近代中国社会和文化发展的里程碑。”^[18]

晚清报纸的重要意义，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报章文体”所造成的。近代盛极一时的“报章文体”，正是依托于思想精英主办的报刊，并且通过他们富有成效的写作实践，才得到长足发展的。而报章文体“是为那一时期的中国资产阶级的政治改良运动服务的”^[19]。报章文体中主要是政论，但并不如阿英等所说的仅是政论的一种，其间还包括了新闻纪事等品类。报告文学就是一种变化了的新闻纪事作品与旅行通讯。由此推衍，可见报告文学产生于政治色彩十分浓郁的文化背景中，同时它又直接参与了当时政治文化的建构。知识分子的存在方式或者其价值实现的道途往往有三：或作社会政治关怀，或作文化价值关怀，或作知识专业技术的关怀。近代特殊的社会情势，使当时具有知识分子特性的文化人，更多地襟怀天下，以现实社会作为观照思考的对象。正如日本当代政治学家丸山真男所指出的那样，在“近代化中，知识分子起的作用非常大。或者说，在‘后进’国，多数的情况下，知识分子本身就是政治家”。“越是‘后进’国，越具有目的意识。因为在那里，事先有了近代化的模式，只是以其为目标推进近代化。由于是‘目的意识性’的，所以当然会带上较强的意识形态性格，亦即是某种意识形态指导下的近代化。……因此，上述的作为异质文明传播者的知识分子的任务，自然也受到‘目的意识’的近代化要求的制约。”^[20](www.daowen.com)

晚清时期的中国无疑是一个“后进”国。面对列强的觊觎入侵和内部的分崩离析，怀具社会责任的中国第一代知识分子自然具有“较强的意识形态性格”。其中的突出者就是名重一时的政治家或者是政治气息特浓的文化人。中国报告文学在近代的发生，正是适应了这些知识分子作社会政治关怀的需要。发生期的报告文学与其说是一种新闻题材的文学性制作，倒不如说是思想精英“参政议政”的政治化宣言。政治使命的负载，使作品更直接地介入现实社会，并在介入中实现其独特的文体功能。由此而为社会所重，为“政治文化人”所青睐，成为他们作“政治宣泄”的工具。这样，报告文学的发生、发展，就有了某种时代的必要性和必然性。而正是由于时代的催化，由于政治意识见强的文学家或报人的亲炙，报告文学的发生才成为一种实然可见的事实。

在治报告文学史的学者看来，梁启超是中国报告文学的重要奠基者。就其主体构成而言，他是文化人与政治家的组合。“梁启超本质上还是文人型的政治家，在‘觉世’与‘传世’之间，其前后期的侧重点虽有变化，但搞政治时不能忘情于文学，搞文学时又不能忘怀政治。”^[21]如若他是一个纯粹的政治家，或许他会选择别种方式表达他的社会设计思想；如若他仅仅是一个文学家，那么他就会以文学特有的方式，发表他对人生与世事的看法。正是由于主体具有政治家与文学家混成的特异性，才使梁启超在报告文学发生期会对这一文体有所作为。梁启超是晚清重要的政治家，是一位影响甚广的启蒙主义思想家。他有自评，说“梁启超可谓新思想界之陈涉”，“启超等之运动，益带政治的色彩”^[22]。由于他是学问家、文学家底子的政治家，所以他往往通过学术研究或文学写作，表达他的政治见解和社会理念。其于写作，最值得称道的是“报章文体”。严复曾有评价，谓“任公文笔，原自畅达，其自甲午以后，于报章文字成绩尤多，一纸风行，海内观听为之一耸”^[23]。在我看来，引起“海内观听为之一耸”的，主要不在于报章文体形式本身，而在于它所负载的政治见解和启蒙思想。梁启超好作政论，激扬文字，论时析事，其势不可阻遏。而又勤于纪事写人、旅行文字的写作。通过时事报道、人物状写、政俗介绍，借人取事而见其大意，表达他的政治立场和观点。

长篇《戊戌政变记》发表于变法失败后约三个月。作品所写是一个重大的政治题材。全篇分正编与附录两大部分。正编由“改革实情”、“废立始末记”、“政变前记”、“政变正记”、“殉难六烈士传”等五篇组成。由标题即可洞见作品总体的倾向性。我以为，《戊戌政变记》是一部有关维新变法的历史实录，同时又是一份主体性极强的政治告白。它是檄文，对以西后为首的“豺狼之政体”作了无情的揭露和控诉；又是颂歌，对致力于变法、献身于救国的仁人志士作了热情的叙写和褒扬。在这里，读者很容易看出，作者作为维新变法重要的参与者与见证人，他所必然具有的政治立场。或许我们还可以这样认为，《戊戌政变记》是作者对维新变法所作的一次系统的总结，也是对自己变法思想、国是评判所作的集中宣教。总之，《戊戌政变记》并不是一部纯然的客观的新闻纪事，而可视为一份专题性的政治备忘录。《戊戌政变记》主旨的价值取向，反映了发生期报告文学作品主题的总体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