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种新生的文体，决非是空穴来风，它必然基于某种特定的背景或多维的历史赠予。这正如怀特在《文化的科学》中所强调的那样：“我们从未听说过，在文化系统或在其他任何一种系统之中，有什么东西是从空无中产生出来的。一种事物总是导源于另一种事物。”[1]在这里，怀特实际上给出了文化研究的一种基本方法，这就是文化研究应从整体的系统的关联中，测绘出某一具体对象的独特的图景。这一方法完全适用于文体发生动因的研究。“文体不是孤立的存在，而是一个开放系统。”“文体的背后永远存在着深隐的原因。”[2]构成文体发生背景坐标系的，是共时性的必备的社会现实条件，与历时性的文化传统显性或内隐的影响。而其中共时性的要素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夫文章体制，与时因革……故事际一变，则文成一体。”[3](www.daowen.com)
茅盾在论及报告文学发生原因时，曾指出：“每一时代产生了它的特性的文学。‘报告’是我们这匆忙而多变化的时代所产生的特性的文学样式。”[4]特性的文学孕育于特性的时代。近代就是一个沧海横流、风雷激荡的特殊时代。在从古代向现代的突进中，近代新旧文化的冲撞，衍化出不胜枚举的文化新景观。在诸多文化新景观中，就有新创的报告文学。近代文化的转型为报告文学的发生，提供了可能性的历史条件。报告文学的发生，并非由单因一果的线性操作而致，而是多因一果的复杂的矛盾运动的结果。近代文化转型的全方位性，恰好遇合了报告文学发生的多因性。文化视角，实际是一种复合视角。以此勘察报告文学的成型之象，就是基于对报告文学发生原因复杂性的认识，并试图藉此真实地还原出报告文学生成的历史状貌。从总体的、主导的方面而论，报告文学是近代新闻文化的伴生物，是近代政治文化的重要载体。新闻文化成为报告文学萌生的母体，它为报告文学的生成提供了一种可能性；成为政治文化的载体，又使其因具特殊的文体使命，也就有了应运而生的必要性。而从文学本体而言，报告文学是近代写实文学观的一种积极的实践。这种积极的写实性实践，将可能性、必要性的要素，转化为实然可见的新文体——报告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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