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报告文学：作为近代新闻文化的产物

作为精神文化生产的一种样式，报告文学自然也以特定的物质文化作为它的基础。日本文艺家川口浩在论及报告文学发生条件时，已注意到了这一点。他指出，报告文学“这种文学样式，当然不是从前就有。这始终是近代工业社会的产物。印刷发达之后，一切文书都用活版印刷的形态而传播，在此才产生了近代散文——即一般叫做Feuilleton的形式，Reportage就是这种形式的兄弟”^[5]。报告文学的母体是新闻，近代新闻的主要媒体是报纸。而具有近代意义的报纸，它以近代先进的印刷业作为其直接的物质基础。马克思曾揭示过近代印刷业所具有的划时代意义，认为：“火药、指南针、印刷术——这是预告资产阶级社会到来的三大发明……而印刷术创变成新教的工具，总的来说变成了科学复兴的手段，变成对精神发展创造必要前提的最强大的杠杆。”^[6]近代先进的印刷技术，为新闻——报纸的近代化提供了物质条件，使报纸能成为较前迅捷而广泛地传播信息的大众媒体。中国古代的造纸术和印刷术，对世界文明的发展做出过特殊的贡献。中国有世界上最早的报纸邸报。“新闻”一词在有唐已可见及。李咸用《春日喜逢乡人刘松》中，就有“旧业久抛耕钓侣，新闻多说战争功”之句。但中国近代新闻业的发展，迟于欧洲约二百年。近代新闻业的后滞，固然主要是由于封建王朝政体的钳制，但与印刷技术的落伍也有直接的关联。

19世纪西方的坚船利炮，撞开古老的封建王朝的大门。伴随着帝国主义军事、经济的侵略，旨在传教、进行文化殖民的洋报在华大肆创办。西人在华办报的同时，也把当时先进的印刷技术介绍到了中国。曾供职于沪上墨海书局的王韬在《瀛壖杂志》卷六，对洋人的印刷术颇多钦羡：“西人设有印书局数处，墨海其最著者。”“两面皆印，甚简而速，一日即可印四万余纸……印书车床制作甚奇，华士之往来墨海者，无不喜欢。”作为有识之士，王韬善于“师夷长技”。他于1873年集资购买英华书院印刷设备，在香港组建中华印务总局，成为中国最早的印刷实业家。次年，他又创办了近代中国最具影响的报纸之一《循环日报》。王韬“他是中国历史上以报纸为讲坛，宣传变法图强的第一人，也是中国新闻史上第一个报刊政论家”^[7]。先进的印刷技术，使新闻的近代化得以成为现实。快速的印制，使受众所见不再是“旧闻”的新闻，确保了新闻的时效；而报纸内容时代性的增强，发行量的增大，使新闻媒体产生更为广泛的社会效应。像梁启超主笔的《时务报》，创刊时发行量4　000份，最高则达17　000份。这种在当时颇大的发行量，使梁氏报纸成为当时声播遐迩的舆论中心。对此，梁启超曾无不得意地作过譬说：“时务报起，一时风靡海内，数月之间，销行至万余份，为中国有报以来所未有。举国趋之，如饮狂泉。”^[8]

中国近代新闻业首盛于“戊戌变法”时期。李侃指出：“戊戌维新，是中国近代报刊史上一个重要的里程碑，也是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史上一个新的起点。”^[9]而至辛亥革命后，全国报刊增至500多种。署名“兰陵忧患生”的，在《京华百二竹枝词》中有句描写报业发展的盛状：“报纸于今最有功，能教民智渐开通。眼前报馆如林立，不见‘中央’有‘大同’。”迅速发展的近代报刊具有多方面的政治功能与文化意义。“文体通俗化运动起于清朝末年。那时维新的士人急于开通民智，一方面创了报章文体，所谓‘新文体’，给受过教育人的说教，一方面用白话印书办报，给识得些字的人说教……。”^[10]而于报告文学，近代报刊则是萌生这种新文体的直接的渊薮，是刺激报告文学发展的主要媒介要素。

一部人类文明史，从某种意义上看，可以说是一部人类传播方式进化的历史。其中，文字及文字传播方式的改变，常常成为文明史发展的某种标志，或导致某种文体的发生。摩尔根就认定人类文明“开始于音标字母的使用和文字记录的产生”，“石刻象形文字亦可以认为是文明时代开始的相等的标识”^[11]。我国古人也说：“上古结绳而治，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12]“书于竹帛，镂于金石。”^[13]甲骨文、钟鼎文等成为某种特定文化的符码。文字刻制、印刷技术的革新，时常影响着新文体的产生。唐有传奇，宋出话本，与其时雕版印刷的盛行与活字印刷的发明，似不无关系。而印刷技术、传播方式与文体创造关系最直接者，莫过于近代机器印刷、近代报纸之于近代新闻文体了。新闻社会角色的确立，无疑也是历史进入近代的显性标志。伴随着新闻社会角色的确立，新闻业的日益发展，新闻文体也渐次萌生、进化、成型，成为报刊这种几乎是近代唯一的传媒的主体。（19世纪70年代，我国开通两条以上海为起点的国际电报线路：上海经日本长崎至北美；上海经厦门由香港至欧洲。1881年12月24日上海天津间电报线路铺设竣工，交付使用。）(www.daowen.com)

新闻文体作为一种文类，其间包含着若干子项。这主要有消息（狭义的新闻）、时评（政论）和通讯（纪事）等。报告文学实际是通讯的一种优化形态，两者关联密切，并没有截然见异的差别。早期的报刊以消息、论说（时评）为主。如创始期的《申报》版面主要有三大块内容：其一为“本馆告白”、“论说”（社论）；其二新闻，选录本埠、外埠消息，译录香港中外新报消息；另有广告等服务类信息栏。早期的《循环日报》以刊载新闻和评论为主。新闻版分为“京报选录”、“羊城新闻”和“中外新闻”三栏。后来，报纸版面的容量逐渐增大，内容更趋丰富。报纸为迎合读者的需求，满足他们对复杂而重要的新闻事件、人物报道的需要，不再对客体仅作“豆腐干”式的简短的粗放的记写。除简讯以外，另一类报道趋向于对新闻材料作具体细致的叙述，并出现了系列报道的形式。如《申报》对“杨乃武冤狱”的曲折全程，从同治十二年十一月十八日（1874年1月6日）至光绪三年二月二十四日（1877年4月7日）历时三年有余，作了颇为详细的连续报道。消息的细化，报道的系列化，由此衍生出新闻通讯。

有人认为：“我国报纸之有通讯，实以黄远生为始。”^[14]其实黄远生之于通讯，在于他使通讯文体得以完形和正式化。而在他之前通讯之名已有，只是这种称名并不具备日后通讯所含的文体意义。倒是新闻“纪事”相类于我们现在所说的“通讯”。晚清新闻“纪事”，除战记、离乱记、大事记外，还包括对重要的新闻人物所作的纪传、速写等。具有新闻性的记事写人类作品在近代后期发表很多，蔚然可观。这些作品总体上还显得粗糙，有的写得芜蔓，但它们已具备或初步具备了新闻性、论评性和文学性的特征。这是一种自发性的写作，但已包含了报告文学文体的诸多质素，因而可视为报告文学发生期具有奠基意义的存在。这类作品中的代表作有反映中法战争的《黑旗军战捷纪事》，反映甲午战争的《东方兵事纪略》，报道“百日维新”的《戊戌政变记》，记写辛亥革命的《五日风声》等。人物纪传、速写则有梁启超写康有为、李鸿章、“戊戌六君子”诸篇，黄远生写孙中山、章太炎等篇。

晚清新闻通讯中，除“纪事”一类外，还有新式的游记。这类记游作品不同于一般模山范水、吟风弄月的散文小品，而是一种关注社会大端兼及自然人文背景的“旅行通讯”。如《申报》从1876年6月7日起连载“环游地球客”的《东行日记》和梁启超的《新大陆游记》（1903年）等即是这样的旅行通讯。从国际报告文学发生史看，早期的报告文学中许多就是游记体散文，如德国作家盖奥尔格·弗尔斯特尔《环游世界的旅行记》、俄国作家拉吉舍夫《从彼得堡到莫斯科旅行记》、美国作家马克·吐温《密西西比河上》等作品，在自然与社会风情的描写中，真实地展示出社会充满矛盾斗争的现实，具有显见的社会批判色彩。晚清出现的一批域外游记作品，是开眼看世界、得风气之先的有识者对异域所作的一种文化考察，作为一种体式，已大不同于以前的游记了。

考察近代新闻纪事和旅行通讯，可见作者能运用多种表达方式，生动、具体而富有情思地反映现实的人物事件和政俗民情。作品的体制也时见宏大。《新大陆游记》用《新民丛报》“临时增刊”专号形式刊发。黄小配的《五日风声》共十一章，凡三万多字，于广州《南越报》连载57天。这些作品，已完全不同于一般的新闻报道、风情描述，而是初具形态的报告文学。基于近代印刷技术的进步，孕育于近代新闻的进化，脱胎于新闻文体的发展，近代新闻文化直接导引了报告文学的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